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１８３座城市提出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建设目标，反映的不仅仅是城市定位的不切实际；这种看似荒诞的梦想本身，其实说明了面对急剧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我们在观念上、制度上和文化上是多么的准备不足，我们的城市发展中还存在着多么严重的误区。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狂想，折射出计划经济时期追求“大而全”与“小而全”的思维模式，和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行政区经济”；这些旧的观念和制度已经造成中国城市间普遍存在的产业结构雷同、大型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问题；为此，充分吸收西方城市群理论，打破既有行政区的范围局限，统筹规划中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形成新的城市观念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已经是当务之急。

●除了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之外，在中国城市的发展中，还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消除“长官意志”和开发商的拜金主义带来的城市建设病，发挥城市居民的主体作用，增强其文化自主性与创造性，并从民间智慧与生命中汲取形成城市文化特色与制度创新的活力，克服中国城市“同质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作为现代化水平的直接标志，各地政府也纷纷将本辖区内中心城市或特色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级别的提升，当作政绩工程来抓，以至于出现多达183座城市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建设目标的怪现象——其中更多的竟然是一些刚刚地改市或升格为地级市的年轻城市，可谓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而问题还不止于此，更严重的是，由于对“国际化大都市”的“唯物”理解，许多地方政府盲目的扩大市区人口规模，一味上项目、铺摊子，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民心工程”，原阜阳地委书记王怀忠就曾为了这种“大都市”梦，在阜阳耗资3亿多元建了一个短命的国际大机场，让地方财政欠下一屁股债。据统计，在这类大跃进式的“烧钱工程”背后，是各地政府向国家（纳税人）拖欠了700多亿元工程款。

不止于城市定位的不切实际，当代中国城市改造中“建设性破坏”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旧城的被毁，不仅造成城市历史人文资源无法弥补的损失，成为国人的永恒之痛，而且导致今天北京城市建设的两难境地；殷鉴未远，但吸取教训的城市决策者却并不多。近年来，一哄而上的旧城改造对古城和古建筑的破坏频频见于报端：济南老火车站、福州三坊七巷、贵州遵义和浙江舟山市定海老街区、襄樊千年古城墙……，一个又一个凝聚城市精气神的古城和古建筑连同悠远的城市记忆，在“现代化”的造城运动中轰然消失；但几乎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又在大量兴建仿古建筑，制造“世界公园”、“民族园”、“三国城”、“水浒城”、“西游记迷宫”之类的“假古董”，造成国家投资和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其实，无论是旧城改造中对古城和古建筑的破坏，还是新城建设中的仿古或西化，都说明了在突然加速的城市化面前，人们的心理准备，特别是文化准备、制度准备的不足。以至于许多城市决策者对于城市的理解仅仅局限于量的堆积和数字的增长上，热衷于建造高楼巨厦、立交桥和广场绿地等；以至于城市建设在文化风格上无所适从，或者像北京西站那样给洋建筑头上戴顶中国式样的“瓜皮帽”，或者陷入更大更高更贵的误区，像广州、深圳等地那样不断更新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或者直接“克隆”西方经典建筑和现代建筑，闹出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导弹打到中国百所以上城市建筑的笑话；其他的像没有花园的“花园别墅”、混凝土森林中的“都市广场”、间距极窄的楼宇密度等，都是各地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黑色幽默。这种因为过度商业化和文化缺位所导致的同质化的中国城市风格，正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病。这种病症的根子，用美国城市理论家芒福德的观点来看，就在于一种与武断专横的权力——“长官意志”相联系的巴洛克城市规划。这种表面看来很现代化的规划其实充满了巴洛克精神，一样的铺张浪费，一样的不考虑人的需要……。

如果从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来看，各地不可思议的“大都市”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追求“大而全”与“小而全”的计划经济后遗症，和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行政区经济”；反映出我国不同层级的城市角色意识不清，都想当中心，都想成为一个各自封闭的小系统，结果造成城市定位相近，产业结构趋同，资源无法整合，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加剧了城市之间的无序和不平等竞争，使得大城市不大，中等城市不强，小城市不特。即使在目前国内联合最好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互相攀比、无原则竞争的情况也仍然存在，仅以空港建设为例，虽然长三角地区的机场密度已经超过美国的机场平均密度，最近仍有扬州、泰州两市的“苏中机场”建设项目开始启动。至于为了吸引外资，靠低价出让土地“经营城市”的建设理念，更是比比皆是。

另外，市区面积“摊大饼”式的迅猛扩张，也是中国当下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方面说明了自然经济土壤中形成的文化意识的遗留，另一方面，更说明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市特权仍然在发挥作用。

不过，列举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城市化误区，并不是要否定城市化道路本身。从乡村到城市、从单体城市向城市群的转变，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城市群，作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其在劳动者的发展、资源配置的调整优化、效率体系的有序形成，在消除社会二元结构、文化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等方面，也就是说，在社会生产的整体的组织上，都显示出大大优越于其他经济单位的作用。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已经是学术理论界的共识。而笔者现在所关心的是，面对高速城市化所产生的观念误区与严重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之道。我想，有如下几点值得考虑。

第一，由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已经冲破了生产力发展传统的、行政的区域范围，涉及到经济发展、资源和生态的保护等诸多问题，这就需要国家决策机构的强力介入，将城市规划视为国家大法，根据中国的国情决定城市发展的方向与整体布局，从国家发展战略上统一城市规划工作；必须强调法治，使得与城市建设相关的建筑管理计划对居民和所有企事业的单位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

第二，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应该充分吸收城市群理论，统筹规划中国城市的建设，并根据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同历史现实条件，从德国、美国等不同城市化国家的不同发展经验中，吸纳形成多元的城市发展模式，根据城市功能进行科学定位；

第三，应该克服片面强调经济数字增长的思想，形成新的城市经济观念，像芒福德所说的那样，“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心人和陶冶人”，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

第四，应该形成强调程序、强调规范、尊重民意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理论，像德国等欧洲国家那样，政府出台每一项建设项目，首先要考虑对人的健康影响，其次考虑环境问题。国家和地方政府任何一种政策出台，都应该有一套规范的程序，经过严格的程序和听取民意后才能颁布实施；

第五，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必须强化文化与环境艺术意识，增加文化艺术维度；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应该充分吸取城市各阶层各行业的智慧与创意；

第六，确定市民的城市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民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考虑不同城市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复杂的特殊性，培养形成不同城市的不同文化特色和个性魅力。增强当地市民的文化自主性与创造性，从民间智慧与生命中汲取形成城市文化特色与制度创新的活力。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