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云南府城（昆明）的城市消费变迁在两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1889 年蒙自开埠到1910 年滇越铁路通车，消费能力提高，消费倾向洋化，消费意愿增强；第二阶段，1910 年滇越铁路通车以后的民国初年，城市功能的变迁促进商业发展和消费升级，昆明城市消费引领全省潮流。
关键词：近代昆明；城市消费；变迁
中国传统封建城市的兴起，往往是由于具备重要的交通、军事地位和兴盛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及适宜作为封建统治中心等因素，城市市场的繁荣主要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地租量扩大）⑴（P 13）。探讨清末民初云南府城（昆明）的城市消费变迁需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89 年蒙自开埠到1910 年滇越铁路通车；第二阶段，1910 年滇越铁路通车以后的民国初年。
一、1889 年蒙自开埠到1910 年滇越铁路通车
（一）晚清云南府城年基本消费量估计
晚清的云南府凭借滇池水利和滇中坝子一直是云南的农业中心、商业中心之一。方苏雅曾描绘了1900 年前后的云南府城（昆明）概貌：“这个有八万人口的城市，是一座农业城市，三分之一的面积是低洼平地，城内有四通八达的街道和沟河纵横的水道……一条条由青石板和碎石铺筑的街巷，狭窄细长，凹凸不平，街两边店铺林立，人群熙熙攘攘，显得非常热闹。⑵（P109 ） “大船往来昆明、晋宁间，每日晚开早到，以运米货为主。” ⑶“到1907 年全市共有59 个商业行帮，若仅以百户以上的大行帮计，就有6127 个店铺。”⑷ ，清末云南府城至少有9 家会馆。⑸（ P71 ）
晚清云南府城的市井生活：平静俭朴，与世无争；住房多为平房，大多以几世同堂为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当时的话说：“礼则不尚繁褥，俗则不失朴厚，风化之淳为他省所不及。以其山川梗阻，交通不便，家守其旧，人习其常，一切奢侈淫靡之风无自而入。又地邻印缅，佛化最盛，因果之说深中人心，人多束身自好，勉为善良亦一缘因也。”[6] 收入方面，一般店员收入八钱到一两二白银，衙门当差的分二、四、六、八两；当时的房子月租，一间房子约合一钱银子。一般收入二两到四两即可维持四、五口人的生活。清朝云南府城门关闭时间：大南门晚9 时（今22 点）关城，其他各门5 时（今18 点）关城，城内各坊、各棚子晚10 时左右关闭。［7］ ( P 170 一173 , 70 一71)城郊街场以大板桥、小板桥、官渡小街、普吉等为主，逢子、辰、午、戌日为街期，是城乡农副土特产品交换的主要场所，“日中为市，交易而退”（8）。如以一般店员的收入八钱到一两二白银的“中数”一两作为每人每月维持基本生活的开销，则1900 年前后云南府城8 万人口每年用于基本生计（主要是租房、吃饭、穿衣）的花费是100 万两白银。
云南府城具有成为云南最大的城市市场的有利条件：l ）云南府城长期作为云南省会和全省行政、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云南最大的城池，1900 年前后约80000 人，而同期大理府城约有20000 人，蒙自12000 人，思茅9000 人，腾越11000 人。（9） P357 ，有最多的城市人口即意味着是最大的城市市场。2 ）云南府城依滇池而筑，城东、南、西南护城河与通往滇池的天然河道相连，水上运输十分发达；和滇西、滇东北、滇南、滇东南依靠马帮保持着传统的长距离贸易，交通区位优势明显。3 ．云南府城汇聚着云南最大最多的票号、钱庄、当铺，如百川通（资本40 余万两白银）、同庆丰（登记资本20 余万两白银）、乾盛亨、云丰泰、宝丰隆（资本20 余万两白银）、兴隆和、兴顺和（资本40 余万两白银）；最多的行帮，除前述59 个有二帮董的行帮外，尚有未加入总商会的34 个行业；最具消费潜力的人口，官吏、商贾、军人、学生、教师、洋人云集。总之，云南府城作为省会，占据滇中核心区位，有良好的运输条件、充足的现金头寸、完善的行业组织、庞大的消费人群，其货物吞吐能力、投资吸纳能力、市场辐射能力居全省之冠，是全省消费能力最强的城市。
（二）1889 年蒙自开埠后云南府城市消费的变迁
蒙自（1889 ）、思茅（1897 ）、河口（1897 ）、腾越（1902 ）的相继开埠，在云南封闭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废科举、办学堂、保路权、开矿山、练新军、建警察、兴工商、划商埠，一系列以洋务为特征的自强运动在中法战争后开始遍及云南。由于云南边疆地接英法，西方势力渗透的方向是由边境而腹地，由城市而乡村，由口岸而中枢，不断扩散弥漫。建教堂、设领事、修条约、筑铁路，西方冲击的压力、强度随商品输入到资本输入、技术输入到宗教输入、法律输入到制度输入而与日俱增，显著影响了晚清云南府城市消费的形态和格局。
l 、消费能力提高。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1890 一1899 年，云南府在蒙自、腾越、思茅的进口货物分销中均占有显著位置，且呈上升趋势。如在腾越开关前，已经有印度棉纱经由滇缅商路运到云南府销售。［10］ ( P 1428 一1429)光绪二十七年（1901 ）海关关册报告思茅：“棉花系界外购买，运积思茅。在思亦量数售出，以供织纺，其余转运省垣、大理，沿途分沽。’, [11]（P465 ） 1595 年，思茅进口棉花16200 担，指销云南、澄江、曲靖、临安、大理五府数量分别为3813 担、1667 担、2123 担，3345 担、1059 担。［12］ (P 416 )腾越开关后，“所入之货，在腾越销售者百分之十一二耳，其余则销之本省之各府州县，四川、贵州亦可销少数。”（13）（ P18） , ，从路线看，销四川、贵州之货大部一定经过云南府，云南府既是终端市场又是中转市场。
综合历年海关报告，1900 年以前蒙自口请领子口单货物分配比例大致如下：云南府占25％，澄江府占30％，临安府占15％，曲靖府占15％，开化府占10％。1900 年以后，随着棉纱占进口比重的降低和其他消费品的增加，云南府销售比例在上升，而澄江府的比例在下降，其他各府州县变化不大。蒙自口属于高档商品的洋布50％以上销往云南府。（12） P415 一416 ，另一高档商品卷烟，“英美公司绕道缅甸贩入之纸烟卷，在云南府附近城郭发售，颇称合时应市。至火车抵蒙之后，陆续由香港取道东京运进口者，亦受市场欢迎。 " （11）, P481 英美烟公司香港部在云南有三家代理商号，云南府两家，大理府一家。（14）云南府的消费能力可见一斑。
2 消费倾向洋化。
“我滇僻处边檄，风气晚开，一切制造之精、工艺之巧，无不曰外洋颇称新奇，于是物品、食品以及诸消耗各品，不惜巨资争相购买，不知利权外溢，人民日形穷困于不觉。”（7） P54 消费倾向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列强商品倾销的程度、幅度、广度和深度，造成利权外溢、人民日形穷困；另一方面也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发展手工业、加工业、制造业所需的原料和提高了居民消费的品质。如进口第一大宗棉纱，只是半成品或中间品，并不是终极消费品如成衣之类。再如煤油，只是在照明上取代部分植物油，而不能在食用和工业用途上取代。况且煤油较之豆油、菜油和蜡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亮度高，一盏煤油灯可相当于四五盏豆油灯。（15）除前述的洋纱、洋布、烟草、煤油几个大宗外，火柴、肥皂、钟表、仪器也是洋货的天下。清末云南的火柴几乎全用的是外国货，主要是日本货。‘旧本自来火在云南内地销售，每盒价值不过五仙之谱”（11）P500, 由“三井’，贩卖之骑马印、月琴印火柴最为著名。同时，英法的香皂、肥皂沿滇越路、滇缅路大量进入了云南市场。
3 消费意愿增强。
消费意愿增强和城市近代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二者具有正相关的联系，下面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外部因素方面：1903 年滇越铁路开始修筑和1908 年昆明自开商埠，让外人进入昆明有了现实基础和制度条件，毕竟昆明是云南省会，是全省政治行政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教育中心和商品集散中心，有着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和庞大的消费能力及资金调剂能力。近代机构如领事馆、海关、邮政、电报、医院、教会、新式学堂的建立对提升城市购买力有促进作用，因为这些部门薪水待遇高、工作稳定、消费意愿强。据腾越关1906 年前后商务调查中有关支出的记载：“关道津贴每月一百两，官银号委员二人，薪水每月二十八两，书记三人，薪水每月八两，各分关（连正关），薪水二百两，书记数名薪水约五十两。”（13）P183综合蒙自、腾越、开远、昆明等洋人较集中的地方的资料，洋人的办公机构、住房一般均为当地最为奢华的建筑。如蒙自海关的地皮和房屋造价达到16000 两白银，法国领事馆是一座高大宽敞的白色楼房，造价至少在2000 一3000 两白银之间。（16） ( P27，147)
内部因素方面：云南地方政府地域性或区域性意识的增强、自主权限的扩张、管理职能的延伸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城市消费意愿增强。首先，地方督抚的区位意识、地域观念上升，各省相互竞争、模仿、攀比，开财源、保利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变革和经济变迁的积极性。昆明自开商埠、筹设滇蜀腾越铁路公司、扩建个旧锡务公司等都是区域意识增强的结果。其次，地方政权在开办新式工业、引进西方技术和智力、组织新型市政机构、建设近代市政管理设施等方面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第三，“近代城市化过程”和“城市近代化过程”修改了中国古代关于“城市”的定义。城市的功能决定了政府的职能，除了传统的军事、行政、财政、水利等职能，新兴的职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市政”，这是政府职能延伸的主要方向。于是，清末地方维新，如设官、练兵、屯垦、开矿、通商、建学、修路、架桥、办厂、供水、供电、电话、电报、邮政、消防、排污等需要花钱的领域都成为导致消费意愿增强的促进因素。一方面是直接消费，如购买机器、设备、原料；另一方面是间接消费，如增加民众就业机会，提高职员收入水平。据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的调查，清末云南府城的官方机构除传统的三级衙署和后增设的交涉使司署、巡警道署、劝业道署外，还有海关及商埠总局、云贵电报总局、大清邮政局、云南陆军学堂等数十个机关。（5） P70 一71吃皇粮的部门和人员的增加会直接拉动消费意愿的增强。
二、1910 年滇越铁路通车至民国初年
（一）城市功能的变迁促进商业发展和消费升级
随着1910 年滇越铁路通车和商埠总局成立，昆明南门外商埠区渐趋繁华，城区向东南方向发展，广聚街、德胜桥一带已成闹市。出于防范外人的需要，一般近代机构如洋行、银行、海关、火车站、工厂、仓库等均建在城外，这往往导致城郊商业功能的兴起和主城区的衰落。于是，推倒城墙、填平护城河、修筑环城马路、扩建街道、安装路灯、增设供水排水设施、敷设城市管网就成了市政建设的主要内容。城市军事防御功能的逐渐丧失和工商业功能的逐渐强化是1910 年以后昆明城市发展演变的一大特点，体现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近代化发展规律，也推动城市消费进一步变革。近代工业反映到近代商业上，民国时期昆明新出现的行业公会有37 个。［17 ］ 1923 年，昆明市区商业发展到84 个行业，4000 余家店铺，其中商业公司及商行36 户，洋行另有巧户。全年大宗商品销售额3000 余万元，商业人员约1 . 5 万人，占市区总人口的13 ％，平均每30 个市区人口拥有1 个商业网点。商埠区一带成为闹市，商店、旅店、茶馆、饭馆林立。全市共有四个较集中的市场：劝业场、云津市场、玉溪商业场以及昆明市拍卖场。四个市场均建成棋盘式的店铺，每个市场的店铺约有一百四五十间。店铺关门时间由午后四时改为晚上十一、二点。至1931 年，昆明商号发展到2412 户，从业人员9769 人，资本达5 既万元。（18） , 1936 年全市人口142657 人，贸易总额4000万元。［19］
（二）昆明城市消费引领全省潮流
昆明显贵高官、政要商贾云集，机关、学校、医院、商号、工厂、洋行、银行、教会、市政设施数量居全省之冠，自铁路通车后一直领风气之先。地方文献屡屡出现“是时风气为之一变，一般暴发之家、浮华之人，无不趋于时髦”，「6 」 “地方风化日趋于堕落之象”（20）“欧风东渐，趋于奢华”[21] ( P36 )之类的慨叹中古之风一去不返的用语。
l 饮食方面。“近年滇省新人物辈出，或游学自海外归来，或服官由他处返里，舍其旧有朴实之风，而沐新学文明之化。款客时必用洋酒，非此不恭。故一席达数十元，视为恒事。”（21）P 37 ，1923 年在昆明召开全国教育联合会议时，“就洋榭设西宴款待，酒有五种，菜有十二样”（7） P73 。
2 居住方面。住房消费是近代化城市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成本的增高某种程度上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标志，因为高大宏伟华丽的建筑往往是城市区别于农村的显著特征。“近年奢华之风输入，屋宇多取西式… … 地铺花砖，顶棚刮以灰沙，塑为花样，灯光照之，光明华丽，浴房、厕房器皆以磁，且有用化学厕，不须除秽。居之固极舒适，物力实己维艰。由俭入奢不期而至，巨富之家勿论矣，中人之家亦多仿效。’（6） ，建筑式样的西化既有追求奢华时髦的一面，也有进步科学的一面，如强调采光和使用抽水马桶。
3 娱乐方面。娱乐业是商业化程度高低的集中表现，也是检验普通百姓在满足衣食住行基本要求后收入剩余多寡的主要标尺，是衡量城市消费潜力和消费倾向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近代昆明的娱乐业以电影放映业成就最大。早期昆明较大电影场有“新世界”、“大世界”、“大乐天”、“百代”4 家，以放映法国片为主，颇受市民欢迎，“粉白黛绿，弥望市中，电影戏院四座几满’（7） P73 ，进入30 年代，有逸乐电影院、大众电影院、南屏大戏院等设立。南屏大戏院“每易新片，则座客恒满，日放二幕，夜亦二幕，每当固定购票时，门外人多于螂，拥挤不堪。停演时街中汽车、力车、行人男女杂还喧闹扰攘，道为之塞。’(6) ，进入30 年代后，昆明电影市场上外国片主要是好莱坞电影，美国8 家影片公司均在昆明有华商代理经营影片业务。
4 衣着方面。服装的流行趋向是城市时尚的风向标，是引领消费热潮的主要载体，也是市场周期最短、消费频率最快的领域，常常成为强势品牌和奢侈品扩张的平台。如“近则风气大变，男则多尚洋装一袭，类至千金，毯冠革履，无不奇昂· · … 若女子服饰，争奇斗艳，达于极点。· · … 发必烫之（烫发工资有贵至百金一次者）… … 废弃其袜，甚至革履镂空，趾甲亦染以色…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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