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研究：批判精神与现实关怀——访杨剑龙教授

发布日期: 2012-03-23      浏览次数: 2162

都市文化研究：批判精神与现实关怀——访杨剑龙教授（《易居中国》2012年第一期总第十九期） 编者按：《易居中国》杂志的人物系列曾经做过建筑领域的院士系列、知名青年建筑师系列以及与城市公共空间塑造相关的知名艺术家系列的专访。今年，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批在跨学科整合领域颇有建树的知名教授、学者，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新兴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他们对都市文化、都市空间、城市精神塑造和传播等等方面的思考和实践，对我们从事房地产开发、服务的从业者来说，可能带来更多元、更具有新鲜感和生命力的视角及养分。 都市文化研究：批判精神与现实关怀 ——访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教授 文/本刊特约记者 刘 畅 现代都市生活是学术研究无法回避的突出现象，包括都市社会学、都市史学、都市美学、都市建筑学等在内的“都市研究”和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媒体文化等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学术生长点。都市文化研究源自上述两类研究的交叉点，是对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有机融合，具有多向度、多元化的研究路径。而对于这个新兴学科来说，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语境和广袤的发展空间。 杨剑龙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世博会主题论坛策划，参与上海世博会闭幕词、《上海宣言》的起草、讨论，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与作家。他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又是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其研究视阈更是横跨文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在都市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基督教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令人称道的是，作为学者的他还在研究之余潜心于文学创作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迄今为止已有大量散文、诗歌、小说问世，长篇小说《金牛河》和散文集《岁月与真情》出版后博得了批评家及读者的肯定。 略去他那些赫赫的头衔与著作等身的成就，学生眼中的杨剑龙教授却是一位严谨而不失亲切的老师。说他严谨，是因为就连学生论文里标点符号的疵误他也绝不放过；说他亲切，恐怕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洒脱大气的风度和幽默机敏的连珠妙语，透出的正是一位学人发乎性情、发乎德识的亲和力。作为杨剑龙教授的弟子，更有许多细节令我对他的为人及为学之道了然于心：他是一个“行动派”，总是在写作与日常工作上保持着令人咂舌的高效率，因而也就有了十年来发表近百篇高级别论文的惊人质量和数量；他是一个Gentleman，在各种场合下总是细心、体贴地关照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是自己的学生也不例外……而作为一个采访者，重新聆听、梳理他的治学经历和人生感悟，则让我对于导师、对于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有了新的认识。 岁月：不可磨灭的记忆与财富 曾经有人采访过杨剑龙教授，而那篇采访记被取名为：“经历是他最宝贵的财富”。这个标题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个人经历对于杨剑龙教授的影响，当过知青的他总是把艰苦的岁月看作人生的磨砺，也总是力图从坎坷中发现其弥足珍贵的启迪和价值。所以，在谈到自己的学术与人生时，他带着几分通达和淡然：“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生活的经历是一种资本，阅历知书味，艰难洩世情，经历了艰难与坎坷，才能更深入地评品书味，才能更真切地了解世情。” 当重新回顾艰苦的知青生涯时，他并没有过多的抱怨、愤恨，反而从中咀嚼出岁月积淀下的人生况味，2005年，他以这段知青生活为题材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金牛河》。他说，正是因为曾经当过知青，所以自己少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却多了几分脚踏实地的精神；也正是因为经历过那段特殊年代的坎坷与磨难，于是遇到任何事情，他都会用认真踏实的态度去面对，遇到任何困苦，也都能保持着任劳任怨、乐观进取的精神。尤其是在从事学术研究之后，农村插队的经历更让他感悟到：“学者笔耕犹如农人，脚踏实地辛勤劳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此，在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秉承着农村插队时养成的脚踏实地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信念，成为他的学术姿态。 杨剑龙教授总是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是被历史耽误了的一代，但对于人文学者而言，重要的并不是起步的时间，而是前进的过程，“人文学科的研究历程是一场马拉松，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总会取得成就”。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他在求学、治学的漫漫长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执着前行，用辛勤的耕耘换来了丰硕的收获。他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因为成绩突出而得以留校任教。1984年，他又为了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而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师从著名学者曾华鹏、李关元攻读硕士学位。1996年，已任教于上海师大的44岁的杨剑龙先生选择了继续深造，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跟随王铁仙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并由于成绩优异而极为罕见地获准提前一年毕业，在职仅攻读两年就获得博士学位，这在高校可能也是罕见的了。 在学术研究上，杨剑龙教授的勤奋踏实早已为同行所公认。他先后在现代乡土文学、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20世纪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研究、都市文化等领域做出了扎实而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迄今共出版学术专著11部，合著10部，发表论文600余篇，《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等著作都成为相关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价值的重要成果。不仅如此，作为研究团队的领导者，面对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繁重事务，他仍然坚持着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处事风格。有这样一个细节或许可以印证他的细致与认真：都市文化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在每次发给与会者的邀请函上，杨剑龙教授都会专门附上从机场、车站直达会议地点的乘车指南以及会议期间的天气预报，而就是这个看似微小的举动，让他和他的团队一次又一次赢得了同行的赞誉和信任。正由于有了这样的领导者，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迄今为止，都市文化中心已经获得了教育部十余项重大研究项目，组织出版了“都市文化研究”、“都市与文化译丛”等一系列学术前沿著作，并成功举办了数十场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逐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从文学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说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杨剑龙教授总是充满自豪，因为正是在他与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这个跨学科的科研机构才得以成为当前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的重镇，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剑龙教授本人的学术转向也与都市文化中心的成立、发展有着极大的联系。 从80年代步入学术殿堂时起，杨剑龙教授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庞大阵列里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研究从“五四”时期的中国乡土文学出发，延伸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内在关联，又立足于当下，审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症候，从而构成了一个清晰广博的学术体系，也为他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内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然而，自90年代以来，他又将自己的部分精力转移到都市文化研究上，先后出版了《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文学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等专著，并发表相关论文70余篇，在国际都市文化研究、上海文化研究等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从硕果累累的文学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的全新视阈，需要的是敢于开拓、善于创新的勇气和眼光，而这也正体现出他的治学理念：学术研究必须寻找到自己独特的领域，才能有创见有发现，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正因为如此，随着9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现象越来越明显，他敏锐地意识到文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如果从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往往能够开拓出新的境界。因此，他的博士论文《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从宗教文化的视角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督教色彩，直至今日依然堪称一部别开生面之作。在这个基础上，杨剑龙教授逐渐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蓝图，将文化学研究引入到文学研究的宏观视野内。 在这个思路下，对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的研究成为转向都市文化研究的基石。1999年，他以“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为题成功申报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目的则是从文化的背景来观照文学，以文学的视阈来反思文化。说起这个课题，它实际上来自于朋友之间的几句戏言。“在与朋友们交往中，有不少朋友对我的褒奖是‘你一点都不像上海人’，这对我的触动却很大，我在反思为何人们会如此评价上海人？上海人身上存在着哪些长处与短处？原因何在？这与上海文化有何关联？”杨剑龙如是说，并由此开始探究上海人与上海文化的特点及影响。他从文化史的角度检视上海文化的形成、嬗变，勾勒出近代以来上海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独特底蕴，探讨了上海人与上海文化兼容并蓄、求新求变、重商务实、注重自我的个性特征。于是，他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上海文化的历史语境里加以审视，这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拓宽了都市文化研究的视角和对象。 在杨剑龙教授看来，现代都市生活是学术研究无法回避的突出现象，包括都市社会学、都市史学、都市美学、都市建筑学等在内的“都市研究”和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媒体文化等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学术生长点。都市文化研究源自上述两类研究的交叉点，是对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有机融合，具有多向度、多元化的研究路径。而对于这个新兴学科来说，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语境和广袤的发展空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上海的飞速发展使“上海学”成为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之一。在这样的契机下，上海师范大学整合中文、历史、哲学、法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于1998年建立了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由杨剑龙教授担任中心的首任主任。2004年，又由他领衔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在年底正式挂牌。 随着都市文化中心的成立和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的日益升温，杨剑龙教授的都市文化研究也逐渐构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学术系列。他以上海文化为切入点，从梳理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的内在关联，延伸到全球化背景下的都市文化研究，在上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研究等多个角度形成了清晰、明确的研究思路及脉络。例如，他把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尤其是上海文化放在世界格局中予以审视，通过比较中外都市的发展规划与文化承续，厘清文化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经验教训，而这也成为他及其所率领的研究团队颇受瞩目且成果斐然的学术方向。由其策划、主持的一系列都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以上海－香港、上海－纽约、上海—首尔、上海—东京、上海—巴黎、上海－温哥华等国际大都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都市的文化格局、发展轨迹及其异同点，在海内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学以致用，铁肩担道义 面对都市文化研究的蓬勃兴起，杨剑龙教授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新兴学科不仅具有相对广泛的学科覆盖面，而且应当体现出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价值定位。所以，他强调：“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清醒的批判精神，对于有碍于社会发展人文建设的现象，应该予以研究分析、予以批评驳斥。我总认为作为人文学者，应该具有自觉的咨询责任，对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一些问题，提出有益的、有建设性的见解与看法。‘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这是都市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对于他来说，无论是上海文化研究，还是跨文化比较研究，其立足点始终在于服务文化建设，从社会转型的宏观视野来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道路。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需要审慎面对和认真思考的社会问题，也为当前的文化建设造成了诸多难题。而都市文化研究必须要正视文化发展的缺失与不足，有的放矢地对此做出反思和探索，“至少应该有一些批判精神，而不应该一味歌功颂德亦步亦趋”。因此，他敏锐地捕捉到文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以批判精神来观照并辨析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短板：如在观念上，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重城市文化轻乡村文化，重西方文化轻民族文化，重大众文化轻精英文化；如在日常生活上，社会道德失范、传统失落、文化生态失衡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在城市规划上，过度城市化造成了城市建设千篇一律、盲目短视的弊端。 何以应对上述问题？杨剑龙教授谈到，这需要当前的都市文化建设具有历史性、世界性的眼光，既不能丢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要积极地汲取域外文化的精华，在继承、借鉴、创新的过程中推进都市文化的发展。一方面，以伦理规范、道德自觉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于完善、健全都市文化系统具有突出的意义，所以都市文化建设不仅要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而且要注重对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审视与开掘。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化比较在世界都市文化的架构内寻找中国文化的价值定位，以保持本土文化的生命力。 在此基础上，作为上海人，作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决策咨询专家，当代上海文化如何增强其竞争力？如何在日益开放、多元的时代氛围里推陈出新？则是杨剑龙教授在都市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聚焦点。他认为，上海文化有其形成、嬗变的历史惯性，因而造就了现代上海社会多元的文化面貌，而梳理上海文化的价值和缺失，对推进上海的文化大都市建设具有借鉴作用。于是，他以对上海文化历史、现状的反思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提出通过扬弃上海文化传统的糟粕，丰富上海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使之真正成为上海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动力。 在密切关注上海都市文化的过程中，杨剑龙教授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上海文化建设做出了高屋建瓴式的思考，又进一步地将研究视角放在文化产业、城市规划、区县文化建设等具体课题上，并积极地参与政府决策咨询、区域文化规划以及长三角地区文化发展研讨等社会实践活动。他所撰写的政府决策咨询报告多次获得相关部门的采纳与表彰，他为奉贤等区县所做的文化调研与规划也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效益。在上海世博会召开前后，他不仅在参加组织世博会主题论坛的过程中把世博会与都市文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延伸至后世博时代的文化效应与城市转型，探讨了世博会对上海经济转型的影响，以及世博会效应在城市转型期的瓶颈问题，真正体现出都市文化研究“学以致用”的特点。 当采访进入尾声，我请杨教授谈谈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他坦言：挑战有三，其一在于学科定位比较模糊，由此导致的是都市文化研究往往因缺少学科特色而混同于文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其二是理论资源相对匮乏，未能形成了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第三个挑战则是国内学者必须意识到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并不同于西方，因而要对本土研究的语境有清醒的认知。面对这些挑战，如何建构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如何进一步地整合都市文化研究的有生力量，杨剑龙教授与他的团队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