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镜像与学术奇观——2006年度人文学术热点透视(下)

发布日期: 2008-02-28      浏览次数: 3481  



文化镜像与学术奇观

——2006年度人文学术热点透视

曾军、刘晓静

(上海大学中文系)


《文学概论》教材与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围绕《文学概论》教材编写所展开的争鸣其实始终伴随着新时期文艺学的学科发展。近年来,因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而被展开的文学概论教材体系之争尚未完全平息,新一轮对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批评与质疑却在2005年下半年逐步升温,并在2006年达到高潮。

“审美意识形态”论之所以引起关注并受到质疑,一方面在于它出自国内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由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另一方面则激化于童庆炳将之命名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i]。而在20052006年间再度产生争议的原因则在于童庆炳受命于“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概论》编写组的首席专家并组织教材大纲编写。20051221,“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第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对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现状、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现状、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现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4个调查研究报告进行讨论。随后,到2006年上半年,《文学概论》征求意见稿分别赴北京、成都、上海、武汉等地听取各地专家意见。就在这段时期,各大学术期刊围绕“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鸣达到白热化程度。仅2005年底到2006年,从《北京大学学报》、《文艺理论与批评》、《学术月刊》到《苏州大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乃至《浙江师范学院学报》、《曲靖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近二十篇质疑“审美意识形态”的文章,其中,尤以董学文发文最多[ii],质疑声最猛。200647-8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吉林大学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为《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出版,集中反映了质疑者的立场和态度。与批判者声势浩大相反,被批判者显然还没来得及作出正面回应。现有的辩护文章还只是停留于现有材料的清理(陈定家《从“生产论”视角看“审美意识形态”说》,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1期)和对对方表述矛盾的清理(吴子林:《“一捆矛盾”的变脸》,《文学自由谈》20064[iii]),正面回应者还只有王元骧《我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解》(《文艺研究》20068期)和吴子林《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理论坚实的基点》(《学习与探索》20066期)。

与“边界之争”中对文学概论教材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取向不同的是,这次关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之争却都是在文学本质论域中的歧见。双方争议的焦点不在于文学有没有本质,而在于如何界定和表述文学的本质。而在文学本质的表述中,对审美性、意识形态性及其相关关系,特别是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之间的关系成为焦点中的焦点。在这些质疑者中,董学文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他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式”是有本质区别的概念;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式,而非意识形态;审美是与意识形态相矛盾与敌对的范畴。因此,“‘审美意识形态’这一界说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同经典作家原初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是有明显出入的,这一界说同文学事实本身也是不完全吻合的,用这一界说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本质观是欠妥当的。”[iv]而王元骧则认为,“意识形态性是文学不可摆脱的一个基本属性。因为社会意识形态相对地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纯知识的,一种是具有价值属性的,前者是通常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后者才被称为‘社会意识形态’,即简称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只能以审美的方式予以体现,倒正是避免因抽象谈论而导致把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架空,使它与文学艺术相融而有了自己真正的落脚点。”[v]

与此同时,另一拔从文艺学学科发展史和文学概论教材变革史角度切入者开始浮出水面。尽管文学概论教材的反思也非新闻,但与此前多泛泛而谈不同,这次直接以学术书评的方式对具体的单部有影响的文学概论著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对文学概论教材进行的系统的清理与反思。在其开篇之作张法的《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回望与补遗》中,张法表达了其对文学概论教材以全球视野来进行中国百年反思的宏大抱负——学科命名变化、典型论著演进、中西文论比较。而其所挑选的文本,除了已成为历史的田汉的《文学概论》、蔡仪的《文学概论》和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之外,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是当前影响最大而又风格迥异的教材。在这个以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为团队的“集体项目”中,除张法的《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回望与补遗》和章辉的《草创时期的文学理论——以田汉〈文学概论〉为例》发表在《文艺研究》20069期,章辉的《过渡时期的文学理论——评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发表在《中国图书评论》20068期上之外,其余各篇也在写作或发表的途中[vi]。在这一系列学术书评的推动下,文学概论教材的讨论将在2007年达到新的高潮。

文学概论教材的讨论反映了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正在受到新的反思。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文学”部分两个重点项目之一给了周宪,题目是“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现代到后现代”,可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同样是2006年,赵宪章的《文艺学方法通论(修订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初版于15年前的专著经过修订再版也颇有象征性意义——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得益于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但是文艺学界对这一宝贵的遗产却多少有些淡忘了。无论是追求文学的本质还是寻求价值的多元,对原理和结论的兴趣显然超过了对过程和方法的反思。

另据了解,一些学术期刊已围绕“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文学概论教材反思”、“美学教材反思”等相关选题展开了2007年度的约稿工作;受质疑方及其支持者的文章也将在明年陆续登出。可以预见的是,新一轮的讨论即将开始。

易中天和余华制造的文化事件

如欲盘点2006年人文学术的公众人物,学者易中天和作家余华当之无愧。前者专治文艺美学,其成就为学界所认可,但其从2004年始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中客串“品三国”、读解“汉代风云人物”收视率居高不下,根据其讲演稿写成的书稿,则在各大知名出版社的前竞拍中以260万元人民币成交。他本人的学术影响力跨越了学界,在大众中拥有一大批易粉乙醚。后者曾是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其作品大多都被评论界奉为经典,不过,他在2005年分别出版社的长篇小说《兄弟》上、下虽然创造了畅销的奇迹,却遭到评论界恶评如潮。

面对这种“如日中天”的“易中天现象”,学界褒贬不一。各大媒体也争相跟进,以娱乐的方式爆炒。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学者与媒体、学术与大众的关系问题上。“挺易派”对易中天的“品三国”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他将人文学术平民化、大众化了。如肖复兴就认为,“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我们需要严谨的分工,需要各司其职,也需要易中天这样学者的僭越。”[vii]鄢烈山也认为,“学者当然可以走上大众媒体,成为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桥梁。”[viii]而“批易派”则似乎更人多势众,对易中天的历史观及其所声称的“传统和现代的对接”、“学术和大众的对接”提出了质疑与批判。如张闳将易中天视为“说书人”,认为“易中天等人的出现,预示着一个建立在电视节目基础上的‘新说书’时代,正在悄悄到来。”“易中天所扮演的,无非是一个“精神保姆”的角色”,并将之与“超女”相等同[ix],这使得易中天戴上了“学术超男”的帽子。针对易中天品三国出现的插科打诨,李治亭更是将其视为“低俗化”、“简直是媚俗之作”[x]在评点“易中天现象”中,《品三国》对待文学与历史的态度也是争议的焦点之一。倪寄如认为易中天将文史混同,“让人们‘品’‘歪批’之‘妙说’找‘史感’入‘境界’”,是对历史和大众的不负责任[xi]。葛红兵也认为易中天《品三国》不是品而是混嚼,不够学术,失了大义,相当庸俗[xii]。不过,史学家樊树志则从史学角度认可易中天的《品三国》,认为它经过研究考证,基本符合史实,将二者比较是讲史的角度不同,不是混嚼。[xiii]面对“易中天现象”,也许顾骏的观点更让人思考,“易中天现象的赢家……唯独不是学术界”,“学术界浪费了易中天,只能说明学术界没有眼光和反应迟钝”[xiv]。学术与市场的关系,“学养”与“养学”的问题才是真问题。

其实,“易中天现象”的出现并非近年来的孤立事件,而是在以《千年论坛》、《世纪大讲坛》、《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电视学术论坛现象”出现的同时出现的以《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在北大听讲座》、《中国大学年度学术讲演录》等为代表的“讲座类图书”出版风潮中最引人瞩目者之一。学术在与电视的联姻所诞生的“幽雅的文化摆渡者”背后其实“是一个与收视率做‘殊死搏斗’的媒介仪式”,而以讲座为形式的“学术真人秀”的背后可能正是为金钱所点燃的学术热情[xv]

余华的《兄弟》似乎再次印证了精英取向与大众趣味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一方面是创造了“被业内外135位专家评为2005年畅销小说第一”的一年内行销百万册的奇迹;另一方面则是以《给余华拨牙》的来自文学批评界的酷评。不过,这并不重要,更耐人寻味的是先锋作家、精英文学是如何被整合到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逻辑之中的。而这一点正好与20061028发生的另一位先锋作家洪峰为了索要沈阳市文化局暂停的工资而且走上街头实名乞讨形成鲜明的反差。2004年,余华同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签约,开始了其受市场调控的历程。而出版方看重的正是余华先锋之外的东西,在《兄弟》的实际操作者郏宗培看来,余华“的作品与其他先锋派作家相比,颇具有特殊性。……他能以近乎炉火纯青的技巧,营造出一种完美的阅读快感来。”[xvi]而在《兄弟》营销过程中,“高额版锐、分册出版、捆绑销售”等多种营销策略共同推动了以“余华”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品牌营销[xvii]。在这种市场逻辑之下,余华的《兄弟》当然只能从大众趣味的角度来分析其成功的奥秘了。

学术批评开始转型

2006年是“学术批评网”建站五周年。11,网站站长杨玉圣向学术批评界发出了《学术批评网创办五周年纪念征文启事》,315,“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为主题的学术酒会在北京举行,并编辑了纪念文集《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学术批评网创办五周年纪念文集》。不过,这次五周年的纪念并非学术批评界步入新的辉煌的标志,相反,却因杨玉圣的“萌生退意”而流露出伤感的情绪。他多次表示,“在学术批评网5周年之后,将把主要精力回归到专业领域。”而其所主持的网站学术批评网将“转型为人文社会科学网络学术高端平台与门户网站”,“将采取现代公司运作模式运营,具体工作将由一家即将成立的公司承担。”[xviii]

其实,杨玉圣的“淡出”和他的学术批评网的转型绝非偶然。近来年,杨玉圣与另一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的交恶及其退出中国美国史学会的风波对杨玉圣和学术批评网的声誉带来一定影响,也突显出学术公器与个人恩怨之间的矛盾。但更为重要的是,学术批评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和使命是一个公平、正义与富有创新性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而这个共同体是不可能以一种“孤胆英雄”式的方式实现的。杨玉圣及其学术批评网开创了学者个体以民间方式展开学术批评的先例,但这种学术批评的方式在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并引起主管部门和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之后,其限度也日益暴露出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6年的“两会”期间,学术腐败和学官现象为***表所痛斥;邱成桐、郑也夫等知名教授以义无返顾的心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当前的高校学术体制和院士制度;除了更多的学术媒体(如《中国书评》、《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云梦学刊》、《中华读书报》、《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评论》、《江西社会科学》等)继续主动积极地介入学术批评之外,学术腐败和学风问题的相关事件也得到了大众传媒的积极关注和追踪报道。这一切都在显示出学术批评在2006年所获得了生机与活力。超越个体性、民间性的学术批评,走向真正的“学术共同体”的体制和学风的建设其实已经开始了。

对此,杨玉圣自己也有深刻的认识。在《学术批评网创办五周年纪念文集》“编后记”中,他明确表达了从学术批评向学术建设的意愿:“如果说学术批评网既往的五年是以促进学术批评、加强学术规范为重心的话,倘若按五年为一个时段,那么今后的五年,学术批评网将重在学术建设:第一,进一步推动学术批评与学科评论,健全学术规范与学科规范。第二,进一步推进学术评价机制改革,呼唤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第三,进一步加大学术精品推介力度,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术进步。”在2006929的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杨玉圣更明确地将之表述为“从学术规范向学科规范的转型”,认为“学科规范建设,不仅有利于把学术规范与高等教育教学结合起来,而且也有助于把学术规范与各学科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避免学术规范之大而无当、悬而无用。”[xix]

从学术规范到学科规范,提醒我们在对学术体制的学术批评的同时,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这才真正关乎当代中国学术的前途。也许在这个意义上,2006527,由《云梦学刊》主办的“当代学术史研究”论坛再次显示了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在这个已连续举办了三届的论坛上,与会者“以问题为中心”,就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中国当代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关系、中国当代学术史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关系、中国当代学术发展与中国当代教育发展(特别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中国当代学术发展与学术传媒发展的关系、政治运动对当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市场经济对当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当代学术史的分期等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学术何为?学术批评何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何为?2006年的人文学术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i]其实,围绕“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意识形态”观点的争鸣早在新世纪之初即已开始。当童庆炳发表《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学术研究》20001期)、《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002期)之后,他的“第一原理”说即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如刘根生《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认识〉一文的几点置疑》(《衡水师专学报》20024期)、单小曦《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文艺争鸣》20031期)、陈吉猛《文学与审美意识形态——兼与童庆炳先生商榷》(《南华大学学报》20034期;该文后又发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2期)

[ii]仅一年多时间,董学文就发表了9篇文章:《“审美意识形态”能成立吗?》(《高校理论战线》200510期)、《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55期)、《关于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兼评“审美意识形态”说》(《苏州大学学报》20061期)、《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辨析》(《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1期)、《在困境中突围——关于当前文学本质研究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62期)、《文学本质界说:曲折的跋涉历程——以自我理论反思为线索》(《汕头大学学报》20063期)、《文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意义和当代价值》(《文艺报》200638)、《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认识文艺的本性》(《文艺报》2006915,与李志宏合著)、《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之反思》(《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6期,与王金山合著)

[iii]对此马建辉以《被无知侮辱的思想》(《文学自由谈》20065期)予以反驳,但言辞已明显超出学术论争的范畴,其以臆测代判断的结论几近于“口水”了。

[iv]董学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与文学本质问题——兼及“审美意识形态论”分析》,《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李志宏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7月版,第19页。

[v]王元骧:《我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解》,《文艺研究》20068期。该文也收于《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中。

[vi]目前已完稿的文章还有:支宇《不幸的勇气以及“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三个问题——评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张旭春《“作者死啦!”——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评述》、章辉《中国文学理论——评王一川〈文学理论〉》和张法《走向前卫的文学理论的时空位置——从三本文学理论新著看中国文学理论的走向》。上述文章将刊登在明年初的《问题》、《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及其它刊物上。

[vii]肖复兴:《易中天现象是不是学者的僭越》,《文汇报》2006620

[viii]鄢烈山:《易中天不要像余秋雨一般讨人嫌》,《南方都市报》200698

[ix]张闳:《易中天的“狡猾”之处》,《文汇读书周报》2006818

[x]李菁:《“时尚史学卖假货品位低”——历史学家李治亭昨叫板易中天》,《新民晚报》200687

[xi]倪寄如:《“易中天现象”是史学界的悲哀》。

[xii]葛红兵、徐秀明:《“文史合一”:历史言说的传统维度及其误区》以易中天〈品三国〉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5期。

[xiii]干琛艳:《史学大师樊树志力挺易中天:不是混嚼是比较》,《新闻午报》200689

[xiv]顾骏:《易中天现象:热风过后的冷思考》,《解放日报》2006826

[xv]分别参见《社会科学论坛》200611期上的罗锋、杨新敏《幽雅的摆渡者:一场与收视率抗争的电视仪式——对电视学术论坛现象的学理审视》和丁国强的《话语狂欢与言说危机——讲座类图书批判》。

[xvi]参见孙欢:《看〈兄弟〉看样打天下》,《编辑学刊》20064期。

[xvii]参见董丽敏:《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改革以来上海文化的变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国立木浦大学校。

[xviii]吴飞:《杨玉圣苦撑学术批评网》,《民主与法制时报》2006313

[xix]杨玉圣:《从学术规范到学科规范》,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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