摘要：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政治优势，中共二大在党的宣传工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二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主要围绕抨击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以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展开。二大召开后，党的宣传工作的重心有所转变，以宣传民主的联合战线为中心，党的宣传工作更加深入到民众之中。而二大之后党对农民宣传工作的失利，一方面是因为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乃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正确认识尚处于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受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经验及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党在这一时期更加重视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
关键词：中共二大；宣传工作；联合战线；工农宣传
受苏联革命经验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深谙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党从起根发芽时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宣传工作在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以及改革胜利的政治优势。学界对党的宣传工作的研究成果颇丰，遗憾的是，既往的研究中鲜有以中共二大前后党的宣传工作为专题的研究，而作为党的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中共二大在党的宣传工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对中共二大前后党的宣传工作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一、中共二大召开前党的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便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在中共一大的纲领中，即定下了“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的宣传任务。为了加强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共产主义著作的出版工作。在1921年11月中央局发出的通告中，中共中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在中共二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就。1922年6月30日，在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陈独秀对192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指出，1922年上半年党的政治宣传主要围绕六个方面展开：一是印制论文及传单，对华盛顿会议进行批判，并“解释侵略的帝国主义会议决无利于弱小民族”；二是在1922年1月1日，由上海全部党员及中国、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工人在上海市内，分发载有宣传共产主义的贺年帖以及抨击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传单；三是在1922年1月15日召开了李卜克内西纪念会；四是在1922年5月5日举行了马克思纪念会；五是在“奉直战争后，由中央机关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小册子五千份，主张联合全国民主派对于北洋军阀继续战争”；六是由人民出版社印发了一批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共计十二种，基本上完成了之前定下的出书任务。
从陈独秀对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工作的总结中不难看出，中共二大召开前，党的宣传工作主要围绕攻击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以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展开。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危局，中国共产党采取的这种宣传策略将帝国主义与军阀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迎合了当时中国民众对维护国家安全以及重建政治社会秩序的要求，从而促进了群众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宣传效果来看，通过此前一系列的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到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群众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心理，对党发生很大兴趣……党发表了什么意见，对各种问题是怎样看法，以及提出了什么建议，都是群众极愿知道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即致信中共中央，对此提出了批评与建议，信中指出，虽然这一时期党积极地印刷宣传品来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但是这些宣传品“向群众发表宣言口气不恳切，听不出有联系群众的意愿”，而且“工人的疾苦在这个宣传中，则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共产国际认为，在宣传过程中，党对于妇女与青年的宣传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宣传中要注意“涉及妇女，应该从女工中间开始”，同时要“吸引青年，激发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对我们工作的兴趣”。
二、中共二大召开后党的宣传工作重心的转变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实现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等目标。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中共中央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所以，“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为实现二大决议提出的相关要求，党的宣传工作的重心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一）宣传民主的联合战线
早在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中共中央即指出，当前无产阶级的主要工作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为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共产党希望能与“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合作，“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在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基于这一立场，在中共二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向导》周刊等刊物为宣传阵地，对民主的联合战线着重进行宣传。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中对号召无产阶级参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原因进行了说明。陈独秀指出，从中国当下的形势来看，“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而目前“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陈独秀认为，“这种联合纯然是革命的联合，为推进革命的过程而联合，为克服反革命而联合，决不是妥协的联合”，因为从中国当下的形势来看，要打倒军阀，“散漫的各个争斗是不济事的，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蔡和森进一步指出：“外国帝国主义不打倒，由他们时常售械借款所扶植的军阀势力是不会消灭的，中国民主主义政治是不会成功的。”因此，“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意义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因为国际帝国主义既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在，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而“中国共产党看得这种道理透彻，所以与国民党成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换过说，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样的联合战线，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从以上宣传中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号召无产阶级参与民主革命以及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正是为了将“民主革命势力集中”，从而实现打倒“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的目的。正如高君宇所指出的，“无产阶级要从事这个革命，他很明白的是为了自己阶级利益，他并不为了任何别阶级利益；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过只是个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连锁……如这国民革命成功，他们所得的实际完全革命经验和组织力量充实，是会使完全解放他们的革命马上接着成功的”。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中重视动员社会各阶级积极参与到民主的联合战线中来，以支持民主革命的进行。陈独秀指出：“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毛泽东也认为，当下的形势要求“急进的共产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应当联合起来，“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从而战胜军阀，实现中国的统一。张国焘号召中国的知识阶级要“到群众中去做政治宣传，组织他们做政治的奋斗”，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和中国之革命的社会主义派联络，以打倒军阀官僚和外力，建立和平，独立，自由，统一为共同目标，向个个乡村，个个工厂，个个商店，个个学校，个个营盘去宣传，并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切的政治奋斗呀！”蔡和森也大声疾呼：“国民党的革命军就是你们自己的军队，你们应参加进去，普遍的武装起来，把革命势力尽可能的扩张。”针对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蔡和森尖锐地指出，国际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幼弱的资产阶级集中于他们的号召之下，准备将来代他们掌握中国的政权。这就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政治运动中的新形式”，因此，蔡和森号召中国资产阶级“应尽快从这种可耻的外国侵略家的圈套中跳出来，一律聚集于国民革命党旗帜之下去进行他们种种政治的要求”。
此外，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中也注意积极引导国民党人进行民主革命，以巩固民主的联合战线。陈独秀指出：“保障民族、民权是国民党人唯一的使命，要奉行这个使命，第一要认清最违反这个使命的敌人是谁；第二要将奉行这个使命的基础建设在每个民众革命的行动上面，勿失去一个参加民众运动的机会。”因此，“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正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注意“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以及“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张国焘号召国民党人“一方指挥已属革命旗下的群众实际利用个个反抗政府的机会，一方促起没有觉悟的群众向革命的路上前进”。蔡和森则指出，国民党应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乃是要求国民党建立在有系统之革命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的群众宣传上面”，“我们根本上主张民党应极力与民众势力联合以贯彻民主革命”。李大钊也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因此，“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集合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
（二）宣传中国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战线
中共二大上，中共中央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因此，二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宣传中国的革命应当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与苏联联合起来。蔡和森从土耳其国民党取得的胜利出发，认为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现在已经发现了一条胜利的大路，就是被压迫民族与苏维埃俄罗斯的联合”。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将来真正的独立与解放，非经过世界革命的潮流不能成功；而现在要提高国际地位，更非与业已在国际上占新的重要地位之苏维埃俄罗斯携手，不能为力”，因此“我们要从世界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便非与苏俄联盟不可。换句话说，中国人民能否得到自由和独立，就看中国人民能否与苏俄建立亲密关系”。当下“必须使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所以‘联合苏维埃俄罗斯’实成为中国革命运动更向前进之唯一重要的先决问题”，中国人民应当“快快起来促起我们革命的政党统率我们与苏维埃俄罗斯联合，以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高君宇提出，我们“国民要马上成功一种团结，这团结可叫为‘中俄同情大同盟’……凡是表同情于苏俄的，凡是承认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须与苏俄建立亲密关系的，凡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奋斗的，都要加入这个同盟”。瞿秋白也指出，“共产国际真成唯一的国际的革命派。他能渐渐召集无产阶级群众，领导之反抗资本世界，现势之下更可与此欧战后社会恶相奋斗”，因此，国人应当早早觉悟，与共产国际结成“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宣传在国内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打倒国内的军阀势力；另一方面则宣传联合苏联构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战线，以抗击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两种宣传相互配合，以实现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以及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的革命目标。
（三）对工人与农民的宣传工作
1922年8月，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共“通过出版关于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一般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和其他国家阶级斗争问题的小册子、传单和抨击性文章”来教育工人群众。因此，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工人中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度。在湖南地区，1922年9月，毛泽东主持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收工农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培养湖南地区的革命人才。同时，“在毛泽东的领导和鼓励下，主持平民教育工作的李六如编出《平民读本》四册”，并于1922年10月出版，书中着重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浅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后来“湘区各工人夜校即以此为统一教本”。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关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提出今后要在工人群体中进行“有系统的巡回宣传”，“务使工人阶级由被动的改良的单纯经济的运动，进到自动的革命的经济与政治不分离的运动”。围绕这一工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的过程中更加重视启发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以1922年底创刊的《劳动周报》（武汉）为例，该刊为了“提高劳动者的阶级觉悟”，经常刊发世界各国以及全国各地工人阶级斗争形势的文章，并介绍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理论，鼓吹劳动者紧密团结起来和组织自己团体，并号召“劳动者打破帮派地域的观念进行阶级的团结，以便全力向自己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1923年4月创刊的《劳动周报》（广州）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劳动周报》（广州）第1期载有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在《工人之觉悟》一文中，陈独秀特别强调工人群体应当具有“全工人阶级之大联合”的阶级觉悟。除此以外，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工人罢工的斗争中还积极出版各种具有宣传性质的小册子，以声援工人运动，并号召工人群体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中共二大之后，部分中共党员还深入到农村地区，开展革命宣传活动。1922年6月，彭湃在广东农村地区从事农民运动，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根据彭湃所述，他向农民宣传的内容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农民痛苦之所由来，及地主苛刻压迫农民之事实”；二是“农民应如何解救”。彭湃向农民指出，“农民如能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是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为了更好地向农民进行宣传，一方面，彭湃与农民一同劳动，“在劳动中，总是利用一切机会，运用具体事例对农民进行宣传，在广大农民面前控诉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以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彭湃“在搞农民运动过程中，善于运用各种民间文学形式来吸引和教育农民，他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创作了许多红色歌谣”，在当地民众间口耳相传。同时，彭湃认识到，通过宣传唤醒农民的阶级斗争意识应当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彭湃认为当下“我们所奋斗的，是注重目前农民的痛苦；要之我们不是叫农民来屈就主义；我们是采取一种主义去帮助农民！”彭湃的宣传策略成效显著，在给友人的信中，彭湃兴奋地称：“他们（指当地农民，引者注）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他们现已渐能巩固自阶级的营垒。他们还能向别约宣传，教导别约快起”。
（四）对青年与妇女群体的宣传工作
中共二大上通过了《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其中要求“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他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将他们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军旅，他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核心在青年群体中进一步开展相关宣传工作。
“中国青年，尤其大学生，乃是极易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因此，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学生群体的宣传工作。针对青年学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宣传的重点在于号召“团结全国学生”以及“与民众密切结合”。张国焘在《学生运动之我见》中号召青年学生：“我希望全国学生不要忘记了与民众密切结合的重要，渐渐在实际上不离开民众；我尤希望愤恨政府国会军阀并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诸君，能急速到民众中去，做革命的宣传。”施存统也指出，青年学生为着革命的成功，一方面应当“组织坚固的学生联合会做你们的根基”；另一方面，他强调学生们的“使命是在于领导一般民众做革命运动”，因此需要“切实联络农，工，商，各种民众一同做推翻军阀政治的运动”，要努力“将一般民众教育成组织成‘革命的军队’”。
对于青年工人，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中注重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与革命意识。刘仁静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在努力唤醒无产阶级青年的阶级觉悟，预备他们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驱”。因此，在青年工人群体中，“我们的宣传当继续不断地为工人的工资问题、工作时间问题、改良工人的待遇问题”而努力，要将“一切真实的统计材料，将他们的真实苦况铺排摆在他们前面，才能促进他们愤恨现存的制度，逼迫他们取革命的手段”。
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加大了在妇女群体中的宣传力度。高君宇在《女权运动者应当知道的》一文中号召，妇女们不能把中国的女权运动“做成太太小姐的运动，要做一切劳苦妇女政治经济和教育利益的奋斗。更要了解女权运动唯有与工人运动并着前进，才能做到真正的解放”。李大钊点明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本质，他指出，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只求同阶级中之人类，俱得享有同等之权利……换言之，其所主张者，确在男女两性都不处于压迫与被压迫之地位”。
总的来看，中共二大之后，党的宣传工作一方面主要是围绕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民主的联合战线展开的；另一方面，在组成“群众党”的要求下，党的宣传工作愈加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列宁说过，共产党人在向群众宣传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从二大后中共的革命实践来看，1922年下半年，李立三、刘少奇等在安源工人群体中宣传的“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一简短而有力的口号即巧妙地将党的革命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子”的观念、工人的生存需要以及“寻求基本人格尊严”的要求结合在一起。这也可以说明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宣传工作的过程中开始重视“符号性资源所具有的吸引力与适应力”，善于通过“文化置位”将群众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资源转化为适应党的革命主张的宣传材料，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全新的群体身份认同”，从而使群众真正理解、接受并拥护党的革命主张，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探索，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中共二大之后党的农民宣传工作失利原因探析
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已认识到了“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中国“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遗憾的是，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总结的，二大之后党的“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
然而，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不难发现，早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农民问题便已经引起了党的早期组织成员的关注。1921年4月的《共产党》月刊第三号刊有《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其中指出：
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所以他们既有了这种趋势，我们与其听其自然地慢慢进化，不如用点人为的方法来促进他，使他们早有一天阶级自觉，早免一天痛苦。而要促进他们这种趋势，就是设法向他们宣传了。
作者不仅认识到农民对于革命活动的重要性，更提出要向农民进行宣传，以促进农民的“阶级自觉”，可谓是把握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与革命运动的关键。而在同一时期，沈定一回到了家乡浙江萧山，向当地农民进行革命宣传，“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实行自决”，并指出“土地是农民传播气力，养活人类的工具”，主张“土地应该归劳农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1921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在报告中提到，此前“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褚诺晨同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了《新村》”，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他扩大影响，扩大宣传”。这些都足以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即有成员意识到向农民进行宣传的重要性，并已开始着手进行宣传实践活动。
遗憾的是，虽然中共创建前后即对农民群体的革命潜力有所关注，二大上也形成了对农民作用的正确认识，但二大之后党对农民群体的宣传工作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党是在城市中建立并逐步发展壮大的，中共中央早期的领导集体也以城市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因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从而导致党内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存在不足。如张国焘即认为，“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在其回忆录中，张国焘也指出：“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李达回忆中共创建初期的历史时也指出：“党的初期，由于只高唱无产阶级革命，和劳工专政，所以专只作工人运动，从不曾想到农民问题”。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对工人与农民在革命中作用的认识也导致了二大之后党内在总体上不够重视对农民进行革命宣传。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领着农民，处于社会改造的先锋地位”，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机器生产的工人——方能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其他一切劳动阶级，亦只有与此最有组织力、最反对现存制度的无产阶级携手，方能于复兴世界文化的伟大事业之中，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施存统也持相似的看法，认为“近代劳动者（无产者），目击身历近代大规模的生产组织，自然发生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且觉悟实现社会主义是自己的历史的使命。此外如农民、兵士、智识分子，都不过是他们的附从，只有跟着他们去走才能尽他社会革命上的任务”。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乃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正确认识尚处于逐步形成的过程中。
同时，受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重视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成为二大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应有之义。正如发表于192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一文中指出的，“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而农民虽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但党此时仅仅提出以限田运动、组织农民消费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限制租额运动、开垦荒地、改良水利等方式来解除农民的痛苦，尚未认识到应当通过宣传革命思想、激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革命运动，从而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作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从而“在无产阶级群众进行自卫斗争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和战斗精神，以便在有利情况下使这种斗争由自卫变成进攻”。这些指示与要求也导致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更加重视在工人群体中进行宣传鼓动。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也提及，“那时（1922年冬，引者注）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此外，应当注意到，当时中共中央对部分党员在农民群体中进行的宣传工作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即指出，由于当时广东的海陆丰地区处于陈炯明统治之下，有关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的“一切消息不易外传”，因此“陈独秀先生和中共广东区委虽曾鼓励彭湃这种活动”，但中共中央当时对“他（即彭湃，引者注）的工作也未引起重视”，陈独秀“还慨叹农民人数虽多，但太落后了，一时不易发动起来”。因此，即出现了虽然二大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形成了正确的认识，但党在宣传工作中却“很少注意农民”的情况。
四、结语
列宁曾指出，共产党人在进行宣传工作时，“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纵观二大召开前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变化，不难发现，在“‘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的号召下，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更加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另一方做政治宣传过程中也更为重视宣传策略的运用，这一时期党对民主的联合战线的重点宣传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作政治的宣传，从前完全是鼓吹主义，这时是政治的主张了”，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一个行动的党，真正的党”，并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新时代。
（作者简介：张孟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邀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囿于篇幅，网站转载时省去注释和引用，完整版请见《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