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到美国西部开会的机会，我顺道重访戴维斯。戴维斯是加州盆地中的一个大学城，小小的，绿绿的，静静的，人口四万多，一半以上与大学有关。大学全称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原先是加州大学的实验农场，后来扩展为分校，在加州大学九个分校中，位居老三，以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最为著名。中国史也很出名，有施坚雅、刘广京、曼素恩、普莱斯等一批大牌教授。十二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做访问研究，来到这里，住了九个月。世事逐新，人情念旧，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乃人之常情，但我这次感受，尤为刻骨铭心。

　　重访戴维斯，首先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春意。来到当年居住的普莱斯教授家里，房是原来的房，门是原来的门，室内的摆设一如往常。树篱笆还是那么青翠欲滴，游泳池还是那么清澈见底。那只断尾巴猫，还是那么懒洋洋地趴在门口晒太阳。最叫人难以想象的是，玻璃缸里养的那只青蛙，还是那么大小，窜上窜下，我当年手编的尼龙网依旧覆盖在缸上。时隔十二年，这一切，竟然就像才隔十二天或十二个小时。时间凝固了。看到这一切，我慨叹无词，激动无语，心头涌起一首歌：“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老友重逢，分外亲切。普莱斯、南希夫妇亲自到机场接我，每天陪我拉家常，叙旧情，借图书，印资料，安排演讲，举行派对，观看戏剧。其热情、诚恳、周到，让我感动得无以言表。我当年住在他们家里，吃在他们家里，朝夕相处，亲如一家。普莱斯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一代史学宗师史华兹教授的高足，专攻中国近代史，学问好，人品好，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有口皆碑。南希是著名社会活动家，美国一个党派的副主委，聪明，能干，豪爽，有女侠之风，这些日子正忙里忙外。老友见面，都互说“没变没变，还是老样子”，但我们都清楚，岁月在我们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刻痕。英姿勃发的普莱斯，头发稀了；风姿绰约的南希，有些发福。至于我呢，当年刚过不惑，现已过五望六，虽然还没有到韩愈所说的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的衰境，但也两鬓染霜，视力老花，精力大不如前。

　　老友相见，问长问短。工作、家庭、生活、健康，是主要的话题。他们问得最为仔细的，是我女儿的近况。我上次在戴维斯的最后三个月，妻、女同来相聚，女儿还在那里上了三个月的小学。所以，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记得我们临回国的时候，普莱斯夫妇至为诚恳地提出，让我女儿留在那里继续读书，一切经费由他们负担，说是这样对小孩子前途有好处，要我们从长计议。他们的建议被我们婉言谢绝了，但那份浓情厚意我们收下了。

　　重访戴维斯，没有看到我的小朋友安德。安德是普莱斯和南希的儿子，天资聪颖，煞是英俊。当年我在他家时，他是个小学生。我们时常一起打牌、下棋、做游戏。我学过几天长拳，也练过太极拳，倦累时，偶尔来两下，踢腿，伸拳。安德以为我会中国“功夫”，和一群小朋友竟要拜我为师。我越是申明不会，他们越以为我武艺高强，秘不示人，见到我越是肃然敬然，不敢嬉皮笑脸。我回到上海后，十来岁的安德曾独自乘飞机来上海，在我家里住过一些日子。家里突然来了个小外国人，周围邻居都很新鲜，小朋友也都喜欢和他玩。有一天，活泼爱笑的安德，忽然闷坐不语，一脸愁苦，经再三盘问，他先是默然，继而泫然：“他们骂我是美国鬼子！”我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你，美国人；我，中国人；那么多小朋友都是中国人，大家对你不是都很好吗？骂你的人是有口无心，也不一定晓得‘美国鬼子’是什么意思。”他想想也是，这才破涕为笑，欢然如初。安德现在哈佛大学读书，哲学系。前年我去哈佛开会时，他执意请我吃饭。我说：“你是学生，没有收入，理应我请你”。他说：“你来美国，我是主人，理应我请你”。从小到大，情感都是那么真诚、朴实。这次我们通了电话。他说第二天中午就要考试，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他爸爸问他：“现在没准备，还能得A吗？”他说：“得不得A不应是一个学生考虑的最重要问题”。他爸爸问：“那什么是你现在考虑的最重要问题呢？”他说：“什么是学生的最重要问题？这就是我现在考虑的最重要问题。”听起来有些拗口，但很机智、思辨，不愧为哲学系高材生。

　　这次重访，还有一个人没有见到，南希的父亲汤普逊先生。汤普逊是美国著名外科专家，本科毕业于史坦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在哈佛拿的。安德进哈佛以后，我说你们家是三代哈佛，因为我知道普莱斯的父亲也毕业于哈佛。普莱斯说，确切地说是三代四哈佛，另一人即指汤普逊。汤普逊医术高明，清誉远扬，担任过纽约科学院院长，从外科医生位置上退休以后，又从事关于激素的研究，再成专家，赫赫有名。晚年，老伴去世，他单独住在旧金山湾区的一家敬老院里，与那里的老人一起旅游、聊天，生活得很滋润，偶尔来戴维斯女儿家小住十天半月。老人身材魁梧，一头银发，脸色红润，八十多岁了，背不驼，眼不花，声如洪钟，自己驾车，飘然而来，倏然而去。我们多次相处在一起，还一起度过一个难忘的圣诞节。老人极和善，健谈，每次购物，都喜欢叫我同去。有趣的是，他每次都要给我买点什么，或一罐饮料，一块巧克力，或几个水果，像哄小孩似的。他的年龄比我父亲还大，大概在他眼里，我们都是小孩子。三年前，老人去世。说到父亲的死，南希心态平和，说老人走得很安详。但说到死因，南希、普莱斯又都唏嘘不已。原来，九十三岁的老人，驾车在路，忽遇一年轻人拦车问路，热心的老人先是口说指划，继而下车导引，谁知那青年将老人一把推倒，劫车而去。善良的人之所以常常吃亏，因为他永远学不会提防宵小之辈。那匪徒最后被抓住了，车也被追回来了，但老人倒地以后，大脑严重受损，记不得自己的住址，记不得女儿的电话，最后还是警察依据他身上的证件，才联系到他的女儿。老人从此一病不起，在戴维斯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六个月。九十三岁的年纪，无论在东方西方，过去现在，都是高寿，但老人毕竟死于非命。面对着老人的遗像，凝视那慈祥的面容，耳边仿佛传来老人“密斯脱熊”洪亮声音，我忍不住悲从中来。老人一辈子救死扶伤，慈悲为怀，积善积德，没想到他的最后离去，竟与他的善行有关，怎不叫人愕然戚然愤愤然！

　　风光秀丽，主人热情，风物依旧，人事已非，这一切固然令我感慨系之，但特别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关于那条大黄狗的故事。大黄狗的名字叫“儒”，很雅，聪明，通人性，是安德领来的，全家人都很喜欢。每天睡觉以前，普莱斯一项例行工作，就是察看大黄狗和那断尾巴猫是否一在门内，一在门外，否则，他们是要打架的。如果普莱斯不在，那项工作就是我的。这次“前度刘郎又重来”，大黄狗看到我亲热如故，摇头摆尾。但我一看，感觉不对，怎么只有三条腿了？左后腿不见了。事情发生在去年。一天，主人忽然发现“儒”走路不稳，面带愁容。经确诊，左后腿患了癌症，需要手术截去。为此，全家商量再三，也犹豫再三。第一，“儒”十几岁了，在狗中已是耄耋之龄，能否承受这么大的手术？第二，手术是否就能有效控制癌症？第三，即使控制住了，还能再活多久？第四，手术费也颇不菲。我问多少，普莱斯竖起一个手指头，我以为是一百美元，他告诉我是一千，还仅仅是手术费。这个数目，用来新买一条颇为不错的良种狗，也绰有余裕。因此，从理性上说，不治是对的。但是，“儒”毕竟是家庭一员，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看着它那痛苦的样子，怎能忍心置之不理！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做了手术。手术后，伤口结痂，奇痒难忍，狗止不住要抓挠，主人则要不断地制止他、护理他。普莱斯告诉我，那些日子，他每天晚上都陪狗睡在地毯上，直到狗病痊愈。仁者爱人，也爱动物，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听了这些细节，再看到“儒”欢蹦乱跳，我不禁陡生敬意，唉！那分明是一颗仁爱之心在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