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组织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危机”学术研讨会，春节前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王安忆、陈思和、王晓明、熊月之、许纪霖、孙逊等沪上著名作家、学者近二十人参加了讨论，一百多位人文学科的高校教师及研究生、大学生旁听了会议。

将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对等关系变成幸福与不幸的价值对立，这种认识误区让人忧虑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现代化就是城市化。上海大学的王晓明在会上概述了他近日去山区农村的亲身见闻后，提出了他的关注与忧虑：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否也应该体现在对全面城市化的单一模式的打破？在历数了创造农村新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他更为尖锐地指出：相对于物质生活的质量低下，乡村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本土气息的文化形态更是匮乏得近乎荡然无存，城市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流行文化、不切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却已经渗透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既体现在乡村教育的自觉追求中，也反映在青年农民的生活细节上。

        上海师大的杨剑龙通过一些统计数据，分析了乡村文化危机的种种表现形态：商品经济导致的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对乡村纯朴、富有人情味的文化因子的侵蚀；优秀的民间文化、特别是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临灭绝；传统宗族文化中一些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内容反而活跃起来。他也提出了初步的应对设想。华东师大的许纪霖则着眼于全球化的视野，从文化多元的立场，指出了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对解决乡村文化危机的重要意义。他比较了欧美社会对乡村文化所持的态度，特别强调城市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乡村文化为代价，将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对等关系变成了幸福与不幸、好与不好的价值对立，是认识的误区，对此他深表忧虑。

忽略了农民的文化，就是忽略了农民最根本的东西

        上海师大的薛毅的书面发言，探讨了学者作家们研究乡村文化的立场与基本思路问题。他认为，研究农村，研究农民，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把农民作为客体还是作为主体。近年来，知识界和传媒都在讨论“三农”问题，但都忽略了文化问题。这种忽略，正相似于一些人对非洲的“关怀”，非洲人的穷，非洲人的病弱，总是他们的话题，但他们较少谈论非洲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这种“关怀”方式，值得当下研究农村、关心农民的人的反思。因为，忽略了农民的文化，就等于忽略了农民之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就等于剥夺了农民的主体位置。农民不是只要一点粮食，一点生活必需品，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更要有主体的尊严和价值。他的观点，引来了呼应。华东师大的一位博士生表示，时下一些学者提及农村、农民时，往往是用“底层”一词，而在五四时期，鲁迅他们经常使用的是“故乡”，用词之别，显示了视农民为主体还是客体的差异。

农村文化是否存在危机，与会者有激烈交锋

        研讨中，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根据自己的体会，对农村文化危机这一提法表示了质疑。在他看来，对城市流行文化的认同主要集中于青年群体，而对乡村文化的主要保存者老年农民来说，并没有产生本质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把大量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进行超负荷的劳动，其结果是既没有善待自己，也让自然失去了其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而如今的市场经济则不同，他形象地说：减少农业人口，年轻劳动力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不去对乡野进行过度开垦，正好使大自然恢复了原生状态，万物自由生长，自然因此重新焕发了绿色和生机。至于民间文化仍然是充满活力的，也能够进一步繁荣，我们似乎并没有必要杞人忧天。

        但作家王安忆在最后的发言中，乡村文化危机的观点又一次被强调。对于当前的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和农村文化带来的后果，她用“残山剩水”来形容。她从对古老的农民治水的传统中，揭示出他们与自然的一种特有的和谐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正日趋凋敝，但是王安忆提醒说，我们无法用贴标签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一种价值判断，因为，农民拥有他们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是要深入到他们的群体中，来把他们的生活内化为自己的切肤之感。

         研讨会展开过程中，发言者对农村文化的基本价值问题、学者的立场问题和具体的农村宗族文化等话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