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上海文化与上海人
鲁迅先生曾经在《北人与南人》一文中谈到北方人与南方人的区别，他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地域文化与该地人的性格大概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仅仅才150多年的时间，她背靠长江中下游平原，面对东海，便利的交通、商业的气息、移民的城市等造就了她独特的文化氛围，在这150年来逐渐形成了她与其它城市不同的文化内涵，这也造就了上海人良莠并存的独特性格。倘若要归纳上海文化的内涵与特性，这大致可以有如下几方面。
一，中西合壁，多元交融，兼容并包，追求创新。1934年有人就撰文认为：“上海是中国‘外国化’到最极度的地方，一切新兴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都由上海发动，然后推到全国去。虽然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发难于广东，可是上海仍是中国工、商、经济、文化、出版界的中心。从物质文化方面看，从非物质文化方面看，上海都是中国的头脑。”（高植《在上海》，载1934年5月《大上海半月刊》1卷1期）由于上海为港口城市，这使她成为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西洋文化大都首先从上海传入，许多来自海外的新思想、新事物往往是最先落脚于上海，然后再推到全国去。由于上海在这150年中的飞速发展，使她成为一个最具有流动性的城市，这种流动性导致了上海具有移民城市的特点，山东人、宁波人、广东人、苏北人、苏州人、安徽人等，与上海本地人一起形成了上海人丰富复杂的内涵。这就构成了上海文化兼容并包的特点，她对于海外文化持一种开放的气度，并能够融异地文化于一体。这也导致上海文化呈现出追求创新的精神，在近现代史上上海在诸多方面是开风气之先的，无怪乎三十年代曹聚仁就曾经说过：“京派笃旧，海派骛新，各有所长。”
上海人的追逐新奇、见怪不怪的特性在任何时代都可见，二十年代初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试用模特儿，当时以致于遭到社会极端的非难。追求新潮追求时髦成为上海人的特性之一，因此社会上流传说“没有什么衣服上海人不敢穿的，没有什么东西广东人不敢吃的”，这大概也说明了上海人的追求创新吧。由于上海面对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开放，由于上海在兼容并包中的创新，使上海人在见多识广中形成了一种趋时鹜新的特点，崇洋而不媚外，善于敏捷地吸收外来的东西，开新而不守旧，勇于追逐新的潮流、创造新的事物。这使上海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上海文化的这种趋时鹜新的特点，又导致了她的另外一面。1927年，周作人就在《上海气》一文中说：“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曾经是洋人殖民地的上海，她的文化常常就带有了一些买办气息，不说旧上海的买办资本家，就说三十年代十里洋场上的西崽、包打听、那摩温等，身上都带着浓重的买办气息。“穿洋装据说在上海颇有讨便宜的地方，说洋话那更好。物质方面固然洋化，在文化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全跟外国人脚后跟打转，例外的是‘国医’、‘国学家’之类的人，不过一部分也洋化了。做文章要洋化，衣食住行要洋化，有的几乎要变成‘洋’人才称心。”（高植《在上海》）在追求时髦讲究创新的姿态中，一味猎奇，卖弄噱头，粗制滥造，简单模仿，偷天换日等等，在各领风骚三五天的趋时中呈现出上海文化的浮泛多变的一面。
二，商业气息，注重经济，世故练达，追求实利。上海是个商业化大都市，曾经一度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依仗着外国势力落脚上海滩的冒险家们大都也将眼光放在商业中，旧上海外滩成为外国银行的大本营，也就是因为商业化都市上海能够使他们获得更多更大的经济利益。三十年代，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就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先生的这种分析，就是以此观照九十年代的社会，大致也是不错的。相对而言上海人更关注经济，而较少关心政治，而北京人就更看重政治，却相对忽视经济。今天，上海的股民大概远远超出北京，而喜欢侃时事政治的，则上海人的比率却大大不如北京了。
由于商业化城市的注重经济利益，长期以来就养成了上海人在商场中的世故练达，为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而讨价还价，为争取更多顾客的亲睐而竭尽全力，在商场社会的竞争中走门路、拉关系，戳他人蹩脚，捉商场信息，在熏心的利欲中追求实利。王安忆就曾经说：“北京人使人想到‘爱’，北京人说‘我爱北京’，上海则令人想到机会，‘爱’这个词于上海不适合的。北京的贵族们有着遥远的过去可供回想，上海的新人们则只有眼前，生存的竞争是那么激烈，利欲之心日消夜长，上海已没有一点余暇留给情感做游戏了。因此，北京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上海则是一个功利场了。”（王安忆《“上海味”与“北京味”》）商场上的竞争养成了上海人的精明，能够在敏捷地把握各种有关信息的基础上，细致地估算出做某件事的利与弊、得与失，又常常能在别出心裁中获得某些利益。
陈独秀曾在《再论上海社会》一文中抨击上海的龌龊社会，他说：“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糟蹋新文化，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所以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陈独秀对于旧上海人们在金钱的驱使下，各色人等的蝇营狗苟的龌龊行为作了针砭，这种重利而轻义的作为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人们常说的上海人的“精明而不聪明”，也与商业化的上海文化注重实利相关，过于追求眼前的实利，往往使上海人具有短视的弱点，斤斤计较于眼前的一些蝇头小利，而导致了以后较大的赢利的放弃。注重金钱实利而忽视人情的商业化气息，往往使上海人显示出精于算计的小家子气，不肯吃亏，总想占便宜，而往往忽略道德伦理、民族理想。
四十年代，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一文中说：“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身处上海的张爱玲对于上海人的特点是比较了解的了。
三，突出个体，强调自我，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中国儒家文化是血缘文化家族文化，它强调群体性，忽视个体性。上海在西方文化注重个体性的影响下，显示出其突出个体强调自我的文化特征。与北京相比较，北京人住的四合院造成了一种群体性的生活氛围，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交往的空间，而上海人住的公寓大都是独门独户的，自管自与别人互不干涉，就是老上海的石库门住宅，也大多是独家居住，如果房东出租其中的房间，也基本不管房客的事情，无论住进的是私娼，还是小贩，房东只要能够每月收到房租，他一般不会去管房客的私事。“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摩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余秋雨《上海人》）在突出个体强调自我的上海文化氛围中，上海人一般不迷信权威，而看重自己对于事物的感受，不为他人的见解所左右，而注重其自我的看法，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就成为上海文化中的一种现象。
由于西洋文化不断传入与移民城市的特点，也就构成了上海文化的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的风范，五方杂处多种多样，京剧、越剧、扬剧、评弹、绍剧、沪剧等剧种，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观众，西洋歌剧、钢琴协奏曲、芭蕾舞、圆舞曲等西方乐曲，也可以在这里寻到它们的知音。川菜、粤菜、京菜、本帮菜等各种中国菜系，都可以在这里觅到它们的食客，日本的料理、意大利的通心粉、韩国的铁板烧、美国的肯特鸡等各种外国的菜肴，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人们的亲睐。上海文化的融中与西、上海与外地于一体的杂色特征，使其呈现出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的丰富色彩。
上海文化的突出个体、强调自我，也显示出其不足的一面，它常常难以构成一种群体性的阵营，就是有群体有时也大都意见难以统一，各执其见各行其是，往往意见相左，甚至互相诋毁，导致群体的最终分裂。在上海的文化人中间，也常常不似其它地方能够形成流派，而大都各自为阵，单枪匹马自说自话。在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中，又常常良莠混杂，冒牌货充斥其间，使人良莠莫辨。
三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有一场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沈从文、鲁迅、曹聚仁、胡风、姚雪垠等都曾厕身其间。当时曹聚仁在《“海派”三题·京派与海派》中说：“‘京派’和‘海派’本来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姚雪垠曾在《京派与魔道》中说：“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虽然他们说的都是三十年代的上海，而且“海派”也并不等同于上海文化，但其与上海文化也有着某种关联。今天，我们观照上海文化与上海人，也可见出其中的良莠并存，在二十世纪末我们如何评判上海文化中的优与劣，如何不断地保持与发扬其优，克服抛弃其劣，使上海文化与上海人为中国走向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原载《东方》杂志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