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勒斐伏尔的阅读，简要地介绍了其关于城市的主要思想，即城市空间的生产性和意识形态性，同时对其思想发展脉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在对城市的研究与思考中应该具有想象的丰富性、知识的严密性和历史的演绎性。

【关键词】空间生产；意识形态；资本循环；空间资源

【作者简介】汪原, 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新建筑》杂志副主编。

        亨利·勒斐伏尔（H.Lefebvre)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80年代，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之一，勒斐伏尔就已经受到高度关注，但勒斐伏尔关于空间以及城市学科的研究却一直被国内理论界所忽略，这似乎与其在法国社会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的重要地位不太相称。著名的城市学者爱德华·索加（Edward Soja）（注1）对勒斐伏尔曾经这样评价到：他在开创并且探索社会空间的无限层面方面所发挥的影响是其他学者无法企及的，在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三重意识辨证地、跨学科结合起来这方面，其影响也远远超出其他学者（注2）。尽管勒斐伏尔研究与写作范围跨越了文学、语言、历史、哲学、以及乡村和城市社会学等学科，但正是他所涉及的空间理论与实践，使勒斐伏尔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研究和社会分析。

1 意识形态的城市空间

1960年代初期，随着反殖民运动的高涨，法国政府陆续将对殖民地的大量投资转向了对国内空间的重新规划，因此城市问题逐渐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占具了重要地位。城市问题不仅凸现出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进程，而且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正是在这一时期，勒斐伏尔意识到规划科学的目标反映了一种技术人员重塑法国、并将法国置入正在浮现的欧洲和全球一体化空间中去的企图。基于对当时法国城市规划的回顾和评估，勒斐伏尔提出了城市规划被某种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虽然城市规划时常体现出经验性，但却经常使用人口学、政治经济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有着明显的科学和技术取向，而且从事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常常以理论检验自己的专业，试图建构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所运用的理论语言和概念体现的是一种空间科学，它既是宏观的(社区或城市)，也是微观的(居住单元)。

这种倾向反映在各种各样的城市规划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著作中。在初期，这些著作多从土地利用和社区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城市空间问题，而到了1960年代后期，许多论著孤立于社会脉络之外，从一种既定的空间组织维度出发，较少考虑地方化的社会需要，而更多的与政府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凡此种种，都在规划理论、实践以及教学中被视为当然。而勒斐伏尔认为，这种倾向实际上隐含着了一种预设的前提，既规划的空间是客观的和“纯净的”，是一种科学的对象，因此也是非政治的，其方法和哲学基础就如数学一样具有客观中立性。

勒斐伏尔认为，这种空间概念是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其问题在于这种空间概念不是把空间看作是文本或精神的再现，就是看作一种简单给定的超验的绝对因素。因此，空间自然就成为规划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对此，规划科学显然缺乏反思。勒斐伏尔指出，空间即不是匀质的，其纯粹的形式也不是完全客观的，空间不仅是各种历史和自然因素的产物，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产物，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一种由社会和物质实践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因此对于空间的规划或城市规划，不单纯是一种科学和技术的方法，它必然混杂着各种意识形态。

例如城市中心化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规划学科的问题。对此，法国的空间政策始终处于矛盾中。一方面，中心化是西欧城市的根本特性和珍贵的历史遗产，许多新的城市规划方案仍然保持着城市中心的支配性，再加上法国人始终认为，法国的空间策略不应该纳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而应该让法国或巴黎成为欧洲的中心，这也成为1960-1970年10年间法国的基本政治决策。但中心化带来了的巨大矛盾，如交通拥挤和堵塞，迫使法国政府将重心转向巴黎以外的区域，因此，必须对区域资源在空间上重新进行分配，这就需要在纸上作业以平衡巴黎与其他区域，即通过城市规划来对空间和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因此，在“第六个法国国家计划”中就提出了终止城市中心化的思想。但中心化是城市生活的一种构成要素，也就是说没有集中也就没有城市生活，城市中心的终结或城市中心的解体，将对城市生活的根本性质造成巨大的打击，例如人口、商业和工业活动的分散，必将导致严重的人口分化和隔离，这就意味着国家对生产群体的失控，无法形成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而使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危机。因此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矛盾看似是规划问题，实际上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城市空间也就成为权力活动的中心。

尽管去中心化成为法国政府的规划决策，但事实上，仍然有许多巨大的商业中心在形成，因而产生了空间使用的新概念。这些新商业中心不是孤立的，而是形成了各种网络；其次，决策中心仍然继续存在着，例如包含了全国性权力、财富、资讯和影响力的都市中心。因此，尽管物质形态的城市中心处于消解的过程，但意识形态的集中化反而被加强。商业中心网络和决策中心位置的确定，就不仅具有城市规划的科学意义，它必然受到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支配。

2 生产性的城市空间

众所周知，自然环境经过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和改造，成为人类驯化活动的产物。在1960年代的法国，人们意识到这个驯化过程是自然环境被破坏和毁灭的过程，这种毁灭反过来又威胁着人类。因此产生了各种保护自然环境的策略，自然环境也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议题。但法国规划界秉持着传统自然观，仍然将自然当成有待征服和驯化的对象。这一矛盾引发的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知识论上和哲学上的问题，也引发了政治上的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论辨和斗争。

保守派沉溺于地景美感与自然环境的纯净性，怀着浓烈的乡愁，对生命的简朴和完整性的日益消失表示痛惜和遗憾，因此，卢梭主义(Rousseauism)（注3）又重新成为时尚。激进派则试图了解自然环境的破坏或毁灭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与后果。他们认为，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其毁灭过程就是人类自我毁灭的过程，而人类却是毁灭的执行者，当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同时，古典哲学所谓的水、空气、阳光等基本“元素”也遭到灭绝性的破坏。对于人类来说，单纯的食物生产再也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今天人们不得不期望重新复制出生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自然环境。因此，勒斐伏尔指出：在30 年内，或许更快，将会出现对下列资源的经营和争夺：（1)残存的自然区域；（2)可更新的空间资源、氧气、水、阳光等。

据此，勒斐伏尔在1970年代转向了对空间生产的关注。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不仅表明了空间是政治的，而且是生产性的。他指出：资本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为了解决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转化为新的流通形式或寻求新的投资方式，即资本转向了对建成环境（特别是城市环境）的投资，从而为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创造出一个更为整体的物质环境。由于过度积累和资本转化的循环性和暂时性，以及在建成环境（城市环境）中过度投资而引发的新的危机，使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城市空间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些矛盾进一步体现为对现存环境的破坏（对现存城市的重新规划和大拆大建），从而为进一步的资本循环和积累创造新的空间。因此，空间生产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维持自身的一种方式，它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创造出了更多的空间。

城市化实际上就是这种逻辑的充分体现。资本依靠全球化的银行和商业网络、机场和高速公路，依靠能源、原材料和信息流动，对所有的空间进行抽象，并将自然空间和其他如气候、地形等都看作是社会生产力运行的材料，地表、地下、空气，甚至阳光都被纳入到消费主义当中，变成可用来交换、消费和控制的商品，如空间可在旅游和休闲中被消费。环境和生活的组成、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是根据空间的生产以及空间在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进行；城市、区域、国家、大陆的空间分布就像工厂里的机器设备一样是为了增加生产，使生产关系能够得以再生产。因此，城市空间不再是给定的，而是纳入了整个社会的资本循环和商品生产中。

3 勒斐伏尔对城市发展与研究的影响

勒斐伏尔有关城市研究的影响是巨大和多元的，这不仅体现在政府的城市决策中，而且还体现在城市规划的教育和其他与城市相关的学科上。

在法国，1974年实施的新的城市政策就反映了勒斐伏尔著述中的许多主题，如民主参与、自我管理和城市变革和复兴等，而且“改变城市，改变生活”等口号在法国市民中广为流传。在1981年社会党掌权后，城市问题转向了对郊区的关注，而在1983年发起的“郊区89”（Banlieue 89）运动也贯彻实行了许多勒斐伏尔的思想原则，如将中心引入周边地区、将郊区转化为真正的城市、对于城市的权力、消除城市居民之间的隔绝以及恢复都市感等。另一方面，早在1965 年起，作为巴黎第十大学（Nanterre）城市社会学研究所的主任和教授，勒斐伏尔不仅给学生传授相关城市的理念，而且对有关城市问题的课程举行了改革，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使城市规划成为跨学科的领域。与此同时，他还批评法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长期忽略城市问题，呼吁各高校应该重视城市问题的研究。

在英美，随着1990年代勒斐伏尔的著作被翻译，其思想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书就显然建立在对勒斐伏尔的《城市革命》（La revolution urbaine）一书基础之上。哈维借用勒斐伏尔对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试图建构一种可以阐述不断变化的功能、形式、结构和资本循环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哈维关于资本积累的变化模式、灵活性、新文化形式和时空压缩的分析也深受勒斐伏尔所定义的空间表象和表象的空间（注4）等概念的影响。哈维最近提出在场所的建构时要以经验的、知觉的和想象的辨证互动方式也是将勒斐伏尔与海德格尔进行了结合。

爱德华·索加广泛涉及了勒斐伏尔的著述。他的《第三空间》，以洛杉矶的城市研究为分析背景，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下展开了社会空间的辩证法。同时，还涉及了勒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重复和差异（注5）等思想，深入讨论了后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对于索加来说，勒斐伏尔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后现代主义先驱，而且正是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生活中对空间的关注和将空间置于首位，才是勒斐伏尔真正的理论贡献之处。

当然，有学者批评勒斐伏尔的城市理论是一种分析的理论，是一种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这势必导致认识城市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阻止了城市空间研究的科学突破。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对勒斐伏尔思想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的城市研究来说十分必要。阅读勒斐伏尔可以引发对我国城市规划以及相关学科的反思（自我反思充斥着勒斐伏尔的著作中）。

注释：

注1：爱德华·索加，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系教授，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
注2：《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包亚明，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P15.
注3：卢梭主义者认为现代科技和艺术体现的是人类的堕落和腐朽，希望回复人类原初的纯洁性和完整性。
注4：空间表象涉及概念化的空间，是一种科学家、规划师和专家治国论者所从事的空间。表象的空间是通过相关的意向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空间，是居住和使用的空间，它与物质空间重叠，并且对物质空间中的物体作象征（符号）式的使用。参见勒斐伏尔的The Production of Space.
注5：勒斐伏尔对差异性有其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差异性是从斗争中产生的，因此原初性或特殊性都不是差异性，而且对差异性的思考是试图寻找一种将分离进行重组以便再聚合的方法。这将会形成一种新的城市中心感，差异性也将再次获得聚合。正是基于多元化或差异性（作为在后现代主义规划所倡导的）能否挑战意识形态和技术论神话的思考，勒斐伏尔最终强调的仍然是一种总体化的思想。

参考文献：

1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2 H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M]. Oxford: Blackwell,1996.
3 B Genocchio. Postmoderen Cities & Spaces[M]. Oxford: Blackwell, 1995.
4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M]. Oxford: Blackwell, 1989.
5 E Soja. Postmosern Geographies[M]. London: Verso,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