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发展呈现明显的城市化特征，工商业者和雇工构成了市镇居民的主体，市镇布局和管理完善，文化教育发达，社会风俗与府县城市差异日益缩小。本文拟就该地区市镇城市化的原因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状况的变化作客观分析，以揭示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市镇社会嬗变的总趋势。
[关键词]明清时期；浙北地区；市镇城市化；雇佣关系

　　我国古代市镇的发展，经历了隋唐五代、宋元和明清的不同阶段，隋唐五代以来的军镇制，由于市镇经济成分的快速增长，至宋代已基本解体。宋元时期，市镇初步繁荣，浙江地区的不少市镇已呈现出城市的一些基本特点，但那时的市镇仍具有相当浓厚的乡村色彩。至明清时期，浙江市镇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特别是浙北杭嘉湖地区，许多市镇无论从经济规模和形态还是从人口数量与结构，抑或从镇区布局与管理、文化教育与居民生活等各方面来看，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可说已发展成为一个个小型城市。市镇城市化不仅给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且为市镇的嬗变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期浙北地区社会状况的变化。

　　一、市镇城市化的具体表现

　　明清时期浙北地区市镇城市化现象十分明显，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表现为市镇人口结构有新的变化。浙北地区各府县的市镇人口总体上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工商业者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贫民，他们构成了市镇中心工商业区居民的主体，已完全或基本与农业生产脱离关系；二是农民，他们大多分布于各镇所属的乡村地带。与一般乡村农民不同，这些市镇农民大多已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主要从事各种经济作物种植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其生产明显具有商品化和专业化特点；三是其他人员，包括官僚、地主、士人、医卜、流浪者等。
　　如湖州双林镇，该镇是以生产包头绢著称的大型市镇，明代后期，居民已达16000多人，至清代前期进一步增至21000多人。据《双林增纂》卷八《风俗》载，该市镇的中心区域，聚集了大量非农业人口，“居镇者无(植)蚕桑，事于炊爨、缝纫外，勤纺织，精刺绣，工裁剪，成衣服”，手工业者和各色工匠与雇工的人数相当庞大。居民中有大量从事丝绸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的商人和商贩，“吾镇贸易之人，衣食于此者，十居五也”。在镇市区周围乡村，其居民以农民为主，他们主要从事桑蚕的种植、饲养和家庭纺织业。“近镇数村，以绢为业，男子或从事打线，且必时常出市，买丝卖绢，田功半荒，而衣帛食鲜”。《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九《风俗》也说，“女工唯育缲丝最为勤奋，余时多闲暇，唯捻绵线绩苎以消永日”。即便是那些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也多是与市场密切相联系，常随季节变化和市场需要调节生产品种，并大量投放市场。又如嘉兴濮院镇，该镇是著名的丝绸业市镇，其居民也达万户以上。与双林镇有所不同，在濮院镇的居民中，绝大多数属于工商业者，乡村人口为数不多。而在工商业者中，由于丝绸生产和销售在该镇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绝大多数又以从事丝绸的纺织、贸易以及相关行业为主，以致有所谓“以机为田，以棱为耒”①之说，个体机户和机工人数相当多，尤其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机工，“业机工者以千计”。②从这两个市镇的居民结构中，明显地反映出市镇工商市民比重的增加，并已成为市镇社会的主体成分。
　　第二、表现为市镇社区布局日趋完善。其市镇多数形成了类似州县城市的街、坊、巷、市的社区格局和较为明显的市区与镇郊的划分，各种市政配套设施也相当完善，由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市区形态。
　　如湖州南浔镇，其街坊衢巷基本上沿运河和市河分布，河上桥梁众多，又建有许多河埠，供来往船只停泊。其中，位于运河和市交汇处的通津桥是全镇的中心，桥周围是最繁华的闹市区。市区内有多条商业街，如大街、寿星街、爆场街等。还有一批专业市场，据同治《南浔镇》卷四《衢巷》记载，丝行埭在南市河东岸，南至东交界坝桥，北至泰安桥，是全镇丝行集中地；米廊下(俗呼米栅下)在西栅下塘，东至丰年桥，西至垂虹桥。乾隆以前，米市极盛。嘉庆后，成为瓷器交易中心，“贸瓷器者列肆焉，吴中卖者至即聚此”；树行埭在西栅下塘，东至沐凰桥，西至西栅，系木材交易场所；西木行在北栅桩桥西至西栅永安桥之间，清中后期成为全镇米市所在。另外还有巷弄28条。整个镇市区四周以木栅围圈，栅外即为镇郊。又如乌青镇，乌镇和青镇两镇隔河相对，混成一体，规模宏大。其中乌镇市区纵7里、横4里，青镇市区纵4里、横2里。乌镇自北而南有3条商业大街：常春里大街、澄江里大街、通霄里大街等，大街之间分布着众多坊巷，全市区共有50坊。许多坊规模宏大，坊内又有巷、弄，实际上是一个个相对完整的社区。如常春坊临近市中心大街，居民繁多，店铺林立，十分热闹。青镇市区从北门到南门横贯一条繁华的商业大街，由南大街、中大街、北大街、观前街、东大街等组成，沿街有13巷；大街东边有东街，沿街有5巷，其市镇“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③及至清中后期，乌青镇的街区结构更为完整，规模更为扩大。
　　第三、表现为市镇文化与教育更为发达。随着市镇工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加上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大批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纷纷移居市镇，使市镇逐渐具备了知识相对密集、文化凝聚力强的特殊优势，成为乡村文化教育的中心。
　　南浔镇除丝业闻名外，文化教育事业也十分发达，“数百年来，人文蔚起，阑阌纷屯”。④镇上居民十分重视教育，元时已建有镇学，明代建有社学，清代建有书院。在此基础上，南浔镇的科第十分兴旺。明代，仅嘉靖、万历年间，该镇就出了7名进士，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⑤之说，文化名人辈出。进入清代，该镇仍是科第连绵，有进士16人，乡试举人54人。又如菱湖镇，镇上有书院、义塾等不同形式和层次的学校，有的规模还相当大。如创建于道光年间的龙湖书院，与杭州的龟山、西湖、黄冈并著称于世，“虽外府县书院不及焉”。⑥
　　第四、表现为市镇生活风俗日益接近府县城市。浙北地区的市镇，在社会生活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城市化的色彩，居民生活丰富多彩。在各市镇的街区坊巷，酒楼茶馆遍布，娱乐场所繁多，不仅白天人流涌动，而且入夜也是热闹纷腾。每逢节日，更是如此。如位于杭州和嘉兴之间交通要道上的塘栖镇，在明嘉靖时就已是一片繁荣，“市区氓椽鳞次栉比，北乡左右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骛，肩摩迹累”。⑦及至清中期，更为繁荣。《光绪塘栖志》卷一八《风俗》引明人诗中，对正月十五元宵节灯会和清明节龙舟竞渡的热闹场面有生动的描述。进入清代，这种风气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各种节日繁多，庆贺形式多样，有的还与当地农业生产相联系。如濮院镇，其风俗多与蚕桑丝织有关。正月间，里巷聚资举办“田柴之会”，祭祀祖先、蚕花诸神。入夜放爆竹、花筒，夜阑送神，焚烧田柴，谓之照田蚕。三月三日，有迎神赛会，热闹异常。
　　值得注意的是，此期浙北地区市镇还普遍出现了所谓的“茶文化”现象。从人口在1万户以上的巨镇到仅有数百户的小镇，茶馆的数量异常之多。如到清中后期，新塍镇有茶馆80家，王店镇有65家，新篁镇有40家等。⑧这众多的茶馆并不仅仅是饮茶聊天的处所，更兼有交易、娱乐、赌博等功能。这种独特的“茶文化”现象，反映了浙北地区市镇生活活跃的一面。

　　二、市镇城市化的原因分析

　　浙北地区市镇城市化现象的出现，不仅基于该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市镇的全面繁荣，而且与该地区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市镇发展的特殊性和工商活动的异常活跃有关。
　　首先，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市镇城市化。浙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式至明清时期有了较大的变化。此前，该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粮食生产在农村经济中一直占有绝对优势。但那时，粮食生产只是一种较为单一的稻作农业。而此时，除粮食生产外，经济作物种植业空前兴盛。
　　以桑蚕生产为例。入明以后，该地区桑蚕种养业极为普遍，几乎达到家家植桑，户户养蚕的地步。据《弘治嘉兴府志》、《光绪平湖县志》等记载，嘉兴府海盐县、崇德县和平湖县的乡村普遍植桑，特别是崇德县，早在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桑地就已达16万余亩，到清乾隆五十二年(1713年)，更增至20万余亩。又如湖州府各县乡村，“尺寸之堤，必树之桑”，“其树桑也，自墙下檐隙，以暨田之畔，池之上，虽惰农无弃地者”。⑨与粮食生产相比，桑蚕业无疑具有更大的经济效益。据《沈氏农书》记载，明代中期，湖州一地的桑田收益是稻田的2倍左右。因此，广大农民纷纷以桑蚕为先务，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以丝佐谷”的状况。
　　表1．明清时期浙北地区市镇数量(单位：个)
　　其次，镇一级数量的增加和规模扩大促进了市镇城市化。明清时期浙北地区三府下辖1州22县，州县城市数量较先代虽略有增加，但变化不大，而市镇数量的增加却十分显著。该地区市镇的发展，不仅在浙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也是代表了全国的最高水平。从明中叶起，伴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高涨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该地市镇普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其突出表现为镇一级中心地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规模扩大。如杭州府各县的镇由宋时的15个增至31个，增加了1倍多；嘉兴府由6个增至30个，增加了4倍；湖州府由7个增至16个，增加了1．3倍。至清代，该地区市镇又有进一步发展，市镇总数快速增加。如杭州府由明中后期的46个增至136个，增加了近2倍；湖州府由22个增至34个，增加了54．5％；嘉兴府在此时虽发展较缓，但其镇数也由30个增至37个，增加了23％(见表1)。
　　同时，市镇规模也普遍较宋元时要大得多，出现了一批辖域颇广、居民众多的巨型市镇。如濮院镇、南浔镇，居民均在万户以上。王江泾镇、双林镇、塘栖镇、新市镇等居民也在数千户以上。至于居民在近千户的市镇则更是为数众多。这些市镇实际上超过了一般县城的规模，已基本发展成为形态较为完备的城市。
　　再次，工商经济的繁荣加速了市镇城市化。明清时期，浙北地区的工商业经济达到了全面繁荣，主要表现为：以丝织业为代表的各种手工业空前兴盛，商业和市场活动异常活跃，相应的服务行业蓬勃兴起。如南浔、乌青、菱湖、新市、石门、塘栖、临平等镇的缫丝业远近闻名。《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四《物产》就详细记述了清代中后期该镇丝织业的盛况，“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又如濮院、王江泾、王店、双林、长安、硖石、晟舍等镇则以织绸业发达著称。如濮院镇，隆庆、万历年间，“改土机为纱绸，制造尤工，擅绝海内”，⑩由此，“濮绸之名遂著远近”。及至清代中期，更是“日出万绸”。⑾除丝织业外，棉织业、冶铸业、建材业、文具业、烟叶业、榨油业、玩具业、制瓷业等也十分兴盛。如魏塘、王店、枫泾等镇的棉织业颇为著名，魏塘镇的棉纱产量巨大，以至民间流传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的谚语。⑿桐乡县的炉头镇，自明嘉靖年间沈济由湖州迁居于此开设冶铁作坊后，冶铁业蓬勃发展，到清中期，居民多“以冶铁为业，炉火不绝”，“釜、甑、鼎、鼐之制，大江南北咸仰赖焉”。⒀嘉善县的千家窑镇，“民多业陶，廛居联络，甓埴繁兴，三吴贸迁不绝”。⒁石门镇上榨油作坊众多，万历年间，有一定规模的油坊就有20家。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浙北地区市镇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该地区农村经济长期发展，市镇快速发展，市镇商品经济持续兴盛的结果。这一现象本身就隐含着市镇的嬗变，预示着市镇社会形态转型期的即将到来。

　　三、市镇城市化所反映的社会状况

　　市镇城市化不仅促进该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由于市镇工商业经济的繁荣，使市镇逐渐摆脱了农村集市的地位和性质，使之成为具有城市的特性，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市镇的社会状况。

　　1、农村阶级分化，新型雇佣关系日益形成。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浙北地区农村两大阶级内部的分化加剧，自然经济逐步走向解体。在商品生产的刺激下，有的地主改变了原来的经营方式，采用雇工从事经济作物种植，以牟取更大的经济收益；有的地主在移居城镇后，为满足其在城镇的生活和享受所需，开始实行货币地租。如清初浙江文献《农耕末议》中保存了当时普遍采用的一种租田契约格式：“某字圩地几亩几分几厘，额该租银几两几钱几分几厘，内收绵十分之一。”实物地租仅占1／10，可见货币地租的流行。与地主阶级的分化相联系，农民也在不断分化，出现了与传统的富农和贫农有着很大区别的新型“上农”和“雇农”。其中前者是指拥有一定土地、从事专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作物种植和粮食生产的农民。明人吴宽说：“三吴之野，终年勤劳为上农者，不知几千万人。”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拥有的土地较多，资产较为雄厚，这些上农也雇佣部分长、短工帮忙。如万历时，每当四月至七月农忙季节，许多富农“请佣耕”。⒃这使得业已存在的农村雇佣关系更为普遍，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后者是指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遭到破产、被迫与土地分离成为自由劳动力并以出卖劳动力维生的农民，他们占了农村人口的大部分。这些“雇农”与传统的田客、庄客不同，到明中后期，他们的人身自由已得到法律的承认，已不存在与地主、雇主的主仆、从属关系。
　　农村阶级的分化为新型雇佣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万历十六年(1588)颁布的《新题例》规定：凡打工者，“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论；只是短雇，受值不多者，以凡人论”。雇工的工钱也多以货币支付。如明人庄元臣在《曼衍斋草》一书中记载：“凡桑地二十亩，每年雇长工三人，每人工钱二两二钱，共钱六两六钱。”黄省曾在《蚕经》中也说：养蚕“以筐计，凡二十筐佣金一两”，看缫之人，“以日计，每日佣金四分”。到清代中期，该地区已出现了完全形态商品生产的农村雇佣关系。

　　2、市镇传统经济不断向商品经济转变。

　　由传统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最重要的特点。从浙北地区市镇的农业生产来看，这一时期除传统的桑蚕业外，棉、麻、苎、烟草、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也十分兴盛，且呈现出越来越高的专业化趋势。如嘉兴县“高阜处多种有棉花”；⒄崇德县的苎一年可四获，“同稻植于田”；⒅嘉兴县的新丰镇一带以种姜著称，每年的产量高达数十万担，远销各地。经济作物种植的迅猛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原有的单一经济结构，引发了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发展和农村市场的兴旺，出现了许多诸如“桑市”、“花市”、“纱市”、“米市”等专业性市场。同时，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原本作为农民家庭副业的手工业生产也日益走上专业化、规模化道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向手工业生产领域。据《濮院琐志》记载，在嘉兴濮院镇的丝织行业中，有络丝、织工、挽工、牵经、刷边、运经、扎扣、接头、接收、修绸、看庄等不同的分工。当时，该地区许多市镇的手工业产品的产量相当庞大，濮院镇一年的丝绸交易量达数十万匹，南浔镇的蚕丝一天的交易量也在十万两以上，至清末，该镇在极盛时每年仅出洋的蚕丝就达10万包。
　　农产品专业市场的出现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了传统封建农业经济正在走向解体，市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不断孕育和成长。

　　3、商业经济发展呈现新的特点。

　　与农业、手工业生产相联系，此时该地区市镇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商业活动范围广。杭嘉湖地区市镇的商业活动已完全突破了本地区的范围，扩大到附近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特别是那些著名的手工业专业市镇，常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巨商大贾。不仅如此，许多外地商人还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各市镇上建立起较为固定的立足点，或设行设店收购产品，或直接参与到生产活动的组织、管理之中。随着外来商人不断增多，商业规模不断扩大，在一些市镇还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和商业组织与机构。如双林镇，早在明万历年间就已有安徽泾县丝商所建的“式好堂”，后改称会馆。及至清代，又有新公馆、泾县会馆等。南浔镇上的外地商人组织也很多，有宁绍会馆、金陵会馆、闽公所等。二是市场分工精细，专业化市场发达。这在前面也已作过阐述。当时，就整个地区而言，各市镇专业特色和分工明显；就每个市镇而言，一般又有一系列具体的分工和专门性市场，如乌青镇上有布行、典行、钱行、桑叶行、绸缎行、烟叶行、桑秧行、茶叶行、菜馆行、酒行、米行等。三是大批拥有雄厚资本的巨商不断涌现。至清代，杭嘉湖各市镇不仅外来巨商云集，而且本地大商也纷纷涌现。最典型的是南浔镇的“四象”、“八牯牛”、“七十二狗”(分别是指资产在100万、50万、30万以上的大商人)至于资产在30万以下的商人，已不能跻身大商之列了。后来又出现了资产超千万的特大巨商，号称“二狮”。从中不难看出南浔镇商业资本规模的庞大。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浙北地区市镇的社会生产中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手工作坊和包买商，并形成了一定的劳动力市场。如濮院镇有为数众多的织绸、练绸等分工精细的作坊，雇佣大批工匠，因此每天都有众多待雇者聚集在一起，以致形成了多个劳动力市场。据《濮川所闻记》载，“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拽工，每晨集此以待雇。”又据《濮院琐志》载，镇上工匠“或遇无主，每早向各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拽工立于右”。而且雇工与作坊主的斗争也已开始，据《光绪嘉兴府志》卷八二《艺文》记载，由于油坊主的恣意剥削，石门镇的佣工们“一夫怒呼，千百攘臂，市白昼而攫之金，莫敢谁何”。⒆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浙北地区，其市镇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此前的水平。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该地的传统州县城市随着封建统治的日趋僵化，越来越呈现衰退和没落的倾向；而与之相对应，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各式市镇，由于较少受到封建统治的阻碍，又临近生产区域，作为新型的经济中心得到较快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州县城市的部分职能，初步体现了市镇城市化的发展走向。同时，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新的阶级关系的形成，市镇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期该地区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状况的变化。

　　注解：

①《濮川琐志》卷六，清刻本。
　　②《濮川志略》卷九《勒石》，清刻本。
　　③《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上海书店影印，1992年。
　　④《道光南浔镇》卷首，凡例，上海书店影印，1992年。
　　⑤范锴：《浔溪纪事诗》转引范颖通《研北居琐录》，清刻本。
　　⑥《光绪菱湖镇志》卷一九《选举志》，上海书店影印，1992年。
　　⑦《光绪塘栖志》卷三《桥梁》，引嘉靖十四年陈霆《塘栖镇通济桥碑记》，上海书店影印，1992年。
　　⑧《嘉兴新志》上篇，第58—7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⑨谢肇淛：《西吴枚乘》，清光绪刻本。
　　⑩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清光绪刻本。
　　⑾《濮院志》卷一四《农工商》引《濮川志略》卷一《疆域》，上海书店影印，1992年。
　　⑿《浙江通志》卷一○一《物产》引万历《嘉善县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⒀《康熙桐乡县志》卷一《市镇》，上海书店影印，1992年。
　　⒁《康熙嘉善县志》卷二《乡镇》，清康熙刻本。
　　⒂《匏翁家藏集》卷三六《心耕记》，清刻本。
　　⒃《万历秀水县志》卷一《风俗》，上海古籍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982年。
　　⒄《嘉庆嘉兴县志》，上海书店影印，1992年。
　　⒅《万历祟德县志》，上海古籍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982年。
　　⒆《光绪嘉兴府志》卷八二《艺文》，引万历戊申岁钱梦得《宁辑石门市民序》，上海书店影印，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