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的中西文化視野——關於當代城市文化的對話

发布日期: 2008-06-11      浏览次数: 4238  


中國城市的中西文化視野
——關於當代城市文化的對話

 楊劍龍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中國基督徒文學和文化作品

:楊劍龍教授,你是搞文學研究的,尤其對文學中的基督教影響問題下了相當的功夫。到目前為止,在中國好像還很少有人特別注意由中國基督徒寫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基督教在文學中的地位,其實有些很有名的學者或作家,是有基督教信仰的,如許地山、林語堂、羅香林等,當代中國學者有劉小楓、趙曉,臺灣文學家杏林子、張曉風,香港歷史學家如梁元生、王爾敏、李志剛、哲學家如羅秉祥、溫偉耀、楊慶球等。各有不同貢獻。基督徒在中國創作的文學作品也不少,不過一般研究較少注意他們的信仰背景。所以你的研究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你是如何開始這方面研究的?

:我的碩士學位論文研究的是中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鄉土文學,包括魯迅、沈從文、廢名、臺靜農、許傑、王魯彥等,後來出版了《放逐與回歸——中國現代鄉土文學論》一著。事實上我最初想做的是「中國現代文學與基督教文化」的論題,當時向導師曾華鵬提出被否定了,我想大約是因為八十年代初的氛圍與我當時的學識不允許做這樣的論題。碩士畢業後,我並沒有放棄這個論題,一直在收集相關資料,閱讀了相當數量宗教和文學書籍,後來成為我博士論文題目,我在華東師範大學跟隨王鐵仙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時提前了一年進行論文答辯,在職攻讀兩年就獲得了博士學位,這大概幾乎是沒有先例的,後來出版了《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一著,著名學者陳思和為此著寫了序。二○○三年我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任客座教授時,完成的論題《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開設選修課學生的課程論文,我將其編輯成了《文學的綠洲——中國現代文學與基督教文化》一著,二○○六年由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出版。這些年我在該論題方面的研究一直在繼續,由原來的作家個案研究轉入綜合研究,最近已編成二十萬字《此岸與彼岸》的書稿,有合適的機會爭取出版。目前還在做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是該方面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發展中的文化維度與視野

:我十多年前開始研究基督教文化,主要原因是在九十年代初,見到中國發展的艱苦,認為發展必須有一個文化的維度和視野。然後研究西方文化為何會如此成功發展出現代化呢?主因在其群體有一種共同的道德誠信,共同的奮進精神及共同的理想承擔。這是其文化的維度與視野,來自基督教文化。由此而產生了公眾空間,理性討論精神,個人尊嚴的肯定及做生意的誠信,這都是中國發展所極為需要的,我們可以取經西方成功的例証,吸引而更新建造新世紀的中國文化。這期間我也開始關注城市文化的發展,因為現代化必帶來城市化,但若無深厚的文化內涵,則城市化只會形成城市貧民區和富裕區的對比。而富裕區則是一大批滿肚稻草的,貪婪而世俗的暴發戶集中地。故此我們必須使城市發展有一深層的文化內涵,去表達出城市的特有性格。上海正是中國建立城市文化的急先鋒。我發現近年來,您開始研究上海都市文化,您是如何轉到這個領域的研究的?

城市文化的課題

:我是十八歲離開上海去江西插隊務農,讀完碩士後三十六歲回到上海。雖然我是在上海土生土長的,但回到上海後觀看上海的方式以及對上海文化的看法有了一些變化,有了一種批評和批判的意識。人們常常對上海人有一種批評,如認為上海人「精明但不聰明」、「上海人小氣」等等。回上海後我寫過一篇題為《簡論上海文化和上海人》的文章,從上海文化的角度分析上海人性格的長與短。後來我申請到了一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上海文化與上海文學」,立足於從文化的角度研究上海文學,最近該著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是一個受到世界關注的國際性大都市,在其發展中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一九九八年上海師範大學成立了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結合了文學、歷史、法學等方面教授,共同來研究都市文化。二○○四年由我牽頭申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獲得批准(地方院校獲得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的並不多)。教育部基地為集中力量開展對某些專題的研究提供了平臺,這個中心的研究基本上分三個方向:都市文化史研究、當代都市文化研究、國際都市比較研究。近些年我們分別召開了上海與香港、上海與臺北、上海與首爾、上海與東京等都市文化比較國際會議,反嚮都不錯。二○○六年我們組織了全國性的「都市文化-文學學術研討會」。二○○八年我們將舉辦「上海與紐約都市文化國際研討會」。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都市化進程在加速發展,我們面臨著都市化進程中的諸多問題。我們一方面研究歷史,從歷史找到借鑒和經驗,一方面也關注當下,也關注從國際大都市比較中吸取經驗,促使我們都市文化的發展研究的項目有「上海城市生活史」、「上海文化對長三角城市文化的影響」、「江南文化的現代闡釋」、「上海文化的發展與都市文學的嬗變」、「上海都市化歷程與都市宗教研究」、「現代性、全球化與都市文化理論」、「評彈與晚清以來上海文化圈」。

:從都市文化理論方面看,西方已有了比較系統的理論,中國的都市文化理論研究可以說是剛剛起步,你們是如何開展此方面的研究的?

:與西方的都市文化理論研究相比較,中國在都市文化理論方面是十分薄弱的,因此近些年來,我們一方面努力總結都市文化發展中已有的本土傳統,另一方面翻譯和吸取西方都市文化理論與經驗。二○○五年我們開始編輯出版了學術刊物《都市文化研究》,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每期約四十萬字,每年兩期,一半翻譯,一半研究,目前已出版了《都市文化史:回顧與展望》、《都市、帝國與先知》、《閱讀城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全球化進程中的上海與東京》四期。我們在編譯「城市與社會譯叢」同時,翻譯編輯《西方城市文化讀本》、《中國城市文化讀本》,分別對國內外的都市文化研究文獻與理論進行梳理。在此基礎上進行都市文化學的研究,拓展與深化對於都市文化理論和實踐的研究。
上海與香港比較

:我看,你這是文學家的深情冷眼,這是關注中國現實問題的需要,你不是僅僅從文學批評家的角度,而是從社會學及文化學者的角度來展開研究。其實文學家,尤其是自然主義的文學家,都是比較重視反映現實社會種種困境問題的。在十九世紀,西方還很流行通過文學來帶動對社會的批判,但一般不會去搞什麼社會運動,也不會去主張城市的改革,你現在走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走向了一條關懷現實世界的路。你們從一開始就把上海同香港進行比較,這很有意思。香港的建立本身就有許多上海人去參與的,四九年後大部分資本家把資金調到香港,成為香港繁榮的根源。香港那時對凡是外地來的人叫「上海人」,可見上海人在香港很多。他們把上海文化帶到香港。香港人原初都是過客心態,不自覺文化的價值,但默默而辛勤地工作,融合西方的法治、人權,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的儒家文化,再加入上海的城市文化,成為經濟奇蹟。香港發展中經過的困難,如貧富懸殊,環境汙染,官員貪汙,中國如今也在同樣經過中。香港都一一克服了,故我相信,中國一定可以克服困難的。中國知識份子,老三都插過隊,經過磨煉,相信可對現今城市之貧窮農民工有較深入了解,這是中國特有的一批建設人才,使知識份子不陷入象牙塔中,對中國發展很重要。

插隊知青的落實精神

:其實我對於社會的關注是源於到農村插隊。我曾經在《文匯報》上發表過一篇散文,我原來的題目是《知青情結》,後來編輯改為《夢裏鄉村》。在散文裏我說到我們這代人與農村和農民的關係及其對我們的影響,我說:「當過知青的我們,大概少了一點不切實際的空想,多了幾分腳踏實地的精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關注鄉村,關注民生,大概也是在那個時候形成的。我還在《芳草》雜志二○○七年第四期發表以我的知青生活為素材的長篇小說《湯湯金牛河》,得到了文學批評界的好評。近些年來,我從事都市文化研究中,對於諸多社會文化問題提出了批評:《關注城市化進程中鄉村文化的危機》、《城市建設:走出審美誤區》、《走出社區文化建設的誤區》、《電視娛樂不應成為「愚樂」》、等文章,都對於都市文化發展中的某些弊端提出了批評。在不少文章則對於都市文化的現狀與發展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打造群眾文化活動的品牌》、《弘揚「石庫門文化」的人倫傳統》、《拓展海派文化國際影響力的幾個因素》、《推進上海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建設之我見》、《都市文化比較研究的意義與方法》等。最近我已將我近年來發表的有關都市文化研究的論文編輯成二十五萬字的《文化批判與文化認同》一著,將在今年出版。

大概由於農村六年的插隊生活,使我對於農村、農民有著自然的關注與關心。改革開放後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據統計現在大陸農民工在城市裏大概有一點四億到一點五億,他們已成為城市建設的生力軍,卻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二○○六年我在《文匯報》上發表《改變農民工文化生活的「孤島」狀態》一文,指出農民工在城市中文化生活的孤島狀態,之所以說孤島,是因為家裏管不到、單位又不管、社區也不管,他們並不寬裕的收入、不高的文化水準、擁擠的居住條件、高強度的勞動等,使城市農民工往往處於與城市文化的某種隔膜中,往往形成了一種文化生活的粗俗化孤島化的狀態。改革開放前,上海人對外地人往往有著一種歧視的態度,只要不是上海的,都被稱為鄉下人,有一個貶義詞叫「阿鄉」。其實中國本來是個農業國,中國人很多就是鄉下人。上海對外地人歧視情況在改革開放後改變了很多,但大量農民工在城市裏的問題仍然要引起我們重視,要努力改變他們文化生活的孤島狀態,企業、社區都應該管,政府首先要把它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來抓,我們提倡建學習型城市,不關注大量農民工的文化學習,這個城市能說是「學習型城市」嗎?我這篇文章發表後,上海市社區文化服務中心找到我,他們要建一個農民工文化的網站,請我給他們出謀劃策,我提出網站雖然是政府辦的,但不能有居高臨下俯視心態,而要用平等的態度同農民工建立關係,把他們看成親兄弟姐妹,讓農民工在網上發言,使他們把這個網站看作自己的家園。二○○七年五月文化部在深圳舉辦「全國第一屆農民工文化論壇」,由於在農民工文化徵文中許多人引用了我的文章,我被作為特邀代表邀請與會,我在會議上作了《另一種「希望工程」——關於促進農民工文化教育的思考》,提出了應該將農民工的文化教育看作另一種「希望工程」,認為應該職業培訓與素質教育、企業教育與社區學習、思想教育與技能教育、崗位教育與業餘教育相結合。

對上海民工的落實理解

:我近期特別到上海了解貧困農民工的困境,在探訪民工家庭時,見其居住環境很惡劣,十平方半的小平房,一床一桌,一家幾口睡一床。貧困家庭一般是雙親其中一個死去,或失去工作能力,靠一人奮力工作,供兩位子女讀書。孩子們很乖巧勤奮,但無能力完成學業。且民工由於無戶籍,不能入讀一般政府學校。只能靠民辦的,條件比較差的民工學校得教育。且初中畢業後城市中沒有高中可以容納他們入學,要就回鄉讀高中,離開父母;要就十四五歲出來做工,且做最低下的工作。我們文化更新基金會,因此在上海資助建立一所職業高中,提供全盤助學金,幫助孩子完成教育夢,將來可以入讀職業大學,使孩子們有希望,有前途。其間教育他們,做人要有良知、有仁愛、有骨氣、有誠信。這就實踐你所講的另一種希望工程。在這參與中國貧困者教育的工作中,我發現中國可能需要發展一種民間慈善組織,在西方宗教文化在慈善上有很大作用,可以借鏡。如今全球化的大流已衝激到中國,特別是上海。你是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交流與接受呢?全球化一面帶動全球互動,但也是西方影響世界的一個方式,其中有淺薄的世俗主義,也有仁愛的思想,你如何看呢?又如何看待宗教文化對於中國的影響?

宗教文化及全球文化帶來的新價值與新融合

:從某種角度說,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可以加快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影響,另一方面它又常常削弱了某些本土文化的保存與發展。在宗教文化的研究中,我發現我們長時期以來對宗教總有一種偏見,僅僅把宗教等同於鴉片,我們沒注意到鴉片藥用的方面,而只誇大了它的毒害方面。尤其對外來宗教如基督教,長期以來把它作為文化侵略,但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外來宗教,中國的現代科學發展要慢多少年,中國的人道主義精神要少多少?所以我在文學研究中,一直把宗教作為研究重點之一。我目前正在進行「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課題的研究,把兩者連繫起來分析研究。我想,文化是世界性的,但也有其地域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不會是一統天下的,各民族文化在交流融合中間始終是一方面要保存本民族文化傳統,另一方面要汲取異域文化的長處。如果把本民族的文化消解了,構成了大一統的文化,文化的發展也就沒有意義了。就如同上海文化的發展一樣,上海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在其發展過程中,如果缺少了外來文化和其他省市的文化,也就沒有了海納百川的上海文化了。在上海文化的發展中,本地文化只佔一小部分,上海有山東人,廣東人,江蘇人,福建人等各地人,上海有海納百川的傳統,這種傳統應該發揚。現在很少有人用「阿鄉」,因為很多「阿鄉」無論在文化或財富方面都不比本地人差,如上海現在房產消費最多的是外國人和外地人,買高檔房產的幾乎都是這些人。在白領階層中,這兩種人佔的比例最大。上海人在性格發展中其實有一種「偏於一隅」的觀念,不太願意離開上海,覺得世界上只有上海最好,但現在有逐漸改變的趨勢。現在是上海當地人同外地人、外國人共同在建設上海。上海的成就不僅僅是上海人的,也包括參與上海建設的外地人、外國人的。我始終認為,光有經濟的建設,沒有文化的建設,是短視的,經濟的發展也是缺乏後勁的。

都市文化建設的思路

:從「阿鄉」到外國人生根上海、建設上海看,這是上海的全國化,也是上海的全球化。在這期間上海的城市文化,又將會是怎樣發展?你認為都市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應該有怎樣的思路?

:我想無論是一個城市,還是一個地區,雖然文化建設有它的共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個性。上海市靜安區的文化局長曾找到我,希望聽取我對靜安區文化建設的意見和建議。我提出應該強調一個區文化建設的個性,我不讚同將開放交流等共性的特點定為靜安區文化建設的特點,我認為地處上海市中心的靜安區過去曾經是法租界,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區域,歷來是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之地、高雅之地、時尚之地,就構成在這塊地皮上無論是商人,還是消費者,或者是酒店,都象徵了一種檔次。我提出要搞一種夠檔次的文化品牌,少構想世俗性的文化活動,多構想精英性的文化活動,要把這個品牌延續下去。在靜安區,無論是革命歷史遺址,還是名人故居,都是較多的。毛澤東,蔡元培,徐志摩,張愛玲,都在這兒有故居。上海以前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靜安區和黃浦區是「上只角」,普陀區等就是「下只角」了,也就是低等的意思。因此我認為靜安區的文化建設應該強調它的品味,我寫了一篇文章《論靜安區文化交流的品味與策略》,認為靜安區目前已形成了精品之都的風貌、商務中心的地位、高檔消費區的特色、使館文化的景觀、媒體勝地的風采,我提出在靜安區的文化建設與發展中,仍然應注重文化交流的品位和策略,應該注重加快文化資源的保護與弘揚,以文化名區吸引世界的目光,注重文化品牌的打造與傳播,樹立文化名區的標志性形象,保持文化品位的精緻與高雅,開拓文化名區的區域性優勢,拓展文化交流的視野與思路,確立文化名區的國際性聲望。

現代都市文化中的傳統繼承

:上海歷來是一個開放性城市,東西方文化在此交融。大陸改革開放後,在全球化背景中,西方文化對於中國大陸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在城市文化的建設中如何注重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關係,不知道你是否有所思考?

:大概由於中國社會長期的封閉狀態,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幾乎都矚目於西方,在對於西方文化的引進借鑒中,對於我們的文化建設和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卻在另一方面忽略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繼承與弘揚。二○○五年我曾發表過《城市建設,走出審美的誤區》一文,對於大陸城市建設中的誤區作了批評,認為誤區在於以歐化為美的審美追求,缺乏注重民族化個性化的見識;以樓高為好的建築佈局,缺乏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的思想;以求現代化的建設觀念,缺乏保持生態平衡的前瞻意識;以破舊立新的建設思路,缺乏文物保護修舊如舊的意識。文章發表後,同濟大學建築系一位教授給我寫了一封信,熱情漾溢地褒獎了我文章指出了當前城市建設的誤區。二○○五年我曾到紐約大學訪學三個月,我當時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美國的歷史比我們短得多,但對文化卻比我們重視得多,從某種上說美國人把沒有文化搞成有文化,我們常常是把有文化搞成沒文化,例如我們在城市建設中往往不重視文化遺址的保護,不重視具有文化內涵的事業開發,領導一句話就很輕易地把一座橋一幢樓拆了。我曾從報上讀到《老上海「彈硌路」去或留》一文,得知上海唯一剩下的兩條「彈硌路」(用石子鋪就的路)黃浦區新街、普育西支路,搞市政建設的認為應拆了,市民們提出應保留,專家則提出應搬進博物館。我到歐洲、美國等地,都看見不少這種「彈硌路」,路旁都有一座教堂,有一些小商店,教堂鐘聲裏,有人牽著狗在「彈硌路」上散步,這種氛圍就是一種文化境界。上海的「彈硌路」即使請進博物館,也僅僅變成了一個標本。我始終認為知識份子最重要的特性是入世精神和批判精神,理論應該為現實服務,如果只是一味地為權力唱頌歌,僅僅滿足於做禦用文人,那麼我想這樣的知識份子存在就是多餘的了。另一方面我們也確實需要為政府的文化建設出謀劃策,例如我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曾參與了市政府關於文化建設綱要(二○○四至二年)初稿的撰寫,我也曾在十七大前受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委託,撰寫《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意義與問題》報告,得到中宣部政策法規研究室的肯定。十七大強調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我們既應該對於當代社會發展中諸多文化現象提出批評,也應該為推進文化發展繁榮出謀劃策。

上海是中國的小歐洲

:關於上海,我想到「海派」這個提法,這不是單指地域的上海意思,具有海納百川包涵性的意思。在上海你可以看到很多西化的建築物,從租界時期到現代,有很多歐式的或哥特式風格的建築。在徐匯區和靜安區,可以看到西化與中國傳統結合的味道,走在綠樹成蔭的小道上,一些很有個性的房子,感覺是一個古典的小巧的歐洲,既不是現代的歐洲,也不是宏大的歐洲,可以說是亞洲裏面的一個小歐洲。澳門原先也有這種味道,但後來賭場慢慢把這一切都改變了,有些可惜。我記憶中從前的澳門,在小山上有大教堂,從上面往下看是海,現在根本看不到海,全給建築物擋了。有歐洲味的中國城市,澳門比香港突出,也保留著那種石板的小街,事實上這小街及其古老房子就是博物館,而不是把它放到博物館去,這才是對歷史文化的保留。所以,亞洲裏面的小歐洲,我認為是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的。另外,在上海外灘那一邊,就有點像紐約了,那是亞洲的一種美國二十世紀初城市的韻味。紐約有最摩登的大樓,也有最古老的大廈,上海也正是如此,所以上海的景觀可以從亞洲裏面的一個美國或歐洲小城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是缺乏一些很有味道的教堂與廣場。上海最好的教堂應該是在徐家匯,現在問題是給許多新造的高樓遮住了,新式建築物把整個景觀破壞了。徐家匯天主教教堂是有歷史性的,徐光啟是中國最早的天主教徒,也是對中國發展科學和數學的最早貢獻者,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遺蹟。教堂裏還有利瑪竇的畫,充滿著歷史色彩文化意味,但附近是一個商業廣場,沒有歐洲廣場那種感覺,也沒有步行街的味道。在歐洲,一般步行街都沿著廣場,有教堂,有小商店,可以一直走下去。

宗教文化的魅力

:現在旅遊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其實旅遊業應該與文化結合起來,就會更有吸引力,我們的旅遊業常常忽視了宗教文化。

:是的,徐匯區有那麼好的歐洲風味的教堂,本來可以有更好規劃,但現在為了地產發展,卻破壞了很多,這是很可惜的。上海還是有許多可以發展的地方,如佘山的教堂,是亞洲最大教堂之一,建築非常宏大突出,可以吸引很多人,問題是我們沒有很好地宣傳,可能只因為那是宗教遺蹟,因著對宗教的偏見,就將這文化偉大古蹟放棄了。那証明中國在文化和旅遊方面,對中國本身的文化資源不是很清楚,目前對佛廟的宣傳有很多,因為可以吸引很多臺灣遊客,但外國遊客不一定喜歡看佛廟,有太多的人和太多的煙,裏面的偶象他們不一定會喜歡。佛教文化當然價值很高,但中國的基督教文化也很有特色。我們可以把教堂作為一種重點文物,一方面宣傳中國的宗教自由政策,另一方面又表明宗教在文化中的重要位置,現在這樣不重視很可惜。北京也有很好的古老教堂,但也可惜被淹沒在大型商場中,如王府井的教堂也很精彩,但已失去了原先的品味,也表明了發展時對宗教的不理解,像這樣的教堂如果與旅遊相結合,可以規劃出一條很有吸引力的旅遊路線,從北京教堂到上海徐匯區、從泉州景教文物,一直可以走到西安的景教碑及吐魯番的景教畫。其中,有關基督教本身也可以單獨形成一條旅遊路線,我曾特別帶隊走過這樣的路,實在是很精彩的,問題是現在許多人沒有這方面的文化知識,加上對宗教的偏見,這是相當可惜的,失去了很多魅力。中國本身有著一些西方文化魅力的遺存,不是單有中國古老的文化,我們都沒注意到「中國裏面的西方」的論題。基督教特別是天主教、東正教的魅力,我們都沒有好好重視,好像只是給他們聚會的自由,其他就不管了,沒有看到這是城市建設很重要的部分。如果繼續研究下去,就涉及到宗教在城市中的位置,宗教作為建築物的影響,形成了歐洲魅力的吸引性,沒有教堂歐洲絕對不好看。歐洲古城市最好看的就是它的教堂和廣場,外面的建築造形,裏面的藝術品,整個廣場,在社區中的獨特位置,便形成了它的魅力。到歐洲任何一個小地方,不一定是大城市,都有這樣的魅力。反而在大城市教堂都給高樓大廈擋住了。我總懷念德國的一些小城鎮,那裏的教堂、廣場、市政廳附近,那一帶充滿著歷史與文化的魅力,這樣的文化風情我們卻很少。

公眾空間的思維空間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論基督教文化對中國的家族觀念的沖擊,我認為中國儒家傳統中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通過家族,而西方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往往是通過教會,宗祠成為個人與家族發生關聯的重要場所,而教堂是個人與教會和上帝發生聯繫的地方。

:當然,教堂不僅只是宗教,它也是一個公眾空間,教堂旁邊的廣場是古代中世紀以來信息交流的中心,大家可以在那裏討論問題。上海好像缺乏一個像英國的海德公園這類地方,一方面交流信息,一方面爭論不同觀點。現在的上海建築太現代了,拆遷一大塊地建起巨型建築物,雖然也有其特色,但仍須加上文化魅力,如城隍廟就有特色,可惜現在城隍廟又太商業化了。宗教的作用是提供一個可以超越現實思考的空間,然後再回到現實、批判現實,這樣的一種精神就是在廣場中表現出來的。上帝讓你超越現實,你就可以從政治經濟文化中走出來,有一個思維的空間,從這個思維空間可以看到更遠的未來,再回到現實,以未來的遠象來批判現在的不足,教堂前面廣場的公眾空間的重要性就在這裏。哈貝馬斯就提出了公眾空間的觀念,成為他年輕時研究和討論的一個方面。事實上當前的城市文化很需要有一個公眾空間,大家可以在那裏聊聊天、講講不同的消息,作為媒介發表大家對城市建設的看法,討論城市面臨的問題。有時候這種公眾空間與廣場的建設很有用,你以為是小人物講一句話,很可能他最能理解問題症結之所在,相反大官員大學者反而對那個問題不一定有深入的理解。好像在香港,開出租車的司機最清楚交通應該如何改革,反而大官員根本不知道堵塞的原因在哪裏。宗教在城市裏的作用除了批判和超越而看到遠方理想以外,在西方基督教傳統中,還因為宗教本身對貧困人的關懷是建立在一個人人平等的視野和理想的社會觀上。基督教有一個道成肉身的精神,最高真理是以最卑微的身份來到人間,以最卑微的人來承擔人類的罪惡和痛苦,而中國文化是肉身成道比較多,即聖哲賢人從修養修煉而達出凡入聖。從一般文化來說,肉身成道就是本來貧困的人經過努力可以讀完書成為知識份子,這就成道了。或者是一個喜歡修煉的人,修到一個地步,自己有一種很高的體驗,那也是肉身成道,是說一個人從低俗的世界掙脫出來,到一個更高的境界,但問題是到那裏就不回來了。中國之所以是一個階層社會就是如此,如果一個低層次的人,一旦成功了,例如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成為一個學者或者很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他上去上層社會以後就不回原本的地方了,這就缺乏一種道成肉身的精神。「道成肉身」回去,回到一個卑微的世界,跟更貧困的人在一起。對基督教來說,並不是說你從那裏上升再回去,而是上帝本來就不是需要下來人間的,但祂還要選擇下來,跟人類在一起,與人類共舞人生。從這個理念出發,我們可以看出西方人對貧困的人的關懷多得不得了。中國搞得很久慈善事業,卻一直只停留在「佈施」(善行施捨)上面,而非建立公平正義上,這本是和諧社會之基礎,慈善事業不只是施捨,而是要建立仁愛與公平文化,這是不能忽視的。

中西建築結合的石庫門文化

:在當代文化的研究中,對於文化傳統的思考研究十分重要。中國是家族文化,西方社會則突破了家族文化,宗教文化成為西方文化發展的重要部分,進天國的門很窄,財產是帶不去的,必須施捨出去。中國是家族文化,家族的財產是要傳宗接代的,所以中國總體上缺少慈善精神,開展慈善事業比西方難得多。你剛才講的廣場很有意思,中國過去一直是血緣傳統倫理文化,這種文化的核心場所是家族的祠堂,家族的事情、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在祠堂裏處理的,個體跟社會的交流也是通過家族的,血緣傳統也就有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境況。而西方沒有像中國這樣的家族色彩,宗教就成了人與人之間交流、人與人之間關心的核心。所以,宗教的教堂、廣場,就構成了西方社會公眾的議事之地。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也有很多弊端,雖然家族倫理文化傳統中也有值得弘揚的方面,但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家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在衰退。我曾寫過一篇《弘揚「石庫門文化」的人倫傳統》的文章,認為誕生於19世紀下半葉的石庫門住宅區,將西洋的排聯式佈局、歐式大門,與天井、客堂、灶間、亭子間、曬臺等江南民居形式結合起來,形成中西合璧獨特的建築形式,形成了其獨特的人倫傳統,既吸收了西洋的享有個人空間的精神,又傳承了儒家追求社會和諧的衣缽,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石庫門文化。石庫門前門都有一條寬寬的弄堂,孩子們可以在那兒玩,弄堂也構成了居民們交流的場所,居民之間資訊幾乎都在弄堂裏溝通與傳遞。石庫門有亭子間,主人往往把亭子間租給別人,亭子間租住的是妓女也好、學生也好,主人是不管的,住戶可以有其私密的空間。現在居住條件改善了,居民從鬧市區搬遷到郊區,居住條件改善了,都是獨門獨戶,但人與人之間交往、家族傳統確實淡化了。因此,我提出應弘揚「石庫門文化」的人倫傳統:在公共場合密切交往中形成寬容和諧的人倫社會,在私密空間精心營構中追求個體自由的個性天地,在五方雜處多方融合中構成多元並存的生存世界。

發展中繼承中國文化

: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如何看待繼承中國文化傳統與汲取西方文化資源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後,年輕的一代面對著蜂擁而入的西方文化,更多地受到西方某些世俗化精神的影響,就是接受西方存在主義等思想也往往揀一些皮毛性的東西,從後現代擇取一些為我所用的東西,把自我個人的權益放得無窮大,而忽視責任義務奉獻等,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方面的優良傳統被拋棄了。我到韓國去開會有一個很深的感觸,韓國人對儒家文化很重視,大學生讀孔子、孟子、老子,而我們大學生有多少在讀這些?現在於丹在電視上講《論語》,有人提出將經典世俗化的批評,但我是持肯定態度的,至少讓人們知道中國還有這樣有價值的東西。我有一次在上海坐出租車,碰到一個女司機,可能她當時感冒了,吐痰就吐在廢物袋裏。我就說別的司機要吐痰都打開車窗就吐,她就拿出一本於丹的《〈論語〉心得》,說她正在看這本書。無論如何評論於丹現象,至少於丹讓經典世俗化和大眾化了,如果在這個基礎上,讓老百姓再去讀《論語》、《莊子》等原著,然後再有深一步的詮釋,我認為也就不錯了。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的傳統文化仍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資源。當然,傳統文化也有一個現代化的過程,我們應該站在現代視角來看待傳統文化長與短。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借用魯迅的話來說是帶有「文化偏執」的,這種偏執當然是在當時情境下產生的,但回過頭來看,雖說造成文化斷層的論斷有些過分,但畢竟要承認當時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是過於偏激了。

應先欣賞於丹的貢獻

:中國文化只要成名了,就總會遇到一些莫明其妙侮辱和批評。與其說是學術爭論,不如說是一種人內心妒忌的展現。人的內心比萬物都詭詐,這是人的極度醜惡。真正的中國文化修養,卻應是「無友不如己者」,「三人行必有我師矣」。從前我跟從唐君毅先生學習時,他教導我們儒家的胸懷,應是先肯定他人,先欣賞他人的優點。如於丹,她的心得,就可啟發人對中國文化精神的優秀價值加以認識,我們應先肯定和欣賞她。如果對她解釋有不同觀點,應理性地討論,而不應侮辱她。她起碼在城市繁華中,帶來了一點歷史文化的反思。如今在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在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豎立中,對於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成為了一個大問題,一天一個樣三年大變樣中,如何保護具有歷史文化的內涵就特別重要了,尤其是有文化味的建築,就是文化的具體展現。中國城市發展如何保留文化呢?

拆毀文化及建假文化的問題

:中國目前城市化過程中,許多城市缺乏整體性的考慮,缺乏專家科學的論證,往往某些領導人的意志與言談決定城市建設,以至於將許多具有文化遺產色彩的建築拆毀了,甚至建造了一些假古跡。我們在開發過程中,經常見到「過度詮釋」的現象。八十年代我去湘西尋訪沈從文故居,一條小小的石板路進去,現在變成了一條大馬路,完全不同了。我們現在去魯迅故居,和以前見到的完全不一樣了,不僅故居前開發了一條商業街,而且故居本身也被誇張了,魯迅生活在一個從小康墜落到困頓的家庭,但現在故居卻見不到困頓了,開發了小姐房、少爺房等,連百草園也變得更加寬敞了。紹興市政府人員說魯迅是紹興的一張名片,但是我想名片要「名」而不要「騙」,要把它還到歷史原點去,恢複歷史的原貌。在很多地方,拆了很多真文物,而建了很多偽文物。有一年我到山東臨沂去,臨沂是革命老根據地,幾次想去博物館,但卻關門,博物館對面有一個新古董王羲之故居,王羲之五歲就離開臨沂,後長期居住紹興。如今卻用了很大的地盤造了一個新式的古典園林,門票三十元。我想當地老百姓有沒有可能花三十元進這樣一個假故居呢?王羲之故居鈄對面有一個天主教教堂,有幾百年歷史,那才真是古董,我在那兒轉了很長時間。我們經常忽視了真正的古蹟,一方面造了很多新古董,一方面把很多古蹟商業化、世俗化了,搞得四不像。有一年我去巴黎,臺灣詩人尹玲帶我坐地鐵去拉丁區,咖啡館星羅棋佈,有小巷、教堂,我們在海明威、薩特等常去的雙叟咖啡館喝咖啡。拉丁區的房舍要求每十年整修一次,規定整舊如舊,老巴黎保持其原狀,另外建造了一個新巴黎,這樣的城市建設經驗很值得借鑒。

市場價值淩駕文化的問題

:從前東、西柏林分裂的時候,西柏林是一片商業景象,古蹟都給包圍了,東柏林還保留了不少古蹟,當時感覺社會主義國家對古蹟保護得很不錯。在西方許多地方,比如古老的布拉格城整個保留了下來,十分有魅力。西方在發展過程中能把古城獨立出來加以保護,法國也是,除了新巴黎,還有專門的舊巴黎,以色列則有新的耶路撒冷和舊的耶路撒冷,都是分開的。但我們中國在發展過程中,規劃時好像地產的錢比文化和古蹟更重要。市場規律的價值淩駕在其它價值之上,後果就是用現代建築的好大喜功,淹蓋了原本的文化魅力,這是我們當下的發展中要注意的。作為官員應該有文化意識,知道什麼應該保留,什麼不應該保留。前一個時期,香港要把有歷史的天星碼頭拆掉,引起了許多人的示威,因為那是直接的回憶,從小就在那個碼頭過海,現在卻要填海把它拆掉,那個鐘樓雖然建築不是很特別,但對我們來講卻是有感情的,而且另一個舊的皇後碼頭也要拆了。由於政府沒有文化關懷,結果引起群眾示威,這當然使政府很尷尬,但政府一方面說注意到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又辯稱是因為要落實建設新的高速公路要經過碼頭,不能不拆,拆了以後可以搬到其他地方,但人們要求的是原味,因為它跟後面的建築物是配合的。原來政府在城市設計時,在拆掉舊的這些建築物時是沒有痛心感的,或者說他們心中根本沒有文化,反而澳門政府很注意這個問題。

缺乏文化意識

:這也涉及到市民的文化意識,香港要拆一個碼頭就引起轟動,但上海十六鋪碼頭要拆就拆掉,問題是民眾很少有反響。一個是民眾的文化意識,一個是領導的文化意識,如果一個領導光有經濟意識,沒有文化意識,他這個領導肯定當不好。至於市民,我覺得不僅要有文化意識,也要有民主意識。老百姓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當拆遷的釘子戶,達不到目的決不罷休,卻很少會為了某個名勝古跡的將被拆除興師動眾堅決抗爭的。

:我看,中國的民眾還是比較聽話的,拆舊建築物時讓他走就走,不走就來硬的。

:龍應臺在上海參加我們組織的上海、臺北城市文化研討會時,說很羨慕中國大陸,要保護一個名人的故居,把裏面人遷出來,太容易了,在臺北要做這樣的事不知要多難。

生活世界殖民地化的破壞性

:中國政府有一定權威是好的,起碼發展時就較能主動。不過關鍵在有權威者須有文化意識,那就會產生完滿後果。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把文化去掉,是一種破壞,但是對人類崇高道德或者對人生價值的破壞,最厲害的還是思想上的破壞。哈貝馬斯就講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是說生活給權力和金錢控制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核心問題就是世俗主義,也就是自我中心主義(egoism),中國翻譯成利己主義不一定恰當,(egoism)應當是指ego-centric,指自我中心,我是唯一的,即我的自由是淩駕在任何其他價值之上的,包括法律與民主,當然也包括宗教和道德。所以,個人淩駕一切是當前世俗主義給西方文化帶來的非常嚴重的危機,在這個過程中西方慢慢發展得很厲害,中國也正在面臨這個危機的來臨。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學學報搞了一個情色版,內容不但情色,而且還有討論性虐待、亂倫,甚至人獸交,認為是正常,這些都成為他們的課題,說是要反省,實際是暗示這些行為都沒有錯。這實際就是個人中心主義。因為法律明確規定在公眾場合推動這些是違法的,所以政府要查處,他們竟然發動一批人示威要「保護言論自由」,也就是把這些低俗的東西作為「言論自由」來保護,而宣揚這些低俗的東西實際上也侵害了其他人的自由,所以公眾的傳媒是不能隨便講話的,如色情的主題,可能對青少年發生不良影響,故法律對之加以限制,色情刊物須加封套,若將之隨意向公眾發表,就是違法的。在這種違法情況下還抗辯說是個人自由,顯然是把個人自由(即他們宣揚的人獸交、亂倫、性虐待等)淩駕在社會和法律之上,而且也淩駕在民主以上,因為有一萬多人簽名反對他們,他們卻把自己看成受害者的樣子,這就是個人中心主義的最大發展。這是有計劃的,是有人從西方慢慢推到中國,從西方的同性戀運動開始就有計劃地推到香港,同性戀運動就開始談論性問題,實質卻暗示人們,去行同性戀,甚至視各種人獸交、亂倫和性虐待為正常。他們還要進入正常教育中,要求教這些性行為,從教育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這是新的文化帝國主義。他們下一步目標就是中國大陸。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危機,西方的個人中心主義,以自由的名義淩駕一切的時候,慢慢沖進我們的文化裏面,帶來城市文化中一種意識形態的改變。在加拿大同性戀可以結婚,但表面上卻披著文化運動的外衣,當然西方要這麼搞我們也沒辦法,問題是他還要強迫別人如亞洲也跟著他,結果伊斯蘭世界被逼用恐怖主義進行報複,因為世俗主義把他們基本的文化價值摧毀了。這是我認為當前城市文化慢慢發展成自我中心主義的危機,並且也慢慢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改變和控制,每個人所住的城市就變成一個什麼都可以做的世界,而價值、文化就全被消弭了。

儒家價值的重要

:我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道德的價值有許多是值得我們今天弘揚的。包括孔子的學說,孔子思想中具有原始人道主義的色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關心老者與弱小者,包括尊敬長者,這些東西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愈來愈淡。在亞洲的儒家文化圈內這些都在傳承,如新加坡、韓國、日本,但是反而在中國忽視傳統的倫理道德,忽視儒家的典籍,重視西方的文化,尤其是年輕人,顯在或潛在都有一種西方中心論,有一種民族的自卑感。我們現在到世界各地建孔子學院,但中國本身的孔子學院有幾個呢?我們能不能在中國本地建幾個有影響的孔子學院呢?把中國傳統文化倫理,無論是儒家學說也好,新儒家也好,能使這種傳統延續下去。不能在全球化過程中把中國文化給忽略了。

文廟為中心的文化建設方向

:孔子學院在外國還只是搞語言教學,並不涉及太多儒家的文化和價值。若要在中國建孔子學院應該成為城市文化一部分,比如把文廟發揮成一種講學的廣場,講學的公眾空間。全中國有很多文廟,因為以前孔子影響很大,但現在連旅遊的人也很少去,這是很奇怪的,許多人去參觀廟宇,卻不去文廟,而文廟的文化內蘊比一般庸俗的廟要多得多,文廟的建築是很有味道的,裏面泮宮水池,也有一些小廣場。現在城市發展中並沒有文廟的規劃或策略,我想文廟可以變成講學、交流、書畫藝術展示、文化對話的「雅集」,文廟可以成為一個文化中心,文廟附近也可以有一些配套的建築。這就是儒學帶來的文化性,儒家文化在現代重建,首要的是不能把它變成國教,儒家變成國教要靠政治權力來推,是儒家的墮落。但儒家在社會裏應該變成一個論學、論文、論譠的文化團體,不只是在大學裏,儒家也應該在民間講學。在宋明年代有很多書院講學,我注意到蒙古軍打進來的時候,宋朝一邊在退,一邊還在講學,退到廣東時,南宋軍民中仍講《大學》、《中庸》,直到敵軍打來被滅為止。宋亡後,文天祥仍堅持文化精神的成仁取義,以致犧牲生命。明亡時,南京城一個乞丐也跳河自殺,是一種就義精神,不甘亡文化於滿洲人,死前還在百川橋邊題詩。理學家劉戢山絕食自殺而死,忠臣瞿式耜戰敗寫絕命辭雲:「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這都是儒家建立的中華民族精神,那是中國雖然亡國,但文化不亡,其道德與骨氣不亡。這是維繫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基本上就由書院講學裁培出的人民心靈境界。今天中國正需要這種心靈來重建民族靈魂。要建造新時代城市文化,如果配合一些物質方面的建築,讓文廟在城市中有一種特別的位置,形成與文化有關的活動中心,也成為一個公眾的空間,這可以成為城市文化發展的一個設想。我覺得儒家文化是很重視人道的、重視家庭的,是唯一可抵抗當前個人中心主義潮流的文化。如果這種個人自我中心主義控制整個世俗主義社會,文化一定墮落,而且最後一定摧毀所有價值。西方已經把教育變成道德中立,不允許教任何有關道德或做人意義的東西,因為覺得這是灌輸和影響個人的自由。真是:自由,自由,多少人的靈魂為你而死,你用多少理由去殺文化。這種偽自由主義在西方的推動已經帶來很嚴重的影響,所以中國一定而要有一個文化的準備。

文革中文化斷層的延續

:人們常常說「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但我認為反孔也好、反傳統也好,其實那個時候並沒有把傳統反掉,魯迅和胡適這些人傳統根基很深,包括「五四」後的整理國故,以後對儒家文化的關注事實上一直在延續。真正反傳統是「文革」,假如你去孔林,簡直是不寒而慄,每一塊碑石都幾乎被打斷過,沒有一塊是倖免的,在那樣的氛圍中文化真正造成了斷層。所以「文革」以後,商業化大潮之後,文化斷層是從文革延續過來的。我在想,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需要把這種曾被打斷的文化的碑接上去,把這個流脈延續下去,所以我特別敬佩梁博士你這幾年都在從事文化重建的工作,包括你身體力行到農村去,還有你理論上的修養、學術的研究,這種精神很值得我們學習,使我們在都市文化研究中,一方面要研究理論,一方面要關注現實,如何在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在都市化過程中,盡可能地盡一點微薄之力。

:我們總希望中國將來能夠重建它的靈魂,因為文革破壞了所有文化。現在是另一種破壞,在市場經濟的時候,把文化商業化也是一種破壞。我是希望政府能撥出相當的資源,來建立一種文化的資本,文化建設是要撥錢來做的,單靠知識份子是不夠的,政府需要看到這個重要性,文化不能只是商業化。如今一些名人故居搞得一塌糊塗,因為只是從旅遊的商業作用上去思考,很少考慮到文化。我們還是要首先從文化開始,首先從人文素質和人的價值重建這個角度出發,然後再考慮商業價值,商業當然不能不考慮,但不是以商業為中心,否則我們的生活世界還是給金錢殖民地化了,保持文化的淨土是很重要的。

            加拿大《文化中國》2008年第1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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