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大自然漫长的适应、改造过程中，城市是人类脱离原始蒙昧状态、进入文明历史的最重要空间标志；而文学与城市的兴起几乎如影随形，文学伴随着文明进程的每一步，及时反映、表现着人类不断更新和丰富的经验、感受与情感，城市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文学的变革。
在世界各地区早期的文学中，都有关于城市的描述与想象。在中国，无论是先秦时期《尚书》对夏商周三代都城迁移和兴建情况的如实记载，《诗经·大雅》对周天子兴建丰、镐两城和东都洛邑过程的直接记述，还是汉代《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等以城市为题材的京都赋佳作的层见叠出，都证明了中国城市与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不过，城市在早期中国文学中并不具有主体性。早期中国文学对城市的描写，或者是为了“润色鸿业”、歌功颂德，最终落实到政治与道德的讽喻上；或者是士大夫文人借城市兴废抚今追昔，寄托或抒发作者的个人情怀和政治抱负。直到唐代城市工商业发达起来之后，才终于出现唐传奇这种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流露市民生活情调的新的文学体裁，并在宋元时期发展为以市井人民为主要听众的“话本”——白话小说，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视角，“城市”为人们带来了崭新的视野。但国内近些年在对“都市文学”或“城市文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同时也存在模棱两可、过于含混的问题。实际上，按照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观点，人们泛泛而谈的“城市”，严格地说，是“城市聚落”。虽然在地球上，人类从小自然村（hamlet）、村庄(village)、镇(town)，到城市(city)、大都市（metropolis）、大都市区（metropolitanArea）、城市群（conurbation）和城市带或城市连绵区（megalopolis），营建过形态各异、规模不等的大小聚落，但根据基本职能和结构特点以及所处地域的差别，聚落在根本上可分为农村聚落和城市聚落这两种基本类型。而城市聚落因为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又存在着不同的类型，比如，城市在前现代/农耕文明阶段便已存在，大都市却是工业化阶段人口和资本大规模聚集的产物，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出现则更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类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社会之后的事情参见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城市聚落既然如此，“城市文学”的概念也需要进一步清理。首先，“城市文学”属于狭义的文学史概念，特指中世纪西方产生的一种与骑士文学相对立的市民创作。其次，“城市文学”是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共生物。因为城市化运动的发生以至于普遍化，正始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工业革命的加速。在以城市与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现代文明阶段，城市成为现代历史的主体，这样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城市化历史，加之各地城市化的水平和程度不平衡，迄今为止，这一定义上的“城市文学”概念仍然具有相当普遍的适用性。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考虑到城市化运动一开始就表现出都市化的特点，即使在现代工业文明阶段，真正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也只有那些国际性的大都市——例证是巴黎、上海、纽约与近现代文学的特殊关系，我们有理由将“城市文学”置换为“都市文学”，将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运动以后，以国际性大都市为写作背景、审美对象和想象范围的文学定义为“都市文学”。
“都市文学”的出现离不开现代大都市的崛起和都市意识、都市文化的发生。因为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惊人的飞跃，人口与资本向着城市大规模转移与聚集，城市的数量、规模、形态与功能因此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现代大都市很快取代乡村、城市而成为人类思想文化活动的起点与中心，文学想象的来源和焦点。现代都市的存在也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性质、功能及其形式，影响到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流程的方方面面。自19世纪开始到现在，无论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还是现代主义文学，无不受到现代都市的重大影响。尤其是现代派文学，几乎就是都市文学的代名词。
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运动在使人类拥有强大的控制自然的能力的同时，也打破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在大都市，人的欲望无限膨胀，资本的贪婪无情地摧毁农耕时代自足宁静的田园生活，导致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精神堕落等一系列社会和心理问题。因此，在以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等为代表的作家笔下，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都市就往往呈现其负面价值。与前现代文明阶段文学对“城市”的审美和乐观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都市文学”，正是从对资本罪恶、拜金主义、道德堕落与非人性的物化等都市社会问题的“审丑”开始的。到了20世纪卡夫卡、乔伊斯、萨特等作家那里，对“异化”的批判更加内在化也更哲学化，由非人格性的都市所导致的现代人精神异化的存在困境、时空错位和孤独、绝望的感觉等，成为现代主义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在美学上也相应地表现出激进的实验气质。不过，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社会以后，作家们开始认识到都市的多面性，文学对都市也不再一味拒斥、批判，在情感取向和价值态度上呈现出多元化。
就中国而论，“都市文学”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作为被迫开放通商口岸的一个结果，与西方都市文学对工业化、都市化进程的焦虑反应与人性批判不尽相同，中国现代都市文学表现出更多的政治化、伦理化倾向和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交织着中国人耻辱的殖民记忆及其对现代化的特别想象和期待。1949年以后，都市文学则被“工业文学”所取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重启城市化进程，城市生活开始恢复其多元特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一步加速，都市文化迅速兴起。前所未有的都市化浪潮极大地刺激和改变了文学，文学的都市化倾向也随之突现：都市题材风靡一时，酒吧、股市、网恋、跨国恋、同性恋、性超人等都市符号与表象不仅充斥于上海、北京、深圳和成都等地年轻作家的小说中，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城市的文学书写者，继台湾、香港等地之后，“都市文学”在大陆正表现出蓬勃发展之态势。
与现代都市文学相比较，当代都市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革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二者所依存的都市文化语境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差异。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是以作为经济实体的工业城市为审美视域与想象空间，在文化机制上带有现代资本主义性质、同时在后发展国家其叙事话语又受制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那么，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超越国家的全球性“都市”、“世界城市”的出现，特别是因为卫星技术、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媒介的发展，都市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在今天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种更为强调文化功能的国际性都市已经取代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大都市，一种具有后现代特征的“都市文化”已经深刻影响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种以信息化为标志的人类新文明已经开始。在此基础上，当代都市文学更大程度上成为后现代都市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表现出与传统文学乃至现代都市文学相当巨大的审美差异。
第一，在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识上，精神性、理想性、精英化与商品化、世俗化、大众化的差异。与传统的乡村社会不同，都市是劳动分工最复杂也最精细，因而也是商品生产与交换最频繁、最集中的人类聚落，具有强大的无可取代的人类思想文化集散地功能。在都市文化语境中，建立于交换基础之上的市场关系、经济—商业利益主导的价值观念，使得传统的明心见性、自志自娱的文学，转变为面向社会、面向大众、供人们挑选和购买的商品化的都市文学；而由于都市生活带有“超级民主”的浓重色彩，大众审美观念对文学的反馈与影响增强，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不再以文化精英的审美趣味为主导，不再表现出求虚求雅的精神性、理想性，反而是媚悦大众、转向世俗，成为都市文学的重要审美意识。
第二，在审美取向和美学趣味上，审美性、道德化、政治化与娱乐化、欲望化、个性化的差异。在传统社会，文学作为“载道”的工具发挥着强大的“诗教”功能和“兴观群怨”作用，表现出鲜明的道德化、政治化特征；而读者大众个体生命的感性欲望及其审美要求，在高雅的主流文学中长期被窒息。传统美学注重审美超越、关注精神活动，以无私无欲的宁静、安详与和平为最高境界。而在当代都市社会，由于打碎了桎梏个人的前现代社会的羁绊，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物质条件上为个体自由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因为平权观念的深入、大众文化审美趣味的渗透，当代都市美学比较注重感性层次的心理愉悦和自我满足、关注情感化的所谓“个性”选择等。
第三，在美学风格和审美境界上，和谐、精致、含蓄、淡远与紧张、快速、新颖、突兀的差异。与传统社会信仰确定、和谐悠闲的生活状态不同，在陌生人倏忽聚散的非人格化的都市社会，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原始圆满境界的碎裂和丰富性社会关系的生成，一切都是快速、流动、紧凑，一切都与精致、和谐、优雅、含蓄无缘，其巨大的物质成就营造了一种单纯依靠外物的生活方式，都市人只能依靠“震惊”、新颖平衡心理。这种方式影响到都市文学的创作，艺术上求新求变的实验性与平面化，就成为都市文学的一种独特品格与审美表征。
第四，审美方式上，静观、冥想与“图像化”直观、技术化的差异。在大众传媒普及的都市社会，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文化形态正日益成为人们生存环境的更为重要的部分。都市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正成为由电影、电视、摄影等媒介的机械性复制以及商品化的大规模生产构筑而成的“仿像社会”［1］（P37）。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越来越依赖于图像而非文字，都市文学的审美方式也主要是视觉的图像的。在都市生活中，面对汹涌而来的视觉之流，大众根本不可能再以传统静观、冥想等方式去细细体悟对象，对“韵味”的审美追求更多地被“震惊”、“惊艳”的审美感受所代替。都市文学也越来越与影视等艺术形式相结合，通过改编、声像合成等手段，表现出综合性的艺术特征，以适应都市人群的生活方式与享乐主义的文化消费方式。
参考文献
［１］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