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江南文化回望与前瞻”访谈录② | 江苏:明清市镇的繁盛与风雅

发布日期: 2018-06-11      浏览次数: 166  

摘要:科名,是家族门第所需的声誉;为官,是个人生平必要的履历。但是,这一切都未必是心性所向。

明中期到清前期,是传统江南市镇发展的巅峰。这一时期,以太湖周边广大城镇为代表的江南,几乎与繁华是同义词。当时到底有哪些明星市镇,它们有什么闪光点?从扬州、南京到苏州,再到杭州和上海,江南文化的演进和传播又能带来怎样的启示?

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苏州大学教授罗时进,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夏维中,复旦大学教授张海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茂明,围绕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化的风标性与经济发展的高原性合二为一

上观:说起江南,不少人会将其与吴侬软语画上等号。请问,吴语、吴地、吴文化的存在感为何如此强?在江南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江苏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

徐茂明:今天所说的江南,大致范围相当于自然地理上的长三角地区。这一地区正是先秦时期吴国、三国时期孙吴以及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核心区域,甚至元朝末年在江南地区互争雄长的张士诚和朱元璋也曾号称吴王。因此,不仅可视为江南地区政治权力的象征,而且是江南历史记忆的主要标签。

罗时进:一定程度上,吴侬软语体现出吴地人比较内敛、儒雅的性格倾向,但二者不能等同。历史上,吴地以及整个江南地区尚气节者比比皆是,他们看起来很温和,但往往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对江苏地域文化作大略划分可以发现,主要有吴文化、金陵文化、淮扬文化、楚汉文化四大类型。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很难区别高下。客观来看,以吴文化为主要代表的江南文化底蕴深厚,一方面构筑出书卷之气足、风雅之士多、科举竞争力强的文化型社会;另一方面助推开放的风气、促进经济的繁荣,兼有财赋甲天下,词华并两京的优势。当我们谈论江南文化时,这种文化的风标性与经济发展的高原性是合二为一的。由此,其地位和影响自然就很大、很稳固。

夏维中:江苏是江南文化重要的创造者和引领者,是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尽管今天江苏政区直到清康熙初年才得以确立,但其长江以南地域及邻近的扬州等地,政区建制一直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又互为一体,是传统江南的核心区域。

一方面,汇聚人口、原料和资本,促成了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繁荣;另一方面,又不断向外输送人才,转运商品、辐射文化、引领时尚,对周边乃至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这一地区的文化是江南文化的灵魂,长期繁荣、历久弥新,全面发展、精致优雅。对今天的江苏和长三角而言,既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又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上观:在古典文学意境中,太湖流域常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一派田园风光。但在先秦时期,江南也曾是瘴疠之地。历史上,沧海是怎样变成桑田的?

罗时进:太湖流域被誉为鱼米之乡。这是一种客观描述,也寄寓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这块福地并非上苍简单赐予的。历史上,太湖水患非常严重,洪涝成灾、人为鱼鳖的惨况并不少见。苏州人范仲淹采取浚河、修圩、置闸三者结合的措施,为后代积累了宝贵经验。没有长期不懈的水患治理,苏湖熟,天下足是难以形成的,更是不可持续的。

张海英: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大量人口南迁,带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劳动力,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总体而言,太湖以东的平原地区开发较晚,到唐代才有较大规模的开垦。南宋时期,政府在昆山、常熟以北,开河口导湖水入江海;之后,又于太湖出口处,设置闸门调节水量。这些措施使低田、高田尽得灌溉,时称耕无废圩,刈无遗垄

上观:说到北人南迁,有人认为仅就推动江南文化的发展而言,侨姓大族的贡献远在土著大族之上。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南北交流给江南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罗时进:士人向江南的集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随着孙吴政权的建立,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由此,北方宾旅寄寓之士就逐渐与江东本土大族合流。陆机《吴趋行》中有八族”“四姓之说,就是吴郡本土家族和客迁家族合流而形成的著姓豪门代表。

徐茂明:传统时代的江南文化发展大约经历四个重要阶段,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六朝唐宋时期、明清和近代,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与人口的迁徙聚集相关。其中,东晋时期的北人南迁,不仅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而且还导致江南文化的转型发展。

永嘉南渡时期,北方士族不得不流亡江南,成为寄人篱下的侨姓士族,主要聚居在今天的南京、镇江地区。在镇江,当时的侨姓人口甚至超过了本地人口。尽管侨姓士族与江南土著大族之间存在矛盾,但双方共同面对北方外族的威胁,因此选择求同存异、相互靠近,形成了玄礼双修的文化特色。

著名的侨姓士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不仅是当时掌控朝野实权的门阀世家,同时也是文化世族,分别以书法和文学见长。同样,江南土著大族包括一些武力豪宗,也逐步演变为文化世族。作为江南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东晋时期的江南文化开始由尚武转为崇文

多数市镇不仅是手工业商业中心,而且适合居住休闲

上观:以周庄、同里为代表的江南古镇,现在很多成了热门旅游景点。据说在明清时代,它们都是充满活力的工商业市镇。这是真的吗?

夏维中:今天比较知名的江南古镇,大多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同里镇,宋末元初就已成镇,明初居民已过千家。至明末清初,江南市镇不仅数量激增,而且还出现了一批万户以上规模的大镇、巨镇,其中尤以丝织业市镇、运输及米粮贸易型市镇最为突出。前者如盛泽镇、震泽镇,后者如浒墅镇、枫桥市。当然,更多的江南市镇属于功能综合型市镇。它们不仅是当地的手工业、商业中心,同时也是适合居住、适宜休闲的市镇。

罗时进: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江南市镇发展形成第一个高峰,数量约300个;到清乾隆年间形成第二个高峰,市镇数量达500多个。以吴江为例,明弘治年间仅有二市四镇,嘉靖年间增为十市四镇,明末清初进一步增至十市七镇。

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主要是由商业活动带动起来的。没有商人、商贸,就难言市镇的繁华。例如,吴江盛泽镇主要以绫绸为业,明末清初时丝绸之利日益扩大,南北商贾咸集,至乾隆时已发展为可与苏州阊门媲美的商业区。

上观:有观点提出,四通八达的太湖水系是古代江南的高速公路。这应该是催生江南市镇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吧?

罗时进:江南的发展始终与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密切关联。从地名学角度来看,大量江南市镇以形赋名,如浦、泽、泾、浜、河、渎、湾、港、溪、桥、溇、荡、浔、圩、塘、堰、埭等。此外,水系发达还带来交通畅达,一些市镇往苏州朝发而夕至,称为高速确不为过。

当然,谈及明清江南市镇的繁盛,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一般来说,要考虑环太湖流域水环境赋予江南人怎样的智慧和生命态度,较为开放的社会人文环境对江南人心智的积极作用,以及元末以来士农工商四民阶层地位的观念转变,等等。古往今来,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正所谓两相得,其中的主体性不能忽略。

上观:江南市镇的繁华,一度被解读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晚明之后,中国社会不仅没有进一步开放,反倒选择闭关锁国。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罗时进:江南市镇发展的问题,不能完全放到一般理论的大框架中去理解。事实上,晚明以来江南市镇经济总体上是向上发展的。即便有闭关锁国、因循守旧现象,江南市镇还是在努力的逆成长

张海英:晚明所处的时段,正是新航路开辟后的全球化起步阶段。当时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已开始融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东南沿海的茶叶、丝棉纺织品及瓷器大量进入世界市场。因此,仅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个时期是中国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难得契机。

但现实中,我们着实是错过了这一机遇。纵观晚明时期的政治生态,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间,朝廷上下都忙于窝里斗,而对外来的经济文化冲击变得麻木不仁。传统政治制度的治理效率与应变能力,已无力支撑和掌控历史的大变局,最终使得中国的优势逐渐丧失。

集各方面之长便能产生持久的魅力,苏州正属于此

上观:在众多明清城镇中,最耀眼的无疑是苏州。作为东南首郡,它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

张海英1845年,法国的一个商务代表团成员耶德到苏州后,为其繁华所倾倒,盛赞苏州为世界最大的都市。他说:这里一切东西都是可爱的、可惊叹的、优美的、高雅的、难得的美术品。这个都市是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不仅是美术与风尚的女王,而且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集散地。总之一句话,是世间的极乐土,使人深感古来诗人、史家和地理学者之言的确不假。从史料记载来看,耶德对苏州的称赞并非信口开河。

徐茂明:明清时期,太湖东部地区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形成了由府城、县城、市镇不同层级的城镇所构成的城市群。其中,苏州是这个城市集群中的耀眼明珠。清代苏州延续了工商业的发展势头,并发展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极致境界。当外地人炫耀象牙、犀角、狐皮等地方土产时,苏州人却把状元和优伶视为本地特产,尽显大家气派。

罗时进:有一方面之长,谓之特色;集各方面之长,便能产生持久的魅力。苏州正属于后者。

清乾隆画家徐扬所绘的巨幅图卷《姑苏繁华图》,生动展示了18世纪中叶苏州的繁华景象,全图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逶迤向东,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从太湖北岸渐入姑苏郡城。其中,苏州城内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商业店铺鳞次栉比,各种品牌层出不穷。而在城外,仅木渎镇就占有画面的约三分之一,形象地传递出苏州这个中心城市与周围市镇的关联。倘若把苏州比作皎洁的月亮,那市镇恰恰起到了众星拱月的作用。

夏维中:苏州的魅力,还在于都市文化的繁荣。持久而强大的创新能力,是苏州得以保持鲜活文化个性和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对文化建设的共同参与、雅俗之间的不断互动,则是推动文化发展、激发文化创新的永恒动力。这对今天的江南文化发展繁荣,应该说也是有鼓舞和借鉴意义的。

上观:史料记载,当时的苏州还具有主导天下雅俗的能力。这样的评价,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夏维中:明清时期的苏州,确实是时尚的创造者、全国文化消费的引领者。自信的苏州人,善于并敢于为天下之先。昆剧的繁荣与传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昆剧的改良之功首推魏良辅,但推广之功应归于苏州文人梁辰鱼。正是梁辰鱼编写的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上演,才使昆剧进入苏州雅士的法眼。也正是依靠江南文人的积极传播,昆剧才得以成为文化消费的新时尚,进而成为全国性剧种。

徐茂明:苏州私家园林,可视为苏州士大夫人生理想和审美观念之表征。其中,又以明代吴门画派的领军人物文徵明参与设计的拙政园最具代表性。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所著《长物志》十二卷,详细探讨日常生活中闲适玩好之品位,如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在这些苏州文人的推动之下,江南人的生活和审美形成了以雅致闲适为宗旨的标准。

罗时进:在雅的方面,人们自然会想到昆曲、园林。它们分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但苏州的代表作不止于此。在通俗文化方面,明清时期苏州的书籍出版和流通也是非常繁兴的,有书肆之胜,比于京师之说。这一时期,苏州以通俗流行小说为主的俗文学创作达到高潮。

张海英:明清时代有一个词叫苏意,意思是说:只要苏州人说好,大家便群起效仿追捧;苏州人说过时了,大家便弃之不用。苏意之外,还有苏样”“苏式”“苏作等说法。作为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它们寓新鲜、离奇、风雅乃至奢靡之意,有时也是身份和品位、意蕴和境界的象征。

上观:包括苏州在内,明清时期的江南还盛产才子佳人。但有观点提出,明清时期的江南才子相对来说不怎么追逐权力,反倒乐于风花雪月。请问,是什么缘故让他们不走寻常路

罗时进:客观来看,江南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断内化出文人的乐土意识,进而形成某种守土观念。明清以来,江南士人是科举的热衷者和胜利者,但并非仕途上的执着者。他们似乎对科举利益拿得起,也放得下。科名,是家族门第所需的声誉;为官,是个人生平必要的履历。但是,这一切都未必是心性所向。

徐茂明:从远因讲,江南人的退隐几乎可以追溯到江南文化的创始者泰伯、仲雍兄弟。商朝末年,他们体谅父亲意图、避让王位而逃到江南荆蛮之地。尽管今天很多人对这个故事表示不解,但在传统的儒学时代,泰伯奔荆蛮的主流叙事一直恪守着谦让、退隐的宗旨。

从近因看,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因为记恨当年苏州士人对于张士诚的支持,因此采取多种手段打击江南人,包括征收重赋、没收田产、强迁富民垦荒等。这对江南文人的入仕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很多人转而选择归隐。但朱元璋同样厌恶这种归隐,认为是在消极对抗朝廷。进退两难之下,江南文人选择了市隐的方式。它既可以隐于官场,也可以隐于酒肆、诗文、行医或书画,不拘形迹,适志而行。在这种心态主导下,很多江南文人不再纠结于与权力的关系,而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

既积极交流又求同存异,应该成为一个原则和共识

上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和扬州之于江南文化又意味着什么?

罗时进:南京、扬州与苏州,从地理上看是江苏的金三角。但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南京、扬州都可归属江南范畴。

南京,地理上就在江南。当今不少学者界定江南时采用八府一州说,就包含南京在内。扬州的江南化问题,稍微复杂一些。从位置上说,扬州在长江之北,但京口瓜州一水间,扬州得长江之利很多,也成为长江下游文化区域的有机组成。而且,扬州自古繁华,文化和商贸都很兴盛,与江南有很强的渗透和互补。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徽商在扬州和江南之间流动,激活了相互之间联系的脉络。显然,扬州之于江南文化,远不止于一个连接点或一个参照系的意义。

夏维中:江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具备同一性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由此形成了江南文化的次区域特色。大致而言,南京、扬州都是江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但也不应回避其与江南核心区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差异性正是江南文化多元、包容和开放的象征。

上观:从扬州、南京到苏州,再到杭州和上海,江南文化是不是一路往南

夏维中:从文化辐射及传播的角度来看,江南文化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一路往南现象。尽管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地域概念,但由苏、松、杭、嘉、湖、常等地组成的核心板块相对稳定。今天的苏州、上海和杭州,都位于江南文化的核心地区,不存在南北之别。

罗时进: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一路往东南。明清两代,环太湖地区经济、文化得到显著发展,苏州在江南的区域地位更加突出,这为上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以来,上海崛起为国际性大都市,苏州及江南各地文化精英自然汇聚申城。原本的沪渎成为全新的东南形胜地,也成就了今天江南的新高原

上观:往北看,传统江南文化和江北文化又有着怎样的互动?这对当下的长三角协同发展有什么启示?

罗时进:清初置江南省,扬州府、通州(今属南通)皆列其中。这些地方政治上与江南有联系,文化上也有互动,而且越到近代交往越多。比如,南社成员中,泰州有9人,徐州有17人,周实与阮式还在山阳(今属淮阴)创立南社分社淮南社

夏维中:文化的辐射和传播范围本应是全方位的,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江南文化的向北传播历史上反倒更明显一点。

所谓的江北文化,其实并非铁板一块。以淮河为界,北部是以徐州(彭城)为中心的楚汉文化区;南部则是以扬州为中心的淮扬文化区;大致覆盖今南通、盐城、连云港等地的沿海地区,还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海洋文化区。

而就江南文化和江北文化的交流来说,其实质是江南、中原两大地区以及南北文化互动中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江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多次得益于北方文化的南下。这种文化的南移,以大规模的移民为载体。永嘉之乱和晋室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和宋室南渡,是逼使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南北的地位由此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江南文化也屡次北上反哺,如六朝之于隋唐、吴越和南唐之于北宋、明初之于北京等。

就明中期以后江苏境内的南北互动而言,江南文化相对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接受江南影响的同时,今天苏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仍保留自身特色。在某些特定时期,如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江北文化还对江南地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二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此长彼消,而是互补融合的。在当下区域联动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中,既积极交流又求同存异,既相互竞争又包容尊重,应该成为一个原则和共识。

(徐茂明教授为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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