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汉代城市史研究
这个阶段出版的研究秦汉城市专著5本，近百篇专文和考古发掘报告。此外还有一些通论性的著作也涉及了秦汉城市。专著和论文的数量几乎是此前90年的总和。
这个时期的秦汉城市史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以往研究着力的秦汉时期城市的空间分布和城市的内部格局继续受到重视；另一个方向是，由于受到国内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以及跨学科研究方式的影响，秦汉城市的文化意义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这两个趋势标志着秦汉城市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扩展．概括起来，这个阶段所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关于汉代城市的整体性研究
有两部著作值得重点介绍。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长山撰写的《汉代城市研究》，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汉代城市的专著．该书分7部分系统讨论汉代城市的发展、分布、城市人口、城市居民的基本编制、市场等。下面择其有新意者概述之。
在汉代城市的空间布局上，作者指出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关东地区是两汉城市分布最稠密的地区，西汉末期这个地区的面积约占去全国的9．06％，但城市数目却占全国总数的38％，东汉时期也基本维持了这个格局。关中地区是一个范围较小的城市稠密区，再以长安为中心的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范围内，密布着39座城市。江汉流域及以南地区城市较为稀疏，但也并非一成不变。西汉时期这里县城数目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3％，东汉时则上升到29．3％，城市发展的速率大大超过了黄淮流域，反映了人口、城市和经济中心的开始南移。
在城市人口划分上作者不同意单纯以职业或人口为标准，作者所依据的标准是：“既然我们将汉代郡县治所所在的行政统治据点定义为城市，那么生活在这些据点城墙之内的居民，自然应该属于城市人口。”可见，作者的城市人口标准与以往并无不同。按照这个标准，本书对城市人口进行了统计：西汉时期城市户口占全国户口总数的27．7％，东汉时期相应的比例为27．5％。在边疆地区，出于军事防卫的考虑，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更高一些。
本书对李剑农里有四门说提出批评，作者认为在目前所见的汉代史料中没有里有四门的记述；李剑农的里有四门之说的依据可能是《洛阳伽蓝记》中的文字，而北魏洛阳的里与汉代迥然有别。
张继海的博士论文《汉代城市社会研究》是研究汉代城市的一部重要著作。[46]这篇博士论文通过汉代的聚落形态、城市与城市社会三个方面，对汉代城市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聚落形态方面，《汉代城市社会研究》着重讨论城在汉代的普遍程度，认为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县城和郡城绝大多数都是城。作者接受宫崎市定关于中国早期城市的观点，有所推衍，指出在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汉帝国疆土上，很多基层聚落采用城的形式，人们普遍居住在城郭里，城郭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密不可分。这成为汉文化与四裔相区别的重要特征。而放马探木板地图和马王堆帛书地图反映的不是华夏文明的典型聚落形态。就城与郭的关系而言，郭在城外，但不一定有外侧郭墙。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与汉文化影响的增强，城的聚落模式也扩展到边疆地区。
在汉代城市分布方面，作者依据行政级别将汉代城市分为县城、郡城和都城三类，以县城数目变化为纲，勾勒汉代县城的发展轨迹；以地区大都会的升降为主线，探讨郡城的变动．作者通过河南郡河南县城和右北平郡石城县城两个样本，考察了中原大县与边地小县的差异。在临淄城的人口问题上，文章也作了考索，提出不同于传统看法的意见。
在城市人口和社会状况方面，论文指出城市中的居民成分和职业多样，城市人口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4，这个判断与前面提到的周长山的意见相同。但作者认为，很多城市中有数量不少的农民，“城市人口”如此之多并不意味着汉代城市化程度已达到25％。因此汉代有多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需要进一步研究。在作者看来，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城市化的定义即非农业人口至少应占当地人口的50％应是衡量汉代城市人口的标尺。根据这个标准，作者估算西汉末年城镇人口为195万，约占人口总数的3．3％，模糊考虑，当时的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一4％或2％—5%。
城市中的市虽然政治意味浓厚，但相对于城市中的其他区域，仍是最活跃的地方。它与居民生活关系密切，是人们休闲娱乐和获取各种信息的场所。汉代有一批农业色彩浓厚的小县城，其中的市的设立是制度性的，与商业繁荣程度没有必然联系。
作者还分析了包括较强的原始性、城乡之间联系不甚密切在内的汉代城市的一些特点．
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是20世纪末出版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通论秦汉经济的重要著作，其中关于都市的讨论，虽然篇幅不多，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有新意的内容之一可能是对都市形成、分布和兴衰规律的探讨。作者认为，都市的扩展与当时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同步，而且与各地人口的分布和密度呈正相关趋势；另一方面，人口的自然迁移、增减以及帝国政策的倾斜固然对都市的盛衰起着重要作用，但大乱一起，人口散亡，名都空而不居，则是都市结构崩溃的根本原因。[47]对汉代城市考古勘察的系统介绍著作还有曲英杰《古代城市》第四章秦汉城址。[48]
（二）关于秦都咸阳和秦其他城址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对阿房宫遗址进行了大面积钻探，进一步明确了阿房宫的整体布局和及其所属各建筑基址的具体范围，[49]是这个时期秦王朝城市考古工作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有若干部专著集中研究了秦都城的兴建和变化。王学理的《咸阳帝都记》是作者关于秦咸阳城研究的第二部著作。[50]作者通过文献和考古勘察资料，探讨了咸阳的城市布局和建筑。曲英杰也对咸阳城结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51]
2000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徐卫民撰写的《秦都城研究》一书，该书颇为系统地讨论了秦国和秦王朝都城的结构和变迁。作者将战国秦都与其他国家都城进行了比较，指出就普遍性而言，秦与各国都城都具有规模扩大、依山傍水修建、在都城附近修建离宫园囿、以宫殿为主体则选中轴线等内容。独特性则主要表现在都城的形制上：当时采取外郭内城形制的有鲁城、楚都、魏城等，采取宫城与郭城分离的有临淄、郑韩故城、邯郸、灵寿、燕下都等。秦都城与同时期其他各国不同，既不属于宫城位于郭城之中，也不属于宫城分离于郭城之类，而是有宫城而无郭城．但宫城似乎又起到了郭城应起的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秦人不墨守成规的习俗和不断东进，无暇整修城池。[52]
姜波对其包括郊坛、宗庙、社稷等在内的秦咸阳城的礼制建筑进行了考察，指出秦人按照五行观念和五德相始终原则，确立了礼制的基本制度，其礼制建筑的主体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53]
关于秦咸阳人口的资料不多，这方面的研究多为推测。80年代中期王学理估算的咸阳人口有50万人。费省认为咸阳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38人，远高于当时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每平方公里6—10人。徐卫民推测的咸阳地区人口有150万人。[54]此外还有学者就咸阳的郭城和城郊范围、咸阳城的工商业区域、秦都城迁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咸阳城规划对后世都城营建的影响等问题发表了意见。[55]
对秦都咸阳某些疑问的讨论依然持续。由于秦都咸阳故地曾被水冲决，对其格局无法完全明了。[56]杨宽通过成都故城和秦始皇陵园两条线索推测秦都咸阳的布局状况，推测原来秦都咸阳有城有郭，坐西朝东，秦始皇扩建的咸阳仍然坐西朝东，在东门造阙。它沿袭了中原地区都城建设的传统设计方案。后来西汉长安在东门造阙，则沿袭了秦咸阳的制度。[57]杨宽的看法受到广泛质疑，许多学者指出，咸阳并无外郭城，只有宫城；成都与咸阳“同制”主要是说二者在管理体制上的相似，不是指城的平面布局；秦始皇陵园不是照搬咸阳城格局，而是秦宫室建筑的一般性象征；门阙所在不能作为判断都城面向的根据，而应以宫城前殿之所在来判断其面向。[58]
根据传世文献，秦徙都咸阳，筑冀阙，均未提及营建城墙之事。秦早期都城雍和栎阳都有城垣，则咸阳理应有城。但考古发掘却未见城垣遗迹．目前对此有三种推测：一曰当时可能未修城，而是通过筑冀阙以阙范城。一曰后世毁弃。[59]
咸阳附近发现的秦汉时期古桥遗址也引起了讨论。一种意见认为是汉唐西渭桥遗址，[60]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古沣河桥遗址，是秦咸阳城通向西南的必经之地。[61]多数学者赞同后一种意见。澄清古桥性质对于了解秦都咸阳的交通状况显然是有意义的。
1996年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发现秦城址，经过2002年的全面发掘，除出土数量甚多的秦简，也获得了里耶秦城的资料，里耶遗址的一个意义在于，使我们了解到江陵失陷于秦之后，后有大量楚人移居今湖南地区。同时也为楚及后来秦王朝的黔中郡是否存在、郡址在何处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62]
（三）关于汉长安城布局的研究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主要力量的考古工作者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进一步勘察，解决或有助于澄清汉长安城遗址中未央宫、长乐宫和桂宫遗址的布局，北宫的位置，少府官署，武库设置，以及东市和西市存在的一些疑问。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参与了勘测工作，在现代科学手段的帮助下，原有的某些结论也更为准确。其成果主要是：
第一，对长安城的主要道路以及分布状况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八座城门各有一条大街通入城内，长度和宽度不等，最长的安门大街5400米，最短的洛门大街800米，宽度在45—56米之间，但结构基本相同，每条大街上各有两条排水沟将其分为并行的三股道，此即班固《西都赋》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考古学家对勘察的道路和文献记载的长安大街也进行了对应，即香室街—清明门大街，藁街—直城门大街或横门大街，华阳街—横门大街(或雍门大街或厨城门大街)，章台街—未央宫内大街。通常认为汉长安城门实行人与车辆分开的一门三道，即中间为车道，左右为人行道。但长安城宣平等四座城门的各自三个门道中均有车辙痕迹。看来成说是值得怀疑的。[63]
第二，城内道路将长安城分为11个区。大多数区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1．1个区中，宫殿占5个区，东市和西市各占1个区，里居占4个区。而在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营建桂宫和明光宫以前，长安中的里有6个区。
第三，未央宫椒房殿遗址是目前惟一进行考古发掘的中国古代皇后宫殿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其结构与皇帝大朝的前殿一样，由正寝和燕寝两部分组成。
第四，少府的主体建筑为大型殿堂，由南北排列的两座宫殿组成。此外还有庭院和仓储建筑。武库有七座库址，库房墙体宽厚。
第五，汉以前尚无按比例关系营筑的宫城与郭城，至少没有明显规律可循。汉长安城周长25700米，未央宫周长8800米，都城与宫城周长之比约3：1，是目前所知最早按此比例关系建造的宫城与都城。东汉和北魏洛阳承袭了这个比例，反映了西汉都城营建理念对后世的影响。第六，关于北宫的位置一直不甚清楚。在厨城门大街以东、安门大街以西、雍门大街以南、直门大街以北发现一座汉代长方形宫城遗址。周长(4660米)与《三辅黄图》的记载十分接近。推测这个宫城就是北宫。
第七，据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中有明堂、辟雍。汉长安城明堂是目前中国考古学发现时代最早的明堂遗址。遗址周围有圜水沟。汉魏洛阳城和北魏平城明堂、辟雍都建于城南。反映了汉代明堂建筑的影响。西汉长安城礼制建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期是基本沿用秦旧制的高、惠、文、景时期；第二期是致力于确立西汉王朝礼制的武、昭、宣时期，此时阴阳五行观念开始影响都城的礼制建筑分布；第三期是元帝至新莽时期，此时最终奠定以后历代都城礼制建筑的规划原则。
第八，古代社稷遗址保存下来的很少。西汉社稷遗址在宗庙建筑群之西，现存平面为东西窄长方形。王莽当政时这座建筑可能被废弃，在其南面修筑新的社稷。遗址平面呈回字形，内外圈平面均为方形，边长分别为273米和600米。内外圈四面正中各有一门。
第九，东市面积0．4875平方公里，西市面积0．2475平方公里。西市的商业活动不及东市发达，根据考古勘测，西市手工业则比东市发达，西市内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东市是商业中心，西市是手工业中心。西市偏居于长安西北隅，环境封闭，便于官府对其控制。东市东靠近宣平门内长安城中主要居民区，南接近北阙甲第，西邻接西市。
第十，在汉长安城遗址北发现一处汉代礼制建筑遗址，可能是汉初修建的“天齐”祠．这处遗址与长陵、长安城、子午谷等南北对应，形成了各段成比例的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而西汉朔方郡治和汉中郡治也恰在这条基线的延长线上。基线的各段的比例，合阳九阴六格局，体现了秦汉社会意识中“天人合一”的法天观念。[64]
第十一，运用现代测绘技术，更为精确地确定了汉长安城墙的位置和长度，长安城的面积也因此更为精确。实测结果是城墙周长为25014．83米，总面积为34392202平方米。
第十二，根据现代科技手段，分析长安城营建技术水平。长安城北墙整面坐落在海拔380米的等高线附近，表明当时采用高超的水准测量技术为建城服务。根据对20世纪50年代摄影遥感资料的判读，当时渭河的高水位线的海拔高程约为370米，高水位线与北墙基脚水平距离约2．5公里，两者走势完全一致，表明汉长安城的设计者先对渭河水位进行勘测，获得水文数据后，方确定北墙墙基位置。[65]
汉代长安城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争论。杨宽坚持并丰富自己已有的观点，指出西汉长安城的朝向是坐西朝东，长安城是具有内城形制的城池，而长安城外的北面和东北面则是“郭”区。[66]，但多数学者不同意杨氏的意见，主要理由是杨宽对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理解存在问题，目前国内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仍然是汉代城郭合一之说。[67]
汉长安城城墙呈不规则正方形，南墙中部南凸，东段偏北，西段偏南；西墙南北两段错开，西北部分曲折延伸，只有东墙完整平直。《三辅黄图》曾提出这种形态是有意模仿天象，城南为南斗，城北为北斗。因此汉长安城又有“斗城”之说。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一直存在争论。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不同意长安城仿天象而为，指出地形和河流是造成长安不规则形状的主要原因。目前对此仍然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倾向于人法自然，认为长安城市形制与北斗七星、勾陈、北极、紫微右垣星座的星图完全吻合。这是当时天人相应和法天象地文化思想的体现。[68]另一种观点则倾向人从自然，认为长安城的不规则形状与当地的地势和河流分布有着密切关系，[69]科技工作者根据对长安城的测绘结果指出，如果长安城北墙不顺应河势自东北向西南斜行，而是以东北城角为基准，东西一线的话，则城墙西北郊就会落在渭河高水位线下。[70]曾有学者认为，李好文的意见基本成为定说。[71]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文献记载的新莽时期宗庙为“九庙”，但考古发掘的王莽九庙遗址却是12座遗址，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矛盾现象，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自然环境与汉长安城的关系继续受到学界重视。马正林从低湿状态和河流分布论证汉长安城的选址意义，认为长安城的营建充分利用龙首原以北有利地势，同时开凿了昆明池和供水渠网，第一次成功地解决了城市居民的供水问题。[72]朱士光将自然植被、气候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分析长安建都的原因：汉代关中地区气候较今温暖，较少灾害；自然植被畅，类型多样；河流分布均衡，径流丰沛，不仅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为漕运粮食提供了便利条件；地势平坦高爽，膏壤沃野，农产丰富稳定；关中南北山上有大量良材巨木。总之当时优越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建都的必要因素。[73]他还从汉唐时期环境与人的互动关系分析了长安城的盛衰。指出，西汉与唐王朝建都西安，为巩固政权保卫京师，着力经营与国都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的黄土高原。在两王朝前期，随着国势强大，都城日益兴盛，带动了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也因农牧业兼营的生产结构未受破坏。但西汉巫蛊事件及唐安史之乱后这两个王朝国运改变，汉唐长安城受到破坏而衰落，生态环境随之变化。[74]
此外王子今对长安乡里名称和分布作了考辨。[75]
（四）关于东汉雒阳城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汉魏雒阳城城垣进行了多处试掘，主要成果是首次找到西周城址，明晰了东周成周城的形成和规模，对秦在此基础上的扩修形成汉魏雒阳城的历史连续性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76]在考古资料基础上，对雒阳城的研究较前丰满．杨宽认为，东汉雒阳城的布局虽然与长安城有明显不同，但城的性质没有改变，雒阳城依然属于内城性质。[77]如同汉长安城，东汉雒阳城是否存在内城和外城，学界仍然存在不同看法，多数学者对杨宽的意见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姜波考察了东汉雒阳礼制建筑，指出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目前已知将左祖右社纳入都城规划设计的最早实例。汉末蔡邕有清庙、太庙、明堂、辟雍、太学，“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的说法，但考古发现所见明堂、辟雍、太学和灵台则是分立的，可知蔡邕的描述并不可信。[78]另外，雒阳在中外交往中的地位问题，也受到研究者的注意。[79]
（五）关于区域性城市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今安徽地区的汉代城市研究方面。张南和张宏明连续撰文，讨论安徽地区汉代城市的分布和功能．作者指出，以文献记录为准，安徽在两汉时共有76座县治城市，其分布是淮北36(47．4％)、江淮30(39．5％)、皖南10(13．1％)，形成北密南疏的格局。其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绝大多数城市坐落在河、湖、陂水岸边。城市一般都有夯土构筑的城墙环绕，城市形状大都依照自然地势筑城，形状多样，以正方形或长方形较多。郡县城市规模一般不大，普通县城面积大多不足一平方公里。城内布局大多结构简陋单一，一般形态为，有与城门大致等宽的土石道路，路旁或它处埋有水管，有的是明沟，城中有家庙、县衙和居民住宅。安徽有50个汉代城市遗址。建立了郡县城市体系，但政治功能十分突出，制约了其他功能的发展。部分城市军事功能膨胀。经济功能发展不平衡，文化功能发展不稳定。汉城遗址内有一些文化层很薄的地段，可能是当时的农田和菜圃。许多汉城规模较小，有十多个遗址面积超过一平方公里，占30％；不足0．5平方公里的县城占30％以上，多数是汉代新建的县城。[80]此外，汉代的临淄和以往较少关注的岭南、巴蜀和河西地区城市状况，以及有过争议的闽北崇安汉城年代和性质问题也受到研究者注意。[81]
（六）关于城市的管理
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国家秩序与民间秩序的关系。林甘泉指出，秦汉时期的乡里扮演了基层组织和民间社区的双重角色，民间组织的类型包括农民生产互助的组织，販卖或运输货物的组织，为承担各种封建义务而成立的组织，游侠、群盗和亡命的组织，都市中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组织，以宗教信仰结合的民间组织，士人议论时政和品题人物的集会。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商周时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这些共同体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趋于解体。在秦王朝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后，政治生态环境并没有禁绝民间组织的存在．由于私有制因素的发展导致了共同体的解体，个人从血缘和地缘纽带束缚下解脱出来，才有可能出现单纯人际关系结合的组织。[82]张继海也认为，汉代城市的管理分为民间略带自治性质的管理与自上而下的管理，以后者居主导地位。一些社会力量如大姓豪族、退休在野官员在城市管理中也有较大影响。东汉时期城市的经济文化功能比以前有所增强，但其发展势头被东汉末年的持续战乱所打断。[83]
传世和出土的秦汉文献均见“都亭”一词，以往对“都亭”大体有四解，即郭下之亭、城内之亭、各亭之首或一县中最重要的一个亭。[84]汉代文献又有“都乡”，关于其意义，过去也有分歧。高敏撰文认为汉代“都亭”的所在地均为城市，系都会或城市所在地之亭的总称；“都亭”同当时作为邮传机构与“司奸盗”机构结合体的亭性质相同，所异者在于它位于城市中，地位更为重要而已．“都乡”与“都亭”相似，凡在城市中的乡均称为“都乡”[85]。
“狱市”是学界聚讼颇久的问题。“狱市”始出《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离任齐相，谓继者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集解》引《汉书音义》以为“狱市”指狱事和集市。明人焦循和近人陈直先生则认为“狱市”指庄嶽之市，或为齐国大市之名。[86]李根蟠《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一文指出，大市渊源于战国，延续到秦汉以后，指的是某种开市制度。“狱市”是“市”与“狱”的合称，普遍存在于各地。[87]黄今言撰文讨论了秦汉城区市场的分层状况，市场的规划与建设，以及市籍、物价、市税、市场秩序的管理。[88]
此外还有学者对汉代城市治安管理和夜行之禁进行了研究。[89]
（七）关子城市建筑群落研究
曲英杰对汉鲁城灵光殿和孔庙位置进行探讨，认为西汉时期鲁王朝宫仍沿用周时故宫，而灵光殿则是刘余因鲁僖公所筑僝宫旧址所营造，大致在今孔府一代。于今址立孔庙实为东汉中期以后之事，在此之前，孔庙当在汉鲁城北洙泗之间孔子故堂。[90]
（八）关于城市交通状况的研究
王子今致力于秦汉城市交通状况的研究，对秦汉都市的交通地位、交通建设及交通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讨。[91]
在文献整理方面，1980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曾出版陈直校证的《三辅黄图校证》，其特点是以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互参，是为当时较好的校本。在此基础上，199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由何清谷校注的《三辅黄图校注》，作者结合考古资料，对该书关于秦和西汉都城的记录进行了细致考订，学术价值颇高。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对建都地址选择、汉代城市内部结构的政治意义等进行了讨论，但基本观点似乎未出前代研究所见。[92]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秦汉城市史研究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许多原来我们不甚明晰的问题得到厘清，许多原来一无所知的历史实况也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关于秦汉城市的知识也因此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展。这些成果的取得首先要感谢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如果没有大量秦汉城市考古资料的刊布，获取新知是不可想象的。可以预计，未来秦汉城市研究的进展，仍然要依赖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考古资料。其次，跨学科研究方法和不同的研究视角帮助我们从各个方面关注秦汉城市状况，从而可以使我们从较为完整的意义上理解秦汉城市．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多样化的研究方式，如果没有不同的关注点，我们就难以深化研究工作。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多地关注都城以外的城邑，分析不同地区城市的特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秦汉城市状况．
如前所述，都城是以往秦汉城市研究成绩最明显的领域。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雒阳的研究论文占所有秦汉城市论文的2／3以上。学界之所以高度重视都城研究，一个原因是都城考古资料较多，另一个原因可能与都城在秦汉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有关．这种选择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也要看到，都城只是城市的一个特殊部分，远不能涵盖一个时代城市史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汉代都城以外的城邑考古资料虽然零散，但颇为丰富，在地域上北至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南至珠江流域，西达新疆地区，在今绝大部分省区都有汉代城址；在类型上包括郡、县治所，已经构成了研究工作的必要资料基础。如果城市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直接而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变迁．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帝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因此这个时期城市史研究也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曾着意于秦汉城市与社会变化的关系，90年代以后则显得有些沉寂。就大环境而言，这种情形可能与人们所说的90年代以后“理论家淡出，学问家争雄”的学术风气有关；就自身来说，则是无法突破旧有窠臼的结果。既然秦汉城市史包含了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我们就没有理由忽视这一方面的研究。在我看来，深化研究的途径不能从既有的理论模式中寻章摘句，而要立足于具体的实证工作，以我眼观史，以我心写史，通过对历史实况的细心体会，作出接近实际的理论概括。
概念的确定和应用是研究工作的必需因素。在以往的一些秦汉城市史研究著作中，“城市”、“都市”、“都会”、“城镇”等的使用显得有些含混，很少看到给这些概念以明确定义。我们只能从行文中揣摩“城市”似乎指所有的城邑；“都会”似乎指商业色彩浓厚的大城市；“都市”或与“城市”同义，或指具有商业色彩的一般城市；“城镇”似乎指县一级的城市。在有的同一篇(部)著作里，同一个城市或标以“城市”，或标以“都会”，或标以“都市”。又如，不少研究者提出秦汉时期的“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是近代出现的概念，一般认为其趋势是产业结构由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以及社会生活向都市性状态转变。[93]秦汉时期是否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我们应当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城市化”概念?这些都不是不言自明的前提。类似的概念还有“城市文化”、“城市映象”、秦汉时期的“城市学”等。再如，究竟怎样计算城市人口。有的著作以都城和郡县治所人口为标准，有的著作以都城和郡县治所中的“非农业”人口为标准，有的著作把都城周边人口和徭役人口也算作城市人口．由于概念模糊的缘故，一些争论实际上不具有共同的前提。我们知道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不完全相同，曾有学者从有无城墙、是否为政区治所、工商业发达程度、城市的起源、职能、人口要素等方面论证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城市”概念之不确切，建议以“都市”取代“城市”。他关于“都市”概念的表达是：“非季节性的产业的定居人口占居民的绝大多数，并具有两种以上(包括两种)非季节性产业职能的人群聚落。”[94]这个定义是否恰当自可见仁见智，但确定一些一般性的概念，并在讨论中一以贯之地运用这些概念，对于研究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无疑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