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中国市场经济活动中，天津商会与国外商会的交往彼此构成了中外经济组织间的相互联络，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互动主体，由此构成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整体重构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采用社会组织互动分析法试图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与国外商会互动行为的主要内客、方式以及作用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天津商会；对外交往；城市经济
20世纪初叶，随着近代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新发展，位居京都之门和华北通商大埠的天津商会的外部联系日益增多，不仅见于国内各大商埠、中小城市，而且延伸到了英、美、日、法。德等国家。在近代中国市场经济活动中，天津商会与国外商会的交往彼此构成了中外经济组织间的相互联络、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互动主体，由此构成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整体重构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拟采用社会组织互动分析法试图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与国外商会互动行为的主要内容、方式以及作用进行深人探讨c不妥之处请予指教。
一、天津商会对外交往的内容
商会作为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是为市场主体正常进行市场交易而从事服务活动的机构。商会同时也是一个利益集团。按照布劳的说法，它是一些人的组合，具有共同目标和倾向，并积极采取有计划的行为，以影响政府官员和公共政策。①需要明确的是，利益集团的起源和行动的深层原因在于每一个人的逐利天性和他对于手段的理性选择。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时，客观上需要结成各种社会关系与网络，一起通过集体行动的努力使利益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利益集团的产生与他们之间的合作可能有多种原因和基础，但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无疑是一种最常见和有效的整合纽带。因此，中国商会与国外商会的交往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主体间的互动。
国内外商会之间的互动主要涉及了与市场经济有关或是与商人权益有关的内容。根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记载，近代天津商会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开展与国外商会和商人之间的联络、交流、合作，与国外商会保持了多层面的联系。
第一，采用组团互访、实地考察，或是利用座谈会，讲演会等形式与美、日、英、法、德以及南洋等国商会建立友好关系。20世纪初期，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商会先后派出实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与经济考察。1910年，天津商务总会与来访的美国实业代表团畅谈了双方进出口情形及如何使两国商务日后益形发达的意向。1915年初春，天津商会驻欧美各国的商业调查员卞肇新，因其“对于实业富有经验，名望素著”，被推举为赴美考察的天津代表。
1910年5月，日本商业会议所组建的日本实业代表区来津考察与访问。19if年，日本驻津代理总领事高桥新治照来函中称：“天津为贵国众商埠中重要之商埠，较居L海之亚，实北洋第一要港，内外眉目染于其中，裁国实业界平素所重视者。请贵大臣对于天津代表者选定适当代表”。①宋则久等4人被选为天津商会回访日本尔代表，他们精心制作了含天津主要工商企业62张照片的《赴日考察纪念册入此后，中日商会来往不断。30轩代，天津商会常委王文典赴日本参观工商企业，返津训演中，他深切地希望天津借鉴日本的经验：“在此20世纪良堪忧虑！极盼以日本工商业情形为殷鉴，择其善老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
1930年12月29日，最早与中国有商务关系的英国商会再次以前盂鸠斯特（曼彻斯特）商会长潭卜森爵士为团长由英国商界著名人物组成的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来华访问。该团此次来华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考察英国在远东的经济、商务、棉业状况；二是为了增进中英两国间的商务往来。总商会会长张品题的欢迎辞中讲：“现在敝国内战已经平息，此后即将人于建设时期，贵调查团恰好于此时惠临敝国。我们希望贵国对于敝国将来建设及其善后，请尽量予以友谊上之精神的援助及物质的赞助。鄙人确信敝国发展，不但与敝国且与世界各国均有莫大便利。”因为中国人口占全世界1／4，只要个人购买力稍有增加，贵国定可享受大部分权力，世界失业问题亦可从此而解决。他希望：今后两国商会如能常常见面，交换意见，交谊可愈加进步。天津商界同人愿与贵商会诸君通力合作，以谋天津市之日臻繁荣。张会长的演讲得到了英国商会的欢迎和赞同。德国柏林总商会实业考察团、法国巴黎总商会商务代表团也先后来津考察商情，举行商务座谈会。并有十几个国家专派商务特使长驻天津。天津商会也派商业调查员驻欧美国家。为了使商人了解世界市场行情，商会还定期邀请熟悉中外商情的政商界知名人士举办报告会，开阔商人视野。
第二，积极开展国际贸易活动，参与展览促销。清末至国民党时期，天津商会组织会员先后多次赴美、法、日、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参加各种博览会、展览会。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商会与南洋地区商会联系更为密切。南洋地区靠近中国东南沿海，聚居着大量的海外华侨，为我国与南洋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与开拓提供了历史机遇。早在1909年天津商会就为推动企业打进南洋市场付出努力。它组织高阳商会与天津各县工厂送物品赴南洋参加赛会。1931年底，津商会委员王锡纶和周绍熙赴南洋群岛考察，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香港等地的中华商会进行了商务访问。他们带去的90多种国货在新加坡中华商会会址举行展览。同时他们还得到新加坡、马六甲及棉兰等国的中华总商会的热情赞助和登报宣传。正如王锡纶所说：国内工商业“果能对于国货精益求精，实事求是，则海外销路不患不畅”。
第三，充分发挥商会中介组织的公证和监督作用，调解商人纠纷，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沟通国内外商会的相互联系。北洋时期，随着国际市场需求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作为中介组织的商会在约束市场主体互动行为、保护和发展币场主体的共同利益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职能。天津商会对外商务交往中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为会员出具公证或做担保。商会的另一项职能就是协调与解决中外商人纠纷。活跃的中外市场经济必然带来中外商人频繁的交往，商人之间的诉讼也随之增多，伪造钱币、欠款纠纷、违约纠纷、商标侵权纠纷等等接唾而来。如1915年的日商天记洋行假番纸骗货案，因天津商会的及时出面维持，日商会被迫愿意接受维持办法，妥善补救。据天津商会档案记载，北洋时期，天津庆源铁铺与英商仁记洋行、华胜通军衣庄与日本三兴洋行等数十起中外商人纠纷案，经过津商会的仲裁与调解，逐渐消除了中外商人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为增进两国商会间相互往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通过大量的书信、电报、电话及时传送市场、科技信息以及商情调查。第～次世界大战期间，天
津商会力谋增强民族工业的市场竟争能力，主动与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的商会进行联系，积极向会员企业提供国外先进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的信息，天津总商会会长致巴黎总商会执事先生的信中写道：“敝国之工业、商业、及交通事业，选来颇有发展之佳象，而且到处皆采用欧法，因之社会对于电器机械制造品之需要甚大。此特请贵会，将贵国制造之电器机械制造品之目录及样书，惠我一份”，并表示：‘如贵会将来有赐顾时，敝会当乐为贵会尽力也”。o巴黎商会通过电报及时给子答复并函寄图样和说明书。天津商会还派出特别调查员深入同业公会和企业，协助德国柏林商务总会、日本商会等开展围绕主要行业或商品进行市场行情、进出口货物与工商各业的市场调查。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密切了中外商会间的相互联络。
第五，利用报刊等新闻媒介是商会问接沟通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清末，天津商会创办《天津报》后更名为《天津商报》，首以开通商智为务，联合商界振兴商务为宗旨，以冀互通声气，共同进步。《商报》国内的“购阅者为数甚多”，不仅深受国内各地商会欢迎，而巨也得到国外商界的关注。如北京的比利时商务会所致天津商务公所的信中提到：“适闻贵公所将出天津《商报》，谅必情关商务，以挽利权，实与商界中大有稗益也。现拟购贵报一份，寄往敝国伸得参考商情，实属两益”。报刊杂志的发行实为海内外商会互通信息的重要媒体。
总而言之，中外商会间的互动关系主要是基于两种形式：1．直接来往；2间接来往。正是由于天津商会与国内外商会多层面的交流与互动，不仅使商会的各种社会功能得以最大化，而且造成商会间很强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以及广泛的互动内容，为商会经济组织中介功能的充分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二、天津商会对外交往的方式
我们知道，判断近代天津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交往方式应把它们放在一个相同的社会环境背景中进行分类。主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是根据其在一定的环境中相互依赖的程度，即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大体而言，商会在与其他商会交往过程中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基本关系，即合作关系、交换关系和冲突关系，由此构成了维系商会主体间互动的基本稳定因素。
合作关系：合作关系注重互动目标的共同性，就是说，合作关系的前提是互动双方必须有一个共同目标或完成一个共同任务，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合作关系。
交换关系：交换关系与合作关系不同，强调的是交换目的，就是说互动的双方不一定具有共同的目标，他们可以各怀目标，各具不同意图，但交换的结果使双方都获得满足，主体的双方因彼此受对方吸引而形成的一种交换关系式互动。任何交往或互动都是受某种欲望或某种需要的支配和吸引，都希望通过互动获得各种各样的利益，无论是经济性的、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的互动和交往不可能是无目的的，在此种意义上，任何形式的互动都可以被看作是在交换关系下发生的。
冲突关系：冲突关系是指互动的双方因利益的不一致而导致的不和谐关系。直接的冲突关系可导致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产生，而潜在的冲突则不一定引起直接的带有冲突性的互动，只表现为一种带有冲突性的间接互动行为。
中国商会与外国商会的来往主要表现为两种关系。当两个主体的各自经济利益或目标基本一致时，他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交换与合作关系的交叉。当主体双方各自的利益不一致发生矛盾时，他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交换与冲突关系的交叉，甚至导致为一种直接或间接的不和谐局面。因而，两个商会主体在具体互动时，两种以上的关系纽带常常交错在一起。
第一种为交换与合作关系。19世纪末一20世纪初，天津的德国商会，一方面出于与日本占领中国市场抗衡；一方面出于对本国产品的改进，达到其产品质量优良，色调、样式以及结构等适销中国市场的目的，同天津商会建立起亲密的交往。他们学习中国话，研究中国商人的性情和习俗，主动与天津商人一起搞市场调查，一起深入内地调查产品质量、销售情况。为了赢得中国商人的好感，他们尽量放宽对天津商人的贷款期限，使得“中国商人亲密地看待德国商人，离开其他外商之手．频频地趋向于德商之门”。而对日木肆意侵扰中国的行经，不断激起天津商人的愤慨，为了与日本抗争，求得生存，天津商人把聚焦点放在了与美、英、德国商人的合作上，天津商会主席张仲元说：‘各地工商极感不振，值此民生惟淬，列强侵略日急，倘不迅速谋挽救，力求进展，则前途危象更将不堪设想”。①应忖外界环境是促进组织之间相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外界的压力构成促进天津商会对外联盟的动力。当外界环境出现危机，一个组织很难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时，这就给它们寻求组织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对外交往是一个较弱组织通过与较强组织相联系力争生存的一种途径，也是较强组织联合较弱组织挑战于对手的一种方式。
第二种为交换与冲突关系，1912年至1936年，资本的迅速集中和发展增强了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天津商会社会活动频繁。“五四”运动以后的天津商人抵制日货运动空前高涨，中、日商会领导层多次会晤，试图缓解两国商人的僵持局面。1923年8月，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以个人名义联络中日绅商进行磋商。天津总商会会长卞月庭坚持强调：中国商人不买日货，皆出于爱国义理；再者，商民自己决定不买日货，商会采取此法，完全出于商人要求，确系善意保护商人。几天后，卞会长再次与日商会长谈判，卞明确提出，中日两国绅商应该要求本国政府与国民不要走向极端，请日本各大绅商转请日本政府改变其侵略中国的政策。o为了尽快解决争端，天津商会共举鲁嗣香、李伯勋东渡日本会谈。1924年，数十位日本商会会长再次组团到上海视察日货滞销情形。津商会立即派鲁嗣香、王伯辰、黄丹甫、李伯勋、杨植民等五人到沪会晤。o天津商界人士针锋相对，毫不畏惧，表现出近代中国商人的强烈民族意识。
商会问互动关系的实践证明，目标与利益一致所引发的合作与交换的互动关系是国内商会彼此通常采用的、具有稳定性内涵的固定选择方式。然而，中外商会各自从自己的利益与目标出发，企图通过交换的方式，扩大其经济影响力，换得自己的利益与目标的实现，双方必然存有潜在的竞争性危机，因而所引发的交换与冲突的互动关系是中外商会彼此通常采用的、不具稳定性内涵的临时选择方式。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主权多半落在他人手中，中西两国之间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外商会的来往也当失之于平等。以以上所描绘的天津商会与外国商会的两种互动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对外交往的一种基本力式。
三、天津商会对外交往的作用
商会对外交往的扩大与开放是近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总体上讲，中外商会的互动不仅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主要连接点，促进了中国近代城市经济的崛起，而且逐渐更新了中国人的观念，使他们成为趋新求变的追求者。
商会的对外交往有利于进出口贸易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进出口贸易量的扩大和外资的引进为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出口方面：1919一1935年是天津商会对外交往较力频繁的时期，根据《海关年报概计，一向以传统产品为主的大宗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以及进出口的贸易量大幅度增加。1924年天津的地毯出口量猛增，为我国地毯出口总值之冠。天津总商会长卞月庭致澳洲驻华商务专使的信中提到：本地销量占地毯总销量的2／10，国外销量占地毯总销量的8／10。同时，部分机制产品已经纳入天津出口商品的行列。o进口方面：19世纪末，进口天津的物品向以生活消费资料为主，生产资料比重很小，机器进口仅占天津全部进口商品总值的1．3％。民国以后，天津商会积极鼓动各界人士创办实业，大中型企业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需求量急增。19if—1920年，机器设备年均进口额约100万两。 20－－30年代以后．竟超过230万海关两。
商会的对外交往有利于外资引进。20年代以后，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集聚天津市场。外商在津开办的工业企业达90家。资本总额约3000万元。18家外国和中外合资银行建在天津，其中总行设在此地的4家银行资本总额为5700万元。外资介人中国领域力度的增大，不仅利于更多地引进外国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理念，而且外资企业成为执着追求至强至富的中国企业家模仿的对象。外资企业的展示与带动，有力地提高了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整体水平。
商会的交往有利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天津商会力谋与外商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1915年4月10日，天津商务总会的会员企业与日本的73位商家代表出席了‘中日两国商务恳亲会”。①1922年8月，天津英美洋商会主动提出组织中英美商人实业联合会，天津商会总理对此极表赞同：“此为联络中外感情，为在津中外商人会议之所，以便随时接洽，互通声气，与实业前途关系甚巨”。天津的银行家与商家兴趣浓厚，踊跃参加，加人此会的团体与个人共计33个。正如天津商会主席张仲元说：“顾挽救之道经纬万端，然目前急务尤以开拓海外贸易为唯一要图”。天津工业售品所等企业在南洋设立中外代理处竟达18个。商人的开放意识和行为加快了近代中国经济步入国际市场轨道的进程。
商会的对外交往有利于加快城市工业化步伐。20世纪初，天津商会为会员企业在吸取和掌握西方世界现成的先迸生产力和经济管理方式被直接输人天津提供了方便。作为天津主要支柱企业的周学熙实业集团、范旭守化工集团、寿丰面粉公司都广泛引进和利用了当时发过国家的技术设备和采用了先进的管理制度，成为一代民族工业的典范。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的创立者宋裴困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除了参照西方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不断完善企业制度以外，还出国购置新机器，派科技人员出国专攻毛纺技术，使“抵羊”牌毛线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把英国的品牌毛线赶出了中国市场。拒不完全统计，192——1928年期间，天津商会会员企业约达2471家，资本总额3000——4000万元，涉及行业以个，工业人n达4万余人／先迸生产力的引进、扩散与传播，缩短了国内开放城市与世界先进城市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从而使天津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工业基地。
商会对外交往有利于西方新观念的输入。对外开放逐渐改变了中国商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民国初年，中外商会交往渠道的不断拓宽，相互交换，相互影响，给商人们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与更新。沉淀于近代中国商人心际的危机感，使他们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更新，激发出一种追求国家富强的心理态势。观念的变革是行为变革的先导。民国初年，天津商会积极推荐和组织会员企业的名优产品走向国际。1926年8月，永利制碱厂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参加了博览会，获得了金质奖，为国家赢得了荣誉。1934年，天津商会带去45家企业的精品赴美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天津商人积极参与国际交流的行为促进了中外商人间的思维互补，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诱发出新的创造力，竞争中获得生存。天津商会提倡的“衡量优劣，比较精粗，互受观摩，共筹竟进之谋”正是这一心理的体现。
综上所述，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入，近代中国商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突破中世纪商人的封闭性，争脱了百年来传统与西化在情绪L加诸的羁绊，走出国门与更大范围内的商界实现利益认同的交往、联合，构成近代商人独具的开放性。他们依据中国社会经济的内在需要，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创造性转化筹恩划策，使其在正在来临的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较好地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尽管这种一体化是使中国经济处于依附状态）。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切不可以过分地夸大这种作用。因为任何社会行为的转变都离不开社会总体运动对它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始终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主权干预的半殖民地性质的特点，致使中国商人的对外交往也会带来诸多弊端，注定了近代中国经济不可能有持续增长的局面，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与不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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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劳．社会主活中的变换与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198L
【3】鲁品越编译社会组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L海：L海人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