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的扩容

发布日期: 2008-02-28      浏览次数: 2802  


“大上海”的扩容

 

曾军

上海大学中文系

 

我没有认真考证“大上海”这个词最早是何时出现的,但仅仅通过骆宾基出版于1938年的《大上海的一日》就可以知道,“大上海”的观念应该是伴随着上海的开埠和半殖民地化过程而出现的。90年代以来,上海的“大上海”意识再度张扬,成为上海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膨胀的表征,与之相关则是包括“国际化大都市”、“巨型城市”、“第六大城市群”、“都市带”等理论话语的表述。这些词语频繁地出现在各类上海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城市规划方案之中,也成为一大批为政府做政治经济文化决策咨询专家们的口头禅。的确,9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发展最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大上海的扩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内部边界的扩容”。

90年代,“大上海的扩容”首先是从内部边界的扩容开始的,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浦东开发”。在国家加快浦东开发的政策指引下,浦东不仅享有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而且还拥有了上海市政府针对浦东的10项政策,其“一轴三带六区”的总体布局[i],使得浦东一跃而成为上海、长三角,乃至整个中国大陆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浦东开发对于上海都市空间意识的改变是多方面的:其一,突破了以往上海城市发展的“浦西中心主义”,重建了“浦江两岸”的空间观念。其二,浦东成为上海城市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新的象征。如果说浦西外滩的万国建筑群曾是老上海的标志性图像的话,那么,以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为代表的陆家嘴金融区则成为上海新的地标。其三,浦东开发意味着“上海东扩”的成功,从而激发起新一轮“大上海的扩容”热潮——如崇明岛开发的“北进”、洋山深水港建设的“南下”等。其四,在浦东开发经历了“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两个阶段之后,浦东对上海城市功能和地位的提升效应开始显现,对长三角及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也不断增强。由此,“90年代看浦东”便具有了国家战略的意义。

开始于新世纪之交的“一城九镇”建设是上海内部边界扩容的第二个重要的表现。在90年代以来上海的城市发展中,一直有着对“摊大饼”式发展模式的焦虑,如何既实现边界扩容又不至于“越摊越薄”?这就必须改变过去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向四周扩散的发展思路。2001年初,上海市政府颁发《关于上海市促进城镇发展的试点意见》,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上海将努力构筑特大型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城镇体系,从而改变上海中心城区无序蔓延扩张、郊区村镇自发分散布点的格局”[ii]。“一城九镇”建设便在这一背景下正式启动[iii]。“一城九镇”的基本理念其实是都市带理论在一个城市内部的翻版,它希望将上海市郊的城镇直接改造成全新的卫星城环绕在市中心周围,而这些卫星城又因其地缘优势更容易地加强其对周边其他省市的交往与联系。因此,其最值得肯定的第一点就是这种卫星城的发展理念。其次,“一城九镇”还显现了上海的另一番雄心,即渴望“上海滩”不再局限于狭窄的浦江两岸,而向更深的腹地延伸,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一城九镇”规划中会特意强调其“增强郊区城镇对中心城区的‘反磁力’”的重要原因。不过,这种过于热切的渴望以及随着上海经济飞速发展所产生的强烈自信也使“一城九镇”的构想过于乐观和盲目,除了安亭汽车城之外,产业支持的缺乏成为“一城九镇”建设的软肋,而其对“万国城镇”的不切实际的设想也使得“一城九镇”备受非议[iv]

在“大上海”内部边界全面扩容之时,作为上海都市空间意识中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区也不再满足于老上海的“旧区”,即使是作为中心城区的“近郊区”也面临着扩容的压力。早在1984年,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总体规划即有意识地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将中心城的旧区和近郊区(新区),分解成11个综合分区,其中旧区2个,近郊区9个,并确立了旧区向近郊区疏解的方向[v]。浦东开发之后,上海市规划院于1992年编制了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将原周家渡、陆家嘴、高桥3个分区扩大为外高桥—高桥、庆宁寺—金桥、陆家嘴—花木、北蔡—张江、周家渡—六里5个分区,从而使上海中心城区共划分为13个分区。中心城区的扩容对城区功能和交通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上海市政府对中心城区“中心城—分区—地区—居住区”的规划建设和改造方案中,最值得一提的应该是交通问题。交通的便捷或拥堵对都市市民空间意识的建构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而由“内环”、“外环”及建设中的“中环”所组成的“三环”则充分体现了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扩容冲动[vi],由此,环线交通不再只是成为城市中心与郊区的缓冲地带,而是进一步成为中心扩散的实质性步伐[vii]

二是“外部边界的扩容”。

上海之所以“大”,不仅仅在于其行政区划面积之“大”,更在于其“大大的”雄心。因此,“大上海的扩容”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外部边界的扩容。这一“大上海”便超出了行政区划的概念,而力图成为更大的区域经济的指称。

早在80年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上海曾有过一次无功而返的“上海经济协作区”的尝试。19821227,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322,直属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成立。上海经济协作区最初的构想正是力图打破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从而实现资源有互补,加强经济的横向联合。在数年时间里,上海经济协作区由原来的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后来,连安徽、江西、福建省也参加进来。不过,短短五年之后,198861,国家计委发出通知,撤销国务院上海规划办公室。关于此次改革失败的原因,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行政手段整合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在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viii]对上海的城市发展而言,上海经济协作区的失败正是其外部边界扩容的失败。

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上海又开始了新一轮外部边界的扩容,这就是“上海经济圈”的构想与实践。所谓“大上海经济圈”的构想仍是80年代以来未成功的“上海经济协作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延伸。1988年,正当“上海经济协作区”正式解散之际,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高汝熹即论证了“上海经济圈”的必要性[ix]90年代以后,上海经济每年以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突飞猛进,进一步增强了它引领长江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雄心。这种雄心在新世纪“长三角一体化”浪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显示自己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龙头老大的作用,上海力图将构建“上海经济圈”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必由之路。上海的这番雄心我们可以从上海经济史学家陈正书的表述中窥得一斑。他说,“上海从来就应该是个大上海的概念。上海在元朝以前包括了苏松太、杭嘉湖。历史将重演,2050年上海将以长江为内河,那时大上海也许根本就不叫上海了。” [x]而诸大建等学者则明确为上海勾画出由四个圈所组成的上海大都市经济圈的宏伟蓝图[xi]。林建生、新望则直接用“长三角即是大上海”的表述将两者划了等号[xii]。大上海的这番扩容努力也得到了江浙一带与上海毗邻的湖州、嘉兴、绍兴等城市的响应,它们均将“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作为自己城市的发展战略。

不过,上海欲以“上海经济圈”整合长三角的意愿遭遇到作为长三角次中心的南京、杭州的顽强抵抗。2003年,就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讨论最为热烈的一年,南京召开“长三角”城市联动座谈会,共商“南京呼应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大计,力图以“东借西进”战略来消化上海和浙江的经济辐射力,从而做足、做精、做大南京都市圈[xiii]。杭州虽然表面上自觉地把自己纳入上海经济圈,但其对上海吸引浙江知名企业进沪的举动颇为警惕,而从杭州大力发展的市域交通网络建设的努力来看,其所期待的“同城效应”却将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上海的比较优势,从而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浙江于2003年开工的南起宁波慈溪、北落嘉兴的杭州湾大桥则显示出以浙江为主的城市联盟组建与上海相连的杭州湾城市群落的用心。在长三角一体化各怀心思暗自较劲之时,近年来,上海则有意放低了自己的架子,提出“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口号,正是在努力避免以我为主的扩容意愿的过于直露的表达。不过,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体化模式或道路之争正好说明上海在其外部边界的扩容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现实困境。

其实,这种大上海边界的扩容不仅仅是地域空间的膨胀,更重要的是城市能级的提升。在2006926举行的第四届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国际论坛上,郑时龄提出的“再城市化”即点出了大上海扩容的动因和目标——“从城市整体上注重城市的环境品质,基础设施,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等诸多方面的城市问题解决”。[xiv]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当我们采用诸如“大上海”、“城市带”、“都市群”这些概念来建构上海的都市空间意识时,我们是如何观看这座都市的?正如董文华歌中所唱到的“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人圈”。对于旨在推动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完善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政府主管部门及其相关的专家学者而言,“大上海的扩容”首先是在图纸上实现的,是在一张张地图、一个个模型上被设计的。这就决定了,他们观看都市的方式不是个体性的对于局限景观的观看,而是居高临下的全景式的俯瞰;他们的观看不是基于个人与都市景观的关系,而只是关注都市内的空间分布和都市间的空间关系;他们实际上扮演了“上帝视点”的角色。



[i] 所谓“一轴三带六区”的总体布局包括:“一轴”即指从虹桥机场到浦东国际机场的上海城市发展轴。“三带”是指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为核心的沿黄浦江发展带、以“一江三桥”(张江、金桥、外高桥、孙桥)等国家级开发区为主体的中部发展带和以外高桥港区和浦东国际机场为依托的滨江临海发展带。而“六区”则是指,以金融贸易为核心的陆家嘴功能区域、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张江功能区域、以现代制造和出口加工为主导的金桥功能区域、以国际贸易和海港物流为主导的外高桥功能区域、以会展旅游为主导的三林(世博)功能区域和以航空枢纽、空港物流、文化旅游为主导的川沙功能区域。

[ii]按照《意见》的规划,“未来的上海城镇发展,将切实改变中心城区蔓延扩张、郊区分散布点的格局,构筑中心城-新城-中心镇-一般集镇梯度辐射、层次分明、各具特色、功效互补的城镇体系。”

[iii] 所谓“一城九镇”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进行了若干调整。原计划中“一城”为松江新城,“九镇”即安亭、罗店、朱家角、枫泾、浦江、高桥、周浦、奉城、堡镇等9个中心镇,实施中根据需要及条件调整为松江新城、临港、安亭、朱家角、浦江、高桥、罗店、奉城、枫泾和陈家镇,但在实施过程中调整为松江新城、临港、安亭、朱家角、浦江、高桥、罗店、奉城、枫泾和陈家镇。

[iv]据报道称,“一城九镇”的最初设想是将之建设成为“万国城镇”,即英国风格的松江新城、法国风格的南汇海港新城、德国风格的嘉定安亭镇、荷兰风格的浦东高桥镇、北美风格的金山枫泾镇、澳新风格的崇明堡镇、意大利风格的闵行浦江镇、西班牙风格的奉贤奉城镇、瑞典风格的宝山罗店镇和中国江南水乡风格的青浦朱家角镇等。(《上海试点镇风貌定位确立 松江新城等已向国外发出招标书》,《城市导报》2001327

[v]据上海市城市规划志载,旧区两个分区按照就近疏解的要求,提出向近郊区9个分区疏解的方向和目标,其中徐汇区向漕河泾、长桥方向,长宁区、普陀区、静安区向虹桥、真如方向,虹口区、闸北区向彭浦方向,杨浦区向五角场方向,黄浦区、南市区、卢湾区向浦东疏解。

[vi] 1992年,内环线开工,1994年即正式通车;1993年,外环线开工,2003年全线通车;2003年,中环线正式开工,计划于2007年建成。

[vii]根据2002年正式确立的《上海中心城区道路完善工程方案》,上海将在改造内环线的同时,建设全长约70公里的城市快速路中环线,从而形成内环、中环、外环和十条快速连接道路共300公里的“三环十连”快速路网,600公里主干路网以及2700公里城市次干路和支路组成的配套路网,从而形成3600公里的中心城区路网系统。

[viii] 陈建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三次浪潮》,《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3期。

[ix] 他指出,“以上海为中心,根据周围城市的不同特点、上海经济的辐射能力和影响半径,以及上海与其周围城市的政治经济关系、社会条件、资源与开发前景、经济技术活动能量、对外经济联系等等,制订出区域发展规划,并建立上海经济圈是十分必要的。它必将促进上海和邻近地区经济的协调、稳定和持续增长。”(高汝熹:《高汝熹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x] 翟明磊 王丰:《“大上海”核聚变》,《南方周末》2002125

[xi]即由四个圈构成:“第一个圈是上海市区600平方公里;第二个圈是6300平方公里的上海市全境;第三个圈是包括苏锡常嘉的1.5万平方公里;第四个圈是9万平方公里长江三角洲全境。”(转引自翟明磊、王丰:《“大上海”核聚变》,《南方周末》2002125

[xii] 林建生、新望:《大上海变革与长三角一体化》,《经济观察报》2003120

[xiii]曾玉娟:《如何呼应大上海融入长三角 专家给南京开了三个方子》,《江南时报》2003811

[xiv] 金孜华:《中国馆主题初步定为“和谐城市”》,《新民晚报》200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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