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至今恰逢百年。

近代上海承载着时代的风云与荣光。众多周知，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中国国民党也与上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就指示在上海设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地点马霍路（黄陂北路）福德里（今延安东路1230弄）1号。上海光复后，同盟会本部自东京迁来上海，在孙中山行宫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办公。1916年，中华革命党总部迁至上海，就设在环龙路100弄5号（今南昌路100弄5号）。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设立总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上海，可以说，上海见证了改变历史的国共合作的缘起、携手与奋斗。

国共合作的孕育地

1922年8月，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此事对他的打击很大，痛心疾首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接连受挫，使孙中山陷入彷徨苦闷之中，他不满意国民党的现状，决心寻找新的力量和途径。陈炯明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即发表声明，对孙中山予以慰问和支持。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候，共产国际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提供宝贵的帮助。

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转变战略。1922年8月上旬，李大钊来到上海，专程来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问题。然后一起到杭州，参加8月29、30日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西湖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国共进行合作。

西湖会议后的9月初，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多次拜会孙中山。在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紧紧握住陈独秀的双手，仔细倾听了陈独秀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阐述后，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

神交已久的李大钊与孙中山也在上海初次相见。孙中山深感共产党人值得信赖，主动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党员。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于是，李大钊成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10月，孙中山委任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密电“即来沪会商”，并委托其参与国民党一大筹备事务。之后陈独秀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于是，两党合作进入紧锣密鼓的操作阶段。

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沪国民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改进党务的意见，陈独秀、马林均应邀参加。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等9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国民党的改组正式拉开帷幕。陈独秀是国民党9人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共代表，同时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本部参议，马林兴奋地认为这是国共合作的良好开端。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经过数月的反复讨论修改，并经由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而这批文件中浸透着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辛勤汗水。

1923年1月16日，苏俄特使越飞自北京抵沪，经由李大钊、林伯渠的联络介绍，与孙中山会晤，李大钊与林伯渠也全程参加。谈判整整持续了6天，双方着重商讨了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1月26日，联合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表明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欢迎苏俄政府的帮助，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2月21日孙中山重返广州，坐镇大元帅府，舒心异常。

1923年8月23日，李大钊代表中共再度同孙中山进行会谈。8月25日，李大钊陪同马林会见孙中山，商谈改组国民党、联合苏俄，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使孙中山对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等问题有了新的思考，他决定以俄为师，同意和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改组国民党。

11月，维经斯基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瞿秋白等交流，指导中共中央推动国共合作。11月24日－25日 陈独秀在沪主持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信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状况，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12月25日，陈独秀签署中共中央第13号通告，号召党员积极加入国民党，并争取成为国民党的全国代表。

1924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与共青团中央在上海举行联系会议，出席者有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和鲍罗廷等。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提出国民党应该改进的5个问题，最后陈独秀号召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改组。会后，陈独秀与4日到沪的李大钊，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再与孙中山恳谈，孙中山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安徽省代表，但党中央全面权衡后，陈独秀没有出席。李大钊等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即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

国共合作的实践地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开幕，孙中山主持会议，正式确立了国共合作方针，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出席大会，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进入了国民党中央机关。孙中山和国民党决定在上海设立执行部。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设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这个执行部实力强大，除了派驻10名中央执委、候补执委以外，占到了总数42名执委、候补执委的近四分之一，国民党的两大支柱汪精卫、胡汉民均在其列。各部的部长也都是重要角色，其中包括1923年1月任命的党务部副部长孙镜、财务部部长林业明（即林焕廷）、副部长周佩箴、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副部长茅祖权、交际部副部长周颂西。

而中共则派出了第三届中央局5名委员中的3人：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规格和重视程度同样很高。可以说是精英尽出、卧虎藏龙。

上海执行部办公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按照孙中山的指令为黄埔军校招生。当时为防止各地军阀干涉，黄埔第一期学生多采用秘密的招生方式。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关，第一步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全国19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复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而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文书科主任的毛泽东，就全面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

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他们中比较著名的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国民党军队海军司令桂永清、国民党名将黄维、胡宗南以及在上海已经被录取而最终没有赴广州报到的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方志敏等。

国共合作的另一枚硕果便是创办上海大学。

1922年10月23日成立的上海大学，是国共合办的新型高校，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产物。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马君武任校董，于右任任校长、邵力子任副校长，中共领导干部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张太雷等在上大任教。国共高层都关注上大的兴办，陈独秀参与学校筹建工作，陈望道也接受陈独秀指示到上海大学任教。1923年春天，于右任、邵力子诚邀李大钊来主持上大工作，李大钊推荐邓中夏、瞿秋白任教，并为上大制定了全面、系统的办学方针和教学规划。一批年轻的中共党员成为学校的中高层领导，对学校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陈望道回忆：“到后来，国民党这些人在实际上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于右任校长也是挂名的，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

此外，陈独秀、李大钊、章太炎、胡适、郭沫若、胡汉民等人都来上大演讲，给师生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见解，促使学生将理论结合实际、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很快，原本被称为“弄堂大学”的上大声名鹊起，成为进步青年心向往之的高等学府。

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史学家等优秀人才，如王稼祥、秦邦宪（博古）、杨尚昆、李伯钊、李硕勋、关向应、杨之华、阳翰笙、沈雁冰、戴望舒、谭其骧、匡亚明、丁玲等。可见，上大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学府”和“革命熔炉”。

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团结一切能革命的阶级，共同反帝反封，壮大革命力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但是，革命统一战线仅维持了三年半时间，在革命形势顺利推进、即将取得国民革命胜利之时，国民党右派却突然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了。从此，共产党开始掌握部分革命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革命洗礼，为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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