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风俗文化”是一个往往缺失的视角。事实上,色彩斑斓的风俗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方重要诗意栖居地。现代中国作家在以风俗文化为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的过程中,触摸到了乡土中国的生存本貌和历史变迁,在最俗常的风俗世态中感受人——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种族心理,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文化错位中感受到的深刻的“文化自我认同危机”,为现代中国文化重建与文学审美的提升均带来诸多启示。因此,以风俗文化为出发点和思考重心,对现代中国文学作一番整合性思考,对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应该是不无意义的。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提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可逃脱①。风俗文化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必然会吸引作家们去着力表现它。回顾文学史我们发现,用文学思考人的生存,审视社会文化,表现人与历史都在文化中存在并得到延续,模式化的活世态生活相——风俗文化应该是一个极佳窗口。因为正是在人的俗常生活中,栖居着民族文化传统的灵魂,它丝丝缕缕、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国人的风俗生活、心理习惯中,它理应成为作家解读国人性格的最佳文本。无怪乎托尔斯泰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②。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其自称是对19世纪法国的“风俗研究”,以小说“体验全部风尚时俗”,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描绘了一部法国社会特有的“风俗史”③,可谓提供了“风俗画”的典型范本。
①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②托尔斯泰:《日记》,1865年9月30日,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
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01页。
③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
从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中吸取养分的中国现代文学,表现文化思想、文化存在方式对文学的影响,由文化入手思考中国现代化,也必然是其重要关注点之一。新文学先驱者们从新文学诞生伊始便显出对文化命题的浓厚兴趣,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层面探索文化介入文学的有效途径。他们同样意识到,文学参与文化,目的在于改造和重建中国文化,而首要和根本的是人和文化的现代转化。为实现此种转化,新文学作家从两个向度探寻文化改造之路。一个是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代理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以图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鲁迅提出“立人”的文化拯救目标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层开掘,当是此种思考的集中表现。另一个是和当时社会普遍的“平民化”思想时尚相一致,重在关注人的日常生活和民间尤其是乡间的民情习俗,从风俗文化视角寻找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在探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后一个层面恰恰同前一个层面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唯其历史积淀的滞重是造成国民精神愚弱的根源,解剖“人”的国民性弱点就获得了深挖历史文化的重要角度;而风俗作为民族文化生活的常态,从其历史到现实的沿革中呈示了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社会发展的变迁轨迹,因而是文化解剖的典型范本。“风俗文化”型写作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汲取思想资源而形成自己特色的,它在文化批判方面同“思想启蒙”的目标相一致,但在观照文化的视角和表现民族文化的丰瞻性方面显然有着更为宽泛的内涵。鲁迅致力于画出“国人的魂灵”,强调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但其改造国民性和民族文化的思考常常是同改造民族的风俗文化心理习惯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多次申述过这样的意见:“真实的革命者……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①正由于此,他在小说、散文创作中大量涉足民风习俗文化,作品写到的方言土语、乌毡帽、乌蓬船、社戏、压牌宝、庵堂寺庙、四时八节、祝福婚嫁等,体现了地道的浙东风情,在乡土风俗展示中活现了文化的特质,也发现了文化的病根所在。其发掘的民族文化品质由乡间延伸到都市,形成了更广泛的文化批判,塑造了诸多带有浓郁民俗文化特性的“国民文化”典型,
成为中国文学中特别精辟的风俗文化批判的符码,一个丰富的能指,一直为后起者所仰慕。由鲁迅开创,风俗文化介入文学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自省和自审,遂使20世纪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疆域。
中国现代作家以民情风俗作为审美主题在创作中用力尤多,因而文学的“风俗文化”图示也尤为精彩:既展示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色调、丰富性和复杂性——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其描绘之缤纷错落犹如《清明上河图》般令人目迷五色、叹为观止;同时又在现代社会危机语境下,在中国文化面临中西古今大融通大冲突和大变异的历程中,勘破民族文化精神的强项与弱点、优势与劣质,对其做出不同的选择弃取态度。凭着作家们的描述、解读与评估,导引人们走向不同的文化路径,如曲径通幽般寻觅一条通向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就中国现代文学时期“风俗文化型”写作形态看,按其观照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质地划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一、乡村风情:暗陬的宗
法制乡村社会通常意义上,“乡村风情”是安详、静谧的田园诗的别称,乡村意味着自然、和谐与宁静。然而,20世纪的中国乡村在现代文明大潮的冲击下,乡村的积弱积贫、弊端丛生的现象一并暴露,以往和谐安宁的乡村变得并不宁静,而乡村文化的负面背景反倒越发显露。而且,从中国现代作家对风俗文化的价值评判看,他们是抱着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型文
化愿望出发,“继承了西方文化的‘落后’、‘传统’、‘现代’概念,用它们来描述和批判民间的‘封建传统’,使农村社会的地方传统成为‘现代化的敌人’”②。因而他们将民间的习俗、信仰、仪式和象征作为世俗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表现,大抵将其看作“现代化”的阻滞因素而对其持批判态度。以此之故,中国现代作家在观照乡村文化时,侧重点就不可能在宁静的“乡村风情”一面,更多的是表现乡村文化落后、滞重的一面。尽管中国作家在描绘
“乡村风情”画时也有两副笔墨,如沈从文受其鄙视都市文化的影响,以其特有的“乡下人”眼光看取乡村,写出了一幅幅优美、和谐的湘西风情画。但此种状况极为少见,多数作家用的是另一副笔墨,即用犀利的笔触挑开乡村更多落后性的一面,从而构成对暗陬乡村的尖锐批判。“五四”后不久出现的“乡土小说”潮,可视为此中典型。许杰、许钦文、王鲁彦、台静
农、彭家煌等以鲁迅式的冷峻和凝重,用写实的方法不动声色地演示了封建宗法制乡村社会的沉疴痼疾,写出了中国乡间传统封建宗法制文化的滞重。他们以深重的忧患为情感基调,以理性批判意识和中国文化重建的史识观照乡土中国亟待改造的一面,作品沉重的底色,读来令人备受压抑,从中可以引发对改造传统文化的深沉思考。
①《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5页。
②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
296、179页。
乡土作家笔下的乡村社会多处于封建宗法关系特别浓厚的闭塞之地,他们对此地封建制度的暗陬性和顽固性的批判,总是首先从表现地方风俗的恶与俗、风俗对人性对生命的摧残入手。从物质层面看,宗法制乡村生活建立在狭隘、落后、原始的农村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由此造成了农民的极端贫困与谋生的艰难。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状态下,乡间就生活着这样一群“光棍党”,他们都是阿Q的兄弟——阿长(王鲁彦《阿长贼骨头》)、运秧驼背(王任叔《疲惫者》)、秋茄子(彭家煌《美的戏剧》)等。这些人大抵性格畸形、行为不检,原由就在生活的逼迫:既然勤苦不能填饱肚皮,就只有或偷或赌或讨或骗。由于为贫穷所困,或为官兵乱匪所扰,诸如此类造成的生存的恶劣就会使某些鄙风陋俗流行,典妻卖女之类现象在乡村甚是盛行,也为作家们多次描写。如台静农的《蚯蚓们》,写老实本分的农民,迫于生计而典妻,小说写阴暗灯光下进行典妻画押签字仪式的一幕,读来令人凄怆。许杰的《赌徒吉顺》,写一个堕落的泥水匠典妻,揭露金钱诱惑导致农民的精神畸变,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鄙陋的乡风习俗对乡民的危害。从精神层面看,在丘陵、山地闭塞落后的环境中,土地、水源、气候等自然条件恶劣,无知的乡人轻易地就被蛊惑,于是就有迷信、禁忌、求雨、拜神等种种民间陋习,“风俗”带给农民的便不是福而只有祸了。王任叔的《牛市》中写竹山屿人迷信“白额牛”是“牛戴孝”,不利于发家,把好端端的一条壮牛卖掉,结果反而招来祸害。对鬼神的迷信也是乡民在无望中的精神寄托,这是带有浓郁中国乡土特色的风俗,由此演化出诸如“捐门槛”(鲁迅《祝福》)、“冥婚”(王鲁彦《菊英的出嫁》)、鬼节“超度亡灵”(台静农《红灯》)之类的乡间迷信习俗。浓重的宗族、宗姓、宗法观念,代表了乡村特色的封建礼教文化习俗的核心内容,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形成的乡民心理往往是病态的:愚昧、奴性、保守、卑怯、盲从。农民自然成为地方宗族势力斗争的牺牲品,并往往被冠以维护宗族荣誉的堂皇名号,激起愚昧的乡民野性、盲目的破坏力量,制造了惨痛的悲剧。如许杰的《惨雾》,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敏锐地解剖了中国乡村顽固的家族制度,这就是乡村的“械斗”恶俗。这是由建立在“血缘—血族”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宗法制乡村传统形成的,由私有观念和野蛮民风的结合演绎的血的悲剧。王鲁彦的《岔路》,写乡人因瘟疫请关帝爷出巡消灾,导致两个宗族村民在“岔路”相逢,各不相让,大打出手,结果打死的人比得瘟疫病死的还多。彭家煌的《怂恿》,也是写一场宗族间的争斗,展示了乡间富豪们挟“乡俗”以遂其私利的卑劣行径等。表现乡俗的野蛮性和破坏性,正构成对封建宗法制社会的严峻批判。而围绕宗族制衍生的等级尊卑、婚丧嫁娶、繁衍子嗣等风俗文化,也是乡间宗法制文化心理的集中反映,同样为注目乡土的作家们所关注。台静农的《烛焰》,写待嫁少女为奄奄一息的丈夫“冲喜”,不及四日夫死,她便理所当然地遵从习俗“守节”,心甘情愿地“活埋”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彭家煌的《活鬼》中更有为着人丁兴旺,家长放纵媳妇偷汉的奇俗,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一切都在习俗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又被视若平常。这样的乡村习俗的愚昧性与非人道性恰恰证明了落后风俗作为一种“文化”已大大落后于现代文明,是“停滞了的社会文化在人的心境里的僵化形态”①,早该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而被埋葬了。
①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二、都市风情:“古老”的和
“现代”的两种都市都市在“乡土中国”中似乎占据并不重要的位置,尤其在带着乡村封建宗法制社会深重痕迹或从其脱胎不久的20世纪前半期。然而,世界文明之风吹拂着古老的中国,中国自身也在挣脱旧体制的羁绊而蹒跚前行,体现现代文明的都市以及都市文化的崛起势不可挡。自近代以来,沿海大都会(特别是上海)日渐走上繁华之路,同内地的依旧沉寂与闭塞形成鲜明对照,且前者不时地冲击后者,不但使都市的成长加快了速率,而且也使都市文化的蔓延处于上升势头。但毕竟由于“乡土”堆积的深厚,中国的现代都市总是同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都市文化也必然呈现出斑驳的色彩。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都市存在形态,是“古老”和“现代”两种都市的并存与对立,存在两种都市文化即传统和摩登、滞后和新进、静穆和喧哗交叉行进的格局。而此种格局,恰恰是在作家们出色的都市风情描写中得到鲜明凸现。
“古老”都市以平和中庸的老北平最为典型。进入20世纪,古老的北平文化正遭遇如一只老凤在涅前夕的最后的回光返照。作为都市,北平有着不同于纯粹“乡土”的生存方式,但比照现代性都市,有着太深传统积累的北平又是地道“乡土式”的。这便是作为“文化”显现的北平的都市特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生写着北平的老舍是最出色的都市“风俗
画家”,是他第一次完整地把中国传统的市民社会——北平的风俗文化由外显的生活方式到内隐的文化结构,作了全景式、全方位、多向度的展现,遂使我国现代都市文学画廊中有了最厚实和最见中国文化底蕴的一幅锦屏。从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开始,他始终坚持以文化视角,考察北平这样的“皇城根”文化,表现古都皇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精髓如何“规定”、“制约”着市民,独到而深刻地反映了构筑在“乡土中国”的传统市民社会在现代的文化转型期缓慢前行的步伐。老舍的作品堪称最地道的北平市民“风俗画”。他对市民(特别是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程式,从活计营生到衣食住行,无不了然于胸,加上他颇具神韵的那一溜崩响劲脆的京片子,把老北京市井里巷鲜活的风俗世情活现在纸上。北平的四时八景、时令节俗、婚丧嫁娶等诸般习俗,北平人的服饰、饮食、居住、礼仪、买卖、娱乐等方方面面的生活文化,无不收纳在那一幅幅精雕细刻的北平民情风俗画卷中。但老舍笔下的北平是“风俗画”,其深刻之处,并不在于“全”,而在于“古”与“土”。郁达夫曾一语道破北平的“土”性色彩:北平是“最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色之田园城市”①。对此,老舍似有更深的体会,在其散文《想北平》中曾有如此形象的描述:“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这里写出的便是“古都”北平与现代大都市相去甚远的色调,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有着置身于“桃花源”般的古情古韵,由此可以洞见一个“老北平”对这座乡土古城的细细体察与玩味。他着眼于表现古都的“古”味,集中渲染北平作为“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如何融化在传统的礼俗文化中。在老舍笔下,四合院里老少同堂的大家庭生活,胡同巷子里街坊邻里的亲密过从,老街道上依旧遍布着老字号的茶楼、杂货店,还有散见于大街小巷的各种城外乡下来的小吃食鲜果品,无不弥漫着浓郁精致而又散淡平和的生活趣味。这里展示的是一种过于烂熟过于精致而不乏废物的“老”文化,生产出一批一批“出窝老”的角色,人们专注于吃喝玩乐的小节目上而麻木于世间大事,沉醉在各种“礼义”的繁文缛节中,体现出自足惬意而凝固保守的文化心态。老舍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为皇城根文化的雅致、精细与虚饰所倾倒,侧重展示的是其凝固性保守性的一面,他从风俗文化层面审察北平文化,总是将文化再现和文化批判结合在一起,特别注重考量这种过于传统化的民族文化在现代文化发展的总趋向上是那样不合时宜,因而亟待改造。就如他在《四世同堂》中借人物之口所说的:“这个田园诗一般的文化也许不差,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这是他对“古老”的都市文化的一种极为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现代”都市的范例,当然非上海莫属。上海是浸泡在中华传统文化汪洋大海中的“文化孤岛”,相对于其他文化土壤而言,它是绝对的异数。它是“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现代中国唯一真正具有浓郁摩登气的城市。这座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城市,早已经受西方文化的浸染,从文化观念到生活方式已同传统显出完全的异趣:金钱至上、物欲膨胀、饮食
男女、灯红酒绿,参差交错的都市文化层叠堆积出斑斓的色彩,它的一切都与背景上以黄褚色为主调的乡土中国格格不入。然而,毕竟由于它滋生在“老中国土地上”,现代都市文明带来的巨大冲击,首先不是精神层面的人的思想的现代转型,而是物质生活器物的更张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娱乐方式的改变,且表现了中西合璧、城乡杂糅的“洋泾浜”文化特色。海派文学以揭示上海都市生活文化作为文学的中心图景,它一头连着现代洋场商业文化,另一头仍与海派市民文学的脐带相联结。因此,从文化根源和思想资源上说,海派都市文学是现代市民生活情趣与都市商业文化的混合,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风俗文化图景是海派都市文学不可或缺的元素。
①郁达夫:《住所的话》,《文学》5卷1号,1935年7月1日。
就展示都市风情而言,30年代穆时英等海派作家笔下以跳舞场、百货公司、影戏院、夜总会、咖啡馆、汽车、霓虹灯、华尔兹、爵士乐、狐步舞为表征的都市娱乐文化,局限在“洋场风景”而未能进入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领域,还只是浮光掠影的都市摩登文化,不免流于皮相,没有把握到“中国人在伴随现代大都市成长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精神”①。只有将都市人的日常生活欲求和生活方式引入文学,才能更深度地反映都市风俗文化精神及其变化。40年代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从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空间描写都市文化,褪尽奢华,还归日常生活的本色,集中反映都市市民的人情世态、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人际关系,真正写出了上海人的风俗生活流变和文化心态的转化。张爱玲用《传奇》和《流言》审视现代大都市的市井世俗生活文化,人们的社会观念、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苏青的《结婚十年》第一部是记录传统婚姻家庭生活及它在西风浸润下变迁的风俗画;予且写上海都市市民生活百态的“××记”则属于“风俗文学‘册页’”②——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演示了在西化环境中的上海都市风俗文化特色,对于观照“现代”的都市文化便有了更深刻的意义。这些作家奉市民文化立场为圭臬,最主要的题材是从婚姻爱情家庭的伦理角度看取都市风俗,这样的作品是颇有生活指南意味的“浮世绘”,它们不停地演绎都市小市民的俗常生活,写这些俗人们在石库门的弄堂里、陈旧的公寓楼里,丢不开生活琐屑的折磨,一日日在打牌、买菜、拉扯家长里短中谈居家过日子怎样的纠葛、怎样的御夫御妇,日里夜里算计着经济账,把被商业文化腐蚀的一群逐利动物的面目表现得淋漓尽致。围绕金钱、情爱和性压抑而展开的变态的生存形式,呈现的恰恰是都市芸芸众生的生存渴望和焦虑。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的“上海人”③。吴福辉把海派小说“定义为世态小说”,认为这样的小说能容纳“一个俗世界所能积淀的人文内容,包括民族、地方的文化性格,心态,风习,价值观的变迁,社会生活的内幕和黑幕,历史的更迭,不知要比一部廿四史丰富多少倍”④。这可说是道出了表现都市风情的精义所在。
①王文英主编:《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376页。
②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第92页。
③《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④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228、31页。
三、边地风情:神秘原始的边地世界
边地充满了野性的生命力和原始强悍的野蛮性,“风俗文化”型创作对它的描绘构成了现代文学中的特殊图景。当出身边地的现代知识分子回望自己的家乡时,边地风俗的野性以及与之相联的愚昧性既成为批判对象,其又在野性生命力的观照中看到了它对民族文化精神重建具有的强劲激发力。这深藏在文本中的原始蛮性和文化活力透视,是远比风情“图景”呈示更为重要的。
蹇先艾多写边远省份闭塞的山乡,崇山峻岭间交通隔绝的贵州道,那里的生活带着原始的蛮性,在剽悍的民风中又见出野蛮习俗的可怖。《水葬》描写边地对犯错乡民处以“水葬”(沉潭)的习俗,众乡民你追我赶争着看小偷骆毛被“水葬”的悲剧,却无一丝不忍之色,而那种寻求刺激的看热闹场面倒反像是在赶乡间的盛大节日。这种野蛮风俗对生命的麻木、冷漠令人毛骨悚然,它是由边地山野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的,习俗所展示的正是边地文化尚未开化的一面。《盐巴客》和《在贵州道上》写边地乡民在生死线上的生活,在崎岖险隘的山道上,有世代背盐巴讨生活的山民,也有做过土匪的轿夫,他们无时不在生存的威胁中,但依旧倔强地存活、劳作,这里透出边地生活艰辛苦涩的同时,也揭示了边地人民的原始活力。艾芜的《南行记》是作者浪迹西南边陲时所见的当地风俗生活的真实记录,其边地风情更富异域情调。这里多的是越出了文明世界的规矩、出没于草莽的“强人”,他们在生存夹缝间不惜铤而走险,干着偷马贼、烟贩、强盗一类营生。这伙人出没在荒蛮凶险的山川,心肠变得铁硬,以至于常常同类相残,作者似乎并非只是简单否定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而是重在展示边地野蛮民风与习俗时,包含了改造边地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热切愿望。黎锦明《复仇》、《高霸王》有着楚地草莽人物的昂扬慷慨;《出阁》、《水莽草》将楚地人物故事和当地的风俗相容无间地写出,风俗文化色彩特别浓郁,地域文化精神也由此透出。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无疑是边地风情描绘中最成功的。他笔下的湘西处于湘、鄂、川、黔四省相接的边界地区,居住着汉、苗、侗、瑶、土家等多个民族,因而是一个“生命多方的边民乡村世界”,多的是奇风异俗、神秘原始性,对其倾力描绘,便成就了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村“风俗画”大家。综观沈从文的湘西写作,风俗描写俯拾即是:这里有原始婚恋的自由形态,如男女以对歌相爱,不乏至情至性(《龙朱》、《边城》),也有原始民族的处女禁忌习俗,导致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月下小景》);有充满巫文化的神秘原始性,如表现边民的敬神信仰,凡军队出兵、斩决犯人、医生下药等,都必先求鬼神指示(《哨兵》等)。作品还写了诸多风俗现象,如巫师作法、跳大神、唱戏谢神、祭祀、端午赛龙舟以及种种风俗禁忌。散文《湘行散记》、《湘西》描述的风俗民情颇有风俗史的味道。他创作中写出的与生命的自然形态连结的风俗文化体现了荒蛮民族的原始生命力,既妩媚又野蛮,足以表现其对民族文化精神指向的探究。其一是讴歌边地的历史和习俗,发掘民族性格中有活力的东西,旨在张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他笔下的湘西初民大抵刚毅、粗犷、真率、质朴、勇敢、浪漫。《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人们为了继续享有迎春节开怀痛饮的风俗,宁可放弃文明躲进深山当野人,他们野性难驯的生存方式获得山下女子对他们的倾心爱慕。这样强悍、原始、素朴的生命力量是人性和文化中的“一面纯洁无瑕的镜子”,代表了“古老的充满活力的生存模式”,是“中华民族在其青春年华所处的精神状态”①。其二是湘西风情描绘,不乏展示风习愚昧落后的一面,表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不甚健全的忧虑。他笔下塑造的乡下人往往是“自然人”、“蒙昧人”,湘西的种种习俗折射着原始、蒙昧的初民社会的文化投影,于是,野蛮和无知在现代文明侵蚀下加速恶化,封建礼教和野蛮文化结合,勤俭素朴的习俗扭曲变形,就有了惩罚越轨女子的“沉潭”和“远嫁”习俗(《巧秀和冬生》),妇女卖淫被看作时尚(《丈夫》),“大女人小丈夫”的童养媳现象依旧流行(《萧萧》)等等。在《长河》中他转而写湘西辰河流域在时代大动乱中人事、风俗的“常”与“变”,试图对“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
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和描绘”②,更见出他对湘西风俗文化的成熟思考。沈从文注重从上述两个侧面进行透视,其作品记录了边地风情的现代变迁史,正显示了这位风俗文化大家作品的独特价值。
①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116页。
②《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
四、沿海风情:在近代文明中蜕变的沿海乡镇
在风俗文化层面上,与内陆、边地相对闭塞、凝固的文化形态相比较,还有一种较为流动的得近代文明风气之先的沿海乡镇文化。临近大都市上海的浙东沿海乡镇,是20世纪乡村世界中最先受到商业资本经济浸润的一片乡土,形成了一种小农—商业经济混合的文化形态。一批注重“风俗文化”写作的作家,对深受商业经济侵蚀的沿海乡村生存形态的描写,刻画了侵袭乡村的资本主义金钱价值尺度与宗法制乡村礼教文化之间的纠缠,这正是传统的乡村风俗文化受到商品经济熏染的艺术表征,也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开始变动的一个讯号。
表现沿海乡镇的乡民们受金钱的熏染,道德观念发生变化,从而折射出商品经济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冲击力,是这类创作的重要表现角度。王鲁彦的《黄金》便是此类作品中的力作。小说概括了这样一种“陈四桥人的性格”:“你有钱了,他们都来了,对神似的恭敬你;你穷了,他们转过背去,冷笑你,诽谤你,尽力的欺侮你,没有一点人心”。此种“性格”对于展示金钱笼罩下的炎凉世界,表现蜕变中的沿海乡镇被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侵蚀而形成的人情淡薄的恶俗文化心态,是极为精到的。在这里,传统乡土礼俗的“温、良、恭、俭、让”已为商品经济的金钱眼、势利眼取代,乡村风情中淳朴的人际关系已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取代。王鲁彦的另外一些作品也多从经济视角表现商品经济对乡村原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冲击。《桥上》中做点小本生意的伊新叔,在和资本雄厚、设备先进,又懂得竞争诀窍的永泰商行的竞争中落败,表现了伊新叔的惶惑心理,展现了乡民传统的生活和经营方式被冲击的无奈,生动表现了社会转型期沿海乡镇的社会文化心态。许杰的《赌徒吉顺》,写勤恳本分的手艺人吉顺来到“建筑有些仿效上海,带着八分乡村化的洋气”的县城,就被这里的生活习气带坏了,染上了赌博、酗酒、挥霍的恶习,心灵陷入追求金钱和享乐的迷狂中,最后要靠典妻来还债。这是淳朴的乡下人受到“洋气”环境的熏染而走入歧途的一个恶例。显然,这是沿海乡镇文化变动时期的产物,商品经济侵入的巨大阴影正在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文化心态。
从风俗文化视角切入,表现商业文化的侵袭触发了乡镇人们精神领域的变化,另一深刻之处是,商业资本文化的弊端与传统风俗文化的恶习结合,造成新旧恶俗叠加,写出了近代沿海地区乡间传统风俗文化逐渐瓦解、变形的生动图景。一方面是乡村恶俗文化和商业文化恶习的结合,使乡人们丢弃了勤恳、温情、平和的好风尚,另一方面则是宗法制乡村传统文化以巨大的排异性和同化力吞噬异质文化。王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中,写回乡探亲的大学生子平,由于其衣、食、言、行都带着新的文化样式,不合传统乡俗,被乡人视为异类,将其自由恋爱观念理解成“自由睡觉”,于是齐心协力将他诬陷致死。《屋顶下》表现传统的婆媳不和增添了新内容,阿芝嫂和婆婆生活观念的冲突不尽是代沟问题,还有外来商业文化影响下引起的阿芝嫂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婆婆用老法持家和媳妇讲究生活质量形成的冲突无法调和,媳妇便决定跟了在洋商船上打杂的丈夫到城里谋生,不屑于乡间的古旧习俗了。但都市等待他们的也许是传统美德的丧失殆尽。《李妈》中老实巴交的李妈只身来到大都市当娘姨,很快就在生存竞争中学会了躲懒揩油等都市恶习。总之,外来工业文明和商业文化开始动摇宗法制文化传统和人们的生活老例,同时出现了文化转机和危机两种状况。转机带来了文化新质,造就了人们一定的经济头脑与新的文化观念;危机则是对骤然到来的文化新质未能从容消化,对其的生吞活剥势必引起消化不良,而这一旦同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相结合,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保守滞重性是相当顽固的,它往往会以强大的惯性吞没新质文化,因而倘不首先对其自身的弱质进行改造,仅凭外来思潮的冲击,是很难主动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化的。在王鲁彦等作家的沿海风情描写中,侧重点是表现传统文化惰性的制约力,他们的作品描写乡民们对外来文明的迎合、抗拒、迷恋或排斥都是恶性错位的,都无益于乡村文化的良性蜕变。这恰恰证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内地或沿海,由于传统文化积淀之深,实现文化的现代化改造都面临极为严峻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