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变制度相比，引导文化更难。家长制之下培养不了合格的现代市民。文化学上有一种说法，叫文化养成，没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陶冶，很难一蹴而就。但是它的培育并非无迹可循。
●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 宾：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龚丹韵：曾以博采众长的“海派文化”闻名于世，以“海纳百川”的特色引以为豪，靠吸纳各地移民发展起步……按理说，包容的气度胸襟，一直都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生命所在。为什么今天精明但不高明反倒成了“上海印象”？
梁永安：对一座城市而言，“包容”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也要与时俱进。现代城市意义上的“包容”与过去有所不同，它建立在健康的市场机制中，以负责任的公民社会为基础，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视野下探索未来的道路。如此，各种现代资源才能在城市中有序进出、充分交融，城市也才能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良好平台，呈现友好、和谐和互动。然而追溯上海的历史可以发现，它的海纳百川，并不是遵循这样的现代逻辑发展过来的。从小渔村开始，上海曾带着小农经济的鲜明烙印，中国近代的特殊命运使它成为租界，推动移民运动，快速移植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模式，城市的迅猛膨胀，并非出自它的内在需要和自觉，而是通过外力强行打开的。加之当时上海老城厢的面积不大，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本地居民对城市改造的主动参与度并不强，他们又比中国其他地区更早见识了西方工业的漂亮成果，在物质文明上有先天的优越感，所以，当他们真正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时，其实并不确切理解何谓城市的胸襟气度，却貌似已是其他同胞的“老大哥”，没有继续取他人之长的动力了。
龚丹韵：同样，与“海纳百川”相适应的是“大气谦和”。可现实是，“小市民作态”“小资情怀”成了公认的“上海格调”。
梁永安：“小资”是从西方市民文化中演变而来，意味着人类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美化自己的生活，比如法国的咖啡馆、英国的下午茶等。体现在城市文明的微观上，就是每个个体都有自我优化的欲望，追求生活质量和舒适环境。这不仅从道德上无可厚非，而且也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力。至于“小市民作态”，那与城市的枢纽功能有关。历来四面八方的不同人群在上海这个大熔炉里交汇，这就意味着必须求同存异，才能和谐共处。长此以往，上海逐渐形成了一种“安全机制”，即，不过多干涉他人他事，保持一定距离，为双方可能的冲突留下余地。这些“上海特征”不是问题。问题是小资也好、市民情怀也罢，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最终我们还是要追求大气，拓宽视野。因为客观上，文化消费和文化时尚会边际效应递减；主观上，处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也唯有打开大门、放大视野，才能更好地作出决策判断、规划人生。上海想要实现“四个率先”、“四个中心”，真正成为国际大都市，更加不可能偏安一隅，在自我满足的小天地中谋得发展。
龚丹韵：那您认为什么才是上海城市文化中的“软肋”？
梁永安：上海很早就引入西方现代商业模式，从农业社会快速转入工业社会。人们在精神上尚未来得及适应现代化，在实践中就已经开始像机器一样劳动运作。个体的自我意识往往会在工业流程中萎缩，思维模式变得物质化。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上海人与外地人交流时，多谈大上海，很少谈自己。这说明什么呢？城市的工业发展，并没有让他们感受到温情，在冰冷的工业机器面前，反而倍显自己的渺小。不少学者分析上海人的傲慢时，都归咎于骨子里的自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如何建立起与现代工商业相匹配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上海城市精神面临的新挑战。
龚丹韵：文化的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非立竿见影。建设上海应有的现代城市精神，怎么做才能事半功倍呢？
梁永安：确实，与改变制度相比，引导文化更难。家长制之下培养不了合格的现代市民。文化学上有一种说法，叫文化养成，没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陶冶，很难一蹴而就。但是它的培育并非无迹可循。首先，上海要有更广阔的胸襟，关注更广阔的天地，那么平时弥散在我们周围的信息是否也遵循这样的思维？当身边几乎都被本城消息覆盖，其他地方的发展情况只有只字片语，长此以往，难免陷入自我满足之中。我们的耳朵多走出去听听、眼睛多走出去看看，多一些跨地域跨文化的体验，才能从全面有效的信息中，找准自己的定位，由衷地反思自己的不足。其次，城市里有没有不同阶层群体可以交融的平台？比如美国作为移民城市，保留了不同民族的节庆仪式，让他们各自的文化有展现的舞台。可惜的是，不同地方的人到了上海，原来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没来得及发声，就开始被城市同化。而城市的空间布局，也人为划下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楚河汉界，缺乏可交流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的城市文化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精神道德熏陶，它还植根于城市的生活结构、社会形态、组织方式等一系列机制，需要依靠社会内在的需求来支撑。我们正处于文化发展的拐点。上海其实最有条件成为一座开放、包容的大都市。因为上海人的职业选择、生活品质，都已经以全球为参照系，有很强的流动性。这虽然为凝聚共识增加了难度，却同时也给了更多的可塑性和可能性。新上海人与老一代已经有很大不同，文明的行为素养以及开放的心态，都较上一代更好。好的市民，才有好的城市精神。把上海当作承接各种优秀资源的“文化洼地”，而不是俯视一切的高地，才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应有的气度胸襟。
稿件来源：解放网—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