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所有制度性的发明中，我最为推崇的是城市与大学。城市使人摆脱血缘与土地的束缚，获得行动与选择的自由；大学使人摆脱偏见与无知的囚笼，激活并扩展人类的心灵。

大学和城市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城市是文明的空间引擎，那么大学就是文明的知识引擎，是养育新人才、生产新理念和批判反思的制度平台。大学往往诞生于城市，城市的创新与繁荣又常常靠大学来引领。

2026年初，上海量子城市时空创新基地一期工程在复兴岛上正式开工。以复兴岛为试验场，整合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与城市更新，聚焦安全治理、产业孵化与生态融合，多项示范场景正在落地。

复兴岛的愿景，正是面向未来城市的共生：创造值得面对面相聚、让人们面对面相聚的社区，培养能与人工智能（AI）协作的人，建设融入生态世界与赛博世界的新空间。建造这样一所无形大学、一个学术新区无疑是值得作出的选择。

在此方面，已有先例。比如，纽约曼哈顿东河中的罗斯福岛，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纽约州新型保障性住房的试验区。2011年，纽约发起“应用科学校园”竞标，康奈尔大学与以色列理工学院联手在罗斯福岛建设了康奈尔科技校区，并于2017年正式开放。截至目前，这一校区已孵化百余家初创企业，绝大多数落户纽约。

当“人工”越来越多地被“智能”替代     如何以新的空间形态来迎接共生城市的到来

     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已经度过了45.4亿年的生命。按照科学界的预测，作为一颗行星，地球未来还能存在约50亿年，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还可以持续10亿年至15亿年。如果把城市理解为大型定居点，城市出现的时间大概距今1万年至8000年。文字大约出现于6000年前，而工业文明还不到300年。如果把地球的45.4亿年压缩成1年，人类文明只出现在12月31日的最后几秒钟，工业文明的出现则可以按照毫秒计算。但请诸位想想，城市自出现后对人类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今天，大多数人住在城市里，人类文明的大多数成果实际上也发生在城市里、被城市塑造。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为了生存而产生，但它的存在是为了美好地生活。人类不仅将城市视为抵御自然与他者的安全港湾，更把它当作持续扩张统治范围的枢纽。正是在这种双重功能之中，人类一步步确立了其在地球上的霸权地位。

英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城市革命”理论，用来描述新石器时代促成城市出现的社会转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指城市生活居于核心地位的过程。近年来，这一术语还指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向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经典城市形态的转型、城市领域的扩张，以及在后工业经济背景中大型大都市区域的形成。相关研究引发了关于城市本质及其演变的富有成果的讨论。

2025年是汤因比去世5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智者，我们团队翻译了汤因比主编的《命运之城》。我为该书写了篇序言，题目叫“那粒已发育成巨型城市的芥菜籽”，意在向读者说明城市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所有生物都会调整自己的身体，以适应特殊的环境条件。技术的进化是人体的进化，也是人体的延伸。但是，技术扩张并不必然意味着安全与进步，也可能使人类成为技术的附庸。就像汤因比所说的，“人被他的设备所矮化，被他的数字所窒息”。

进一步看，城市在不同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理解这些角色的转变，能帮助我们看清今天城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理解未来城市的样态。

古代城市：以神圣性为核心象征的仪式中心。人类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传统解释是农业的出现使然。人们种地需要定居，于是有了村庄，村庄变大就成了城市。但是，加拿大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提出过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人们先是因为仪式、贸易、交换而聚集，形成了原始的城市，然后才在城市周边发展出农业。

考古发现，早期城市是“神圣宇宙秩序”的物质化载体。它不仅是权力的体现，更是信仰的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所谓“城市的仪式起源说”并非书斋臆想。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之一。在那里，城市的核心不是市场，而是被称为吉古拉塔的金字形塔庙。中国唐代的长安城可能是这种理念的极致表达。整座城市84平方公里，被划分成108个坊，像棋盘一样整齐。这不是为了交通方便，而是“法天象地”。城市本身就是宇宙秩序的缩影。

近代城市：以财富与资本积累为动力的生产性城市。中世纪的欧洲有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自动获得自由和土地，原来的领主不能再把他抓回去。在城市，血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创造什么、交换什么。商人、工匠、银行家这些在封建等级中没有位置的人，在城市里可以找到自己的舞台。宽松的环境、集聚的人群为个体施展才华、创造财富提供了条件。城市成为资本主义和现代经济的摇篮。

现代城市：以流动为特征的网络性城市。美国社会学家萨斯基亚·萨森研究纽约、伦敦、东京这三座城市，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城市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美国的城市、英国的城市、日本的城市。它们代表着连接政治、经济及社会活动在人类发展各个空间层面的核心节点和桥梁。这就是全球城市：它们是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节点、跨国公司的指挥中心、全球资本的配置中心、人才与创意的汇聚点。由此，城市成为全球网络中相对独立的节点。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实践中，城市积极引领文明形态的变化，城市角色的每一次转变都对应着文明形态的根本变化。今天，我们生活在从碳基文明向硅基文明转变的时代。在这一转变中，城市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人工智能时代所造成的知识鸿沟越来越大，会对城市带来怎样的影响，又将赋予城市怎样的功能？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探寻可能的答案。

未来城市：以共生性为原则的关系型城市。AI正改变城市的运行方式。当人工智能可以比人更高效地处理信息、优化流程甚至创作内容时，城市将从纯粹的物理空间走向“物理+数字”的混合空间。这是多元素共生的城市：人与AI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人与赛博世界的共生。

在未来城市中，人类不再理所当然地占据世界的中心位置，而被迫重新理解自身作为诸多行动主体之一的有限性。从人类中心到万物互联共生，城市的功能变化了，世界的观念也变化了。我们或许正处于一个历史性门槛：当每个人的生活与AI捆绑并被AI重塑，我们该如何迎接未来、融入未来？当“人工”越来越多地被“智能”替代，我们是谁？人存在的根本意义是什么？

城市归根到底首先是一种空间形态，那么我们如何以新的空间形态来迎接共生城市的到来？我的答案是回到城市本身，以集聚来创新，以创新迎接未来。

    打造一所没有围墙的“复兴岛大学” 持续生成技术、制度与思想创新的城市级引擎

    城市是创新的引擎，这种创新的动能来自集聚。人、物、信息、知识和思想的集聚，所产生的效应往往是出人意料、令人惊奇的。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认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通过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释放出人类最具生产力与创造力的一面，使我们变得更富足、更聪明、更环保、更健康、更快乐。

这种由集聚所激发的创新力量，并非在城市空间中均匀分布，而往往高度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城中之城”。它们是城市里最开放、最能容纳差异的空间，在治理规则、文化氛围、经济功能、历史传承等方面和城市的其他部分很不一样。这些“城中之城”是在更大体系的边缘或缝隙中创造出相对独立的规则空间，成为新理念、新制度、新模式的孵化器。

大学就是典型的“城中之城”，既是全球性的参与者，同时在地方层面产生显著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城市与大学是相互依存、彼此塑造的关系。公认的最早的大学出现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里。几乎从一开始，大学与城市之间就是一种活跃兼有矛盾的关系。这充分体现在所谓“城镇与学袍”这一形象说法中。中世纪获准进入大学的学生通常身着与神职人员类似的长袍，继而逐渐衍生为一种社会 象征。如今，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城镇与学袍”曾表示差异与独特性，在当下却成为共享的标志，很容易成为共同认可的符号。

当今世界越来越把大学视为关键的城市制度性机构，因为大学在塑造城市品格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什么大学对城市如此重要？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高等教育，包括科研体系在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为关键的单一特征。”城市孕育新知识，而知识往往源于协作式学习过程，大学恰恰是协作式学习的绝佳场所。在美国，从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到北卡罗来纳州研究三角区，大学作为城市创新极的角色并未淡化。

一所没有围墙的“复兴岛大学”是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试验田，不仅彰显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也是产业链、创意流的全方位开放。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具有行政管理功能的有围墙的大学，而是一所面向未来产业转型的、环境宽松的无形大学。在这里，可以制定一套完整的前沿探索机制，激发人的内在潜力，让世界各地的头部企业愿意在此设立创新实验室。同时，打造世界一流的出版与传播体系，使知识生产能够迅速进入全球公共讨论之中。其结果，将不只是一所成功的“大学”，而是一种新的空间：一个持续生成技术、制度与思想创新的城市级引擎。

从历史上看，复兴岛不仅仅是黄浦江上一座内陆人工岛屿，还积淀了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烈士，曾以渔业管理处工程师的身份在岛上工作。他白天修理渔船通信设备，晚上为党发送情报。电影《红日》中连长石东根的原型、战斗英雄庞洪江，于1960年来到复兴岛上的海洋渔业公司工作。空间并非只是中性的物理容器，而是承载历史经验、集体记忆与象征意义的场域。空间也并不仅仅意味着距离的远近，而同样能够生成一种亲近感。真正友善的空间设计，并非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拉近，更在于促成精神层面的相互理解与认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空间本身具有塑造社会关系与价值观的能力。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我们经常把我们最高的价值，不论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和城市生活联想在一起。”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心目中的复兴岛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大学”：在这里，知识可以自由流动与交易，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与不同主体得以在开放的空间中相互激发，共同孕育新的理念与可能。这样一所无形大学完全可以融入城市的物质与社会肌理，成为城市共生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再是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而是逐梦未来世界者的乐园，是积极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行动者、知识贸易的促进者、学术创意的引领者的天堂，一定会成为面向未来的世界级地标。

历史经验证明，伟大的国家往往以伟大的城市为其象征，伟大的城市往往是国家伟大之引擎。伟大的国家首先在城市中被构想、被试验、被实践。18世纪的巴黎之于法国，19世纪的伦敦之于英国，20世纪的纽约之于美国，并非只是国家崛起后的被动映照，而是长期作为思想、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与资本的集聚中心，从而塑造了法兰西、英吉利与美利坚的世界形象与内在能力。21世纪是中国走向全面成熟与深度参与构建世界秩序的关键阶段。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上海无疑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上海不仅是经济与技术创新的高地，更应成为制度探索、文化创新与知识生产的实践者，在世界城市体系中以自身的方式呈现一个开放、自信且具有未来感的中国。从上海，看见中国的未来，遇见更加美好的世界！

来源 ：《解放日报》2026年3月4日第11版，陈恒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城市史与城市文化、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主编“三联经典人文书库”“光启文库”“二十世纪人文译丛”“光启文景”等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