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活动，它的兴盛与影响是与70年代一批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的“激进分子”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的。这一批才华横溢的批评家以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和J·希利斯·米勒组成的“耶鲁四人帮”为代表，像一股摧枯拉朽的批评狂飙刮进学术界，不仅一扫统领耶鲁以至整个英美大学与文坛多年的新批评的威仪，而且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使所有与之抗争的学派都相对的退居边缘。在这样一场争领风骚的文论大比武中，布鲁姆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充满热情的分析对冷静理智的新批评派的权威起到了直接的瓦解作用。
　　然而在许多人的眼中，布鲁姆并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甚至将他看作为反对解构主义的批评家。对于自己在习惯于归类的人们眼中的形象，布鲁姆倒是有清醒的认识：“至于我自己的观点，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是传统主义的，而在传统主义者看来又是解构主义的，这种双重性无疑增加了其在批评中的魅力。”布鲁姆也的确不认同断言所有的文本与文学影响无关的解构主义的批评观，在布鲁姆那里，“诗的历史是无法和诗的影响截然区分的”，恰恰是对“文学影响”这一进程的艰苦细致的弗洛伊德式的探讨———对作家创造性的误解他们的艺术前辈，以及试图超越他们的各种方式的思考———成为了他批评生涯的主题，并成为他那套独特而富创见的文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自然，布鲁姆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学术流浪汉”，如他自称的那样；他又常常把自己叫做犹太先知。在一次采访中，他甚至放肆地讥笑自己的论敌为“思想有缺陷的人”，声称学术界和文学界“控制在一群笨蛋、恶棍、假充内行的人和官僚手里”。布鲁姆这种坚持孤立或者说独立的心态同样也遭到了其他批评家温和的讥笑，同样也可以用他自己的“影响焦虑”的观点进行解释。
　　作为一种独特的批评理论，布鲁姆提出的“影响的焦虑”是对当代文论最大的贡献。在《影响的焦虑》这本著名的小书中，布鲁姆以其极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将久久困惑与苦恼着现当代诗人的创造心理问题第一次突出了出来：面对漫长而悠久的诗歌历史与诗歌传统，面对一个比一个伟大的前辈诗人及其完成的巨大而足够丰富的文本遗产，作为诗歌史上的“迟来者”，我们这些现当代诗人的创造还有可能吗？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可能？
　　布鲁姆的答案是肯定的，也是极有创见的。布鲁姆认为，对“影响的焦虑”是现代诗歌意识的核心，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史也就是在这种基本的情结中展开的。但“诗的影响并非一定会影响诗人的独创性；相反，诗的影响往往使诗人更加富有独创精神。”这里的关键在于要将“诗的影响”转换为对“诗的有意误读”。一部西方现代诗歌史也就是一代又一代诗人中的强者不断挑战前辈巨擘，不断对他们进行有意的误读、曲解和修正，而将自己从“影响的焦虑”中拯救出来并成就自己的崭新创造的历史。那么，对前驱诗人的“有意误读”在此前是如何进行的呢？从强者诗人的生命循环中，布鲁姆“追踪出”了六种有效的方式———六种修正比（“否定与推翻”）：偏移（c lin am en）、碎片（te sse ra）、由高到低（k en o sis）、魔鬼化（d aem o n isa tio n）、自我约束（ask e sis）和重现（ap o ph rad e s）。这六种修正比也就是“迟来的”诗人与前驱诗人的六种文本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布鲁姆自称的那种逆反批评或“修正主义”批评真正感兴趣的事，即通过揭示这些关系来显示诗人之间的关系，在破碎的文本互涉形式中恢复诗歌的意义。因为在布鲁姆看来，诗（或文本）并不存在，只有“互涉诗（ 或文本）”存在，只有文本之间的关系存在，“一首诗的意义只能是另一首诗”。而“批评是摸清一首诗通达另一首诗的隐蔽道路的艺术”。 
　　也正是在对意义的相信与追寻上，布鲁姆走出了解构主义的阴影，创造出了自己所独有的一套影响诗学或者说修正理论。正是这种大胆而有创见的诗学理论，对“更新一代诗人的欣赏趣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直接促成英美批评界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名字加进了20世纪最优秀诗人的行列，“从那以后，史蒂文斯的作品就在全国各个英语系中牢固地占了一席之地”。 
　　然而，布鲁姆没有满足于仅仅做一个专门的诗歌批评家，作为一个脱离了英语系的“人文学科的教授”，他的研究除了英美诗歌之外，后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的教义也被作为想象性的文本，受到影响诗学的“有意误读”。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宗教文本、理论文本与布鲁姆所研究的文学文本毫无关系，正好相反，这三种文本之间所呈现的倒正是传统的理论、批评和创作的学科关系，只不过在布鲁姆那里是将它们打通了而已。实际上，除了误读理论借鉴于保罗·德·曼之外，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概念更主要地是取自于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理论及其关于自我心理防卫机制与矛盾功能的研究，同时搀入了宗教神秘论的观念，再加一个尼采的强力意志。 
　　布鲁姆这种跨学科性质的批评，在他特意为中国读者所编选的文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很显然，在布鲁姆的眼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文本活动，在其中都可以找到心理活动尤其是防御与压抑活动的机制。不仅如此，运用与诗歌研究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批评方式，布鲁姆注重的仍然是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来破解一个个“迟来者”的创造之谜。这也是布鲁姆在这本书所收的几篇宗教批评中，特别关注那种偏离正统宗教教义（或正典结构）的异端成份，并将其纳入精神分析的主要原因。 
　　在布鲁姆几乎所有的文章里，对于批评、批评功能与批评意义的意识都是很强烈的。与一种流行的抱怨相反，布鲁姆认为批评现在对自身的关注不是太多而恰恰是太少，同时他还嘲笑当代批评离开自身去一味寻找所谓方法的虚妄性。他声称自己对批评作为与事实性进行对抗性搏斗的功能特别感兴趣，这一功能的两个方面即：正典结构和预言。对于这两个概念，布鲁姆并没有另作专门的解释，但通过上下文可以看出，仍然与诗歌史的秩序或经典构成及变动、“迟来的”诗人与前驱诗人的辩证关系相贯通，强调一种为驱除事实性的否定性的力量所进行的必要的“误读”（批评），这种“误读”既保护也修正正典，同时在为“迟来者”廓清想象空间、获得创新自由与可能性方面具有宗教预言的性质。 
　　布鲁姆的影响诗学或者说修正理论从保罗·德曼的修辞的解构主义中受益甚多，这一点在书中主要是表现在他对“转义”概念的借重上。但是不管布鲁姆在书中使用了多少他自己或者是别人的名词与概念，也不管他所批评的对象是什么，他的心理批评式的方法，他对人类文化活动创新性的思考与重视却是一以贯之、始终未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