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是他的宝贵财富 ——记人文与传播学院杨剑龙教授

杨剑龙教授，1952年生，上海人。教授、博士、博导、博士点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曾于1970年赴江西插队，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扬州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著有《旷野的呼声》、《放逐与回归》、《现实悲歌》等著作多部，在《文学评论》、《文化中国》、《二十一世纪》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0余篇，论文多次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先后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多篇。曾多次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获全国青年优秀美学学术成果奖、田汉戏剧奖评论奖等。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等多项。作为教育部唯一支持和认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数据库，南京大学全国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数据中心的《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2000—2004年中国文学CSSCI描述》中，杨剑龙教授名列其中，他4年内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176篇，在全国中国文学学者中排名第17。

研究基督教文化填补了空白

作为知名的学者，杨剑龙教授当然对他的研究领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现代文学研究要正视“全球化”挑战。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杨剑龙教授就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这一研究课题，并为之做了一些研究。1996年，杨剑龙教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师从王铁仙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因而获得了系统、深入地研究这一课题的机会。1998年，他以《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这篇长达20多万字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杨剑龙教授在论文中梳理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态度，选取了现代文学史上15位与基督教文化相关的作家，以点带面全面地展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20世纪文学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这些作家在各自的思想、创作中所带有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篇论文后来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思和先生在序言中认为，这部专著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

杨剑龙教授认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文学现象，因此，此后他一直不懈地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2001年12月，他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遇”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在文化传播与影响下的深入研究与探索——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的报告，全面梳理并介绍了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而指出：以往对于该课题的研究大多以作家作品分析为主，较少做宏观深入的研究；大多以作品的思想倾向分析为主，较少做文学本体的深入研究；大多以中国作家创作的背景为主，忽略了世界文化与文学的大背景；大多有较深的文学研究功底，而往往缺乏深厚的哲学根基、神学素养。他认为为了取得新的突破，该课题的研究必须注重宏观的研究、文学本体的研究、与其它国度作家作品的比照研究。他的这一新颖观点得到与会专家的关注。

知青经历令他难忘

杨剑龙教授有一段他自己认为对他影响很深的经历，那就是插队落户的知青经历。当他们想到要多学些文化知识的时候，文化革命却风起云涌了。目前，在上海知青网上还有杨剑龙教授的个人文集，记录着他知青岁月里的点点滴滴。他说，他常常吟唱一首蹉跎岁月的歌，他常常感叹人生的短暂与坎坷。但是那段岁月还是给他带来了珍贵礼物，那就是让他体会到什么叫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当过知青的他，大概少了一点不切实际的空想，多了几分脚踏实地的精神。他遇到任何事情，都会用一种认真踏实的态度去对待；碰到任何困苦，都能以任劳任怨的精神去克服。他深深感佩孟子的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经历过坎坷岁月磨难的他，特别感悟出这句俗语的内涵：“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他回到了拥挤的城市，仍然忘不了那曾经留下他青春足迹的农村；当他漫步繁华的街头，仍然牵挂着那些个曾经给他淳朴温情的农民。这就是烙印在他身上的知青情结，这就是铭刻在他心底的梦里乡村。果然，杨剑龙教授在恢复高考以后，考取了扬州师范大学，后来在华东师大读博士，并且创造了两年读完博士的奇迹，这在华师大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说到自己的这一奇迹，杨剑龙教授谦虚地表示，自己所依靠的就是勤奋。

热爱故土研究都市文化

在先后从事过乡土文学、基督教文化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之后，杨剑龙教授在世纪之交又将自己的学术眼光投向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他认为清理“上海文化与20世纪上海文学”的关系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文化是如何应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侵略的，而且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化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提供有益的借鉴。1999年，他独立申报的“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的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目前，这一课题的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

当问及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将学术眼光转向都市文化时，杨老师说起了一件小事。有一次他在参加学术会议时，有朋友私下聊天打趣说：“杨剑龙，你一点都不像上海人。”这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对杨老师的触动却很大。自己身为上海人却不像上海人，对上海的历史遗迹、上海人的特点、上海大都市的文化知之甚少，这对于一个上海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从那以后，杨老师怀着对故土的挚爱之情，决心深入全面地了解上海的一切，了解上海人的长处与短处，上海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以及繁华商业性背景中的上海人特点。但研究过程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研究参考资料少。但杨老师没有气馁，他想，国内资料缺乏并不等于国外也没有。于是每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他都千方百计找机会寻觅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收获还真不少。

讨论让他获益匪浅

谈到学术交流这一话题时，杨老师说，讨论话题是他寻找学术灵感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就目前而言，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一整段时间来做研究。所以他就利用给学生上课以及参加会议时提出某一话题让大家来探讨。在讨论的过程中常常就会有新的有价值的学术话题出现。杨老师说，他现在已养成了逼着自己去研究的习惯，在每次参加重大会议之前一定要写一篇学术论文。然后在会议上互相探讨。他还认为，作为学者，时刻要有敏锐的学术意识，这也是讨论中出成果的关键。有了学术意识，获得了灵感，他就马上将其写成文章，不断给自己加压。
    采访过程中，杨老师多次提到学术意识这一话题，他认为搞学问一定要有敏感的学术触角。在这方面他给我们说了一些他亲身经历的例子。
    2003年杨老师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专家教授讨论起大陆文学与香港文学的比较，各位专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讨论过程中杨老师来了灵感，何不写一篇关于大陆文学史的论文？回来后他立刻就马不停蹄地构思起来，不久，一篇关于大陆文学史的论文便刊登在了上海社会科学报上。
    还有一次在与著名诗人兰海文聊天时，聊到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问题。兰海文的诗歌观念认为，要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提出了新古典主义诗歌的观点，但他对西方现代派持否定态度。而杨老师认为，应该在继承传统诗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将西方的诗歌观点融入其中。这场讨论又孕育出杨老师的一篇题为“意境诗歌的创造之魂”的学术论文。杨老师认为，讨论可以让人获益良多。他经常设计讨论话题进行探讨。其中各家的学术思想在讨论过程互相碰撞，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捕捉到学术线索和灵感。

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

杨剑龙教授还很强调做人的重要，每年都会有学生的家长带着各色的礼物到他家来拜访，希望杨老师能为自己的孩子考取他的研究生开一下“方便之门”，但是都被杨教授一一拒绝了。对于杨老师来说，给每一个学生一个公平的机会才是最最重要的。

说到对于抄袭论文的学生，杨老师也决不姑息，因为他认为做人比作文更重要。他说儒家文化在韩国人的行为举止上有很深的烙印。

有一次杨老师和华东师大的钱谷融教授在韩国江临开会，钱先生教过的五个韩国学生闻讯不约而同地从各地赶来看望钱先生，一直到他离开韩国为止。韩国学生的这种尊师行为给杨老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说，儒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大力提倡的东西，包括孝、信、诚和责任感。我们的学者和作家要讲人道，要对别人负责，而不能只讲个人的伦理，只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

除了都市文化中心的工作，杨老师也有相当分量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他在时间的安排和统筹上做到了内外兼顾、有张有弛，充分保证了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作为一名教师，最本职的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杨剑龙教授很注重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从平时的课堂教学到课后的交流，从作业的指导到学术活动的参与，杨老师都坚持为学生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采访行将结束，当记者问杨老师对大学生有何寄语时，他略一思忖说道，大学生的基本任务就是读书，应该多读书，读好书；勤写文章，做认真踏实的人。在学习中要不断丰富自己，强壮自己，为今后走上社会做好准备，使自己更有竞争力。最后他嘱咐大学生们：愉快地生活，勤奋地学习。

（撰稿：张冰沁 罗璧云）《上海师范大学校报》200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