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在新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入到一个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在这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重视的课题，因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

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时间为脉络的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其根源无不在历史之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寻找历史的脉络感中实现的。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更多地是一个以空间为核心的社会。于是，考察现代社会的空间关系，特别是都市的空间网络，便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新的问题意识。

　　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概念不同于哲学时空观中的空间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而生存。

都市的公共空间的形成

　　现代化的变迁同时也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资本、人口和知识高度向大都市集中，现代的都市替代传统的乡村，成为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中心。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者的转变，就是知识分子不断摆脱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进入都市公共空间的过程。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乡村不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都市人和都市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全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文化的自然性而言，他们全然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在都市的空间中获得自然的公共基础。正因为如此，都市人特别需要公共交往，通过各种各样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建构新的关系网络。都市的公共空间不是自然的、历史的，它们是人为营造的产物，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像蜘蛛一样，都市人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建构各种各样的空间网络，并在这样的空间网络中实现自我的认同。

　　福科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之中的人们，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人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人工建构的网络空间，而不是传统社会中那种经过时间长期演化而自然形成的物质存在。在一个非人格化的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人们的交往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而按照一种新的规则进行。这种新规则，不再是寻找共同的历史根源感，而是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公共空间。都市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正是通过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的是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社团、同人刊物、公共媒体、出版社、大学和广场等等。正是这些现代都市空间之“点”，编织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空间网络。

都市知识分子的出现

　　从乡村知识分子到都市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之中，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直接转型，其间经历了几次大的过渡形态。最早从乡村知识分子当中分化出来的，是明清时代的儒商和文人墨客，如钱谦益、郑板桥等。他们的生活基本脱离了乡村，进入了扬州、苏州、杭州等商业城市，亦官亦文亦商，形成了明清时代江南士大夫城市生活和世俗文化。第二阶段，到了晚清，随着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的崛起和租界的出现，在大都市里面出现了像王韬、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型知识分子，他们以租界为活动背景，以洋务为职业，又带有传统江南文人的文化习性和气质。相对科举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洋务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边缘，但随着社会的分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译书、出版、办报、办学等边缘事业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正业和主流，从中产生出以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为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维新运动催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游离正途、在民间发展的异端士大夫，他们虽然身居民间，却占据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凭借着都市所提供的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掌握了颠覆乾坤的公共舆论。这些人的身份有自由作家、学堂教习，也有职业报人和职业政治家。到了这个阶段，知识分子与都市的关系不再是洋务时期那样的边缘性和模糊性，而是具有紧密的关联，他们的活动和舆论参与建构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成为都市风景中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最后，到民国以后，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媒体产业逐步完善，以都市为中心的物质化的职业分工和精神化的文化网络形成规模，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终于定型了：他们可能是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充满了布尔乔亚的高贵、优雅和矜持，也可能是鲁迅这样的自由作家，愤世嫉俗，与秩序为敌，洋溢着独立不羁的波希米亚精神。总而言之，到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与乡村完全斩断了精神上的脐带，成为完完全全的都市人。

　　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但城市知识分子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锐。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等级和自我认同，与乡村知识分子十分不同，不是像后者那样建立在对历史的寻根上，而是看其归属于什么样的空间关系。

　　这里所说的具有归属感意义的空间关系，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以文凭为中心而形成的等级性身份关系。布迪厄的分析表明：现代的学校体制以知识中立的方式，不断生产着以名校毕业生为顶尖阶层的知识分子等级体制，为了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拼命挤进名校或出国留学，以获得显贵的教育出身。而名校或留学海外的毕业生，又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交往共同体。这群被布迪厄称为新宰制阶级的都市上层贵族，与传统封建贵族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是以先天的血统为基础的，而以高学历和名校为身份徽记的新宰制阶级，可以通过后天的个人努力而获得。不管如何，学校的出身在都市公共关系网络中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认同、相互认肯的第一层空间关系。

　　第二层是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传统中国社会也有意识形态，那是被中华帝国所认可的、为科举制度所不断制度化的儒家学说。然而，辛亥革命以后普世王权的瓦解和乡村宗法制度的衰落，使得作为知识分子公共信仰的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崩溃。现代资本主义的职业分工、阶级利益的分化和现代多元意识形态的出现，使得都市知识分子出现了“有机化”，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再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如同古希腊各城邦国家都有自己的神一样，在不同的都市知识分子之间，也有各自所崇拜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由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交错复杂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而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构成了都市知识分子不同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的冲突、论战，常常充满了语言暴力，一旦意识形态冲突与军事/政治力量相结合，就会演变为更为残酷的战争暴力。

　　第三是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现代知识分子不停在各个都市里面游走，以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生存方式和文化气质的都市空间。在现代中国，不同的都市文化生态差异很大，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集中了全国最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是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具有适合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长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空间。而现代上海拥有国内最发达的报业、出版社和娱乐业，借助这些加入了全球化过程的文化工业，激进、漂浮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上海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自由空间，并且形成散状形态的多元公共舆论。1927－1930年期间，在那么短暂的三年多时间，上海一度云集了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鲁迅为首的语丝派，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为代表的创造社/太阳社，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和张君劢、张东荪、李璜为代表的解放与改造派/国家主义派。最后，经过一番复杂的争斗，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起来，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同盟，留在了上海，胡适、张君劢这两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沪北上，重返北京。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自由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决非偶然，与两个城市的文化空间和都市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样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被动的，而是双向的、互动的：一方面是都市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结构制约、影响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积极能动地参与了都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建构。

都市知识分子的三大冲突

　　都市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和团体认同，不仅取决于上述三个都市建构性的空间关系，即使在现代城市公共网络中，传统的血缘、地缘自然关系虽然不起主导功能，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发挥着其潜在的影响，宗亲关系、同乡关系，深刻地镶嵌在现代都市的人际交往中，与现代的文凭身份等级、意识形态认同和都市地域文化交织成一个巨大复杂、相互缠绕的交往关系网络。在这个迷宫一般的彼此重叠的关系网络中，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认同、交往空间和身份归属不是单一的，而是呈复数状态，可以按照不同层次的价值和身份取向，有多种团体认同和身份归属，这形成了知识分子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萧邦齐在对1920年代浙江的左派知识分子沈定一的个案研究中，通过分析其在大都会的上海、省会城市杭州和作为乡村的衙前三个不同空间的活动，揭示了“沈在这三个地方的活动不仅展示了三者间的相对结构和价值维度，也展示了三者的历史角色扮演者、社会网络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维度”。如何辨别知识分子个体所活动的不同的空间网络，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不同的网络关系中揭示研究对象复杂的社会身份和内在思想，是知识分子个体研究中值得发掘的深度所在。

　　都市知识分子由于其与乡村知识分子不同的性质，他们的社会角色、知识结构和内心世界相互之间不是和谐的，而是充满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根据曼海姆的分析，这些冲突至少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从都市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是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冲突。在乡村社会的熟人世界中，个人没有什么私密性可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的、模糊的。但都市的居住方式形成了都市的陌生人社会，“城市家庭与工厂、办公室之间的分离首先强化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分。公共官员的工作模式标志着这一区分强化的另一阶段。其工作中的行为完全暴露给大众而在工作时间之外才隐退入私密性之中。而知识分子则试图将他所做的几乎所有事都纳入私密性的范围，因此他成功地将个体化的城市私密性发展到极致”。现代知识生产的私人性和个人自主意识，使得都市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孤独的、个人主义的，然而在都市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他没有现成的、自然的历史关系可以凭借，一切都必须凭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和建构公共关系。假如他没有被某一个或若干个关系网络所容纳的话，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弃儿。因此个人主义的都市知识分子比乡村知识分子更需要社会交往，在他抵达城市的第一天起，就需要寻找适合与接纳他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但在公共的关系网络中，都市知识分子的私密本质又试图在公共关系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这就产生了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冲突。

　　第二，从都市知识分子的知识类型来说是秘传知识与日常知识的紧张。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日常经验的知识与秘传知识。前者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个体的经验获得，与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作为民俗“小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是一种日常知识，它安排传统宗法社会中的人伦日用，成为日常生活的精神指南。不过，还有另一种秘传性知识，它虽然源于日常生活，但逐渐与日常生活分离、疏远，成为一种专业的或抽象的知识系统。特别到了现代都市社会，知识越来越学科化、专业化，如果不经过专业的学术训练，知识分子就无法掌握这些秘传性知识。曼海姆指出：“在简单文化中，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常常汇聚为一种。由部落垄断的技艺常常构建了一个秘密的主题，这种技艺本身却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巫术的来源和基础是秘传的，也常常进入到私人活动的日常循环中去。而日益复杂的社会却倾向于将日常知识与秘传知识分离开来，同时也拉大了掌握这两种知识的群体的距离。”在都市知识分子之中，由于知识类型的不同，形成了两大知识群体：以媒体为活动背景、与公共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以学院为生存空间、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专业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共同体之间常常会发生某种紧张。而且在知识分子个体之中，由于秘传知识与日常知识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相互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关系，因而究竟更多地关注于专业知识，发展学术，还是转化为日常知识，启蒙大众，也构成了内心的冲突和紧张。

　　第三，就都市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来讲是价值符号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的落差。知识分子按照本性来说，是以创造和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为其自我特征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抽象知识(所谓精英阶级的“大传统”)与他所每天身处的世俗知识(所谓民俗意义上的“小传统”)有着同构的互生关系，精英的符号离日常人伦不远。而都市生活充满了符号性和象征性，因而都市知识分子常常沉溺在意识形态抽象世界而浑然不觉。意识形态常常营造出一种虚幻的体验意识和空间感受，知识分子所创造和传播的价值文化符号与日常生活仅仅存在着一种象征或隐喻的关系，正如卡尔·曼海姆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学者是在图书馆内了解思想而不是在实际环境中。书本向研究者展现了他无法直接接触的环境，因此书本就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参与感，这是一种分享了他人生活却无需知晓其甘苦的幻觉。”知识分子的符号世界源于现实世界，但前者并不能等同于后者，但作为符号世界的造物主，知识分子在意识中常常将符号世界幻想为现实世界。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们在二者之间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断裂和紧张。

　　从都市的空间关系入手，可以打开知识分子研究的全新视野。这一研究论域因为已经拥有了多种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以及丰厚的史料基础，呈现出令人诱惑的前景。它将为新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增添一道灿烂的风景线，而显得更加多元、广阔和生机无限。

　　(作者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