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30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市历史学会联合主办第二届“上海：党的诞生地”学术研讨会。该会是“上海：党的诞生地”系列学术研讨会的第二次，着力探讨中共建党史上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以一年一个主题的方式拓展建党史研究，迎接2021年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纪念。今年的主题是“近代人物与中共建党”，力图用新的方法与观念，来探讨众多革命人物在上海围绕建党的种种活动，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与众不同的革命历史画卷。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上海市党史研究会会长忻平，旅英学者、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丹阳，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明、副研究员张玉菡、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吴海勇等近20名知名历史学者和党史研究专家参加了当天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与文化研究中心苏智良教授主持，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教授、上海市党史学会会长忻平教授分别致辞。此外，本此会议有三场主题报告会和一场“如何进一步拓展建党史研究”的圆桌会议。

一、红色文化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基因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其早期的主要活动也集中于上海，因此，上海是红色文化的诞生地。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上海的主流文化是海派文化，而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则是以江南文化为主流。此前，对于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系，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次会议上熊月之教授发表论文《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红色文化的关联》，是相关领域的重大突破。

熊月之教授在文中探讨了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特点以及其与红色文化的关联。他认为，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根基，江南文化中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重视满足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特点在海派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升华。红色文化则是在上海特殊的城市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滋生、发展而来的上海文化基因。据此，熊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上海红色文化，之所以那么鲜艳、灿烂、繁盛，是与海派文化中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法治、爱国等特点分不开的。因此，上海不仅仅用自身的空间承载了中共大量的革命活动，也用自身独特的海派文化，孕育出了红色文化，是当之无愧的“党的诞生地”。

二、新方法新视角与新成果

在主旨报告的基调下，与会学者将活跃在上海这片红色土地上的近代人物与中共建党的关系进行了充分阐发。不同于传统中共建党人物研究聚焦十三名一大代表，与会学者集中关注了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共早期组织创建的人员，如陈独秀、陈望道、杨明斋、沈雁冰等，甚至包括了早期参与建党活动、后来消失在历史中的“边缘人物”。而在研究方法方面，与会学者多吸取“新革命史”的研究思路，从文化、情感、社会动员、城市空间、人际网络等角度重新审视建党历史，为人们展示了建党人物“标签化”叙述之外的丰富面向。同时，会议也指出近代地缘、业缘关系和人际网络对中共建党产生了重要影响。

具体来看，李丹阳以30多年来搜集到的海内外李汉俊资料，特别是海外档案，对李汉俊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内的角色进行了全新评价，认为结合档案和回忆，从1920年12月至1921年7月，李汉俊始终主持中共临时中央的工作。

姚霏的《丁宝琳：中共发起组里的神秘女性》一文将焦点集中于丁宝琳这位中共发起组内的神秘女性。作者通过还原其从最初作为进步女性参加革命活动到最终为情所困出家的曲折经历，为我们展现了早期革命者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展现了长久以来被传统革命史学所遮蔽与忽视的“边缘人物”的历史图景。

江文君、张姚俊、张玉菡等学者虽然依旧将陈望道、沈雁冰、王尽美等著名建党人物作为研究对象，但其研究相比传统革命史学切口更小、更深，话题与角度也不同，并且还原了许多历史细节。如江文君对以往隐去不谈的陈望道脱党一事进行了还原，认为其脱党除去个人理念的原因外，还有党内人事斗争的因素；张姚俊则指出了沈雁冰对中共建党的具体贡献，特别是其翻译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对一大党纲的起草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张玉菡则注重勾勒王尽美的出身背景，这与以往的标签化叙述有所不同。

人际关系和地缘关系作为近年来比较热门的概念，也出现在本次会议的论文中。李瑊的《渔阳里时期陈独秀交往述论》详细讨论了陈独秀在沪期间形成的独特人际关系网对中共建党的影响。高红霞与刘盼红合作的论文《湖北人与中共建党》则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何以湖北移民人口稀少的近代上海，湖北籍党员的数量却相对较多。

会议论文还对不少原有和新晋的观点进行了重点分析。吴海勇指出，7月1日被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纪念日背后是毛泽东基于现实的睿智决策和明锐洞察。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接触到相关历史文献，影响其决策的是复杂的历史情境。李丹阳在会上介绍了有关李汉俊的史料情况。李云波梳理了关于中共“一大”闭幕日期的种种说法，作为圆桌会议的引子，引发在座老师们的热议，根据已有的资料各抒己见，开展了一场思想火花碰撞的盛宴。

总得来说，本次会议上新革命史的运用是一大亮点，由此产生出了一批有思想、有深度的新成果，也体现了新方法与新观念对于革命史研究的推进作用。

三、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名单公布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红色基因伴随着这座城市成长的各个历史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上海市区内大量存在与革命活动相关的红色纪念地。截至去年底，上海已经认定650余处革命历史遗址和遗迹。在此基础上，知名历史学者苏智良领衔上海师范大学团队，近年深度进行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形成更为完整和丰富的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1000处革命纪念地。

此次公布的革命纪念地名单共含红色纪念地1023个，分为三级,一级纪念地50个，涵盖了“一大”会址等重要事件的革命纪念地，二级纪念地150个，三级纪念地823个。会场特意制作了三面大展板，将这千余纪念地进行展示，观者无不表示非常震撼。

除去数量多，这次红色纪念地名单在内容上也下足了功夫。每处纪念地都经过实地探访和考察确认，广泛征询老上海市民的口述认证，并与史料互证。同时，这些革命纪念地的时空信息准确，可以做到用历史地图和GIS技术精准定位，具备互联网发布的基础。新考订出的红色景观中还加入了历史图片或摄影图片，增加了公交、地铁线路信息，希冀更为直观地展现红色景观的历史和现状，同时尽可能方便公众的参观访问。

苏智良教授表示，此次公布的红色纪念地名单较为完整展现了与革命相关的名人在沪的故居、中共特科和地下党在沪活动点、革命书籍印刷和出版书店、新四军在沪活动地的分布，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对上海城市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将原先相对孤立的部分地点连接成完整的红色文化面。未来，苏智良教授和其团队还会与世纪出版集团合作，将纪念地图文信息集结成《日出东方——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一书，争取在2019年上海书展上与市民朋友见面。

苏智良教授还进一步建议，在纪念地保护工作中，应丰富完善纪念性铭牌；对已消失的建筑，可通过二维码+手机APP再现历史信息和场景；对于重要纪念地，有必要继续建设纪念馆、博物馆；此外，还可加大红色纪念地的跨省联动。

   本此会议的召开受到多方关注，上海电视台、东方卫视、澎湃新闻、《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媒体均有报道和刊载:

  澎湃新闻：《上海红色纪念地有望达1000处，描绘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

 《新民晚报》：《汇集红色文化遗址首破千个》

  东方卫视：《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发布》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650余处革命历史遗址遗迹增至1000处，最全最新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诞生》

  东方网：《上海红色纪念地有望达1000处 构成独特的红色“风景”线》     

  光明网：《1000处红色纪念地构成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