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陶希圣：《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西汉长安的市》，载《北平晨报》1936年11月25日。《战国时期商业都市的发达》，载《中央日报》1947年5月14日。
[2]刘敦桢：《汉长安城与未央宫》，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3期，1932年。
[3]例如王国维《秦都邑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二，《王国维遗书》1983年影印本)对秦都邑所在进行了钩稽考索。关于今福建地区汉代城市的分布有叶国庆与劳榦的讨论，参见叶国庆：《古闽地考》，载《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劳榦：《汉晋闽中建制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卷第2期，1935年；叶国庆：《治不在今福州市辩》，载《禹贡》第6卷第2期，1936年。
[4] [日]足立喜六著，杨鍊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此书近年王双怀等重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那波利贞：《中国都市的研究》，载《时事类编》第5卷第9期，1937年。
[5]如吕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版)逾60万字，专题部分依次讨论秦汉三国时期的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农工商等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述及汉代城市时只有与市有关的一段文字。
[6]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版。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
[8]分别参见前揭傅筑夫文；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5—248页；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1985年第2期，张鸿雁：《与西欧中世纪城市比较——春秋战国城市在兴起过程中的特点》，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毕道村：《论中西封建城市产生的不同原因的关键》，载《社会科学》(上海)1985年第10期。
[9]雒雷：《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结构试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0]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144—146页。
[11]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载《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2]张鸿雁：《论战国城市的发展》，载《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
[13]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9—250、284—286页；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147页。
[14]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均载氏著《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5]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419页。
[16]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249—250页；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147页。
[17]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255页。
[18]王珍：《东汉首都洛阳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19]张南、周伊：《秦汉城市发展论》，载《安徽史学》1989年第4期。
[20]李绍连：《试论中国古代都城性质的演变》，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21]研究文章参看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载《文物》1976年第11期；王丕忠：《秦咸阳宫位置的推测及其他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考古发掘报告参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载《考古》1962年第6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载《文物》1967年第11期。概述文章参看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新发现》，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王学理：《秦都咸阳考古的回顾与研究概述》，载雷依群、徐卫民主编：《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2]王丕忠：《咸阳名称由来新解》，载《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王丕忠：《阿房宫与阿房宫赋》，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魏效祖：《咸阳宫探索》，载《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1983年；何清谷：《秦阿房宫管见》，载《文博》1988年第3期；吕卓敏：《从考古资料看秦汉时期咸阳的制陶业》，载《文博》1989年第3期；李健超：《霸上与长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期；张海云：《霸城新证》，载《文博》1986年第2期；辛德勇：《论霸上位置及其交通地位》，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再论霸上位置》，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三论霸上位置》，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l期。
[23]史念海：《中国古都学刍议》．载《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1987年；侯甬坚：《中国古都选址的基本原则》，载《中国古都研究》第4辑。1989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97—398页。
[25]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载《文物》1974年第1期；罗哲文：《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载《文物》1974年第1期；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6]刘志远：《汉代市井考》，载《文物》1973年第3期；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7—60页；曹婉如：《秦汉城市局部地区的研究——成都市西部东汉墓出土市井画像砖》，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27]崔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载《文物》1977年第5期，郭宝钧：《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址》，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黄展岳：《一九五五年春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第6期；群力：《临淄齐国古城勘探纪要》，载《文物》1972年第5期；临淄区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淄齐国古城的排水系统》，载(考古)1988年第9期；《河北武安午汲古城发掘记》，载《考古，1957年第4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载《考古》1960年第10期，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ll期，沈仲常、陈显丹：《四川广汉发现的东汉雒城遗迹》，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28]陈直：《福建城村汉城遗址时代的推测》，载《考古》1960年第10期；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探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11期；蒋炳钊：《对闽中郡治及治都治县地望的一些看法》。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29]关于这一时期秦城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参见杜葆仁等：《秦城址考古述略》，载《文博》1986年第1期。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99页。
[31]嘉谷：《关于西汉雍奴古城的地理位置》，载《天津日报》1983年1月3日；李文信：《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考》，载《社会科学战线》]983年第1期；刘伟毅：《平阳城与白马城》，载《山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何钰：《西汉天水郡治平襄城故址在今通渭城区考》。载《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增刊；王仁康：《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刘满：《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载《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王仁康：《再谈汉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刘满同志商榷》，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张文轩：《汉代金城郡治及其考证》，载《兰州学刊》1981年第4期；吴浩生：《汉代甘肃略阳城考》，载《社会科学》 (兰州)1984年第6期；石泉：《宜城县建制沿革考辨》，载《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云津：《东汉永昌郡治城之位置》，载《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钱伯泉：《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侯灿：《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陈汝国：《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探讨》，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32]考古报告主要有：俞伟超：《汉长安城西北部勘查记》，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载《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载《考古》1958年第4期；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载《考古》1963年第9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題》，载《考古》1960年第9期；王世仁：《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大土门村遗址)原状的推测》，载《考古》1963年第9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载《文物》1978年第4期。
[33]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d年版。
[34]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载《文博》1984年第l期，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载《考古》1989年第4期。
[35]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载《考古》1987年第10期。
[36]黄展岳：《关于王莽的九庙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建筑遗址的定名》，载《考古》1989年第3期，何汉南：《汉长安城门考》，载《文博》1989年第2期；王子今、周苏平；《汉长安城西北区陶俑作坊遗址》，载《文博》1985年第3期；李健超：《被遗忘了的古迹：汉成帝昌陵、汉傅太后陵、汉霸陵城初步调查记》，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姚生民：《汉云陵、云陵邑勘查记》，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37]这一时期雒阳城的考古勘察参见阎文儒：《雒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载《考古学报》第九册，段鹏琦等：《雒阳汉魏故城勘察工作的收获》，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载《考古》1973年第4期；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
[39]刘志远：《汉代市井考》，载《文物》1973年第3期；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第427—433页；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146页。
[40]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41]朱士光：《汉唐长安地区的宏观地理形势与微观地理特征》，载《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1987年。
[42]辛德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陆交通》，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
[43]刘云勇：《西汉长安》第11章，“长安的气候及其他”，中华书局1982年版。
[44]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169页。
[45]陈氏与秦汉城市史有关的著作有《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初版，]979年增订本。《秦汉瓦当概述》、《关中秦汉陶录提要》，均载氏著《摹庐丛书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版。另有《三辅黄图校证》(详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