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秦汉城市史研究
学术史提供的研究一般规律是由最初若干个生长点而渐及全面，秦汉城市史研究亦不出此通则。与以往不同，由于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大量相关的考古资料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个时期秦汉城市史的考古报告和专题论文约有八十多篇，专著有王学理的《秦都咸阳》和刘运勇的《西汉长安》。[6]引入注目的是，这个时期，许多通论性和社会经济专门史著作也将秦汉城市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应当提到的这方面著作有：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957年版)，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傅筑夫的《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林剑鸣主编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撰写者为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和黄留珠)。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的着眼点以及研究者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秦汉城市的基本性质
对秦汉城市基本性质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考察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期，中国古代城市形成过程受到学界广泛重视。一些专著和论文以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西方城市的发展脉络为参照，相继就此进行讨论。尽管某些具体判断有所不同，也存在不同意见，但多数人的看法是相近的。其基本意见是：
第一，中国古代的城与欧洲古代的城起源相同，即都是阶级分化和军事活动的结果。就此而言，东方和西方早期城市的发生并无本质不同。[7]
第二，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出某些自身特点。傅筑夫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是根据政治和军事需要而兴建，它是统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瓦解这个体系的异化或离心力量。胡如雷指出，中国封建城市是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而诞生的。在封建城市形成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统治者的政治、军事需要。例如战国秦汉时期封建城市的成批出现与郡县制的确立有密切关系。郡县治所不是因工商业人口的自然集中而形成的城市，它们只是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据点。海外学者张光直在国内杂志上著文指出，中国最早的城市与西方显著不同，它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张鸿雁和毕道村也认为西欧中世纪城市是在已形成的封建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城市兴起却伴随着封建制产生和发展。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有组织的社会，居民是有自由权的市民，中国城市中的居民没有自己的组织，一切都在国家管理之下。[8]雒雷的意见是，《史记·货殖列传》只记载了少数经济发达的商业都会，并不能完全代表这一时期的城市经济状况。同时也不能简单认为经济都会即工商城市，春秋战国的经济都会主要是商业城市，并没有形成为工商城市。[9]
第三，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具有浓厚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但城市的大规模发展仍然为工商业活动提供了空间。
与之相关，学界对秦汉城市性质研究也着眼于其基本属性，在城市人口数量和成分、城市发展的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
在人口数量方面。多数学者都对汉代城市人口数量作了较高估计。《秦汉社会文明》认为汉代郡县一级地方城市中，人口超过十万者很多，加上两京人口数量，城市人口的总数十分可观。[10]俞伟超也高度估计了汉代城市人口数量，他甚至断言：“人口集中于城市的情况，在战国至汉代(至少至西汉)，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这样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城市的历史。”[11]对城市人口数量估计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是对统计样本的选择。除去人们公认的商业都会(即《史记·货殖列传》所谠的那些都市)，郡县两级治所是否都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否所有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都是城市人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城市人口数量自然甚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统计结果当然也就大不相同了。需要说明的是，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对战国以来城市人口的高度估计相当普遍，如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时全国有主要城市六十余个，最少有7个与临淄相仿的城市(七雄都城)，每城以3万户计，则有20多万户居住其中。中等城市以“万家之邑”为单位，则全国有50多万户居住其中．合计全国有400万人住在城市中。战国人口以2000万计，则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是20%。[12]这个比例超过了近代中国的城乡人口之比。学界对汉代城市人口的估计，似乎也与当时学界高度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风气有关。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公元前5世纪以来城市化是如此繁盛，何以未能形成工商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逻辑上的这个弔诡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统计样本的确切性在十余年后才得到重新审视。
在人口成分方面。胡如雷根据《潜夫论·浮侈》“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的描述认为，汉代郡县城市中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军队和游手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是绝对的少数．另一方面，虽然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不少城市工商业者，但并未发生工商业者的政治斗争。究其根源在于城市居民成分复杂，城市市场容量较大，工商业者人数较少且有利可图，因而缺乏迫切的斗争要求。《秦汉社会文明》也有相同看法。[13]何兹全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在他看来，从春秋战国到南北朝时期，城市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城市有着繁荣的城市经济生活，西汉时期的城市交换经济是继战国和秦而更加向前发展．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它的经济势力可以操纵一个广大地区的农村经济生活和农民的命运。直到东汉中期，城市经济虽然有时遭到破坏，但其地位大体得到维持。只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才成为地方政府所在地和军事要地。[14]
在汉代城市的商业性方面。傅筑夫指出，秦汉王朝是商业都会大量兴起的时代。除去战国时期原有的大都会仍保持兴旺繁荣，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商业都会。根据傅筑夫的解释，造成这种局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全国各地区和各个生产部门都交织在一个总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打破了过去的政治疆界和人为限制；而水陆交通的开发也使得本来不是为商业需要而兴建的城市发展成为商业都会，如陶之例。其二，由商业性质决定商业活动必须向城市集中，汉代商品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商业都会转到另一个商业都会。[15]
在汉代城市的稳定性方面。胡如雷指出，汉代城市具有的中国封建城市的一般性特点，因此兴衰无常。手工业生产的不足，使城市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因素的变动则造成城市消费人口忽增忽减。[16]《秦汉社会文明》从人口变化描述了城市的生命周期：当时城市人口起伏很大，大规模移民常能使一些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如秦徙民咸阳、汉徙民长安例；而战争、灾荒等因素，也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城市人口锐减，使城市走向衰落。[17]王珍则认为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奢侈性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是东汉雒阳城衰亡的一个原因。[18]可以看出，上述这些意见都涉及到汉代城市的脆弱性和修复功能，却没有展开讨论。
在秦汉时期城市的发展特点方面，张南和周伊作了如下概括：建成了大一统的郡县城市体系，涌现出若干个区域经济中心，兴起一批边塞城市。[19]李绍连指出，汉代以前的都城中的手工业作坊和集市场所通常设置在外郭城，未能作为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都城的商业经济职能仅处于萌芽阶段。秦汉时期在都城内正式规划设置手工作坊和市，从此都城始可称之为“都市”。[20]
（二）秦都咸阳的考古勘察与研究
195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咸阳及其附近的秦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秦咸阳宫殿建筑规模和建筑风格为人们所了解，同时也勘察出一些咸阳城的手工作坊和附近墓葬区。[21]尽管这些考古资料还远不足使我们完整把握秦都咸阳的基本格局，但从中所获得的新知则是前所未有的。王学理的《秦都咸阳》正是利用考古资料，对秦咸阳城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作者讨论的内容包括咸阳的兴起、扩大和毁灭，咸阳城的格局，咸阳人口数量和阶层状况，以及咸阳的文化与社会风尚等。基本结论是：秦都咸阳是从战国都城向汉唐长安城的过渡类型，既有同时代都城的特点，如宫殿、作坊、墓地等有特定的区域；又有特定历史环境所形成的特殊性，都市营建带有随意性，整体规划出现较晚，且未及完成。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咸阳的命名、咸阳宫殿、咸阳城的手工业以及霸上位置等进行了讨论。[22]
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开始，都城研究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983年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出版《中国古都研究》。不少学者呼吁加强古都研究，并具体分析了选择古代都城的地理和人文因素。[23]秦都咸阳和下面述及的汉长安城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也与这一背景相关。
（三）汉代城市的分布和内部结构
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李剑农撰著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该书第15章“商业”对汉代都市的地域分布和结构进行了有深度的探讨。根据李氏意见，西汉时期都会分布在三个区域中，即关中地区，包括河东、河内和燕赵在内的关外之黄河北岸地区，包括河南、齐鲁、梁宋、三楚在内的关外之黄河以南地区。就都市空间分布而言，黄河流域密度最大，淮水流域次之，长江流域又次之。东汉时期，尽管长安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为洛阳所夺，但就大体而言，都市密布地区，仍属黄河流域。
李剑农对汉代城市内部结构复原的尝试是以市和闾里为切人点展开的。他指出，秦汉以来，都会中的住宅区与市区皆有严格分别，住宅区称闾里，商业区称市。各里各市四面皆有墙，里中之居室，市中之商肆，皆设于各区围墙之内，各区四面，皆有供人出入之总门，除贵族外，各家不得当街破墙辟门。
李剑农的上述判断立足于实证，对引证的资料也多有分析，其结论较为稳妥，因此他的许多看法至今仍被学界引述。不过由于该书撰写较早，无法利用考古资料，是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对汉代长安的复原，其不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学界对汉代城市结构的知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截至1984年的不完全统计，考古发现的汉代城邑聚落遗址和边塞城堡一百八十余处，分布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市。在所勘查的城址中，经过发掘除两京外，还有山东临淄和曲阜故城、洛阳汉河南县城、河北磁县讲武城和武安午汲故城，以及福建崇安城村故城。[24]对这些城址的勘察，对了解汉代郡县以及非中心地区的城市格局、城市面积，提供了直接材料。
考古所提供的汉代城市资料的另一个途径是城市地图和其他图像资料。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绘墓主人仕宦生平，涉及的城市五个，均以绘图和榜题标出，其中最详细的部分是宁城护乌桓校尉幕府图。这些壁画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城市建筑、城市布局和城市管理。[25]四川出土的一部分画像砖描绘了市的场面，其上多绘有市楼、列肆，有的画像砖上有“东市门”、“北市口”、“北市门”等题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些画像砖反映了汉代蜀地郡治和县治中的市场状况。[26]
汉代郡国县邑城址的勘察工作主要有50年代中期对南阳郡治宛城、洛阳汉河南县城和河北武安午汲古城，5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对福建崇安遗址、80年代中期对广汉雒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27]其中，对崇安汉城性质的判断曾引发了讨论。一种意见是崇安汉城是闽越王城，为闽越王无诸之后越繇王丑或东越王余善时修建的宫殿建筑；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遗址可能是无诸受封汉时的都城“东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崇安城遗址的早期是闽越国都，后期为汉王朝戍军驻所。[28]相形之下，秦城址的发掘则很少。[29]考古工作者就已勘查的汉代城址进行了分类研究，指出多数汉代城址都存在战国或更早的文化遗存。概括起来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前代聚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其中有的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较为密集的人口和发达的制陶手工业，如武安午汲古城。一种是沿用或改建东周旧城址，如临淄、曲阜、邯郸等，其规模较前有所缩小，主要原因是战国时期的都邑在汉代降为郡县行政机构所在地，失去了原来一国的政治中心地位。一种是在被平毁的战国城址附近另置新城，如湖北江陵纪南附近的郢城。[30]对秦汉郡县和边疆城市的研究工作基本不出地望和城址定名，除前述者外，主要有雍奴、平刚、白马、平襄、金城、略阳、宜城、永昌以及西域的轮台和楼兰等。[31]
这个时期讨论较为充分的是对汉代长安城布局的研究。这科情形与考古工作者对长安城的多次勘察直接有关。从1956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长期系统的考古王作。其中，50年代和60年代主要考察长安遗址范围、城墙、城门、城内道路、重要的宫殿、礼制建筑遗址。70年代主要是发掘武库和长乐宫宫殿遗址。[32]根据实测，汉长安城的面积和布局相当具体地呈现出来。其中既有与文献相合之处，如实测的长安城周长25700米，合汉里六十二里强，基本符合文献记载的六十三里；也有不尽相符的地方，如长安城墙的高度和宽度均超过文献记载。考古学家依据发掘勘测，对汉长安城进行了复原性研究。代表性著作之一是王仲殊撰写的《汉代考古学概说》。[33]该书第一章《西汉的都城》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详尽地讨论了汉长安城的城墙、城门、城内道路、重要的宫殿、礼制建筑遗址、东西两市以及住宅区的分布状况。对于考古学家的陈述，有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意见。1984年和1989年杨宽著文指出，汉长安城的设计思想承袭了战国和秦代都城布局模式，有西边小城与东边大城郭连接而成，东市和西市不在长安城内。[34]若干年后，考古学家刘庆柱对此进行反驳。他认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布局并不一致，不能以某些都城作为普遍模式概而论之。关于杨宽提出的大郭依据，刘氏指出，它们不过是汉代桥和墓葬遗址；东西两市也并非在城外，而是在洛城门和横城门以内的城内。[35]此外，有的学者对长安城的礼制建筑的分布、长安城门、长安城中的生产活动以及长安附近的陵邑进行了讨论。[36]
对东汉雒阳城遗址的勘察工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的，但考察规模和成效远不及对长安城的勘测。[37]包括雒阳城面积、城门数量和街道分布情况在内的内容都不完整，许多方面还要依靠推测。但凭借已有的考古资料仍能扩展我们的相关知识。例如，雒阳城平面呈长方形，与西汉长城平面形状基本呈正方形不同，这是两汉都城形制许多相异之处之一。而都城中将近一半面积为宫殿所占，则是长安城和雒阳城所共同的。[38]
（四）汉代城市的管理
一些研究者对城市管理给予关注。其中市的管理体制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研究者指出，由于市不是工商业者根据其自身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因此作为城内固定的商业区域的“市”均由官府设置，在大都市中常设市多处，如长安有九市；有的郡级治所如酒泉也有东西两市。市区设有封闭式围墙(“阛”)并有市门(“闠”)以供出入。在市场内部，商肆一般以商品种类而陈列，列肆之间有道路(“隧”)相连。市场中的市楼是管理市场事物的官署治所。楼上建旗并悬大鼓作令市之用。主管市场事务的官员是市令长，其属掾有市掾、市门卒、市啬夫等，其职掌是按时启闭市门、征收市税、管理商品价格和商人市籍。[39]
城市治安管理和卫生管理是受到注意的另一项内容。研究者指出，汉代城市治安管理主要有如下内容：派驻重兵驻防，京畿地区更为突出；设置监狱遏制城市的各类犯罪活动；建立完整的城市治安管理制度，如城门有专职官吏及士兵管理守卫、实施严格的出入宫门制度、入夜后有士兵在城中巡逻、任用酷吏严厉打击犯罪、禁民夜作和储水以防火灾等。在卫生管理方面，城中通常有严密的排水设备，官府也经常征发百姓洒扫道路。[40]
（五）汉长安城的地理环境和交通
朱士光从两个方面分析了长安城的地理环境：从宏观地理形势看，这里战略位置重要，且有发达的经济与方便的水陆交通；从微观地理特征看，山环水绕，利于防守；原野开阔，可见大城；并有秀丽山川，供贵族游乐。[41]
80年代后期，辛德勇连续著文对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长安城的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等作了系统考察．在汉长城交通背景方面，作者提出了与流行观点相异的看法，指出关中的自然条件本不宜于水运，利用渭河和开凿漕渠进行水运乃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渭河和漕渠连长安城的粮食供应也未能保障，始终须以陆运相辅。关于长安城的出入状况，作者指出，汉长安城自北而南的宣平、清明和霸城三门的实际使用率相差悬殊，其中，宣平门的出入最为频繁。[42]
（六）汉代城市的生活状况
对于城市生活状况的关注是这个时期研究的一个新的迹象。《西汉长安》对长安城的治安、气候以及长安居民的侈靡和民间信仰作了说明，[43]但多为描述，深度有限。系统讨论城市生活状况的著作是《秦汉社会文明》，该书专辟章节对汉代城市的粮食供应、生活设施、文化生活、卫生环境和治安状况进行探讨。作者的基本意见如下：
由于城市人口密集，需要大量的粮食。若长安城以50万人计，平均每人每月食谷二石，每年全城需要的粮食达一千二百万石之巨。政府通过调运粮食和建立官仓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此外，城市市场中的粮食销售和城郊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粮食和蔬菜需要。城市中官私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则是本城居民日用器物的主要来源。
供水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汉代城市附近往往有自然河流，或有人工渠水穿城而过。当时城市居民对地下水的利用也很普遍。住宅庭院和市肆之中多凿有水井。因而当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并非难事。
汉代城市有着乡村无法比拟的文化设施。都城址内设有规模宏大的政府和皇室图书馆，各级官学和私学吸引了众多学人。城市的文化娱乐活动也远比乡村丰富多彩。
另一方面，汉代城市居民情况复杂，贵族、官僚、豪侠、富商聚集，经常发生偷盗、绑架、抢劫、仇杀等犯罪活动。社会治安颇难管理。[44]
这个时期秦汉城市史的研究工作不能不提到陈直的特殊贡献。陈氏之先秦两汉文献功力深厚，辅之以传世和不断出土的文物资料，对咸阳、长安、洛阳的宫殿以及县邑名称的讨论每有新见。[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