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大都市文化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

发布日期: 2008-04-08      浏览次数: 1785

在世界时代，现代城市（尤其大都市）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成果，作为现代性的体现和现代人类文化发展的“留存物”，也必然具有“世界时代”的新特点。只有了解到城市在世界时代必然或者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才能具体地研究世界时代的大都市的文化问题，预见大都市的文化走向，真正把握（抓住）大都市的“灵魂”。 一、论作为大都市生存基础的物质文化 根据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活动，是任何一个社会得以存活并继续得到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于大都市来说，无疑这是城市生活的基础保证。 这里所说的物质生活就是指城市人口所得到的物质供应。首先指的是食物、水、建筑材料、衣着及其材料和各种能源（电、天然气、石油）等资源的供给情况。同时，人的生活的丰富多样性，要求城市物质供应的丰富多样性。物质的丰富性，取决于城市物质生产的能力和物资流通和物资储存的能力。同时，也取决于物质资料的供给能力（例如市场销售能力）。大都市可以在自己是否进行物质生产的问题上进行选择（如果外界的物资供给比较方便且价格比较低廉的情况下），但是决不能取消流通和供给的环节，物质的流通和供给的高效率，是现代大都市的特点之一。商业是现代性大都市的物质性的基本标志。 同时，人的流动的实现方式，即交通设施，也是大都市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交通工具的先进，交通网络的发达，是大都市的物质性的另外一个标志。 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的流动，是现代城市的基本物质形态，但现代化大都市，即使可以完全不是一个生产的城市，但它必须是一个流通和交通的城市。物质的流动性及其流动的效率，构成了大都市的动态特征。“流动”，包括人的流动和物的流动，就是大都市的物质文化。这里之所以把物质的流动和人的交通看作文化，就是因为它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种流动性完全是人类文化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城市向着未来发展的一个文化环节。 东方大都市的发展，在其形成商业的高效率和交通的高效率方面，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障碍，那就是东方的传统的“城”与西方的现代的“市”的区别。西方大都市大多是在“市”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东方大都市大多是在“城”的基础上形成的。市是传统的商业中心，而城是传统的政治中心。它们的原型之间有“市场”与“都城”的巨大差异。现代西方大都市的形成，其前提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前后商业城市的形成，商业规则统治城市，城市的兴起是西方整个现代化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先声。东方大都市大多从传统政治城市演变而来，因而，缺乏商业文化的漫长的发展、成熟过程，故而其物质流动性水平和人的流动效率需要提高。这是一个文化提高的过程，因而行政手段往往是难以奏效的。 以上是就一般而言，但中国沿海一些由商业集散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城市或者大都市（如上海、香港、厦门、青岛、大连）具有“市”的内容和本地的一些东方特质，二者结合成为一种“新的”东方商业传统，它们的商业文化和交通文化，比较而言，先进于其他一些城市内地由政治都城演化而来的大都市。现代化在城市演化过程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差异，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消除的，必须通过城市、大都市的文化嬗变才能逐步解决。 　 与大都市物质文化发展前景有关的当代最重要的文化事实是经济领域的金融代理化和导向化、产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符号化、信息化。信息化的高科技通过通信网络把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变为它所在地区的“办公室”或者“办公桌”。城市（以至大都市的核心区）成为物质文化体系中的智力劳动和社会化以金融、符号方式进行治理活动的集中空间。立体性的商业中心在城市传统立体住宅四散平面化之后，也逐渐平面化四散为城市郊野的大型购物中心，甚至演变为网上商业；网络化的物资配送系统使得商业向“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城市中心区域被各种信息中心、符号交换中心（如证券交易中心）、各种娱乐（情感表现消费）中心以至绿地或者公园所取代，甚至成为传统经济活动空场。 　 大都市物质文化的前途必然是符号化、信息化。发展符号业、文化产业、信息业是大都市的物质文化的前途。在“世界时代”，经济正在经历从产品经济，到服务经济，再到“体验经济”的转变，体验本身代表着一种已经存在、但先前并没有被清楚表述的经济产出类型。而体验经济，本质上就是以文化产业为基本支柱的现代经济。这是世界时代全球一切大都市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果一个大城市能够在这种发展中主动地高瞻远瞩，它就具有世界时代的“全球性”和“国际性”的基础品格。 　 现代化大都市的信息化问题，也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信息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文化形式，其本质是非物质的，但是，信息化的重要途径和功能，都需要作为载体的信息设施的物质-技术形态的支持。信息化导致城市各种信息的“去中心”化和网络化，信息的流动速度、规模和质量，决定着城市各种活动进行的效率、规模和质量。信息化加强人们之间的思想沟通，加快技术和文化、精神产品的传播和扩散速度，扩大着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圈和专业交往圈，使传统的远程交往变得和近程交往同样快捷。如果利用得当，信息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城市的知识、形象和活动，形成全球范围的城市作用圈，使得城市的对外交往变得日益丰富、高速和更大规模。同时，信息能够网络化为城市内部的“传输神经”，前化城市内部的一体化和均衡化能力。同时能够迅速地“以点带面”加快城市各项产业和事业的创新速度。城市信息的系统化和全面化同时也对于城市的世界化、全球化带来了丰富的契机和可能。它增强人的生命活跃性。由于信息交往的日益频繁，因而人类信息共享的可能性日益增大，并日益使得人类知识的流动大众化、双向化和多路向化。它大大加强着人类的个体和团体进行公共表达和公共选择的可能性，因而，扩大着城市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 　 然而，信息设施的日益增加也增加着人类社会和城市的电磁污染，增加着人们的信息选择和辨识的难度，增加着信息破坏（例如信息病毒）的巨大危险，所以现代化大都市也必然面临着控制电磁污染、加大信息辨识和处理的系统化、信息安全保卫等等人类共同面临的暂新的文化难题。 　 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城市物质系统及其高速流动的高度统一化和系统化，形成了几个巨大型的复杂系统，例如供水、供电、供气、水暖、交通、正负物流、电脑网络等等。这些复杂的巨大系统是人类物质文化在当今的宝贵财富，但是，这些复杂系统都具有系统脆弱性。一旦它们的一个或者某几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系统或者系统的相当大的部分就会瘫痪。对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来说，都面临着这种实际的危险。所以，人类思维的系统性文化，正在城市系统性物质文化的弱点上表现出来，面临挑战。从而，系统应急和维护问题在大都市物质文化建设上日显突出。在世界时代，系统文化是否应该终结？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更是现代化大都市特有的实际文化问题。需要进行研究。 二、论大都市的制度文化建构 任何古今中外的城市，都有其制度建构。如前所述，以契约论为基本模式的现代商业交换活动规则，是现代城市以至大都市的基本制度建构。 　 现代城市的基础是商业活动；而商业活动的制度基础是契约论的信用；商业信用及与其有关的一系列规则、章程、程序的普遍的社会应用，就是法律。现代大都市是一个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法治的社会区域。 　 现代法律是什么？它决不是野蛮的武装实力，决不是欺行霸市，决不是帮派的明争暗斗，也决不是与愚昧或者传统信仰联系着的小聪明。因而，没有法律文化的城市只能算是传统城市而、决不是现代城市；没有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大都市是一个悖论，是绝对不可以设想的。 　 法律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理性规范。与法律有关的一系列规则、规章、程序等制度的逐步建立，标志着现代城市体制在文化上的成熟过程。 　 交易的法律和规则是市场的基本理性规则；为交易服务的各种规则是交易的理性规则的合法化的文化落实和实际延伸。它们越落实、越延伸，市场交易就变得越来越文雅和具有生活的情趣，人们就越具有进行商业活动的信心，从而，商人、企业家也因商业信用制度的建立具有了自己的文化品格和个性的社会尊严。 　 与其相联系的是消费的法律和规则，它们是服务变为商品属性的一部分后、以至服务本身独立成为商品后的进一步的交易规则。服务的法律和规则更能表现市场经济的人际关系。尊重人的正当的、文明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服务的第一性质。法律和规则在这里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商业和服务的利润目标，必须被置于这个庄严的人文原则之下。大都市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城市制度的真正文化原则。现代大都市在19世纪的兴起，依据了这条原则，20世纪一些大都市的衰落，也从反面证明了这条原则的有效性。 　 现代商业交易的根本原则是诚信，即对交易对方的人文身份的确认和尊重。这也是现代商业文化所依据的契约论的基本立论之点。因而，直接的欺诈、软性欺诈、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与此类性质的服务、进行商业交易垄断、欺行霸市、霸王条款，避法技巧、在法律和规则的边缘和夹缝中操作，等等，都与现代城市（更不用说现代化大都市）的基本制度格格不入，相去甚远。 　 所以，大都市的制度文化的基本框架建构，就是在确认对方与自己同等的人文身份，即诚信，的基础上建构的交易和交往的自由（自愿）和平等。这是现代化大都市的基本文化素质。在这个基础上，把法律和基本规则在交往和交易过程中程序化，并逐步把程序详尽化。这就是现代化大都市制度文化的形成和其不断精致化的过程。 　 名副其实的现代商人和现代企业家，是现代化大都市的精英人物。他们正确地成功的奥秘，其实很明显，那就是主动地、积极地接受现代化大都市制度文化的具体“管教”。这个 “管教” 在实质上就是一个具有深刻的人文意义的文化教化过程。在这个教化过程中，诞生真正的、具有现代化大都市制度文化修养的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是现代化大都市文化的真正执掌者和主导者。由于他们的努力，大都市制度文化的继续发展也才成为可能。因而，他们具有二重身份：他们既是建构大都市制度文化的砖瓦，又是大都市制度文化的建筑师。 　 大都市的制度文化经受了五百年的世界历史风雨，期间有不少丰富和创新，但到目前社会历史发展到世界时代的情况下，契约论作为西方几百年间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的核心理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提问和挑战。契约成立的瞬时性的自由和平等与缔约双方在历时性中所表现出的社会存在、社会地位、社会能力和社会利益的差异甚至巨大的反差之间的错位和矛盾，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和确证。作为对契约论理念的修补，19世纪（主要是最后二十多年间）西方社会所推行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和城市制度的解救方案，逐步得到了广泛的推行。社会政策和保障制度的实质是强调“平等”的理念。它在一定意义上突现了弱者的生存权利和人类尊严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它在城市中的实施，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减少了完全依赖契约论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促进了城市的团结和城市结构的巩固。因而，任何现代化大都市，必然具有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建构的内容。我们知道，现代化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一味简单地关注经济财富的单纯增长，而忽视城市社会制度建构的文化重要性，必然造成大量的棚户区和巨大的城市边缘—依附地带，形成城市机体上的贫困、犯罪和环境污染的脓疮和溃烂。这当然对现代化大都市的健康发展是致命的阻碍和反动。所以，关注和解决城市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解决与此有关的社会问题，是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制度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东方现代化大都市在制度形成历史方面，有其地域文化传统的特点。传统文化中的非乡村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形式，在现代化大都市建构格局中必然有孳生可能和变形的发展。中国传统商业的“江湖性”、“绿林”意识、“帮派”习气，以至于超出传统商业本质的、政治化了的形形色色的黑社会的共同体建构方式，作为农业文化主流中的非农业文化活动的边缘文化，严重影响着中国近代商业城市（主要是通商口岸城市）的制度建构模式。形成一种大都市中的亚文化。对于这种情况，由于它从根本上不符合现代化城市制度的文化性质，因而，现代化大都市的正规的制度文化建构的成熟和发达过程，会自觉地予以排除和消解。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我们（作为制度的积极建构者）能够重视这种制度替代过程对于成熟的东方现代化大都市制度文化建构的重要性，而积极地促成这个过程的缩短和简化，这对于东方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战略的实现，是一种有益的思路。     三、论现代化大都市的文化精神 城市精神文化是城市的眼中神情和城市的心灵之光，是城市生命活力的生动形象体现和内在气质。 　 谈论城市精神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丰富性。它大体上包括城市的形象系统、城市的知识系统、城市的道德系统、城市的美感和艺术追求系统，以及已经被作为娱乐业和文化产业来看待的整个城市“体验经济”系统，即大众文化和大众娱乐系统。 　 把大都市单纯地看作生产工厂、交通枢纽和货运码头的时代，当然早已经远离现代意识，一去不复返了。但把大都市的发展只定位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观点，在今天仍然十分盛行。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种匆忙的和不全面的发展观；而从现代化城市建设以及大都市发展的立场来看，如果精神文化缺位，城市发展的观念肯定是不完全的，因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研究中国城市的精神文化发展，是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当务之一急。 　 城市的形象系统建设是城市的精神符号的确立。城市精神符号的功能是：促成城市的人文精神凝聚力，形成城市内部的社会团结；促成城市的审美吸引力，形成外界对城市的关注和进行沟通的意向；促成城市的创造活力，形成城市创新活动的号召和呼吁；促成城市的均衡发展校准和符合时代要求发展的加速度，形成城市在天地人的结合、协调方面的整体灵活性和稳定祥和的文化氛围。城市的形象文化系统包括：城市徽、旗、规划图形、建筑风格、街市布局、道路美化、更换着的城市口号、标语、节庆仪式和特色表演、人群服饰的地方特色、人群吐谈和性格的地方特色等等。应该说，城市的形象系统作为城市的文化符号系列组合，其中有的要素是历史地形成的，有的是一些社会事件的遗留形式演变为城市风俗，而有的则是城市中的人们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情势下的追随时势的用心创造。城市形象系统表达着城市风格的高雅或者通俗；开放或者自尊自守；豁达或者精明；宽容或者严格。其中的传统文化要素固然是历史久远的“天成”，而与时俱进的要素则表明城市人群现实的文化偏好和自我精神教化的当下基本进路。城市形象设计的原则是“雕玉”技巧：依其文化历史资源的自然质地和纹路，人工地雕刻出现实的美丽作品。在城市的形象系统的建设上，最忌讳的是漠视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客观情势，而进行主观主义的“设计”和对于外国、外地的城市形象进行盲目模仿。 　 城市的知识系统由城市的教育系统（广义的社会教育系统和学校教育系统）、科学研究系统和文化知识展示、教化、应用系统（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文化思想遗产）组成。城市知识系统的建设水平，即使从传统城市发展指标来看，也是城市文化声誉和文化质量的重要内容。发展和建设中国现代化大都市城市知识系统的工作，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一点是城市政府官员对城市知识系统建设的重大意义的漠视和轻率决策；另外一点是城市政府对于城市知识系统建设的财政供给不足。因此，建立社会化的城市知识系统支持通道，例如创立本城市的各种教科文发展基金，来支持城市的各项知识事业；号召和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开办公益性的、或者象征性盈利的知识事业；同时，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利用境外可用资源，来发展以本城市为主体的知识系统。 　 城市的道德系统是城市的“善”、“恶”水平的人性化体现。它基于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由这个传统所铸造的城市道德个性。历史客观性是其主干要素，但它也可以通过有意向的文化教化进行引导。它表现为城市人群的精神“风气”和待人接物的态度，标志着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在从心灵深层直到外在的简单、无功利交往的系列表现中的文化水平。从根本意义上说，城市的道德水平取决于城市人群的心灵教化传统。但它同时与城市精英把道德理念转化为城市公共制度的能力有关。实际上，城市道德在其有效性上与道德理念的制度化十分有关。甚至我们可以说，只有把城市道德理念转化为城市制度、以至于这些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道德理念的保持和发扬才是真正可能的。所以，尽管道德的说教、训练、培育和灌输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说教灌输的内容应该尽量在制度建设上落实。落实到城市的公共设施的运作中，落实到城市的公共服务中，落实到城市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行动中，落实到城市对于外来人群的信息服务和各种生活服务中。这是当今城市道德建设在实践中落实的各个重要环节。也就是说，精神文化的建设在制度文化的建设中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如果把城市道德建设仅仅局限于制定抽象的道德条文和规制，而且仅仅满足于向人们进行这些条文和规制的说教灌输，那么，这些条文往往是一纸空文，被人们“礼貌地”、或者心不在焉地“发言”谈论，而实际上却被置之高阁。这离真正的现代化大都市的文化建设理念和实践都相差甚远。 　 城市的美感和艺术追求系统，包括城市的艺术文化活动资源、活动能力以及实际的活动状况。城市应该有全城市级的专业的、高质量的高雅艺术和民间艺术表演团体，也要有众多的各种水平的艺术团体和活动形式，要有民间大众化的各种业余文化艺术活动。对于国际性大都市城市来说，在文化娱乐方面，在坚持健康、有益、上进等人类正面价值的前提下，在遵守城市和国家法律、社会道德的基础上，应该允许各种色彩各种形式和各种题材的各民族、各国家和地区的各种高雅的、大众的美感艺术在城市中进行演出、展示和活动。国际化大都市应该具有这样的艺术和美感胸怀，在此同时，也应该把宏扬本民族、本城市的特色艺术和传统艺术作为城市文化特色加以特别地重视和培植，形成本城市的各种具有地方和传统特色的各种艺术门类的流派和风格，丰富人们的艺术和美感生活。 　 大众娱乐已经被作为世界时代城市文化的一项重要功能。已经被作为娱乐业和文化产业来看待的整个城市“体验经济”系统，即大众娱乐系统在商业运作的大背景下，它既可以为丰富城市文化活动增强气氛，同时它（也许是更重要的）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产业方向。当然，大众娱乐业必须坚持健康、向上的原则，并巧妙地赋予其较多的积极文化意蕴，使人们在娱乐中感到舒适、美好，并在精神境界受到高尚的陶冶。我觉得，在现代化大都市的娱乐文化的开发战略上，必须反对单纯的经济效益的观点，应该把经济效益和人的正当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结合起来，制定符合世界时代发展实际状况的正当娱乐业与黄毒赌犯罪活动的界限标准，防止娱乐业可能成为孳生黄毒赌等犯罪活动的温床。我国大都市的娱乐业的开发和建设，面临着文化理念资源不足的困难，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加大对娱乐文化理念的研究的支持、加大对娱乐业开发设计和战略规划研究的支持。必须把娱乐业作为21世纪很由发展前途的新兴的文化产业来看待。使它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领域，同时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 　 总之，现代化大都市的文化建设有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难题需要考察和予以积极的解决。考察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定的理论思维能力。我呼吁城市研究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文学家、宗教学家们，大家团结起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和跨学科交叉点上，发现城市问题的解决思路和方案，为我国现代化大都市的文化建设作出共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