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徐光启诞辰460周年暨新时代海派文化研究大家谈(二)

发布日期: 2022-04-26      浏览次数: 10  

2022424日是徐光启诞辰460年,值此之际,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与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合作,围绕徐光启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当代上海和中国发展起到的深远影响力等方面开启云上交流。本次大家谈邀请了来自海内外的六位专家,本中心将专家交流视频与文字摘录从今日起至26日分三天进行播放与展示,以飨读者。

专家交流主题及安排

     4月24

    孙旭义(意大利利玛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洛尼亚大学教授): 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深厚友谊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纪念徐光启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425

     古伟瀛(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徐光启、利玛窦与上海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徐光启开明思想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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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可佳(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光启的宗教思想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的若干启示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 文史研究馆馆员): 弘扬徐光启精神——纪念徐光启诞辰460

     大家谈三:《徐光启、利玛窦与上海》

      古伟瀛: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业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所所长(1994-1997)。主要从事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华基督宗教史,中国近代史等研究,出版《台湾天主教史研究论集》《清季的立宪运动——处理变局的最后抉择》《后现代与历史学》《台湾天主教史料汇编》《塞外传教史》等著作。

      报告视频文字摘录:

      利玛窦是近代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是意大利人,出生于十六世纪中叶,那时宗教改革刚刚开始,天主教要挽救它的危机,所以成立了耶稣会,利玛窦加入其中,随后被派到亚洲传教。他先到印度,后来到中国,时年他30岁。他先在澳门,随后到达广州并逐渐北上,他一直希望能够前往北京,沿途经过广州的肇庆,后来经过江西、南京,最后于1600年来到北京。在北京生活了10年后去世。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8年,刚到中国时,他穿着和尚的衣服,剃着光头。后来,听从中国士大夫的建议,要跟中国的上层人士接触。所以,他改穿儒家服装。在中国认识了很多上层士大夫,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科学以及宗教,他希望能够把他认为最好的东西带给中国人。

      我总结利玛窦在中国的一生,认为他的态度和精神造就了他在中国的成就。一是尊重。他非常尊重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在这样的态度下,他开始把世界新的地理观念介绍给中国。他一到中国就开始着手画一幅最新的世界地图,他把中国摆在地图中间,这意味着尊重中国,这样可以让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观念。所以,他第一个带来的价值是尊重。二是朋友观。他把西方人对于友情的一些观念来介绍给中国人。他说:“朋友就是一半的我、第二个我,你要好好地跟他交往”。他比较重要的著作《交友论》的出版,使他获得了许多朋友,也慢慢地把西方的价值观与中国的融合在一起。三是关怀与协助。他看到朋友之间有需要帮助的,就尽量竭尽所能地去帮助。他不但把他的宗教信仰,也把他认为中国所需要一些科学上的成就介绍给中国人。他不仅介绍了宗教,还有天文、历法、数学等诸多内容。利玛窦虽然在中国仅生活了28年,但是他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交了徐光启这个朋友。

     利玛窦和徐光启是在南京认识的。徐光启,上海人。考上进士以后,就在北京从政。他在1606年开始跟利玛窦合作翻译一本非常重要的具有革命性的著作——《几何原本》。其中,徐光启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有三个重要的精神和态度。一是开放。他有着开放的精神,吸收各种各样的新东西。二是合作。他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够强,他必须要与别人合作才能造就伟大的事业。重要的合作代表就是《几何原本》。1606-1607年,他每天下午花3个小时跟利玛窦讨论怎样把《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从而造就了这本书的出现。三是大我的精神。他希望富国利民,要把各种各样的新的知识与价值观、宗教观介绍到中国。让中国能度过各种各样的危机,能够富国利民。这种精神是非常伟大的。

      总而言之,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合作,造就了中西交流中非常伟大的成果。利玛窦的态度与徐光启的精神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近代交流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结果。有趣的是,徐光启在第五封家书中谈到上海时说:虽然上海越来越繁华,不过风气有一点浮华。所以在发挥交流的同时,要对上述现象保持警惕。徐光启以一种宗教家的情怀带来这样一种警告,这对于我们新海派的发展和创意是非常有益处的。

      大家谈四:《徐光启开明思想的现代价值》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冯桂芬评传》《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解析上海人》《上海城市品格读本》等,主编《上海通史》(15卷)《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等。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称号。

      报告视频文字摘录:

      徐光启是近代以前,上海最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最能体现上海开放、创新、包容品格的代表性人物。徐光启的开明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自觉皈依天主教。徐光启真诚地认为,天主教能解决他最为关心的“死后问题”。他皈依天主教是自觉的,也是虔诚的。入教以后,当一些守旧士大夫歪曲事实、诬蔑西洋来华传教士时,他挺身而出,为他们仗义执言,称这些人道德学问、踪迹行事一无可疑, “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既如此,不管其人来自什么地方,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也就是说,看人看学,衡量是非,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正确与否,利国与否,而不应看其来自近处还是远方,来自中国还是外国。他将道正、守严、学博、识精、心真、见定,这些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属于对于道德学问的顶级评价,赋予他所理解的天主教及其传教士,可见他对于其教其学其人的敬重与服膺。

       二是尽力引进西方科学。他与利玛窦等讨论学问,合作译书,生前身后,留下一长串翻译西学的书籍,包括《几何原本》《勾股义》《泰西水法》《测量法义》《测量异同》《简平仪说》与《灵言蠡勺》,涉及天文、历算、数学、地理、物理、哲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几何原本》最为著名,影响最大。徐光启之所以如此热衷介绍西学,在于他对以逻辑学为核心的西学,有不同寻常的深刻理解。他认为,西学胜于中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善言“所以然之故”。所谓“故”,就是万事万物运行之所以然的根本依据,是现象背后的根本之理。这些根本之理,看上去好像无当于实用,但正因其“无用”,这才成其“大用”,也就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徐光启将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特征,概述为“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又将这种方法概括为“三至三能”,即“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他认为,这种书,“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起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这种评价,精当无误。

       徐光启把取法西学的过程分为三步:翻译-会通-超胜。用他自己的话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所谓会通,就是洞彻中西,明暸各方的利弊得失;所谓超胜,就是在会通的基础上,各取所长,加以发展。这是虚心开明的态度,是理性科学的精神。

        需要说明的是,晚明时期天主教在中国士人中的形象,与近代以后,包括当代,有很大差异。但是,即使在那样的背景下,徐光启能对外来的宗教、外来的文化,外来的传教士,做如此高的评价,也是需要过人的见识,与极大的勇气的。

徐光启这种对外来学问的虚心态度,对外来宗教的博大襟怀,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他的原因,上海地区在明末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重要基地。

三是对于中外贸易的平实态度。明朝建立以后,一改宋元以来对外开放政策,严厉实行海禁。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妨碍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开发,也使得此后中国的海洋竞争力由先进而变为落后。

海上交通、海外贸易,自有其惯性,自有其内在需求。特别是到了16世纪初期,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开始全球侵略和殖民贸易,中国沿海岛屿出现了很多民间贸易据点。最有名的是舟山附近的双屿岛,成为民间贸易天堂。那里建有一千两百多所房子,住了一千多个葡萄牙人,还有很多中国居民,相当繁荣。这引起明朝政府的警惕。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明政府派重兵歼灭了岛上的武装势力,将双屿岛建筑夷为平地。

对于海禁政策的负面影响,对于沿海地区的走私情况,身为上海人的徐光启,内心很不平静,特作《海防迂说》一文予以批评。徐光启表示,“有无相易,邦国之常,对外贸易是正常的国际关系,贸易双方互惠互利,而中断贸易,有害于各国。对外贸易,是国内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的必然趋势,如果强行禁止,则公开贸易必转为地下走私,商必转为盗,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矣。徐光启明确主张与日本建立正常的通商关系,认为中日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本早已习惯于消费中国的丝、帛、瓷、药等物品,如果强行停止中日贸易,必然导致倭寇来中国沿海非劫即抢。相反,如果恢复中日之间的正常贸易,中国还可以得到一个好处,即日本刀铳器甲诸物造作甚多,皆可通过贸易,以增加中国军事实力。

徐光启关于中外贸易的平实态度,建立在他对于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切实了解基础上,对于当时中外联系,特别是中日联系的切实了解基础上,对于国际贸易双方互利理性分析基础上。因此,立论坚实,开明通达,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要求,也反映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内在需求。四百多年之后,再读徐光启的论述,仍然觉得他眼光远大,思想开明,实事求是。

徐光启开明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

晚明时期的“护教三柱石”中,徐光启是上海人,李之藻、杨廷筠都是杭州人,三人都是进士,都是吸收和传播西学的坚定人士。三人都是江南人,这与江南自宋元以来形成的对外开放的传统、发达的商品经济、开明的文化风格,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南宋以后,江南地区在对外开放、对外交通方面,一直有强劲的刚性需求。北宋与南宋政府,均高度重视海上贸易,政府带头经营,民间积极参与,航路远拓,海船先进,贸易发达,造就了其时中国的航海盛世。沿海地区人民,本来就有拓展海上经营、发展海洋文化的内驱力,朝廷重视海上贸易,顺应了沿海人民的需要,也有力地带动、刺激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与发展。两宋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联系港口,相继有江阴、泉州、温州、宁波、青龙镇等,大多数处于江南地区。元代,江南地区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华亭升府、上海设县,都与对外开放有关。宋末元初,崇明人朱清、浦东人张瑄在上海、刘家港一带,负责督运漕粮,拓展海上贸易,使上海地区相当可观的居民投身海运业务,带动、培养了一批海商。徐光启曾在《漕河议》一文中,论述开通海上贸易对于上海地区发展的意义,他说:朱清、张瑄所用东南富人通市外洋者,都是熟悉海上运输业务、足以胜任之人。正是他们的实践,带动了上海地区的发展。据方志记载,公元1292年上海县设立时,上海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贩易之辈,也就是说,上海县设立时,有一半人口与海洋贸易有关。明初严厉实行海禁,江南地区沿海公开的贸易活动基本绝迹,但走私活动,也就是民间贸易依然相当活跃。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使得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在内的江南士人,思想都格外开放与开明。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上海在五口当中,论城市行政等地,论与西方联系,在五口当中,都不占优势,但开埠以后,不到十年时间,便成为中外贸易中心,在五口中独占鳌头。考其原因,开明的人文传统,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条。而这一条,不能不说,与徐光启的影响有重要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光启不光是晚明时期中国力主对外开放的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中国代表性人物,他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文字根据视频整理,略有删减,未经本中心和发言专家本人同意不得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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