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城市的視覺再現
當代都市充滿了影像。大量產出且複雜異質的影像，構成了新的視覺經驗，亦即新的城市經驗。繁麗街景與宏偉建築，雖已屬尋常景觀，卻因為不斷變換的店面與招貼，而維持不會厭膩的城市奇觀；巨大的電視螢幕牆，比起前個世代絢麗的霓虹閃爍，更能誘惑市民的眼光，為都會灌輸迷離的資訊光影；連通全球的電腦網路，則將這城市影像奇觀，伸展為無垠的數位迷宮。這是城市的視覺再現，也是影像化了的都市現實。
面對當前的都會世紀與影像時代，學術界有關「城市與視覺再現」的研究自是方興未艾，出現在電影研究、文學評論、文化地理學、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等領域 。城市影像和視覺的課題，通常糾結了再現與真實、凝視權力與視覺監控，以及主體與認同形構等議題。其中以後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對再現的重新思索最為緊要。簡言之，新的認識論立場乃是批判過去的反映論再現觀（再現是中立透明的媒介，反映現實，但次於或從屬於現實），主張再現具有建構現實的積極作用；權力運作、主體位置、認同塑造等課題，便隨著「建構」這個概念所展開的空間而陸續引進了研究視野之中。
比較極端的建構論立場，如德希達（Derrida, 1976: 163）廣為人引用的「文本之外別無他物」主張，甚至暗示了沒有源初，沒有超乎再現之外的「真實」，只有論述和表意模式，或如布希亞（Baudrillard, 1983）的「超真實」（hyperreal）和「擬像」（simulation）概念也引發了質疑現實存在的類似效果。即使不採取這種極端立場，在經過了後結構主義的認識論洗禮，以及文化研究的風潮之後，再現與意義生成的課題，已然是任何社會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了。我們或可引一段文字來說明：
引起爭議的說法是，根本沒有城市這種東西。反之，城市所指涉的空間，乃是由具有歷史和地理特殊性的特定制度、生產與再生產之社會關係、政府的作為、溝通的形式與媒介等等，彼此交互作用而造成的。我們稱這個複雜分歧狀態為「城市」，便賦予了它連貫性或整體性。因此，城市主要是個再現。但這是哪一種再現呢？如果類比於目前很流行的國族是個「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想法，我會主張城市構成了想像環境（imagined environment）。這種想像裡牽涉的論述、象徵、隱喻和幻想，是我們賦予現代都市生活經驗意義的憑藉，而且跟實質環境的物質決定因子一樣，都是社會科學的重要課題（Donald, 1992: 422）。
作為「想像環境」的城市，以及其中牽涉的論述、象徵、隱喻和幻想，有許多是視覺層次的再現。視覺再現與城市之間，雖然難分難捨，但我們可以區分出幾種關係和層次，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就再現的性質而論，有(1)「真實」或「虛構」城市的再現（如電影或廣告中的城市形像）；(2)城市本身就是一種再現系統（視城市為文本的組合或表意模式）；就再現的功效而論，有(1)藉由再現來構築城市（透過再現來操弄城市的意義、功能與認知等），以及(2)符號化的城市所召喚的再現效果（城市或城市某部分作為象徵符號，例如「紐約」作為美國夢的代表）等。當然，這些再現與城市都是多元複合、交錯重疊的；不過，縱然再現的建構與城市「現實」之間並無一一對應的關係，但總是與特定社會與歷史脈絡緊密相關，涉及了「誰的再現」、「為了誰而再現」，以及再現之生產和解讀的問題。
本文站在前述的理解和發問上，企圖透過分析一份迄今發行超過400期的官方月刊《台北畫刊》（Taipei Pictorial），來檢視影像城市（imaged city）的建構方式與再現效果。國內有關城市和再現的分析，大多集中於文學和電影方面 ，較少見到平面影像的探討。本文除了補足平面雜誌影像方面的闕漏外，也著眼於《台北畫刊》連續累積已達卅三年的豐富資料，可以從事比較長期的歷史分析，探索不同時期的再現方式。此外，《台北畫刊》作為官方宣傳刊物（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發行），讓我們可以集中觀察官方所營造的城市想像環境，及其意欲達致的再現效果。當然，本文選擇了《台北畫刊》作為文本分析的主要對象，便捨棄了更多其他官方與非官方的城市再現材料 ，不過專注於特定機構製作的文本，也方便我們集中焦點探究其獨特的再現建構方式；再者，即使同樣都是《台北畫刊》，也不表示其城市再現一以貫之、立場單一，還是有歷史性的發展與變異，以及內蘊的緊張和矛盾。
當然，文本分析取向總是有如何接合文本的生產過程、社會脈絡，以及閱聽大眾對文本的反應，亦即文本之影響的問題。歷史比較也必定是從當下的視角與立場出發來看待過去，而過去的文本在當時環境裡，或許有從當前的角度觀照不及的面向（尤其是當時人對當時文本的反應，必定與筆者處於今日位置對當時文本的觀感不同）。這些都是本文目前的侷限，需要更廣遠的研究努力來添補。
後文大致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從刊物的基本性質、封面封底的圖像特徵、排版形式，以及主要內容與影像表現方式等幾個方面，區分出幾個不同的時期，描述和分析《台北畫刊》作為官方影像城市之再現的營構方式與可能效果，並運用「視覺意識形態」與「文化治理」這兩個概念，來提出理論層面的綜論。其次，筆者進一步挑選《台北畫刊》中反覆出現的專輯策劃，即目前已進行至第五回合的各行政區概況介紹，以便從事另一個角度的歷史比較，透過其中對各行政區的再現方式與敘事手法的差異，勾勒出每個時期意欲宣揚或反映的整體都市意義與個別地域意象。最後，結語部分強調在都市意義的持續塑造和衝突中，影像再現與生產是都市意義競逐的重要場域。

2.視覺化城市史：都市意義的塑造
《台北畫刊》的特色自是強調圖片的表現，但文字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而言，相對於圖片所展開的較廣闊而模糊的意義範域，文字（正文及圖說）傳達意義的作用，可說相對較為精確，因而文字具有「錨定」圖片意涵的效果（試想一幅顯示磚牆瓦屋的照片，圖說標為「古蹟」和「廢墟」，就有不同效果）。當然，圖片本身所召喚的直接而「自然」的視覺經驗，也很有可能與圖說文字的解說產生扞格，彼此衝突，從而開啟了意義分歧、曖昧的流動空間。《台北畫刊》作為龐大的圖文資料庫，其中蘊含的可能意義非常龐雜多樣，但本文還是企圖藉由幾個形式與內容上的特徵，梳理出不同時期的主調。
以下的分析基本上集中於影像與文字文本，而不及於文本的製作生產與閱讀接受的過程。採用的方法雜揉了簡單的內容分析、組成詮釋與文本解讀，容或有不嚴謹與主觀解釋之處，但也確認了本文亦自成一篇有特定立場和觀點的城市再現建構。分析的要項包括封面封底、排版樣式、影像表現，以及報導內容與敘事方式。
2.1 復興國族的戰時首都VS.邁向現代化的都市：1968.1-1980.12
《台北畫刊》創辦於1968年一月。前一年的七月，台北市才由民選首長的省轄市，改制為市長官派的直轄市。這個時期官方塑造的都市意義主調，可以用每一期涉及市政建設計劃或回顧的報導裡，幾乎都會於文首引用的蔣總統訓示為代表：「現在我們是處於戰時戰地，時時刻刻都在戰備狀態之中。台北市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亦即為戰時的首都，台北市改為院轄市的目的，即在建設其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以適應戰時需要」。這段話看似明確，其實包含了兩種不同的都市意義，即「戰時首都」與「現代化的都市」，分別聯繫上中央政府的反共復國意識形態與威權統治，以及維繫經濟發展所需的都市基礎建設。這兩種意義在敘事裡一向連結在一起，但有時候卻會流露出彼此間的扞格。
就兩種都市意義的連結而論，大致上是將現代化都市的建設發展，鑲嵌於反共復國、效忠國家領袖的敘事架構之中。我們可以分別從文字敘事和視覺影像敘事兩方面來探討。文字敘事方面，我們又可以細分為每期整體內容與單篇市政報導的敘事來談。
就每期報導的整體內容而論，除了市政建設報導外，主要類別還包括了中央政府要聞（國內外參訪、外賓接待、首長視察、會議慶典、交接剪綵等），國家建設（如十大建設）、反共聯盟會議與反共人士、運動會、國際比賽獲獎、文化復興運動、中華文物介紹、大陸風光、史蹟源流、民間節慶報導、救國團暑期活動、空防演習、短篇小說等。這類與台北市無直接相關的報導，其意旨大多落於宣揚國家建設與各種活動的輝煌成就、與友邦結盟和反共成果、民生樂利景象，以及懷想故國等，並展現為了民族存續和自由繁榮而團結奮鬥，在領袖英明領導下勵精圖治的集體氣氛（所下標題便可見證此種氛圍，參見附表二）。
這意味了台北的都市意義編織於一個更大的脈絡中，這個脈絡讓台北市嵌埋於以中華國族復興為核心的文本組構裡。有關市政建設與發展的報導，大多強調追求進步與邁向現代化的必要，但其成就是整個國族復興計劃的一部份。國家官式活動報導通常放在每一期的最前面，也清楚宣告了中央凌越於地方的基本首從關係。綜言之，任何類型的報導，不論是市政建設、中央活動，或是軟調的節慶風光和小說，都不離中華國族復興的主軸。
專就市政相關報導的敘事方式而論，有以下幾個特徵：(1)以施政報告的形式分項列舉，述明施政依據、目標、時程、經費及其他各種數據（長寬、數量）等。(2)除了道路交通、住宅、市場、社會福利、環境衛生、教育醫療等一般市政主題外，通常還會附加「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作為施政重點之一。(3)文首必以義正嚴詞的論說文式宏偉修辭開場，不是配合反共復興的神聖目標，作為市政建設的最高原則，便是遵奉首長英明指示，或是呈獻成果給總統祝壽（蔣介石去世後，則多以貫徹總統蔣公遺訓開首）。文末則幾乎都是期許邁向進步、繁榮與現代化的國際都市作結。茲舉數例如下：
以本市今天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所處的重要地位，不但為反共大業的神經中樞，同時也是雄峙西太平洋最堅強的反共堡壘，隨著改制後，更邁進了一個新的時代，肩負了無比艱鉅的任務。際此時會，建設台北市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際性都市，真可說是經緯萬端，任重道遠（〈台北市改制一年〉，1968.6，6期，p. 8）。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台北市是中華民國的戰時首都，是推動反共復國大業的領導中心…總統昭示：台北市改制的目的是要建設台北市為現代化都市，以適應戰時需要。行政院蔣經國院長…指示：要將台北市建設成為三民主義模範市。因此台北市在改制後的各項重大市政建設，均遵循　總統昭示的最高施政指導原則，與蔣院長指示的建設目標，全力推動，積極邁進（〈從食衣住行育樂看市民生活改進〉，1973.10，70期，p. 10）。
蔣公特別垂懷台北市的建設與發展，他老人家的指示，要使台北市建設成為三民主義模範市，以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起點。台北市自改制以來，各項市政建設，均本此遺訓，努力推進。台北市之有今日，全是　蔣公特別垂懷之所至（〈台北市改制十年來的建設與服務〉，1977.6，114期，p. 4）。
李市長強調，台北市能有今天的規模，完全是中央正確領導，社會各界密切配合以及全市市民團結支持的結果。…蔣總統已經為我們指出了建設的目標…我們有信心、有決心、有誠意、有勇氣無畏任何困難，勇往邁進，為台北市政開創嶄新的境界，為三民主義模範市奠定不朽的業基（〈兩年來的台北市政建設〉，1980.6，150期，p. 22）。
以今日角度觀之，這些修辭套語只是因循習例，很少人會當真。但正因為形成了習例，從而確認了某種難以違逆的思考和表現方式，在反覆論述中肯定了強人權威與政府的領導地位。不過，在這套國家權威論述底下，實際推展的卻是大規模的開發建設，尤以道路、橋樑、隧道、堤防、高架道路、住宅為最，這些也正是都市影像所呈顯的現代化主題。
影像方面，可以區分為封面封底和內文照片兩部分。這個時期的封面大抵為政治人物活動（蔣經國和蔣介石最多）、國慶活動、獲獎人物（奧運、棒球、影展等）、市區街景與風景區，以及表現奮發希望的照片（童子軍吹號角、兒童民族舞蹈等），都是全幅整版照片。封底除了部分是整版圖片外，多為幾幅照片集成，除前述主題外，還有民俗節慶、國畫、花卉、藝文活動等較軟性的題材。1970年代晚期以後，都市景象的封面封底越來越多，用以表現建設的成果，也逐漸突顯了台北市本身的現代化發展相對於復國意識形態的自主性。
內文照片方面，以官方活動照片和都市建設照片這兩大類為主。由全版到小幅照片都有。官方活動照片顯示機場接待外賓，官方拜訪、會議、視察等。透過這些照片，民眾看似參與了這些場合，見證了在這些活動中顯示的國家存在與運作，以及領袖和政治人物作為國家的體現。但其實這些是一般民眾無法出現的場合，而只是視覺上的存在。因此，這些照片的視覺效果，可以說既是「眼見為憑」地確認「國家」的樣態和存在，又是彰顯在威權體制下，國家與民眾日常生活的疏隔。國家與政治事務，只存在於這些視覺化的官式活動中，而缺乏民眾能夠實際參與的公共領域。
至於都市影像方面，這個時期大量的公共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拍攝對象。從施工期間到完工，都有許多影像紀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幅跨頁的照片，大多採取高空或俯角拍攝道路橋樑的全景，或是仰角拍攝建築物。出現最多次的題材為新闢建拓寬的敦化南北路（及其圓環）、仁愛路、忠孝東路、北門高架橋、新生高架橋、台北橋、華中橋等聯外橋樑、前景為高架道路層疊交錯的圓山飯店、新建的國宅社區，以及東區一帶高樓滿佈的新市區俯瞰照片。道路通常為由近處綿延至遠方端點的透視取景，橋樑通常為高空攝影，展現連結兩岸的宏偉壯觀。若說這些大幅都市影像是《台北畫刊》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也不為過。
這些照片不僅表現都市工程建設的成果，也以其巨大壯觀的尺度，以及非日常可見的全景觀看角度，產生了一種奇觀憾人的感受，從而認同了官方領導的現代化進程。透過觀覽經過挑選的台北市風貌與景觀，激發和烙印了對城市存在的特殊想像，在鳥瞰台北時，宛若掌握了城市的紋理與邏輯，但這都是特定立場與角度下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這種取景方式下，幾乎看不到人物與活動，只有一種抽離市井生活，乾淨壯麗的城市輪廓。此外，有不少圖片採取前後對照的方式呈現，例如道路闢建、溝渠整理前後景觀的對比，或是以模糊泛黃的歷史照片對照高樓大道景象，率皆強調今日的進步，對比於過去的髒亂落後（這是內文和圖說的描述）。
「戰時首都」所含攝的復國意識形態和威權政治，與「現代化都市」的追尋，這兩種都市意義也不見得會一直相安無事，而有潛在衝突的可能。有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涉及了目前中正紀念堂所在基地的用途。《台北畫刊》第67期（1973.7）報導了「營邊新社區」計劃，要籌資一百五十億元在信義路營邊段建設六十二英畝的「現代化商業中心」，興建五座十八至五十層樓不等的辦公大樓，三座廿四層至卅層的國際觀光旅館和公寓，四棟百貨商場，以及會議廳、世界貿易中心、文化中心和遊樂設施等，大樓間以輸送系統連結，行人以履帶運送。該期的封面與內文，都附有透視圖，全是高聳的玻璃帷幕大樓。這個充滿「現代化與科技進步」想像的計劃，預計1974年6 月起開發。但是1975年蔣介石過世，計劃急轉彎改為中正紀念堂的用地。1976年第102期便報導了中正紀念堂最初設計的甲乙兩岸設計圖。於是「現代化都市」的美夢便讓位給強人的死後餘威，改變了該地的空間意義，而原來計劃便了無痕跡，有待未來的信義計劃區來實現。
另一個都市意義上的衝突點是圓環。圓環的設立原本是為了塑造雄偉的都市景觀和紀念性，也由於中間塑立黨國大老的銅像和城門，而具有國族主義的象徵意義。但隨著都市不斷發展，人口與車流量的增長，圓環遂成為了交通功能的阻礙。《台北畫刊》第107期（1976. 11）有篇〈都市圓環價值的今昔〉，可說是透露了「現代化都市」的功能性考量，正逐漸凌越傳統國族權威象徵所需要的都市意義。
2.2 「富而好禮、樂觀自信」的城市：1981.1-1994.12
第二個時期的區分點，主要是版面安排上的差異（直排右翻轉變為橫排左翻），若就內容而論，其實很難有個明確的分割點。關於版式，其實從第144期起便將內文改為橫排，但文字由右至左，書頁維持右翻。或許由於這種排版過於奇特，149期又恢復直排，直到157期才徹底改為文字由左至右橫排，書頁左翻，亦即目前一般雜誌通行的版式。這裡的橫直左右之分，當然有其意識形態上的牽連。傳統中文書寫是直排且從右至左。橫排時要由右至左，還是由左至右，為了維繫正統或書寫方便，爭執了許久，最後顯然是橫排且由左至右佔了上風。
除了排版之外，另一個形式上的分界則是圖片從148期起改為全彩色（原來大部分是黑白，少數彩色照片），內文字體加大，版面設計也較為活潑。一位曾擔任該刊編輯的作者在替《台北畫刊》三十週年所寫的回顧裡提到，這時期的文章寫作與編排、標題製作，感覺上像是《光華雜誌》（林書玭，1998: 14）。除了形式特徵，其實整個內容與影像表現所欲烘托的官方都市意義，確實與前期已有明顯差異。
就每期的整體報導而論，與前一段類似，每期多少有中央政府或全國性的政治要聞，但是比重逐漸減少。相對地，市政方面的報導日益增加，而且工務建設的比重也減少，增加了市府其他單位施政概況，以及藝文活動、史蹟源流、運動休閒、環保衛生，乃至於人物介紹與民間社團的報導。所使用的標題也較前一階段活潑，偶見流行文化的用語（參見附表二）。
整體而言，這個時期都市意義的塑造逐漸脫離前一階段的復興國族框架，現代化都市的意涵也變得比較豐富，而非單純以工程建設和經濟發展為核心。若用幾個字眼來說，可能是「安和樂利、富而好禮、自信樂觀，溫馨光明」的城市意義；換言之，都市基礎建設與發展有了成果，產生了自信，開始往精神文化層面提昇。此外，藝文、環保、休閒與古蹟懷舊，構成了這種富裕文化的都市意義核心，也透露了消費城市的逐漸成熟。至於市政當局的自我界定，相較於前一階段承繼中央威權的領導角色，也開始強調「服務」的概念。當然，在這種官方塑造的都市意義裡，見不到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台灣政治劇烈轉變，社會衝突升高，台北街頭處處示威抗議的歷程，有的只是好還要更好的希望與期許。
就都市建設類報導的敘事而論，特徵如下：(1)大多依然採取施政報告方式，描述建設目標、內容與經費等，援引各種數據（以1980年代前期及工務建設類為主）。(2)反共復國與領袖指示之類的開場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文旨，大多指陳建設是為了因應都市迅速發展、交通需求，或是提高居民生活水準等。(3)198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比較柔軟輕鬆、溫馨感性、開朗活潑的修辭，甚至宛如面對面談話、召喚市民的敘事語調，尤其是在社福文化環保方面更為明顯。茲舉例如下：
台北市自民國五十六年改制以來，由於經濟發展，人口及機動車輛之成長極為迅速，造成市區交通問題日趨嚴重…市府…毅然規劃市區快速道路系統（〈建國南北路高架道全線通車〉，1983.1，181期，p. 13）。
時代總是不斷的在前進，消費大眾的生活要求也在不斷的提高。過去，購買物品只是達成生活享受的一種手段，但今天，購物行為本身便是一種生活享受。…提供市民一個舒適整潔的購物環境，已是當前刻不容緩的課題（〈市場升級整潔舒適的現代超級市場〉，1986.2，218期，p. 22）。
對開車的朋友來說，「基隆路」的經驗是矛盾的，一則惱火它的塞車「惡習」，二則對它連結南北，貫通東西的屬性而「情」有「獨」鍾，經常奔走其上。能得到大家青睞，發揮運輸功能，基隆路很感欣慰…然而有限的路面背負過多的車輛，基隆路確是喘不過氣來，因此「高空」、「地下」立體交叉使用，應運而生。（〈任重道遠的基隆路車行地下道〉，1994.3，315期）
影像方面也有相應的轉變。封面封底的照片雖然仍有政治人物活動（還是以蔣經國居多），以及節慶與藝文活動，但都市景觀的圖片比例大增。都市景觀的圖像也不侷限於過去的全景俯瞰式街景，而有越來越多強調高樓建築的壯麗，以及郊區風景的照片。這個階段尤其喜愛映照著都市景觀的玻璃帷幕大樓，以之作為繁華進步的象徵，不僅出現在封面，也見於內文照片。同時，對建築物本身的報導和攝影也增加，還有票選活動，這彰顯的是以城市和建築物本身為欣賞與表現對象的態度（不過以城市作為美學再現對象的趨勢，還可往前溯及1975年95期報導的「水彩畫家筆下的大台北」活動）。宏偉的玻璃帷幕大樓，成為這個階段台北躋身國際城市之列的有形表徵。
由於內文照片全為採取全彩色，工務建設的大幅全景彩照更為誘人，尤其繼開闢道路橋樑之後，本期建設的重點在於翡翠水庫、高架快速道路系統，以及鐵路地下化工程，規模更為巨大壯觀。此外，這個階段的官方活動照片大幅減少，顯示民眾日常生活狀態的近景剪影大為增加。再者，攝影的風格不像上個階段，是有清楚主體（政治人物活動或某項建設或市街）的新聞式攝影，而多了美學的考量，取鏡角度更多樣，尤其是在民眾生活、休閒旅遊、藝文活動方面，常有缺乏清晰人物主題，而強調畫面掩映層次趣味的照片，其裝飾效果可能勝過說明的效果。此外，歷史舊照片與今日景況的影像對比，不再僅是強調落後與進步的差異，而較常展現為懷舊溯源的態度。
綜論之，這個階段《台北畫刊》的文字與影像風格所呈顯的都市形象，是在一派繁華富足景象中，一方面有了可以自我欣賞和誇耀的成就，一方面期許往文藝、休閒和環保等領域提昇文化涵養，同時在這種自信下，不再視過去為必須消除的髒亂落後，反而是尋幽溯源的懷舊對象；整個傾向從致力建設生產，漸次轉向有品味與品質的消費。當然，作為一份官方宣傳刊物，《台北畫刊》依然在必要時刻顯現其作用，例如當市長改回民選，展開激烈競選時，從320期至323期（1994.9-1994.12）的封面，都是現任市長黃大洲「勤政愛民」的身影。
2.3 新政權與市民城市：1995.1-1997.9
陳水扁新市府的特性，很快地展現在《台北畫刊》的內容與形式上，都市意義構築的主軸產生巨大的改變。除了延續前一階段的歷史溯源、民眾生活、藝文活動、環境生態與消費休閒等主題外，政治人物活動與市政建設報導幾乎消失，只剩附於每期刊物最後的市政要聞。新出現的主題為性別平權、弱勢團體、青少年、社區營造等，文化方面的議題也朝向本土（如歌仔戲與民謠）與前衛（如小劇場、女性電影）兩方面轉變，另外每期有專輯策劃，以多篇文章討論諸如媒體開放、二二八事件、客家人、都市原住民、台北的外國人、新好爸爸、單親母親等較具社會爭議性的課題。此外，也邀請作家學者撰稿（例如劉克襄寫生態），呈現較細膩而有特色的文字風格。同時，市府藉由社區營造、公車詩文等活動，讓民眾參與空間更大，這些也表現在《台北畫刊》的內容上（參見附表二）。
綜言之，這個時期都市意義的塑造，有以下幾點特徵：(1)市民城市的宣揚。(2)本土與社區的強調。(3)讓過去受壓抑的城市聲音浮現，從而揭顯多元的市民組成（性別、族群、世代、國籍等）。(4)透過參與式活動及其文化表現（例如市民都市經驗與生活記憶的書寫），積極召喚對都市的認同。(5)此外，國際城市、開放多元、資訊網路、活力創新等，也是官方揭櫫的都市發展目標。
若從單篇文章的敘事來看，與前一階段不同的特徵為：(1)更為生活化、通俗流行與講求文學修飾的用詞和語調。(2)個人風格、私己經驗與貼身事物的寫作。(3)批判性視角和語彙的出現。(4)較偏本土、在地、社區與鄉土的立場。(5)較長遠的歷史縱深。僅舉數例為代表：
入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旋遭共黨追殺，無視原住民困境…而平地山胞…既與一般平地漢人一樣納稅；又慘遭「自由經濟體制」下平地漢人詐騙剝削，成為開放社會下不受保護的犧牲者（林金泡〈離根的蘭花：原住民的都市情境〉，1995.8，331期，p. 12）。
從一塊錢的車資到十二塊一段的公車票價；從裕隆小型車身到黃皮車、彩虹車、韓國大宇汽車廠的新型公車；黃煙麟駕駛的台北市公車，穿梭過無數次的台北市街道，看著臺北市稻田起高樓、啟蒙上學的學童步入中年；出生於光復前的他則經歷中壢老家的孩童時期，留下現今駛過台北市街道二十八年的車輪軌跡（〈我是在地的資深市民〉，1995.10，333期，p. 5）。
「凱達格蘭大道」，一個美麗又陌生的名字自三月二十一日起取代「介壽路」，成為台北市第一條具有原住民意涵的路名。由於這條路位於全台灣最高權力機構之前，在命名的過程中引起各方熱烈的反應（〈「介壽路更名開放全體市民命名活動」評審會議紀要〉，1996.5，340期，p. 27）。
開始和台北發生關係是在我十五歲那年秋天。日日清晨搭車橫過新店溪，筆直的重慶南路兩旁是垂鬚的老榕樹，車子流暢地滑行，第七站就是我讀的那所女子中學了（追尋台北的記憶徵文作品：孫家琦〈綠色的陽光〉，1997.8，355期，p. 33）。
影像方面，大幅彩照已經不是主流，取代的多是以說明和裝飾為主（或是作為整體版面設計的元素，例如刷淡作為襯底）的中小幅圖片。在封面方面，更改為照片與繪畫混合拼貼的風格，以比較抽象的方式表現該期的專題。內文圖片方面，官方活動照片和市政建設全景照片非常稀少，取代的是配合文字內容的說明與裝飾性照片和圖片，例如受訪人物的身影，或是顯示市民日常活動的圖片，或是與標題文字重疊，作為版面設計的效果。比較特殊的還有「台北女人」影像專輯，以及「在台北的生活漫畫專欄」，豐富了影像經驗的類型。綜觀之，相較於前兩個階段著重寫實的新聞攝影，以及撼人視覺效果與美學取景的攝影，這個階段比較不那麼強調影像本身的感染力，而常居於配合文字的地位。換言之，透過視覺呈顯的意識形態不再訴諸「眼見為憑」與「壯麗奇觀」，而是與較為深邃的文字意蘊交纏一起的更幽微形式。不過，部份以特殊族群人物為對象的影像紀錄（原住民、女人、老人等），則有其詮釋獨特生命的感染力道。
2.4 中產菁英的城市文化雜誌：1997.10迄今
1997年第357期《台北畫刊》的轉變，或許讓許多人乍看之下，以為不是官方刊物，反而帶點菁英文化的品味，在設計風格與質感上像是誠品書店的刊物（早期的《誠品閱讀》與目前的《好讀》）。這本全新界定為文化雜誌的刊物，刻意擺脫官方色彩，卻走向了中產菁英與國際城市風格（當然，此處的「國際」或全球，指稱的其實是西歐與美日的都會核心）。
封面圖象已經完全脫離寫實再現的照片，而以拼貼為主，效果與其說是讓人理解，不如說是引起注意、留下印象，以及營造某種時尚流行與前衛的氣氛。封面紙質採用再生紙（內頁於345期起便已採用再生紙），除了迎合環保的概念外，較為粗糙質樸的感受，也比銅版紙的光亮滑膩，更符合當前精緻品味的趨向。
內頁的圖片特徵大致與前一階段一樣，是以說明和裝飾為主的中小幅圖片，但是裝飾作用更強，手繪插畫（雷驤、幾米、尤俠等名家所繪）與電腦影像處理的圖片數量，都大為增加。此外，黑白圖片增多，但顯然不是因為沒錢印製彩色照片，而是稍微刷淡的灰階層次表現，用以營造出專業精緻的質感。整體的版面視覺效果更為大膽活潑、年輕前衛，偶而帶點幽默感【不過，2000年以後的版面設計又回到比較明朗簡潔的風格，類似前一個時期】。此外，由於公共藝術的逐漸受重視，城市本身的美麗也不斷成為再現所欲捕捉和塑造的對象，但不再是以往強調的宏偉壯麗和現代進步，而是比較細緻的品嚐，兼有懷舊憶往和前瞻期待。
在整體文字內容方面，可說是前一階段的深化。每期篇幅增加（每期八十頁），專輯份量更重，邀稿和徵稿增多，文學小品增加（大多為市民都市經驗與記憶），角度更多樣的城市歷史寫作（繼「公車詩文」，又有「台北文學獎」），跨國的城市比較，以及更多結合生態、藝文與地域風味的精緻休閒消費資訊（參見附表二）。文章敘事方式大抵延續前一階段的特徵，即生活化、文學化、私己經驗與個人書寫風格、本土與懷舊氣氛，以及文化菁英品味與修辭習慣，但嚴肅的批判角度反而稍減，反而比較偏向年輕世代頑皮、縱放，甚至荒謬的感受。舉幾個比較顯眼的例子：
開始喜歡台北了嗎？在秋季時分試圖從各座大廈鳥瞰爆滿紅與黃的台灣欒樹，燦爛得讓您忘卻抱怨，彷彿中華路上蜜豆冰的香蕉油滋味又再度漾滿嘴裡。台北彷彿讓你每每衝突，又無法瀟灑棄他而去的情人（古碧玲，〈戀戀台北〉，1997.11，358期，p. 58）。
台北 這座城市是太不安靜了些 搖滾樂 新浪潮 口頭禪 白皮書 排行榜 扣應 頭皮底下 和頭皮以上 別人和 自己 或多或少都有那麼一些些相同的分子基因 有一天早晨 醒來的時候發現 油漆桶從樓上掉下來 染了一地紅黃藍白黑 每個人夜晚出現相同的夢 你會非常興奮地告訴另一個城市 那是台北夏一個世紀最新流行（〈流行共和國〉，1998.8，367期，p. 5）。
過去的台北總是板著一張晚娘臉，也不曉得是生活在她庇蔭下的子民不懂得惜幅，不曉得愛護珍惜寸土寸金的土地，惹得她心疼；還是它嫌小輩們不體貼，不懂得女人心，讓她又灰又土的像個黃臉婆。總之，台北比起東京，不夠整齊；比起巴黎，欠缺香氣；比起布拉格，差點悠閒；比起紐約，還少繽紛。若說台北就此絕望，倒也未必。今年是台北設市八十週年，若以人生七十才開始來比喻，台北還年輕，她的性格與魅力才正要形成（〈這條路很藝術，這座城市很豐富〉，2000.3，386期，p.5）。
最後一段引文頗能代表這個階段的都市意象：縱然還有待改進，但台北市已經能與國際名都相提並論，這種評比展現了自信與認同。總體而言，都市意義的形塑相較於前一階段的市民城市、本土、社區與多元等，這個階段可說是朝著精緻消費、年輕世代與國際風格深化，而城市認同也透過更多樣但鮮明的表現方式，往這些方向凝聚。
或許有點弔詭的是，雖然刻意要脫離制式刻板的官方色彩，但《台北畫刊》卻在致力成為符合「國際」風格的城市文化雜誌的同時，再度確認了政府領導的地位。只是這回市府不是堆砌復國聖戰口號，大步邁向現代化的絕對權威，或是開明溫馨、締造歡樂的城市大家長，而是巧手塑造時尚，引領流行的風格大師。雖然在不同的時期裡，城市意象與都市意義的塑造有極大的差異，然而《台北畫刊》承載特定視覺意識形態，透過文化再現來治理的功效和企圖，卻是一以貫之。
2.5 視覺意識形態與文化治理
法國學者阿圖塞（Althusser, 1971）曾界定意識形態為：「個人與其真實存在條件之想像關係的再現」。這個定義突顯了想像 與再現的地位，而想像與再現經常通過視覺為其媒介與線索。哈吉尼柯勞（Hadjinicolaou, 1978）也曾提出「視覺意識形態」（visual ideology）的概念，來重新詮釋藝術史研究裡慣用的「風格」（style）概念，以便掌握圖像領域裡的意識形態鬥爭課題。哈吉尼柯勞所定義的視覺意識形態，乃是「某幅圖畫之形式與主題元素的特殊結合方式，人們藉此來表現他們的生活與其存在條件之間的關係，而這種結合構成了某個社會階級之整體意識形態的特殊形式」（Hadjinicolaou, 1978: 95-6）。他利用這個概念來將藝術風格聯繫上某個階級的整體意識形態，但避免將圖像生產的領域視為某個階級之政治與社會意識形態的單純轉譯。換言之，他藉由區分不同類型（社會、政治、宗教、經濟及視覺等）的意識形態，而保留了圖像生產的相對自主性與特殊性；此外，他也強調每幅圖畫不僅是集體視覺意識形態的一部份，也是這種意識形態特殊與獨特的體現，據此處理了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係（Hadjinicolaou, 1978: 96-9）。
我們擴大哈吉尼柯勞定義裡的「社會階級」，而代之以含納較廣的「社會群體」，或許可以運用「視覺意識形態」這個概念來掌握《台北畫刊》的性質和作用。不過，筆者認為在《台北畫刊》的案例裡，視覺應該包含圖像與文字文本，共同構成視覺意識形態的內涵。前文2.1至2.4節的說明，便可以視為透過分析各種形式和主題元素的特殊結合方式，來探究官方的意識形態，而其主要的想像效果，在於都市意義的塑造。
圖像——尤其是照片——引發想像效果的主要機制，筆者以為有「自然化」、「奇觀凝視」與「氣氛營造」。「自然化」不僅是指攝影照片所預設與召喚的眼見為憑之真實感受，也是指這種真實感受延伸出來的，對所見事物之存在緣由的不假思索，視為理所當然。「奇觀凝視」是指某些圖像的觀看角度，並非日常生活所能見，因而成為誘人心神貫注的奇觀；但這種奇觀不僅是宏偉壯麗的景象（如空照全景等），也是指透過攝影的美學安排，即使是日常生活的尋常片段，也在美學化的操縱下，成為可以凝視欣賞的景觀（例如廟裡香煙繚繞，或是滿樹花朵的近影）。最後，「氣氛營造」指的是單幅圖片或是整體的圖文再現效果，在於特殊氛圍的塑造，比如說莊重肅穆或明朗樂觀，或是活力前衛等。
以前文的歷史分期來看，《台北畫刊》的視覺意識形態及其作用機制，也有各個時期的不同偏重：(1)反共復國與現代化雙重的都市意義塑造，在視覺形式與主題上顯現於中央首長活動與工務建設的眾多影像，並分別以頻繁出現的國慶萬人慶祝場面及寬闊的大馬路為代表，同時採取了「自然化」的見證與「奇觀凝視」的手法。(2)歡樂溫馨、自信開朗，期待精神文化持續提昇的都市，透過美學化的民眾生活剪影、綠蔭風景和藝文活動影像，以及全彩色的疏朗排版樣式來呈顯；量體巨大的翡翠水庫與映現市街繁華的玻璃帷幕大樓影像，則張揚著持續現代化發展的自信，「自然化」與「奇觀凝視」有了新的主題，「氣氛營造」也逐漸成為視覺意識形態的重點。(3)市民城市與本土化的宣揚，以及歷史懷舊與市民記憶的主題，在視覺形式上以親切的小尺度照片和手繪插圖表現；更多的拼貼和裝飾性圖片，顯示「氣氛營造」的機制開始勝過單純的「自然化」與「奇觀凝視」。(4)更為精緻的名家插圖、富有文學氣息的敘事語調、年輕世代的標題用語，以及用色前衛大膽的版面，繁複的視覺設計，這些形式與主題的特殊結合在視覺意識形態的塑造機制上，讓照片的「自然化」功能退居幕後（但並未完全消失），而「奇觀凝視」的焦點轉而落在整體的「氣氛營造」上，支撐了目前《台北畫刊》所烘托的國際風格與精緻文化消費的都市意義。
如果超越《台北畫刊》的視覺意識形態與都市意義塑造，延伸探討都市治理（governance）的特性，我們可以提出「文化治理」（governance through culture）這個概念來掌握台北市的都市政治趨向。「文化治理」是指都市政治領域逐漸以各種文化形式呈顯，特別涉及了意義、認同和再現，用以中介或遮掩資源分配與權力運作的過程。不同時期的都市政治都有文化治理的向度，只是份量和表現方式不同。
陳水扁市府時期，街道更名、街頭飆舞、開放市長官邸、設立客家會館、台北文學獎與電影節、仁愛路點燈、跨年晚會等活動，明顯將中產菁英文化、流行文化與族裔文化同時引進了都市政治領域，可說是將都市政治文化化。但文化治理並非始於陳水扁新政權時期。圓山飯店、公園涼亭，乃至於殘餘的清代城門，採用中國宮殿式建築形式；國慶儀式、牌樓、遊行與晚會，大型運動集會；台北文藝季、戲劇季、音樂節、美術館；文化公車、元宵燈節、萬人慢跑…這些都是文化治理的形式，也各有其承載視覺意識形態的方式，值得更廣泛的研究探討。不過，從《台北畫刊》的演變觀之，面對當前文化活動的日益興盛，我們應該超越台北已然躋身文化之都的讚嘆，轉而看到市府的文化治理日益精緻、貼近全球時尚與中產階級價值的趨勢。我們要努力探索與期待的，應該是「都市文化的政治化」 ，了解各種都會文化活動裡的政治與社會意涵。 3.地域再現的歷史轉變：行政區概況

本節分析《台北畫刊》裡反覆出現的系列報導，即各行政區概況介紹（共計五次，參見附表三）。一方面替《台北畫刊》的視覺意識形態與都市意塑造，提供一個可以貫串比較的例子，另一方面，據以探討都市內部不同地域被賦予的想像和定位。

3.1 敘事主題與形式特徵的比較

1972-74年間的區政介紹，標題大多繞著「開發、發展、建設」打轉，諸如「發展迅速的北市中山區」、「亟待建設的雙園區」、「商業發展最早的延平區」或「人口密度最高的建成區」，或是簡單的都市功能定位，如「亟待開發的觀光勝地內湖區」、「台北市的新文教區木柵」、「小型工業最多的大同區」或「住宅中心的大安區」等。其開展論述的架構，明顯地落在追求現代化發展的支配敘事裡，大抵講述當前發展的成果（多以實體建設來衡量），或是落後髒亂的窘境，以及在政府領導努力下，可期待的光明前景。除了現代化敘事之外，行文中也經常顯現扣連國家意識形態（三民主義精神、民生主義建設、英明領袖暨政府主導等）與國族意識形態（中華文化傳承）的敘事架構。至於在修辭和語調上，則類似施政報告與論說文的結合，大致先交代漢人開發歷史、地名與行政區劃的沿革，以及地理位置和地形，面積與人口與密度等基本資料，然後分項說明市政發展概況，包括都市計劃、工商產業、道路交通、市場住宅、社區發展、宗教寺廟、風景名勝、重要機關、教育學校、醫療概況等。文中多佐以各種數據，常夾有簡鍊的文言文用語，多用短句，擅用成語套語，偶有對仗句式，不時堆疊宏大華麗的形容詞，彰顯都市繁華勝景，或是政府德政。
十年之後，1983-1985年間《我愛台北》系列報導中的各區介紹，大抵亦沿襲施政報告型的結構，分項敘述歷史沿革、地形、面積、人口、道路、產業、遊憩、教育、宗教與市場等的發展概況，乃至於未來遠景等。若比對內容，大致上是以1972-74年間的區政介紹為本，略經增刪修訂，大部分則是整段文字照抄（這兩個時期的編者相同）。不過，這些雷同的文字內容，已經擺放在不同的架構或「包裝」中，主要是排版與圖片影像方面的大幅更動（參見3.2節），讓其稍減死板嚴肅的氣氛，增添華美明朗的感受。支配性的敘事架構則稍有更改，雖然還是不出追求現代化的意識形態，但已經減弱國家與國族意識形態的指涉。尤其是整個系列名為《我愛台北》，試圖召喚市民的關注，也顯示出都市成長之後的某種自信。而在各區介紹的標題上，也比較放得開，比較輕鬆柔軟，例如「在山水間被雕琢的璞玉內湖區」、「全國的神經中樞城中區」與「家住溫泉鄉：北投區山水秀麗」等。
又過了約莫十年，1992-1993年間的《台北城的故事》系列由趙莒玲執筆，不僅篇幅大為增加，風格也有明顯轉變。首先，其敘事特徵已經脫離施政報告類型，而採取類似文史掌故記載的敘述方式，描述清領以來的街市闢建源流、人物傳說、建築史蹟、寺廟節慶、傳統產業，以及當今發展概況。除了歷史資料的考察講述外，還有如漫遊者（flâneur）般，以作者逡巡的觀視之眼，帶領讀者瀏覽都市景象。每個行政區的介紹，還細分為不同的區域，配合清領與日治時期聚落演變的順序與獨特性，更顯其追溯源流的用意。而其修辭與語調，比以往生動活潑，偶見抒情感性，而不再有過多論說文式華麗詞藻和對偶句型的堆砌。
綜言之，支配性的敘事架構可以說逐漸遠離了直言陳述的現代化意識形態，而轉向「尋根懷古」為主，在都市演變的歷史追憶中，召喚與塑造市民的認同。不過，文中與結尾還是常會指出政府的建設構想或發展藍圖，將會讓該地區擁有更繁華美好的未來，因此，或可說是在歷史深度襯托下，既飲水思源又寄望發展的「有文化品質的現代化」想像。此外，由於脫離了市政報導的框架，並持論及庶民生活的今日狀態與歷史源流，因此可以說至少沖淡了政府領導的角色，而在都市史論述裡替市民留了一席之地，雖然還不是市民自己的聲音。
陳水扁政府時期，《台北畫刊》轉型為城市文化雜誌後，1997-1998年間刊載的《文化地圖》系列，也採取分行政區介紹的方式，但著重於各地藝文與餐飲休閒消費地點的簡介，而非地域歷史發展的概述，其中偶見的城市記憶，也大都屬撰文者私人的童年記憶，呼應的是二、三十年來台北的變遷，而非遠溯清朝的源流史。其敘事方式輕鬆自在，甚而帶點幽默俏皮，不試圖建構集體的歷史，而有更多作者（或其所呈顯的新世代都會中產階級）私人經驗、情感與評價的表露，更清楚是個逛街消費的漫遊者（flâneur）評鑑手札。支配性的敘事可以說完全脫離了「克勤克儉追求現代化」，而是已然純熟的消費社會裡，「輕鬆但富有文化時尚品味的休閒娛樂」，至於國家與國族似乎已成為模糊的背景或拋在腦後的現實。
2001年一月開始的《新世紀‧台北‧思想起》專題，以每個行政區分兩期介紹的篇幅，企圖比較深入地重塑台北市發展史和市民認同。每個行政區都以專輯策劃的方式，分為幾個單元，主體是區分為四、五個地域的專文，配以該區古蹟介紹、各區小檔案（基本資料數據），以及以照片為主的該區市民生活的一天。除專輯外，每期還搭配有該區公園與社區的介紹。這些豐富的圖文資料，兼有調查與訪問，大量引用受訪者的話是其特色，因而結合了個人記憶與地區發展史。內容著重於歷史追溯、特殊產業、古蹟源流與發展前景等。其支配敘事架構可以說是「懷舊尋根」，類似1990年代初期的《台北城的故事系列》，但在論述方式與修辭語調上，則由於採取人物訪問方式，而有更多的市民心聲的呈現，整體而言像是深度新聞報導的風格，並因為更強調實際人物生命史與地域發展的扣接，而更能召喚市民認同。
綜觀1970年代至2001年的行政區概況介紹，基本上可以說是從行政管理的視角與現代化發展建設的敘事主軸，演變到懷舊記憶和休閒消費的基調。換言之，就都市意義與形象的塑造而論，即使過去與今日同樣強調「邁向國際城市」，但1970年代偏向在肯定國族意識與國家領導下，追求實體建設的現代化，並以此來評斷每個地域的功能和地位，1980年代以後逐漸興起的是懷古溯源風潮，在歷史回顧裡肯定當前的成果，並期盼更有品質的繁榮前景。1990年代以後，這股懷古溯源風潮結合了消費與休閒文化，也因其論述設計親近市民記憶與生活，而更能夠召喚與凝塑市民對城市的認同，從而以間接的方式，還是肯定了或不懷疑政府在台北躋身國際城市的歷程裡的積極正面角色；換言之，讓市民更容易接合進入官方的都市史論述，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視覺影像在這方面，當然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3.2 影像主題與形式特徵的比較

1972-74年間的區政介紹，文字排版採直排由右至左，字體較小而緊密，照片大多集中配置，附有中英文圖說。照片全為黑白，主題為新闢道路、橋樑、公共建築、學校、公園、新建住宅、社區景觀、寺廟、工廠，以及區長辦公或市長訪查照片。其攝影角度多為全景、正面，表現建築物或市街道路的宏偉。每區附有精確的行政區域圖，內含區里邊界、主要道路、機關學校、河川與山區等高線。部分行政區另附地理位置圖。整體而言，圖片傳達的是城市在政府領導下加速硬體建設，掙脫落後髒亂的成果，而大部分空盪無人或人物面目不清的市街建築景象，給市民的是個旁觀讚美與被動受惠的位置。
1983-1985年間《我愛台北》的文字特性，與前期相較雖無太大更動，但影像部分有極大差異。排版方式改為左翻橫排，由左自右，排列較鬆，版面設計較活潑，圖說文字明顯，標題字體加大，顯現明朗風格。圖片全屬彩色，除部分仍是重要建築物與街道的全景正面俯仰拍照片外，大多數是表現市民日常生活的圖片，以購物休閒消費活動為主。有很多室內景象，以及活動和人物的近景特寫照片。攝影的取景角度與題材多樣化，其「奇觀凝視」效果除了展現宏偉壯麗外，也比較講究美學的感受，即使是建築物仰角拍攝，也不再僅是納入正面景象，而會有歪斜角度的變化。綜言之，照片中景物富有層次、區分主從，亮麗搶眼，從而顯現為豐富動人的視覺經驗。
1992-1993年間的《台北城的故事》系列的影像設計，大致延續了這種風格，即採用彩色照片，不同大小照片穿插配置，而首頁通常為跨頁大幅照片（約500平方公分）。重要公共與歷史建築物、街道和風景多屬全景俯仰拍照片。寺廟、古蹟、步道與風景區的照片增多。少部分為市民活動照片（購物遊憩為主），以及物產、名人和特殊景點的特寫近照。影像內容配合了文字部分對於懷舊尋根的強調，以及休閒式消費的興起。最大的差異在於整體的版面更有設計感，標題行政區名不再是呆版的黑體印刷字，而是毛筆草書字體，有跨頁的設計和分隔的小專欄，內文附有小標題，以及示意的簡圖，標示重要建築與景點，讓人有更為精緻、可親的感覺。
至於1997-1998年間刊載的《文化地圖》系列，照片的重要性減弱，大幅跨頁照片消失，多為小幅照片。建築物與街區全景照片也減少，而多為餐廳、市場、攤販等遊憩地點照片，大多為其門面或是室內景象。因此，視覺效果轉由整體版面設計來承擔（版面多有深淺底色，而非留白，讓整個版面本身便有如一幅圖像），照片則為其中兼具說明作用的裝飾部分。比較引人注意的是彩繪的大幅示意圖，標明消費遊憩的路街地點。
最新的《新世紀‧台北‧思想起》專題的影像表現裡，照片的重要性又提昇，有不同大小規格的照片穿插配置，也有很多古今對照的照片。整體而言，與過去的尋根懷舊式報導相較，照片更為多樣豐富，部分公共建築與街景為全景正面照片，餘皆為市民活動的特寫或近景照片。比較特殊的是配合內文的訪談，有不少受訪人物的相片。另附有跨頁的大幅彩繪地圖，重要道路及以立體肖像圖示的重要建築。各區「市民生活的一天」專欄則以照片為主，展現了以影像敘事的嘗試。
綜言之，隨著文字敘事從行政管理視角與現代化主軸，演變到懷舊記憶和休閒消費的基調，影像部分也從照片本身「眼見為憑」與「奇觀凝視」的著重，逐漸轉變為運用整體圖文版面設計的視覺效果，來從事「氣氛營造」；而單一的視覺主題和角度，也逐漸變為多樣的影像題材和視角，城市的身影不再只有高樓道路，或是無人的街景，而有了各類市民的生活身影；地圖不再是行政管理觀點的區里分界圖，精確理性但乏味，而是遊憩休閒的導覽圖，雖僅概略「示意」卻生動誘人。

3.3不同地域的功能定位與意義賦予

探究各個行政區之間的關係和定位，我們可以發現幾個趨勢。首先，從各行政區介紹的先後排序，也可窺出一些端倪（見附表三）。1970年代顯然是以城市發展核心區、老舊落後市區、待開發郊區為其順序，這呼應了「追求現代化」的敘事主軸。而各區的定位，大致上是以政治金融、住宅、工業、文教、觀光等功能來區分，顯現了以都市功能來框架地域意義的做法。換言之，各地域的都市意義，一方面放在「開發程度」的軸向上來排比評斷，另一方面則根據目前發展狀態中不同功能的集中狀態，來界定其在都會整體中的角色。
相形之下，1980年代初期的行政區介紹，雖然文字敘事策略幾乎相同，不過在發展已見成果的自信與明朗風格下，雖仍依照從市區到郊區的順序，但已不再強調舊市區的落後，而代之以「發源地」或「前程似錦」之類的描繪。而各地域的意義與功能定位，雖仍不脫核心區工商發展，郊區觀光文教的區別，但是多以更講究修辭的方式來界定，沖淡了純以功能來定義的僵硬感覺。
1992-1993的《台北城的故事》顯然有了改變。因應其歷史溯源的主軸，大致是以漢人開發的先後來安排各行政區的順序，第一個是萬華，接著是大同與士林等地，最後及於開發較晚的郊區，如文山、南港和內湖。雖然依然以「發展」為順序，但已經不是1970年代的現代化都市發展，而是遠溯及清代的漢人開發（這裡很清楚的是漢人中心的敘事架構）。至於各地域的功能定位和意義賦予，由於脫離了行政管理官僚的視角，而著意於懷古溯源，談論先民傳奇掌故，因而構成了歷史的縱深。換言之，各地域的功能與意義不再單一，而呈顯出歷史性的演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