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是现代的结晶和光辉，它凝聚了无数代人的憧憬和梦幻，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到城里谋生，留下来就能过好日子”——都市是幸福的同义语。从刀耕火种、游牧渔猎中走来，历经漫长停滞的中古农村生活，人类在短短的数百年间实现了都市化，这该是多么令人自豪的进步!合理的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技术手段，自由的公众舆论，严格的经济核算，巨大的生产和消费能力，琳琅满目的商品……都市开拓了人类生活的新境界，也为精神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甚至都市的犯罪也比乡村的斗殴更为刺激。
对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来说，都市作为经济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们施展才华的天然场所。城市自古便与通称为“文明”的智力活动、社会组织和经济生产率的高涨联系在一起，现代都市更是以文化中心自期。这里稠密的人口大多具有一定职业，必须受过基本教育和技能训练。据史家们说，在世纪之交西方完成都市化之时，人口识字率已达百分之百，拥有大量的文化产品便是客观需要；同时，都市有完备的传播体系，报纸、电台、出版业、大学、讲坛等日益体制化，文化已不再是政治或宗教的附庸，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产业，知识分子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资料，无需像19世纪之前那样靠王公贵族的赞助，所以大量自由知识分子无疑是都市化的产物。即使像高更那样厌倦都市，在南太平洋小岛的土著中寻找画境的画家，其作品的真正观众，也还是西方都市的人们。
世界性的大城市，古代即有，“条条航线通雅典”，“条条大路通罗马”。古典都市大体上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现代都市则首先是商业贸易的中心，但如果没有文化，都市不过是暴发户们的住宅地、贫民窟的集中地加上呛人的煤烟和拥挤的人群。巴黎的骄傲就在于从启蒙运动以来，这个塞纳河岸的都城一直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文人云集，主义纷呈，流派迭起，真正使巴黎富贵风流、气派堂皇。因之，现代都市一俟建设到一定规模，文化的渴求便膨胀起来，从模仿到吸收到创造，严格地说，只有成为文化中心，一个现代都市才能最后完成。美国文化批评家贝尔即认为，现代都市中的“成功”意味着选择具有文化意味的生活方式：参加乡村俱乐部、摆艺术家的派头、养成旅游习惯等等。知识分子需要城市来表演，都市依赖知识分子来塑造，现代文化从本质上看是都市文化，“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维尔哈伦)。据说美国人很愿意保留自己小城镇的传统，但他们的乡村习俗早已被扩张性的都市文化和社
会结构所吞没。
然而，相互需要决不意味着相遇而安。城市的虚伪、浅薄、无根并不是初到城里的乡下佬的本能反感，也常常是知识分子痛切指陈、尖锐批评的。在比利时的“都市诗人”维尔哈伦笔下，都市简直是一种疯狂：“那不可计数的群众——狂热的手，激动的步伐呀——眼里储满着憎恶，用牙齿在攫取那超越他们的时刻”。很少有都市不开罪知识分子，也很少知识分子不诅咒都市。巴黎对知识分子够友好的了，知识分子确实也只有在巴黎才最感自在，它是全世界文化人的天堂：不是悲观失意的孤独逃避，而是意气风发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然而至少从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开始，巴黎没少挨知识分子的骂，在左拉看来，巴黎活像是人间地狱。波德莱尔喜欢在拱廊中张望人群，巴尔扎克常常在窗前凝视都市夜色，巴黎是他们作品的真正主角。但《恶之花》的作者显然并未把巴黎当做花园，“请问，阿加特，你的心可有时高飞，远离这污浊的城市的黑暗的海洋，飞往另一座充满壮丽的光辉，碧蓝，明亮，深邃，处女似的海洋”；巴尔扎克诚然欣赏巴黎的活力，但更深切地觉得巴黎是个毒化青年、腐蚀人性的大染缸，使艺术堕落，使文化野蛮，正由于他对巴黎社会广泛深刻的批判，《人间喜剧》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即使是非常喜欢巴黎的萨特，在如鱼得水、睥睨一世的背后，也不断抑制着对都市的厌倦感，《恶心》中的洛根丁其实是萨特自己。知识分子与都市总是既磕磕碰碰、连叫带骂，但又冤家路窄、拉扯不开，并在死后给都市带来荣耀。
问题出在哪里?从都市来看，知识分子至少有两点与众不同。其一是他“自由漂泊”的身分。这个词来自曼海姆，在其知识社会学中，曼氏突出了知识分子由于没有束缚于一个固定职业而获得的自由身分，这在分工严密的都市中颇为突兀。本雅明在研究19世纪巴黎和波德莱尔时，就指出波德莱尔“游手好闲”的行为品格。知识分子的价值不是通过工作时间来计算的，他的流浪、闲暇、孤独，似乎是不务正业，恰恰又是在市场的边缘显示了他的意义的独特性。都市生活本来是非个人的和无个性的，知识分子就偏偏是顽强的个人主义者，使大众感到“他们”与“我们”不一样，不但是都市中的“波西米亚流浪汉”，甚至压根儿有点不正常，拜伦早就认为：
／如果在人群／喧嚣和杂沓中／去听／去看／去感受／一心获取财富／成了一个疲倦的游民／茫然随世浮沉／……呵／这个／这才是孤独。
孤独是都市中知识分子的宿命，与其说是社会对他的排斥，不如说是他的精神优越。
其二，自由身分使知识分子获得公共关怀，他们相对与市场分离，从事有关社会总体的原创性、批判性思考。现代分工体系使每个人都受到严格限制，必然只了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管理者、政治家可能更宏观一些，都又在意识形态的阴影下。知识分子因其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可以逃脱特定职业及利益对视野的局限，可以从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出发，关心与他直接利益无关的社会规范、意义符号等公共领域的问题，他们或聚众讲演，或办报写文章，或结社干政，在都市中兴风作浪，人数虽少，能量很大。他的自由意识显然是要从已确立的生活秩序中摆脱和有意识地异化出来，展开对现存体制的否定，像牛虻一样叮咬都市，骚扰大众安恬的美梦。马尔库塞在怀念近代文化的否定性向度时说：“此种向度指控和否定商业秩序，与商业秩序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此种向度在文学中的代表，不是宗教、精神和道德上的英雄(他们往往支持已确立的秩序)，而是那些破坏性角色，如艺术家、娼妓、姘妇、主犯、大流氓、斗士、反叛诗人，恶棍和小丑——那些不去谋生，至少不以规律的、正规的方式去谋生的那些人”。把艺术家、诗人置于这样一个系列中，并不意味着马尔库塞自认“臭老九”，而是表明知识分子在文化立场上自觉的非大众性及其对主流文化的拒绝。
知识分子的异端倾向和叛逆姿态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少数人，相反，他们之所以是少数，倒是因为他们不愿认同都市、向庸众投降。也许，在知识分子和都市之间，双方都有一个“不得不”：知识分子虽很反感，却又不得不借助都市舞台；都市不得不依靠知识分子装扮自己，也为他的不守规矩、倨傲特立而头疼。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圣经》里的罪恶之城所多玛和蛾摩拉直就是都市的原型。乡村生活中的诗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一去不返，分工对人性的肢解，金钱对文化艺术的异化等近代之初即已提出的问题不说了。当代的都市批判理论，主要是大众社会理论和异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则是都市文化的批判理论。大众文化在发达工业社会已成为都市中仅次于国家的另一个“利维坦”。它是大众社会的文化产物，是通过大众传媒为了大众消费可以成批量复制的文化形态，如畅销书、流行音乐、卡拉OK、电视连续剧、商业电影、广告时装等等，它们借助与商业强有力的联姻，可以迅速弥漫到都市的各个角落，主宰都市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根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看法，大众文化其实是“文化工业”。既然是工业，它就占领市场，取悦顾客；所以它追求的是满足当下即刻的感官欲求，缓和个人与环境的紧张，生发一种催眠功能，使个人完全整合到现存秩序之中。似乎是五光十色、充满新奇刺激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极端保守的角色。
大众文化的精神，就是现代都市文化的精神。这里聚集着无数从地域、种族、宗教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具有平等关系的大众，他们已被纳入商品流通和市场体制中，每个人都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一个可以变换的“要素”，没有质(自我意识、个性风格)，只有量(一个XX、一个XX……)，所有人都是同质的“原子”，是被掏空了内在世界的躯壳。他们既是大众文化兴起的社会基础，也是大众文化的客观产物。借助高度发达的传播系统，以标准化、伪个性、假满足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继续、深化了市场体制对个性的操纵，大规模地渗透到私人时间，全面占有个人的生活天地，使人不再意识到自己的真实需要，完全被动地接受社会送来的一切。所以大众文化不但创造了无数“工业”产品，也创造了大众的趣味、爱好甚至本能欲望，当人们自以为是在表达自己思想，抒发自己感情时，其实不过是在重复大众文化教给他的东西。问题的关键还不是干涉、否定人的本性和自由，而是在满足、服从人的本性和自由的幌子下，实行改造本性、歪曲真相的法西斯勾当。使都市成为一个整体的，不但有高效率的国家组织、四通八达的交通和通讯，也有无坚不摧、无所不能的大众文化，它被恰当地形容为“社会水泥”。
这是清醒的知识分子所难以忍受的。自苏格拉底以降，知识分子不是大众的教师就是大众的敌人；而文化，从马克思的意义上说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从弗洛伊德的意义上说是本能爱欲的超越升华，它总是与实际生活、现实取向保持一定距离，不但应当对现存的一切展开批判，也为尚未臻入理想之境的人类打开一个新的解放维度，文化的精神永远是乌托邦的。当都市文化丧失此一精神关切，大众文化把文化降低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时，严肃知识分子的使命只能是充当“人民公敌”，都市文化也必然导向反都市。
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对都市批判的深展。从对启蒙运动永恒进步的怀疑到对近代社会分工的抗议，从对都市生活的不满到对整个现代性的批判，是近代德国思想不绝如缕的线索。歌德不喜欢大城市，他情愿在肮脏狭小的魏玛度过其漫长的一生，很难想象，如果歌德被包围在都市的剧烈刺激之中：交通和机器的噪音、霓虹灯信号、报纸大标题、奇装异服、人们的古怪行为……他会成为大写的“人”。席勒和黑格尔在近代的散文气味中缅怀古希腊诗的生活；浪漫派背离城市在古堡、暗夜、乡村、传说中寻找诗性，德国古典派、浪漫派以及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在各自背景下异口同声地给都市唱反调。此后，从叔本华、尼采、斯宾格勒、胡塞尔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斗士，德国哲人对干枯的理性主义统治的都市始终唤不起热情。海德格尔对独特的“此在”(dasein)沉沦为“人们”(dasman)的揭发，一锤定音地判定众人成堆的都市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都市的崛起意味着人的死亡，20世纪批判理论的核心即在于此。怀特研究都市中“被组织的个人”，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描述都市中“他人引导”的性格类型，弗洛姆追踪都市中的“匿名权威”，马尔库塞黯然地承认都市人的“单向度”性……“他人”“匿名”人就是大众、大众文化，在它们的模型、表率下，个人或被“组织”或被取缔。
反都市不是神秘的信仰，也不是上帝的启示，而是都市文化本身如影随形的产物。文化丰富、思想活跃、个性解放的绿洲，同时也即是腐败、罪恶、污秽和无情的去处，正是耷反都市的文化中，都市才显露出它的全部意义。这不仅指充溢着磅礴生命热情的农民画家凡高，寻求本根和大地意义的农民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指那些历历描写都市罪恶的左拉、狄更斯和躲避都市粗俗的巴比松画派、湖畔诗派等等；即使不直接对都市表示评判意向的文化艺术，都市的形象也异常恐怖：乔依斯的都柏林是无法理解的，劳伦斯的性爱是荒野的性爱；加缪的莫尔索是在都市中成为局外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批判的是都市中人的异化和不踏实，荒诞派戏剧要捕捉的是都市人的自我失落……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中，主人公为逃避都市来到山中疗养院，当他真的置身于荒山雪原时，他发现自然原来是与人漠不相干的，是令人难以接近的，不过他虽然逃离了自然也并未想回归都市。都市病像梦魇一样纠缠着现代人们，都市文化中总是回荡着反都市的旋律。
有讽刺意味的是，反都市也属于都市文化，而且都市文化的巨大包容力可以使之与大众文化并行不悖。严肃的文化植根于人性举动处，即使在一个非常不利、有害的条件下，它也会萌生滋长，以倔强峥嵘的姿态向都市、向大众文化表明自己的高傲独立。然而，都市文化市场消化力越来越强，昨天还闻所未闻的今天可能十分平常，过去的对手现在可以成为座上客、抢手货，文化史上生前憔悴、死后殊荣的现象并不鲜见，凡高生前贫苦至死，死后作品价值连城；整个现代主义文化却经历了从异端至正统的角色转换。这类事情经历多了，仅仅从利益的角色考虑，现代都市文化也放宽限制，可以接纳、承认那些并不符合当时大众标准、甚至与大众格格不入的文化品，反叛者和异端都不难在都市立足。从积极的方面看，都市文化的直接功利性相对弱化，具有一定开放态势，那些批判型知识分子虽处都市边缘也不会重演凡高悲剧，至少在西方都市，以资本家的赞助来批判资本主义，在都市中逍遥自在却又骂都市的人，已非罕见。现代都市与传统社会的区别之一，就是容忍异端的自由存在。
不过，这与其说是都市的宽容大度，不如说是它的明智狡狯。因为都市不是靠大众文化而是靠反都市的文化而赢得文化中心地位的。离开了波德莱尔、巴尔扎克、左拉、塞尚、罗丹、萨特等说巴黎坏话的作家，巴黎文化还剩下什么呢?为世人所神往的巴黎文化，远非时装和香水，也非无数的畅销书和流行曲，而是这些反都市的武士们。曾在60年代活跃于巴黎的女作家克里斯特娃就写过一本书，叫《武士们》，栩栩如生地刻画了60年代反抗统治秩序和都市文化的斗士们，准确地传达出巴黎文化的灵魂。
都市文化必然是反讽的，它培植、刺激了反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的精英即是反都市文化。那么，是否都市文化自我消解了呢?又未必。当严肃的知识分子抵御大众文化的霸权主义，对都市进行毁灭性彻底批判之时，他们的作品由于真正探测了都市的奥秘而必然受到大众喝彩，因而具有商业价值，顺理成章地进入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产品一样向大众倾泻。于是批判大众文化的作品也被大众文化不计前嫌地接纳、消化，反都市文化也转而为都市文化。到了这一步，否定精神和批判态度能否存在便大有疑问。40年代开始不屈不挠地批判都市文化的马尔库塞，在60年代新左派崛起时，时来运转，《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成了销量极高的畅销书，本人则成了他曾痛切批评的“文化明星”。我不知道马尔库塞本人如何看待，但客观上，一旦成为“明星”，反文化也是文化，造反转为顺从，悲剧成为喜剧。都市文化空前的整合力、消化力，俨然海纳百川，严肃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极其艰难，他拒绝商品化的努力又成就为一种商品，抵制市场交换只不过抬高了一点价格。这难道又是一种宿命?
按照新批评派的主张，“反讽”作为诗的本质，意为“口非心是”。都市文‘化在一种矛盾的、甚至是批判的语境中自我肯定、自我确立，反都市文化的尴尬境遇，是最深刻意义上的都市文化的反讽。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文化是伟大的拒绝”，那么当这种拒绝已经被它拒绝的对象接受、甚至欢迎时，文化有没有可能再度成为拒绝的?都市文化缤纷迷离，仿佛又一个斯芬克斯，知识分子却不一定做得成现代的俄狄浦斯。
（写于1993年，收入单世联《走向思维的故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