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走出了马克思?——从中国学界对鲍德里亚的误读谈起

发布日期: 2008-02-28      浏览次数: 2316  


鲍德里亚走出了马克思?

——从中国学界对鲍德里亚的误读谈起

 

曾军

(上海大学中文系)

摘要:在中国学者眼中,鲍德里亚自身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从新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向,而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的批判和消费社会、拟像与仿真诸理论则成为中国学者讨论中国的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现象的理论武器。但是,这里存在着误读。鲍德里亚对生产主义的否定和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是基于同一逻辑基础之上的;他选择象征交换理论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实并没有“走出马克思”,是“接续”了马克思尚未展开的理论空间。因此,鲍德里亚的前后期思想具有许多的一致性。探讨中国学界对鲍德里亚的误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鲍德里亚马克思 误读

作者简介:曾军,男,1972年生于湖北荆州,南京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

 

Jean Baudrillard was opposed to Marx?

——about Chinese academic world’ misread to Baudrillard

Zeng 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the Chinese scholar point of view, Jean Baudrillard own academic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from new-Marxism to post-Marxism change. His theories, such as critical to Marx political economy producerism, critical to consumer society and Simulacrum theory, have became Chinese scholar ‘weapon to discuss Chinese problems. But there were some misread to Baudrillard. His theory wasn’t opposed to Marx but “continues” the theory space which Marx not yet launched.

Key Words: Baudrillard; Marx; misread

一、中国学者眼中的鲍德里亚

从近年来,鲍德里亚的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开始越来越大。但是,他留给中国学界的形象却是“后现代大祭司”和“后马克思主义者”。与之相关的结论有两个:

其一,认为鲍德里亚从《物体系》、《生产之镜》到后来的《仿真与拟像》、《完美的罪行》,经历了从新马克思主义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是“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转向”[i]而“所谓后马克思思潮,主要指的是早期受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介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影响,但后来又明确反对马克思从生产逻辑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法国当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是一位重要代表。”[ii]

进而其二,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的否定和他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性分析联系起来,由此而成为一些中国学者讨论中国的消费社会的理论支持,以致把目光锁定在“消费主义”问题之上,而淡忘、忽视甚至取代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生产主义”的问题。但是在具体的理论展开中又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批判性立场,认为我们必须揭露消费社会的阴谋,揭穿其“盲目拜物的逻辑”[iii]。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是文艺学界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尽管双方分歧很大,但在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性立场上却殊途同归,正如陶东风所言,在评价消费社会之于中国的意义而言,“以前我曾为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辩护,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它客观上冲击了文化的一元主义局面,也颠覆了‘文革’时期的禁欲主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主流文化的不断调整,消费文化的政治意义也在发生变化,它自身的批判性正在淡化乃至丧失”[iv]。而另一种则是认同性立场,认为我们必须正视消费社会中的文化转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可以算由《文艺报》所挑起的“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讨论了。在宁逸的《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一文中,他以“一个后现代的消费社会正在形成”作为理论前提,概括了为适应消费社会的要求,文学发展的几点走向[v]

这里所涉及的问题相关复杂,不仅涉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解读态度问题,也与西方学界对鲍德里亚的定位有关,而且还牵涉到中国学者对待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理论观点的看法。但是经过对鲍德里亚著作的研读,我认为以上两点结论未必可信,甚至可以说存在严重的误读。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鲍德里亚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这些能够说明鲍德里亚“走出马克思”了吗?

 

二、鲍德里亚如何批判马克思?

以《生产之镜》为中心,鲍德里亚展开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尖锐地批判了徘徊在革命的想象之中的“生产的幽灵”,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支持了“生产浪漫主义”,认为其“劳动”、“使用价值”、“需要”等基本范畴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已经基本完成(即“终结”),而且还存在“结构性局限”。

鲍德里亚如何批判马克思?这里包含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一是鲍德里亚的这番批判是否导致“非生产即消费”的逻辑?(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针对部分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理解提出,但在鲍德里亚那里,根本不存在问题。)二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的批判是否是“反马克思主义”?

先看第一个问题。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生产为中心向以消费为中心转变。这个思路是沿续列斐伏尔的思路而来的。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内涵是就是指消费主导,消费控制社会。经常被人引用的是下面几段表述:1、“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2、“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3、“我们处在‘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境地。”;4、“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让位于消费主人公。”[vi]不过,在他的《生产之镜》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鲍德里亚直接把生产与消费联在一起谈的内容不多,甚至消费问题本身也没有作为全书的研究重点。在本书正文的开篇,鲍德里亚即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批判政治经济学,仅仅揭示隐藏在消费概念背后的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需要与使用价值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揭示隐藏于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背后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所有基础性概念都必须加以质疑,首先就要质疑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及其超越政治经济学的要求。”[vii]也就是说,鲍德里亚的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的批判正是延续着其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而来的。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批判了基于消费的生产主义的政治经济逻辑,如丰盛的幻象、必需的浪费,以及作为生产性的消费等,而到了《生产之镜》中,他进一步地展开了对隐藏于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背后的“劳动”、“价值”、“自然的支配”以及“作为意识形态和模拟模型的经济”、“革命”、“阶级”、“乌托邦”等观念。

将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上述论述并不能表明“消费是对生产的否定”的观点,相反,从《物体系》到《生产之镜》,鲍德里亚仍然是把消费作为生产的延伸来看待的,仍是将之作为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所出现问题的一种解决之道来看待的。正如他在《消费社会》中的概括的,“这些意义和规则的历史的生产问题仍然丝毫没有解决——作为延伸理论,这种分析应根据物质和技术生产过程逐条地加以陈述。”[viii]作为一种延伸理论,鲍德里亚从两个方面揭示了生产与消费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消费的生产性,在他看来,“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ix]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消费性,到了消费社会,“生产加入了符号的消费系统。劳动力不再被粗暴地买卖,而是被指称,被市场化,被商品化。生产加入了符号的消费系统。 第一个分析阶段将消费领域理解为生产力领域的扩展。现在我们必须做相反的事情。必须把生产、劳动和生产力理解为消费领域里的闲适成分,‘消费’成了普通的公理,代码化的符号交换,普遍的生活方式。”[x]也就是说,仍然是将消费置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来看待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情况如何?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戏仿(“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xi])成为他走出马克思的重要证据,尽管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的批评非常尖锐甚至刻薄,但我认为,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而只是从他自身的学术立场出发部分地限制了其理论的有效性范围。这就需要清理鲍德里亚的批判思路。他对马克思生产主义的批评主要从下面两个角度展开的:

其一,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普遍性”的谬误。鲍德里亚指出,生产并非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因此,生产具有历史性,相应的,劳动、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相关理论都具有历史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应的也是历史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终结。但是,马克思却将生产意识形态化,进而普遍化了。所谓将生产意识形态化,也就指将生产赋予解放、革命的意义,也就是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将生产力的解放混同于人的解放:这就是革命的公式或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公式?几乎没有人对这个最终根据产生怀疑,马克思更是如此。”[xii]“很明显,在这种生产主义隐喻的根基上,马克思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他将生产方式的概念明确激进化和合理化了,它将生产方式‘辩证化’并且赋予它高贵的革命头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与马克思的无条件关联,这个概念才获得了它的巨大成功。”[xiii]由于这种概念的意识形态化,使得马克思在生产的问题上体现出了含混性,而他与政治经济学一般体系的共谋使得“在马克思主义战略的核心处,在它关于质和量的逻辑区分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继承了资产阶级思想中审美的和人道主义的毒素”。[xiv]这也就是为什么鲍德里亚会指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原因。进而,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将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观念普遍化了。“马克思把这一概念(即需要)转译为物质生产的逻辑和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法。但生产方式的差异使生产力不再是不可动摇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将经济学的理性方式普遍化了,并作为人类生成的一般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中。他以宏大的模拟模式来描述整个人类历史。他用来反对资本秩序的分析工具,正是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xv]

其二,既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仍然受制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它就不可能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那么,什么东西能成为取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的理论武器呢?很显然不是消费主义。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进行了批评(正如他的《生产之镜》),而消费主义同样也受到了鲍德里亚的批判(如他的《消费社会》),因为在他看来,消费主义正是生产主义的延伸,仍然体现了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逻辑。在书中,鲍德里亚用了许多诸如“终结”等词汇来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有效性,但是,当他批判生产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批判消费,当他“终结”生产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终结”消费。

因此,鲍德里亚提出要用象征交换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从而完成马克思的“未竞事业”。鲍德里亚指出马克思在对待物、商品方面仅仅从功能性(使用价值)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它的社会性、文化性、符号性,因此,他主张用象征交换及其理论(他曾策略性的采用“符号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来以示区别,但他后来更明确地用象征交换理论取代了这个提法)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今天,我们正处于同样的位置来面对马克思。对我们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已基本完成。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再生产它的形式中耗尽了自己的内容。……沿着马克思革命活动的足迹,我们必须走向根本不同的层面,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使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消解成为可能。这个层面就是象征交换及其理论。正如马克思想到必须扫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才能完成法哲学批判一样,这个领域的根本变革,首先就要批判全部意识形态范围内能指与符码的形而上学。由于还没有更好的术语,我们称之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xvi]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更是将之与“仿真”、“拟像”问题联系了起来,正是与这种象征交换、与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思路一脉相承。

那么,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番批判是否有效呢?在我看来,大有可疑。

其一,从生产的历史性观念来看,鲍德里亚明显地对“生产”、“劳动”、“使用价值”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狭隘化的倾向。这种狭隘化主要表现在鲍德里亚忽视了马克思思主义关于“劳动”、“生产”、“需要”等基础性概念所具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野,相反认为马克思对上述概念的理解存在以政治经济学视野涵盖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倾向。如此“逆向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自然就“漏洞百出”了。其实,但是,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他相关经典文献中对“生产”具有相当宽广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而其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生产”观只有放到这个视野之下才能显现出其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在这里,生产、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人改造对象世界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xvii]另一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严格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劳动变成劳动力的出卖,成为一种异化劳动;而生产则从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转向对财富的积累,进而走向了生产的反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同时却使工人限于贫困并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使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疯狂竞赛中;而跟着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xviii]很显然,马克思的“生产的过剩直接导致生产的衰落”的观点正是鲍德里亚批判消费社会的逻辑,而这正是马克思生产观中“非生产主义”的精髓。

因此,在鲍德里亚那里,存在着对马克思生产观的误读,即认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生产”泛化为人类历史上的普遍性的生产,进而,用这种对马克思的误读来批判马克思,给马克思载上了“生产主义”的帽子。

其二,鲍德里亚主张用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用象征交换来取代政治经济学。在鲍德里亚看来,象征交换是非生产性的。他认为,“这种交换建立在非生产的、最后破坏的基础上,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连续的、不受限制的相互性过程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商品交换严格限制的基础上。象征交换与我们的经济相对立,我们的经济建立在无限制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在契约交换的非连续抽象的基础上。”[xix]象征交换的实质是对政治经济学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生产主主义的否定。因此,他将“象征”与“物”相对立,将“交换”与“生产”相对立,从而力图走出马克思。

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象征是对政治经济学想象(以及其它孤立领域)的废除。”[xx]因而,也只能是一种“想象性”的废除。当鲍德里亚走向“象征交换”时,其问题域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移。在这里,象征交换理论所面对的问题的具体所指正是现代社会(对鲍德里亚而言,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精神上的交往:在基本的物质需要获得满足之后,人必然会走向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但是这种需要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利用了。当鲍德里亚说“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时[xxi],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商品的堆积将人们精神上的需要弱化为物质上的占有欲,将对商品的物质占有虚化为对商品象征符号的占有。如果联系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结合德博尔对“景观社会”的批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其中的一脉相承之处——他们都在致力于揭示出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之下的商品(包括物质的产品和精神的产品,因而,既是物质的,也是符号的)背后的意识形态性质。只不过,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物质的因素大于符号的因素,而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符号的因素大于物质的因素而已。但是,从《象征交换与死亡》到《仿真与拟像》,鲍德里亚却过分强调符号与物质的对立,强调交换与生产的对立,通过强调象征交换的非生产性而试图“走出马克思”。而这,不过一种想象性的“走出”。

其实,马克思的生产观还有许多非常丰富的思想没有引起鲍德里亚的重视。比如说“全面生产”论、“两种生产”论(也有两种分法,一种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一种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等丰富的理论,但鲍德里亚仅仅强调了其“物质生产”的一面,这正是他误读马克思,自以为走出了马克思很重要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理论”正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的合理延伸。当马克思谈精神生产的时候,还主要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谈的,如马克思的这段话是经常被人引用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xxii]不过,马克思虽然提出了“全面生产”、“两种生产”理论,但他个人的努力确实明显集中在了对“物质生产”,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这正是后人对马克思容易产生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为马克思只强调物质生产,而忽视精神生产,只关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忽视批判的其他可能性。

因此,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对马克思没有展开的“精神生产”理论的补充。当这种“精神生产”具体化为特定社会现实问题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形态——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正是鲍德里亚等一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致力于揭露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于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中国而言,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等。因此,与其说鲍德里亚否定马克思主义,到不如说鲍德里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可见,尽管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并认为其“生产终结”了,但这事实上是一种在误读中的批判,不是“偏离”而是“接续”了马克思尚未展开的理论空间。

三、鲍德里亚前后期思想的一致性

在中国学者看来,就鲍德里亚自身思想发展而言,早期《物体系》、《消费社会》、明显受到其导师列斐伏尔的影响,经过《符号政治经济学》、《生产之镜》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批判,随后在《象征交换与死亡》、《拟像与仿真》以及《完美的罪行》等则受到德博尔“景观社会”等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前期重“物”、重马克思主义,后期重“符号/象征”,重后现代主义,相应地,后期理论是对前期理论的否定,由此“走出了马克思”。

如前所述,尽管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马克思,相反,围绕鲍德里亚理论的核心观念,前后期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体现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坚持:

1、对“关系”的重视。在一些中国学者的理解中,鲍德里亚因受罗兰·巴特的影响,特别注重符号学理论。在他们的描述中,鲍德里亚早期是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双向并进,而后期,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彻底走向了符号学。其实不然,一方面,鲍德里亚确实非常注重“符号”、“象征”。在《物体系》中,鲍德里亚尽管在谈“物”,但他并没有刻意强调其“物质性”,而是突出其“关系性”,也就是后来的“符号性”。这方面的代表就是《消费社会》中所说的,“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xxiii]从《符号政治经济学》到《生产之镜》再到《象征交换与死亡》,其关注和强调的主要方面仍然是“符号”、“象征”,即“关系”。即便是后来的《完美的罪行》,也同样如此。但另一方面,这种“关系性”的内涵正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结构主义式的“关系”。鲍德里亚自己就有一番明确的论说,“实际上,存在着特定类型的交换,即象征交换。在这种交换中,关系(而不是‘社会’)是联结性的,排除了任何剩余:任何不能被交换或象征地分享的东西,都会打破这种相互性,构建着权力。或者说,这种交换排除了所有的‘生产’。”[xxiv]

2、对“现实”的关注。

尽管有人批评鲍德里亚的理论缺乏实证性,但鲍德里亚所关注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解答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表现在:其一,对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变迁的密切关注。如上所述,在《物体系》、《消费社会》中,他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把握是有其社会学依据的。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推动了西方社会两度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状况。这些正是鲍德里亚理论提出的现实语境。其二,对现实的历史性理解方式,仍然坚持从社会历史发展观角度来对现实予以历史性的定位,从《生产之镜》中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对政治经济学三阶段的征引,到《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对仿真的三个序列的分析,再到《仿真与拟象》中对形象的承递阶段的看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其三,这种现实性还体现在鲍德里亚绝对不是一个康德式的书斋式的学者,他有着参与现实问题的强调愿望。如他对海湾战争不曾发生的论言,正是基于其对当代西方社会“仿真”、“内爆”、“高科技”、“传媒”等特点的把握之上的。

3、“批判性”的坚持。

在当前“消费社会”、“消费文化”热中,鲍德里亚的《物体系》、《消费社会》、《仿真与拟像》、《完美的罪行》等诸多篇什成了中国某些学者广泛为引用的理论资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的引用中,却成了论证消费社会到来及存在的合理性的依据,而淡忘忽视了其批判性的特点。正如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一样,对现实的批判性精神正是其现实性的核心。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批判性都是一如既往的。在鲍德里亚身上,这种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其一,消费社会批判。鲍德里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在此消费社会仅仅是一种中性的描述,并非导向消费主义,相反,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其思路却正是正因为进入到了消费社会,所以消费主义必须成为首要的批判的对象;而中国的接受者却将进入消费社会理解为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或将要进入的理想境地,由此展开对社会中消费主义的特别关注。这里同时又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赞歌式的;一种是批判式的。因此,在中国,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问题成为一个被鲍德里亚理论放大的社会现实。其二,他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仍然是要执着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其三,高科技的人文忧虑,其实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反思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鲍德里亚并没有如某些学者所理解那样“走出了马克思”,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在鲍德里亚那里仍然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传统,这种思想的一致性不可简单地用前后期来一分为二。

 

四、误读的启示

在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的接受过程中,我发现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时空错乱式接受。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的接受是从“仿真与拟像”开始,到“消费社会”,再从“完美的罪行”到“生产之镜”。这种接受的顺序与鲍德里亚理论的发展顺序并不吻合,暗含了一种时空错乱的特点。其二,转述与认同西方的观点。在对鲍德里亚的理解中,中国学者往往过于关注鲍德里亚前后期的变化,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变化。这种观点一方面来源于西方思想界确实存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性更迭,另一方面也直接来源于西方学者(如贝斯特和凯尔纳、斯蒂文森等人)对鲍德里亚的解读。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理解其实就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在国内研究鲍德里亚的学者中,仰海峰也已认识到了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误读,认为其以符号编码来反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仍然处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框架中”,“而一旦深入到符号体系的发生学分析,生产过程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鲍德里亚“夸大了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思考中的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倾向”,[xxv]但是,他的这些批评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他对鲍德里亚误读的批评仍然是在鲍德里亚前后期思想的分期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批评不能解决鲍德里亚是否“走出”马克思这一根本问题;其二,他对鲍德里亚误读的批评,其思想来源于凯尔纳(在仰海峰著作中译为“凯伦纳”)的观点,也就是说仍然是西方学者的观点。这一点也不能不使我们警惕。

从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的理论误读中,我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孜孜以求的中西理论“同步观”应该打破了。在中国学界,历来就在追赶西方学术思潮的风气。而这些年来,“话题的同步性”以及“同一话题的平台上平等对话”的冲动成为中国学术的一大动力。但是,这种“话题的同步性或一致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的学术却是一个问题。

一方面,西方的“话题”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它有着西方的问题意识和语境。但是,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与西方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性。当西方社会为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矛盾而焦虑的时候,我们的主要问题仍是工业社会的时代性问题,有许多还是前工业社会问题的遗留。因此,这种“话题”对中国而言,缺乏它的现实针对性,更容易“放大”某些现实。如果说我们一味地紧跟西方“话题”而脱离了中国现实,那么,这种“同步的幻象”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

但另一方面,我并不说,西方的“话题”就在中国就一无是处,它确实为我们揭示了某种问题的潜在性存在。更重要的是,中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不一致性也许正好成为中国学者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如果我们以“中国问题”来参与西方“话题”的讨论与解决,用“中国经验”来修正完善西方的理论,也未尝不是一条理论的新路。因为毕竟,只有中国学者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也只有中国学者才能更深切地把握解决这一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尺度。

以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为例。任何理论不可能脱离其具体的社会现实状况。马克思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具备产生消费社会的条件,自然我们就不能苛求马克思能产生消费社会批判的思想了;而鲍德里亚所处的社会现实却为之“创造了条件”。但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却与西方当代社会完全不一样。一方面,在中国部分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文化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为中国开展消费社会研究提供了部分现实的土壤。但另一方面,大量的被排斥在消费文化领域的农村以及城市中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这些地方还停留在为基本的生活需要满足而奋斗的阶段之上。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从事中国的消费主义、消费社会研究时,必须首先明确一个基本的前提,即这些现实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空间之中,如果我们过分“乐观”或“悲观”地将这种有效性范围泛化为整个中国的现实,并视之为“走向”,能不谬乎?反过来,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中国还有千百万贫困人口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奋斗,因为消费社会因素还还只是局限于都市、现代传媒、新新人类就认为不值一提的话,那么我们则很可能会贻误批判和修正的战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鲍德里亚在不同层面上都对我们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因此,我的结论是,要鲍德里亚,也要马克思。



[i] 张一兵:《后马克思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32期。

[ii] 仰海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思潮——早期鲍德里亚的思想转变》,《南京大学学报》20032期。

[iii]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iv] 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文艺争鸣》20045期。

[v] 宁逸:《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文艺报》20031014

[vi]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28页。

[vii]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viii]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ix]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x]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xi]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xii]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xiii]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xiv]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xv]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xvi]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xvii]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xviii]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5页。

[xix]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xx]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xxi]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xxii]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

[xxiii]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xxiv]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xxv] 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23-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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