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苏智良:建党图景是如何在上海展开的

发布日期: 2021-05-17      浏览次数: 321  

     如果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发地,那么老渔阳里2号则当之无愧就是初心始发地的“初心之地”。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共建党活动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城市。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指出,经粗略统计,在上海至少有40余处相关场所与建党活动有关。这些空间场域,是独一无二的红色历史地标,形象而直观,丰富且独特,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它们是上海乃至中国不可或缺的红色纪念地。那么,建党图景是如何在上海展开的?以下是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共建党活动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城市。早期革命者筚路蓝缕,开拓前行,他们在上海办报刊、搞集会、建社团、开会议,形成特色各异的红色政治场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也给后世留下了众多光彩夺目的红色历史足迹。今天的演讲,我就重点向大家介绍一下,建党图景是如何在上海展开的。

上海具备了最为适宜的建党条件

学习党史,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我的回答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为中共建立提供了可能。简而言之,近代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其他城市、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

首先,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近代城市,上海为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

上海这座城市,曾经并不起眼。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所以当1843年正式对外开埠后,城市快速崛起。进入近代以后,上海最大的景观上的变化,就是出现了“租界”。

在上海,曾有一条河叫“洋泾浜”,它其实就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分界线。今天,我们还经常用“洋泾浜”来形容“中式英语”,也指中英文混用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容?因为上海最早的贸易就是在这条河上进行的。当时,中国人不会讲英文,英国人更不会讲中文,所以就出现按照中国语法来讲英语的“不规则英语”。

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在中国获取的租借地,是当时羸弱的中国丧失主权的体现。但是,租界的出现也带来了另一种结果,即在当时中国专制的统治铁板当中,出现了一道缝隙,这道缝隙是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由此,租界也成为革命者活动的最佳地点选择。

今天我们到香山路7号,可以看到孙中山故居。孙中山这一辈子,除了青少年时代在珠海以外,他最喜欢的就是上海。当时他就住在租界里面,写了很多著名的著作来鼓吹革命。而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后来的袁世凯政府,都无法直接去租界逮捕孙中山。

其次,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与中心,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上海的工业飞速发展,工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工业无产阶级也逐渐发展壮大。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1921年上海工人50多万,占全国工人总数四分之一。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深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具有极高的革命性。工人们在罢工中公开宣称政治诉求:“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罢工的目的是为了“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是为了“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

第三,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联通的重要窗口。上海建立了各种连接外国的远洋航线,成为中国最先结缘全球化的城市之一。

上海是个港口城市,而革命需要同世界各地发生联系。便利的交通使上海成为当时革命者“走出去”的首选通道。一百多年前,在黄浦江的码头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事,那就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名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因幡丸”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到1920年12月止,两年内先后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联袂留法,其中有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徐特立、聂荣臻等。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来,就是欢送新民学会的朋友到法国去。

为什么选择去法国留学?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法国很先进,年轻人可以到法国去学习现代化经验。比如,邓小平赴法时坐过巴黎地铁,而且因为半工半读,他还参与造过雷诺汽车、造过万吨轮,是一个优秀的钳工。这些记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对后来他制定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产生了影响。

第四,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1899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其为“一代之伟人”,其学说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1907年,上海世界社《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后来被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用作封面。

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日益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向往和集聚之地。鲁迅言:“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再加上文化事业发达,中外联系广,上海显然已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

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于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因内讧而失望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社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施存统还成为《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

上面我仅列举了一些主要因素,简单概括一下:上海是中国的工业、金融、贸易、科技、航运、文化、出版、教育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中心和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的各方面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结果,而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有声有色的活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

渔阳里街区:建党活动的中心场所

城市空间是促成中共在上海建党的必不可少的“地利”条件。我曾提出,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空间因素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西门区”现象。法租界1914年扩张后,启动规模庞大的筑路建房计划。这些东西向、南北向的新路,构成了一个新街区的框架。这个新街区就是“西门区”。除了中共建党,当时不少国内外党派或组织的活动也都活跃于这一块。为什么大家当时都会选在这里呢?因为有很多有利于革命者活动的因素。比如,区位合理,交通便利,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

在建党过程中,上海地理版图上出现了不少红色空间场域。其中,渔阳里街区作为上海建党的活动中心,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使命:这里成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创建中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革命青年的培育中心、工人运动的策划中心、各地建党的指导中心。

渔阳里有“老”“新”之分,分别指的是老渔阳里2号(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离京,只身来到上海,“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4月,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邀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复刊之事,参与商谈的有《星期评论》的编辑李汉俊、沈玄庐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等人。不久李达从日本回沪,担任编辑工作,并入住老渔阳里2号。5月,陈望道被邀请加入编辑部。复刊后的《新青年》杂志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前沿阵地。9月《新青年》刊出一则启事,“凡关于投稿及交换告白杂志等事(彼此交换杂志均以一册为限)。均请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社编辑部接洽,凡关于发行事件,请与上海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总发行所接洽。八卷一号以前的事仍由群益书社负责。”

陈独秀、李达等在老渔阳里2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为召集人,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邵力子、戴季陶等。后在陈独秀的倡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由陈望道翻译的中国第一个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就是交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研究社还先后出版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入门》(编者注:“马格斯即马克思”)和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经典书籍。

1920年6月,陈独秀约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和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中国共产党”,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老渔阳里2号由此成为革命者的聚会中心。各地的革命者纷至沓来,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着一行字: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可见当年之盛况。

也在这个月,毛泽东走入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他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是他“一生中最关键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据统计,“一大”以前,先后在老渔阳里2号入党的有李达、沈雁冰、林伯渠等20人左右。

除了上面讲到的,老渔阳里2号还是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商议建党的首议地,是筹建各地共产党组织的“临时中央”,是第一本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地,是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的编辑部,是《劳动界》周刊创办地,是中共一大的筹备地(发起、筹备地和会务组织、报到场所),是中共“中央局”的办公地,等等。

今天到老渔阳里2号去,我们会看到一块纪念牌,上面刻着两排字,第一排写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如果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发地,那么老渔阳里2号则当之无愧就是初心始发地的“初心之地”,其地位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渔阳里6号也是革命者的重要活动空间。1920年7月,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使团在此设立中俄通讯社,1921年1月起称华俄通讯社。杨明斋担任通讯社社长,通讯社经费由维经斯基提供。这不仅是共产国际使团在中国的第一个工作机构,也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最早的通讯社。为扩大信息传播,还在北京设立分社。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报道中国革命情况,发送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提供的消息:一面向《新青年》《民国日报》等供稿,介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情况、材料;一面将京沪报纸有关中国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向苏俄报纸供稿。该社所发的第一篇稿件是7月初刊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8名平均年龄为24.5岁的年轻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首任书记。在俞秀松撰写的青年团章程中明确规定,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平等,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宣传社会主义。到1921年3月,各地团组织产生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仍设于新渔阳里6号。

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苏俄、共产国际决定创办一所东方大学,以培养东方的革命干部。于是陈独秀决定办一所学校,培育后备干部。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新渔阳里6号创办外国语学社,校长是杨明斋。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刘少奇等都曾在外国语学社学习过。

同时,渔阳里街区是工人运动的策划中心,1920年10月3日,李中(原名李声澥)作为筹备书记在新渔阳里6号主持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确定了机器工会的五大原则。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以嘉宾的身份出席会议,陈独秀被邀请为暂设经募处的主任,并促成了上海最早的两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的诞生。李中等五人被推选为机器工会办事员。毛泽东曾赞誉过他的这位同乡,“李君声澥以一师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李中也成为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的主要创建人。

综上而言,新老渔阳里叠加了许多建党的活动,是名副其实的建党活动中心。

建党活动的其他重要空间

上海石库门建筑中西合璧,五方杂处,人来人往,易于隐蔽。石库门独门独户、围墙又高、私密性强;且前后有门,上有老虎窗,弄堂又四通八达,便于紧急逃逸。除了新老渔阳里,还有一些石库门在建党伟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树德里

1920年秋,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108号房屋刚建成不久,李汉俊随兄长李书城等从当时的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搬迁入住。当时望志路的北侧是一排新建石库门建筑,而马路对面的南侧当时还只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也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这里人烟稀少,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基本可以确定一大的会议场所,即李书城和李汉俊寓所,是李汉俊选定的,而代表住地博文女校,是李达落实的。

1921年7月23日,在望志路106号召开了党的一大。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

2、辅德里

辅德里最早建于1915年。1921年,李达租借辅德里625弄(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为寓所。中共一大会议后,李达担任中央局宣传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出版工作。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辅德里诞生,由李达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出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列宁传》等15本革命书籍。

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辅德里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外,1922年初的平民女校,是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妇女学校。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陈独秀、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等先后前来辅德里授课。

3、三益里(后为自忠路163弄,今翠湖天地)

三益里17号是《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所在地。《星期评论》与《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新青年》并称宣传新文化的“四大周刊”,发行量一度达到3万多份。

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等人正式创刊,以独立的精神、批判的态度,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激励工人运动。《星期评论》社初设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新民里5号,1920年1月底才搬至三益里。编辑部的用房得到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支持,由其提供个人寓所供《星期评论》社使用。

后来,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也入住三益里17号。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曾受陈独秀之邀来到《星期评论》社,与大伙交谈建党事务。

4、成裕里

又新印刷所就设在成裕里7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是一幢三层(原两层)坐南朝北的旧式砖木结构石库门里弄建筑。该印刷所由陈独秀、维经斯基、俞秀松等参与建立,取名“又新”,意蕴“日日新又日新”之意。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上海伙友》等也在此印刷。

红色革命的历史是上海城市的重要文脉。在长达一年多的组织酝酿、发起组成立、各地建党、筹开“一大”的历程中,粗略统计至少有40处相关场所与建党活动有关。如此众多、遍布全城的建党红色资源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也是党史学习教育的最佳场馆。这些空间场域,是独一无二的红色历史地标,形象而直观,丰富且独特,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它们是上海乃至中国不可或缺的红色纪念地。

【思想者小传】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主编有《中共建党与上海社会》《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人物·思想与中共建党》《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来源:上观新闻,2021年5月16日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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