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福古镇：跨越千年的寻觅

曾  军

在上海呆久了，精神和品性都有些轻浮了。想寻点历史，品味点悠情，最好是到沪外去。不用走远，江南小镇光福即可。

光福在苏州诸古镇中别具一格，不惟历史最为悠久，且其依山傍湖，既是山镇也是水镇，风景远胜于周庄、甪直。不过，光福并不屑于向世人卖弄这山这水，它宁愿执守着这份古朴，享受着这份清静。就拿光福神寺“铜观音寺”来说，它始建于梁代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几经兴衰，现存殿宇是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13年）的建筑。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有个农民在寺旁取土，挖得铜观音像一尊，送至寺中，于是它被改为“铜观音寺”。用不着说寺内殿宇的富丽堂皇、廊壁碑碣古刻的古香古色了，爱好历史的人，能在寺内同时找到六个朝代的遗物，便不能不令人称奇：梁代光福塔、唐代铜观音，宋代古梁桥、元代感雨碑、明代古樟树，还有清代大雄殿。六大朝代的文物汇聚于一处，铜观音寺便一下子浓缩了千年的光阴！玩弄后现代话语的没有不熟悉什么“混杂”、“并置”、“解码”或“再编码”、“时间的空间化”或“空间的时间化”的，所有这些感受只需要你一站在铜观音寺前便一下子都上来了。是历史的沉重涌上心头还是文化的尘埃飘浮在眼前？谁又能说得清？

但是最能见证明光福历史的沧桑和荣光的却不是这砖墙石瓦，而是那年年都花开花落的“香雪海”和饱经了千年风霜的“清奇古怪”了。

光福无山无梅。光福位于苏州西南的太湖之滨，类半岛。有穹窿、邓尉、西碛诸山，绵延起伏。由于日照充足，气候温润，极宜梅树生长。自古以来，当地居民便以种梅为业，尤以邓尉山西面的香雪海为盛。这里的梅花品种繁多，以千叶重瓣白梅为主，还有红梅、绿梅、紫梅、墨梅，可谓应有尽有。

不过，即使如此，光福的“香雪海”并没有沾染太多的商业氛围，年年岁岁梅香依旧，赏梅的莫不是抱着超脱凡尘的情趣而来。在“香雪海”公园，园内半山腰的闻梅馆和梅花亭，是香雪海最佳的赏梅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梅花亭”出自吴中名匠姚承祖之手，呈五角梅花造型，顶铸铜鹤，寓“梅妻鹤子”之意，亭侧还有乾隆御诗碑和时任江苏巡抚宋荦的“香雪海”题刻，足见光福赏梅历史之久。据史书记载，唐朝的陆龟蒙、宋朝的范成大、元朝的倪云林，都曾在此留下了吟咏梅花的佳作。明朝以后，江南经济文化更加繁荣，光福梅花渐成规模。于是乎，到光福探梅，便成为东南名士的风雅之举。从明初的高启，王宠、袁宏道、王世贞，再到明末的吴梅村、钱谦益，一时人物，鲜有未到光福探梅者。词人朱彝尊对光福梅花之爱几近于狂：“安得太湖三万六千顷，化为一碧葡萄浆，供我大醉三万六千觞，醉死便葬梅花傍。”《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也写到了光福的梅花。《清嘉录》中也曾记载了当年的盛况：“暖风入林，玄墓梅花吐蕊，迤逦至香雪海，红英绿萼，相间万重。郡人舣舟虎山桥畔，袱被遨游，夜以继日。”

踏山访梅，不只是文人雅士的喜好，就连王宫贵人也乐得来附庸风雅。据史料记载，康熙和乾隆南巡时，前后共有九次都到光福探梅，并留下了许多御制诗文。不过，在我看来，康熙和乾隆并非仅仅为游山玩水而来，即使光福的梅花再美，也仅仅是娱目而已。而得心者，却在别处。这一点可从康、乾两位的诗中看出：“邓尉知名久，看梅及草春”、“宸章不言梅，括尽梅之旨。”赏梅之余、梅旨之外两人均将心意指向了离此不远司徒庙里的四株汉代古柏——“清奇古怪”。

司徒庙位于邓尉山山坞的梅林丛中，相传东汉大司徒邓禹晚年就隐居于此。庙里供奉着邓禹塑像，院内有当年邓禹种植的汉柏四株，已历1900余年，清乾隆帝下江南巡视曾多次观赏，见四株汉柏形姿奇特，历劫不磨，赐名“清、奇、古、怪”，蔚为奇观。“清”柏主干挺拔，直耸云天，树冠清秀，茂如翠盖；“奇”柏雷击为二，体裂腹空，皮连枝绿，朽而不枯；“古”柏纹理盘旋，古朴苍劲，貌衰枝壮，体态刚健；“怪”柏卧地三曲，游龙走蛟，满枝苍翠，态状怪异。古诗有云：“清奇古怪画难状，风火雷霆劫不磨”，正是其真实写照。而近人著名诗人田汉更是将之与司徒庙的主人邓禹联系了起来：“裂断腰身剩薄皮，新枝依旧翠云重。司徒庙是精忠柏，暴雨飚风总不移。”

那么，康、乾何以对邓尉拥有跨越千年的心神相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东汉末年王莽专权时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豪强拥兵自立。公元23年，刘玄称帝，年号更始，乡里豪杰多推邓禹起事，邓禹不肯从。更始帝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不久命刘秀往定河北镇抚州郡(参见刘秀统一河北之战)。邓禹闻讯，即杖策北渡，追至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地，始与刘秀相见。刘秀大喜，遂留邓禹同宿，做彻夜长谈。邓禹进言说：“更始虽都关西(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今山东(秦汉时代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髃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埶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这段见于《后汉书·邓禹列传》的故事真切地传达出邓禹作为刘秀建立帝业中最亲信最得力的功臣所拥有的才智与地位。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又命其“复行司徒事”，即行宰相之职，这在东汉功臣中是罕见的破例之举。明帝即位后，“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至永平元年（公元58年），邓禹逝世时被谥为元侯，有确认他为中兴功臣之首的意思，故后来凌烟阁标名也以之为首。原来，康、乾正是在借畅游邓尉品鉴古柏而展示自己期待能人志士为之定国安邦开创盛世呵！世人若有所知，应该是能够了解此番心愿的。只是，康、乾二人表现得太过含蓄，或者说江南士子反清情绪太盛，最终没有第二个邓禹出现，不知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遗憾，谁又能说得清呢？

现代的人们已不再迷信这些 “鸟择良木而憩，人择明君而事”、“怀才不遇与知遇之恩”、“为帝王师”之类的古训了，深陷科层制的知识分子甚至因其“岗位”联系着身家性命而少了些古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般的“进退”自如。这不正是我们的悲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