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徐光启诞辰460周年暨新时代海派文化研究大家谈(三)

发布日期: 2022-04-27      浏览次数: 10  

2022424日是徐光启诞辰460年,值此之际,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与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合作,围绕徐光启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当代上海和中国发展起到的深远影响力等方面开启云上交流。本次大家谈邀请了来自海内外的六位专家,本中心将专家交流视频与文字摘录从今日起至26日分三天进行播放与展示,以飨读者。

专家交流主题及安排

     4月24

    孙旭义(意大利利玛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洛尼亚大学教授): 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深厚友谊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纪念徐光启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425

     古伟瀛(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徐光启、利玛窦与上海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徐光启开明思想的现代价值

     426

     晏可佳(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光启的宗教思想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的若干启示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 文史研究馆馆员): 弘扬徐光启精神——纪念徐光启诞辰460


     大家谈五:《徐光启的宗教思想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若干启示》

     晏可佳: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宗教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宗教学理论、基督宗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等。先后出版《祆教史》《中国天主教简史》《中国天主教》等专著;译有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比较宗教的范型》《克尔凯郭尔日记选》等;主编《中国宗教与宗教学》(2009)、《宗教理论前沿》(2016)、《宗教探索文集》(多卷)等。

     报告视频文字摘录:

2021123日至4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指示。事实上中国化是宗教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由之路,天主教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自进入中国之日起天主教就已经开始其本地化进程了。罗明坚苦学汉语,利玛窦改穿儒服等都是本地化的表现,也是中国化的尝试。因此天主教中国化积累了许多的历史经验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挖掘。耶稣会传教士在天主教本地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过去我们研究的比较多一些,其实天主教的中国化,中国人自己也有许多的作为,徐光启就是其中的一位。下面我就以下几点谈谈我的一些粗浅认识。

第一,徐光启一生崇尚实学,注重经世致用。《启祯野乘·徐文定传》说他“尝学声律,工楷隶,及是悉弃去,()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这里的可施用于世者就是所谓的实学。徐光启接受西学有其实学方面的重要考量,《明史》载,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及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有学者指出徐光启的科学方法理论和系统思想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主要集中在军事学、农业和手工业改革,以及修正历法等三个主要领域。他主动学习和介绍西学中相关的科学知识,其中《几何原本》的翻译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

不仅如此,他更是将这些西学付诸实践,他兴修水利,推广新型农业种植,选拣得胜军,而其中又以奏请设立历局,自任监督,延聘传教士,推算历法,最为成功。总之徐光启引进西学,既注重理论知识,又紧密联系实践。这与他的崇尚实学、经世致用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第二,徐光启崇尚实学也是他理解和最终接受天主教的内在动因。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教名保禄,成为了早期中国天主教徒之一,他推动了上海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徐家汇地区成为了如今上海、乃至全国天主教的重要的基地,也与此有关。在天主教与中国社会发生冲突的时候,徐光启也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动用社会关系,掩护传教士,同时也撰文为天主教辩护。

关于徐光启接受天主教的动机,人们有许多看法,观点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说法:一种是所谓的阴谋说,说徐光启信教,“阳尊其教,而阴取其象数之学以为己用”。这些学者认为徐光启接受天主教是为了接近传教士,以便学习更多相关的科学知识。另外一种说法在一些传教士中间是比较流行的,据说徐光启受洗以前做了一个怪梦,圆圆堂中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传教士艾儒略就把这个梦境解释为天主寓其以三位一体降生妙意,言下之意徐光启接受天主教是因为得到了天主的启示。这两种观点本人并不苟同。第一种观点其实是将徐光启吸收欧洲科学知识和接受天主教两者割裂开来看待。而传教士则更加强调他们传教的效果,强调神的启示本身在徐光启接受天主教过程当中起到了根本的作用。在我看来徐光启之所以接受天主教是和他崇尚实学的结果,两者之间有着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在徐光启眼里,天主教也是西学的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注意到,徐光启在1604年进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又进翰林院,为翰林庶吉士。这时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即前文提到的悉弃去,也就是放弃过去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章而转向西学。这个西学本身是包含有天主教在内的。与利玛窦的交往过程当中,徐光启不仅发现他是一位海内博物通达君子,而且在此过程当中,他对于天主教自然是有所接触的,其对天主教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他自己说,“余亦以间游从请益,获闻大旨也,则余所叹服者,乃糟粕煨烬,盖其学无所不窥,而其大者以归诚上帝、乾乾昭事为宗。”

第三,徐光启主张补儒易佛是一种具有实学化趋向的,融合儒家观念的天主教思想,也是天主教中国化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明末的天主教士大夫接受天主教,大体走的是将儒教和天主教教理融会贯通的路子,徐光启也不例外,他是从儒家的基本伦理来认识天主教的。在《辩学章疏》一文中他写到,天主教“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盖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赏罚善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繇衷故也。”因此在徐光启的眼里,天主教是一种内在化的伦理的道德系统,系皆天理人情直至,足以耸动人心,教化百姓。正是因为如此,欧洲各国的信奉天主教“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封疆无守,邦军无姓,通国无欺谎之人,终古无淫道之俗,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久安长治如此。”徐光启的这种说法可能是听信了传教士的一面之词,也是有所夸张的。但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时代已是明朝晚期,阉党擅权、社会腐败,他希望利用天主教传教士所传科学技术以及天主教本身,以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他笔下的欧洲因此才会被描述成为一个天主教教化遍行的理想世界。与这样的一个理想世界相比,徐光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有其先天的不足,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徐光启看到,与西方天主教相比,儒学思想是有所缺陷的,它缺乏终极关怀精神,对待生死大事,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观点, 也不能令人满意。儒家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至详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由于道德法规出乎外在的人文约束,社会上就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容易使人在信念上对他们产生一些动摇。颜回之夭,盗跖之寿,使人疑于善恶之无报,因而这种建立在儒家实用伦理基础上的社会,是不牢固的,正所谓防范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徐光启认为主张善恶之报,在于身后的佛教,试图补足儒家思想的这一缺陷。但是他认为“佛教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

徐光启对社会现实有着一种深刻的认知和反省,因此他在天主教当中找到了足以支撑人心的根基,也就是那种“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繇衷的东西。只有天主教所传的事天之学才能够辅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徐光启虽然非常服膺于天主教,但并没有无条件的接受天主教的思想,而是站在维护儒家传统的立场上,认为天主教是可以补儒易佛的。补儒易佛或如利玛窦所转述的趋佛补儒,是徐光启天主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他看来天主教和儒家思想是可以相融合的,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天,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在徐光启看来,以昭事上帝为宗本的天主教,一切训诫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与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的儒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修身以示上天,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迁善改过为入门,都是为中国的传统宗法社会服务的。

总之徐光启提出的补儒易佛的思想,一方面与其崇尚实学、匡救现实的理想一脉相承,也是将天主教与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的一种努力。尽管用天主教去排斥取代佛教的思想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徐光启补儒易佛的思想对天主教做出了符合当时中国主流文化的一种阐释,仍不失为天主教中国化的一种尝试。

 大家谈六:《弘扬徐光启精神——纪念徐光启诞辰460年》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编著有《上海城区史》《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城市变迁、文明演进与现代性》《中西邂逅徐家汇》等。

      报告视频文字摘录:

2022424日,是徐光启诞辰460年纪念日。徐光启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领路人之一。徐光启致力于文明互鉴,主动而大胆引进国外先进科学,让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开拓者。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徐光启也是上海文明的伟大先行者,海派文化的先驱。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纪念这位伟大的先哲?就是要弘扬徐光启精神:开放创新、科学理性、求真务实、清正廉洁。

       一、开放创新

徐光启洞察世界大势,具有开放创新的情怀。晚明时期的中国面临着精神危机,思想界迫切需要重建,而徐光启作了不懈的探索。他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指出中国哲学偏重伦理方面,缺少逻辑法则数学运算,忽视对天体几何关系的研究,缺少公理、定义的理论证明,可以说切中要害。所以,他意识到引进西学的必要性,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同样为中华文明所吸引,徐利之间开始了可贵的交往。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初春时节,徐光启得知利玛窦在南京,特地前往求见,立即被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所打动,听了利玛窦介绍这张最早引进中国的世界地图后,他沉思良久。像许多好奇的中国人一样,徐光启也向利玛窦发问,究竟是欧洲先进,还是中国发达?利玛窦笑而答之:我从欧洲来,一路经历了许多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儒家的礼乐制度是全世界最高明的。但是,为什么遇到自然灾害还会有饥荒发生呢?主要是中国的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于是,徐光启下决心,以虚心扬榷的开放胸怀,去了解并吸纳中西科技的精华。

徐光启联手利玛窦等,发动西学输入运动。在他的主持下,一系列译著得以在沉闷而闭塞的封建末世出版,内容涉及到各个领域。西方文化第一次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是我国自中古时期翻译佛经之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在规模和深度上,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次文化交流。

然后,这场启蒙冲破了物质表层和信仰范围,渗透到精神的深层,即文化和科学的领域。徐光启的著作和思想既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的深厚功底,又善于吸收和借鉴近代西方先进科学和哲学理念,是中西方文明交汇下形成的智慧结晶。徐光启的开放与甄别、借鉴与超越思想,都是希望用西方的科学来促进中国的发展。

 二、科学理性

徐光启秉持科学理性的态度。他意识到儒家缺少终极关怀,道佛教崇尚虚无空寂,造成明末许多社会问题,从而期待“补儒易佛”,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在徐光启看来,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较我中国往籍,多所未闻”,西学既有一种前所未闻的新鲜感,又是有裨于实学救国的科学。

徐光启已认识到数学是所有学问的基础,看起来数学似乎没有用,却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不仅是数理科学的经典,也是公理化演绎体系的典范。这一几何体系对科学理论的成长、对人类文明的塑造,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606年起,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1607年刊刻成书,这是第一本西方人口授、中国人笔译完成的科学著作,标识着中西科学文化真正交汇的起点。点、线、面、直角、锐角、钝角、垂线、对角线、曲线、曲面、弦、三角形、四边形、立方体、面积、体积、比例等专有名词经由徐光启的创造,从此进入汉语语库,成为承载中国人学习、思考的基本语素。梁启超称赞:徐利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此后,在数学领域,徐光启编译《测量法义》,撰写《测量异同》《勾股义》等。在天文学方面,他参与制定天文仪器,撰写《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夜晷图说》《简平仪说》等。主持编修《崇祯历书》。在水利、农学方面,与熊三拔合作翻译《泰西水法》,写作《宜垦令》《北耕录》等,并最终汇撰成《农政全书》。还有《海防迂说》等军事、医学等领域的杰出贡献。可以说,徐光启实质性地发动了中国17世纪的科学革命。

徐光启还主持崇祯历局时,第一次在中国使用新发明的望远镜;从伽里略在西方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到徐光启在中国使用,其间不过30年左右。这一创举不但是中国科学史上值得大书的一件事。

徐光启还大胆构想把他所主持的历局变成分门别类钻研各项近代科学的科研机构,以推进科学缜密化、体系化。这是我国有史以来首次提出的全面系统地发展类似于西方近代科学体系的进步主张。

徐光启曾倡言要大兴水利,变华北为江南,以扭转南粮北运局面,这些建议具有很高的科学性,至今仍富有意义。

徐光启睿智地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思想。翻译,是向国外先进文化学习的必由之路,会通,就是将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的“融合”与“并蓄”,超胜,则是徐光启的最高理想。承继传统而“不安旧法”,翻译西学而“志求改正”,如此才能超越前人和西人,这正是徐光启的伟大抱负。特别难得的是,徐光启满腔热忱学习西方科学,但并没有拜倒在外国人的脚下,而是保持着理性精神、民族气节和爱国立场。

      三、求真务实

徐光启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推崇明道救世、拨乱反正、矫治习弊的实学。早年艰辛的科举经历促使徐光启进行反思,他曾对崇祯皇帝说:“若今之时文,真是无用”,“未经目击,而以口舌争,以书数传,虽唇焦笔秃,无益也。”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后来转向西学,探求富强之道奠定了思想基础。

《农政全书》凸显了徐光启的实践品格,他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发展农事。时人以为福建的甘薯移种上海会风土不宜。徐光启却不信邪,他以为,西域的葡萄在中国各地不是都可以种植吗?南洋的棉花,在江南不也枝繁花茂吗?结果他在上海、天津试种成功并予以推广,甘薯成为农民救荒的宝贝。别小看甘薯的引进,没有它和后来的玉米,中国的人口就不可能从数千万,猛然跃升到乾隆年间的两亿多。我们今天于地大物博之外,复有人口众多之盛,全靠那时打下的底子,所以徐光启推广玉米、甘薯,作出了大贡献。

徐光启追寻真理之光、践行实学之道。近代科学家竺可桢曾指出,在知行合一方面,徐光启超过了同时代英国的培根。

 四、清正廉洁

徐光启具有清正廉洁的品格。当少年徐光启在龙华寺私塾读书时,就“立身行道,学圣学贤,”以天下为己任,“治国治民,崇正避邪”。他担任过20年教师,熟知平民的疾苦,并对他们充满同情。中年时节,为谋生和应试,足迹遍及南方多省,时常目击民不聊生,人祸天灾,使他越发认识到现状的黑暗。

徐光启为官30年,治学从政,始终把解决政治积弊、为民造福当作出发点和归宿。他赋予自己的使命:一曰求精,二曰责实。徐光启独具慧眼,忧怀人民疾苦,倡导学识经世致用,在政治黑暗时代点燃一盏烛光。

徐光启清正廉洁,为国练兵购买武器,账目清楚,宁可自己贴钱,也不乱花公家的钱财。京城所居只有一张床,连蚊帐也没有,院落局促到只够一匹马转身。在他的卧榻上,一只取暖的汤婆子已有点渗漏,致使破旧的棉被上留下了一个大洞。他在京城所吃的粮食都是靠上海徐家自种北运的,如果一时没有运至,宁可借粮也不买米,就怕多花钱。徐光启逝世后,人们清理他的遗物,寓所里存放着他的许多手稿,还有一只陈旧的箱子里存放着几件破旧的衣服,以及一两银子。身为宰相、从一品大臣,“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官邸萧然,敞衣数袭外,止著述于草魔束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科学家的清贫与富有。

徐光启身上闪烁着17世纪中华文明的创新精神,他的思想与实践如一道光,照亮了历史、城市和文明。而他所具备的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性格正是海派文化的精神表征。超前的徐光启,在晚明却响应者寥寥,他不禁长叹:俟诸天下后世。如今,亿万中国人正在继承和光大徐光启这位中国启蒙思想先驱的事业,为中国的富强、人民的福祉而奋斗。

       (文字根据视频整理,略有删减,未经本中心和交流专家本人同意不得转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