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从来就是一个商业气息相当浓重的城市。这一点常常成为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控诉上海文化乏善可陈的一条重要理由。
商业文明并不是罪过。人类在商业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精明、灵活、诚信、吃苦耐劳精神和创造性的智慧，也是人类的美好品质。而且，在商业契约关系中，现代公民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胚胎孕育出来了：它就是人类个体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
也恰恰得益于此，上海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化和初期公民社会的策源地。没有以上海为基地的现代物质生产，中国现代文化简直难以想象。进言之，过分地抨击上海的现代商业文明，甚至恰恰是长期以来形成小农意识的保守性的体现。
由此，今天上海文化的主要症状，并非其发达的物质和商业文明所致。那么到底是哪儿出错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经济和文化之间不协调，导致了上海文化畸形的发展状态。
扩张性品格的异化
商业自有商业的文化，商业完全有可能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面目出现。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市场运作会带来物质泡沫，在上海，物质泡沫就经常泛起，而且反倒成了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形象广告。
比如，磁悬浮列车，就纯粹是一条交通恐龙，烧钱火炉。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其速度所带来的便利，其主要功用就是花巨资向世界夸耀我们对高速的占有。陆家嘴建筑物的高度和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均可看作第三世界国家在所谓“现代化”情结支配下的病态欲望的表征。
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体现在文化上就意味着一种“扩张性”的品格。1990年代以来，随着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目标的确立，上海对文化的旧梦重温的愿望表现得越来越迫切。这一点，可以从上海这几年文化设施建设的急剧膨胀和文化产业投资迅速增加等举措中，以及从方兴未艾的“上海怀旧”热潮中轻易看到。然而，这个伟大的“商业之都”在新的商业大潮到来之际，其文化的影响力却急剧衰减。
显而易见，上海自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优势：财力雄厚的文化资本，功能齐全的文化设施，还有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文化接受群体，这一切，拿中国任何一个省份和城市，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不过，在全国的文化格局中，上海所占据的地位却与这些外部条件极不相称。在出版传媒业方面的弱势地位，即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如今，上海报业几乎没有一张具备全国性影响的报纸。且不说当年的《申报》、《大公报》，就说十几年之前，《文汇报》、《新民晚报》也称得上是全国性的大报。而现在这些报纸虽仍得地利之便，却无当年之威。只能采取收缩的自我保护策略，既无努力也不打算应对当下强大的媒体竞争。
上海丢了文化的雄心吗？它一度也有过将城市建成中国的“文化中心”构想。但这一构想终于胎死腹中，上海的城市文化定位降格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由“文化中心”降格为“文化交流中心”，意味着这座城市自身文化原创力的匮乏。
五花八门连续不断的会展，三天两头名目繁多的节庆。“庙会”看似繁华，但它不是生产基地。节日自然热闹，但它不是日常生活。文化的“庙会化”，营造了文化繁华的假象，掩盖了文化荒芜的真相，进而又加剧了文化原创力的退化。凡此种种，迫使上海只能从别处移植一些奇花异草，来装点自己荒芜的庭院。
堂皇的上海大剧院，这个庞然大物，有着功能强大的设施，高昂的票价和不算太难看的外表，但它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国际戏班子走街串巷的临时帐篷。世界各地的文化成就，都可以到这里展览一番，赶一次集，然后收摊了事。其他许多气派非凡的文化设施，也都只能为外部文化提供展览、交流的平台。原创性文化的缺失，使得有着强大文化设施的上海，正在蜕变为一个国际文化“庙会”。上海大剧院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象征：一个庞大的物质巨人，一场盛大的节日庙会，然而曲终人散，留下的是空旷。接下来的世界博览会，将会进一步强化上海的这种文化展览功能，使上海文化全面“庙会化”。
谁吃掉了文化空间？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策源地，曾经汇聚了中国电影的全部精英。即便现今，上海电影业依然拥有国内一流的设备和技术、一流的制作工艺、一流的外景地以及最强大的财力支撑。如今它的真实处境，就是外行也能看出来：它炮制出来的影片，能算得上二三流之作的，就实属不错；一些巨额投资的影片，差不多从一出来就是一条死掉的“恐龙”——其影响力和创造性，甚至远不如那些投资额度小得可怜的低成本小制作的“独立电影”。尤为可怜的是，上海几乎就没有任何“独立电影”——与北京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独立电影”在上海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不错，上海坐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本，上海还有一个高效率、身具强大管理能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市政管理方面一直表现出引人注目的优势。上海的街道、地铁、广场……任何公共空间看上去都干干净净，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但巨大的上海，却容不下一个像样的摇滚乐队，更别说那些流浪艺术家了。所谓“广场文化”、“街头艺术”，实际上是逢年过节各级政府组织的结果，节日一过便烟消云散。相反，北京却是中国各类艺术家的集散地和大本营。现在的宋庄和早一些时候的圆明园艺术村，在那里麋集着独立艺术家，流浪歌手，行吟诗人等等，他们原始野性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活动，带给北京以一种粗砺的、原始生态的文化生命力。
文化好比植物，野生的生命力更强。管理者越是捣鼓，植物就越是容易枯萎。强势政府能够管理好街道居委会，并不意味着就能管理好艺术家；管理者能卓有成效地造100座大剧院，却未必能培养一位文化大师。园林化的管理，可以使街道清洁、车站有序，却不能产生真正有生命活力的文化，相反，这种精心的、无微不至的管理，只能加剧文化创造力的萎缩，进而影响市民的精神品格趋向于精巧、琐碎和萎靡不振。过于清洁的文化生态，只能造成文化的荒芜，这也许正是上海文化荒芜现状的真正根源。
样板病
话又说回来，尽管目前上海文化缺乏活力，但由于城市地位的传统，它的文化影响力依然不可低估。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新一轮的发展狂潮中，上海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几乎成了一个样板。它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对其他省份和城市产生着巨大影响。比如，上海有一外滩，其他城市也纷纷搞“外滩”；上海有东方明珠，各地“西方明珠”、“南方明珠”、“北方明珠”也纷纷矗立起来；上海对建筑高度和灯光工程的追求，对其它地方的影响更是贻害无穷。
与中国内地城市相比，上海是一个本土性和历史传统相对缺乏的城市，因此，它在塑造自身现代城市形象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历史方面的障碍也少得多。如旧城区改造问题，上海大多数建筑，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拆迁问题并不严重。而那些拥有大量传统历史建筑的城市，效法上海的做法，大面积拆迁，给城市带来无可修复的破坏性后果。而现代化的新式建筑与传统历史建筑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城市自身的文化个性，等等，也是一系列无可回避的难题。
又如，许多中小型城市也搞所谓“灯光工程”，以营造华丽的盛世幻境。在能源短缺的今天，“节约型城市”理念始终难以被地方政府接受。大量景观灯光，既耗能源，又艳俗不堪。而更为荒谬的是对水景和跨江发展模式的刻意模仿。一些内地城市为了水景，甚至挖出一条人工河来制造“假外滩”。
如此，内地城市对上海城市营造模式的过分模仿，无疑会带来一系列城市发展的弊端和危机。上海发展建设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在其他地方都将出现或已经出现，而且往往会更加恶化。
究其纵深，根深蒂固的“样板思维”依然支配着当下中国文化，支配着现代城市之营造。通过对某一城市形态一窝蜂式的模仿，造成了千篇一律的城市形态和空间文化。这些没有个性的城市，不仅在美学上是畸形的和刻板的，在伦理上也是狂暴的和扭曲的。
文化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它要求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自由舒畅的精神空气。上海显然缺乏这种氛围。这座城市很庞大，但文化的生存空间却十分之逼仄，与这座城市的规模极不相称。
摆在上海决策者面前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影响力日渐衰减的城市，却如何去实现一个伟大城市的梦想？（张闳）
相关：大上海，为何偏偏“小市民”？
从任何角度来看，上海都是奇特和有足够分量的城市标本：它在国内是龙头，在国际上是窗口，背负着“看中国要看上海”的重责大任，一方面，它因“国际化大都市”的招牌而备受尊崇甚至艳羡，另一方面，则遭遇着众说纷纭的非议和指责——学术界和政治界在“政府强势，文化保守”上做足了文章。上海人处境也很尴尬，他们的全部自得和自恃在“阿拉上海人”中溢于言表，而身后堆积了满地以轻慢和讥讽为主调的议论。特别是“小市民”三个字，几乎仍是上海的附骨之咒。
怎样看待大上海的“小市民”，为什么大上海，偏偏会产生小市民？
参与本期“市民话题”谈论的四位学者：朱大可、张念、张闳、王晓渔，都来自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朱大可生于斯长于斯，却从不认同上海人身份：“我的性格骨子里面和上海无关。”从20年前首度提出“石库门文化”，到仍坚持石库门最可当作上海地标的今天，他对上海文化脾性的批评却毫不留情。其他三位，是外来“新上海移民”，在上海分别生活了一年到十多年不等。但他们都自认为和上海没有太多关系，理由是“根和养分都不在那里”，只是“寄生”在此。他们的分析冷静、细腻而尖锐，但何尝不是繁华上海值得侧耳一听的诤言。
空间逼仄：争夺的导火索
朱大可：我一直认为，上海的居住条件对市民性格的养成有决定性的影响。上海最传统的居民建筑就是石库门和里弄房子。楼梯极窄极陡，脚在上面放不直，要侧着走，有亭子间，顶楼有一个晒台。空间很狭小，光线很暗，里面住很多人，很拥挤，厨房是公用的，房间也分割得非常小。房间与房间隔得非常近，对窗能互相看见。有时候板壁是很薄的木板，上面还有窟窿，可以偷窥。解放以后，人口增长速度大概超过工人新村建筑速度十倍以上，工人新村也不够住，于是不得不分割一些原有的里弄房子，使它变得更逼仄，对空间的争夺因此变成他们日常的功课。争夺主要发生在一些暧昧的公共空间，比如厨房、晒台。它培育出“小市民”（使用全称判断会有很多不妥之处，但为了便于交谈，暂且这样使用，以下同）的第一个品性，就是争夺——空间争夺。这是小市民性格的核心。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认识上海小市民。
争夺，一是家庭之间的争夺，一是家庭内部的争夺、争斗。到知青回城的时候，这种争斗达到了顶尖。大量知青回来，可是根本没有空间，兄弟姐妹之间斗得很凶。这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上海小市民阶层最恐怖的岁月，对他们来讲，完全是一场噩梦，小市民成了牺牲品。我见过最惨的一个例子：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三代五口人，两个孩子，两个父母，一个奶奶，住在六平方米的房子里。就有一张大床，一个大橱，还有一张桌子，晚上在桌子底下睡两个，床上睡三个。
张闳：这一点也是上海“小市民”生活和其它城市的一个重大区别。私人空间的狭窄，在别的城市也有，但没有这么严重。上海的个人空间已经超出人所能忍受的底线了，这时人性就完全扭曲。在其它地方，比如武汉，也有对公共空间的争夺，但在表面上还不至于要全部侵吞掉别人空间的意图，没到那么激烈。直到1990年代初，上海家庭居住特困户的标准是人均居住面积小于四平方。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指标！
《市民》：那为什么在其他城市，尤其是一些内陆城市的人，还会考虑向外流动，而上海人却一般不愿往外走？
王晓渔：这个城市提供了很多满足感和各种可能性。鲁迅的小说里有“豆腐西施”，这种现象在小镇很常见。漂亮女孩因为学历、出身、能力等原因不得不从事一些收入较低、劳动强度又比较大的职业，虽然容貌可以给她们带来一些好处，比如招揽一些顾客，可这还是容貌经济学的初级阶段，基本无法改变她们最后成为“圆规”的命运。可是在上海，只要容貌说得过去，甚至只要不是太难看，她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上海的奇迹和传奇，不仅出现在电视剧里，而且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一个棚户区的女孩，有可能会被花园洋房里的女孩看不起，但她绝对不愿意离开上海，因为在这座城市她可能遇到现代版范蠡，在其他地方只能成为“豆腐西施”。
永远的身份焦虑
《市民》：外地人经常抱怨上海人太排外，具体说说上海人的“排外”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张闳：这是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像在其它城市，尤其在内地的中等城市，市民阶层是没有分化的，他们在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是“一体化”的。比如，官员、干部，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跟普通工人、职员有差别，但在穿着、饮食、审美趣味、日常礼节、生活态度等方面，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上海就不一样了，市民阶层分化程度相当高，不同阶层的说话习惯、生活方式、文化品味等，都不尽相同。对此，上海人心里很清楚。但外人可能看不明白，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个笼统的“上海人”概念。
王晓渔：这个城市给人带来的身份差异感太强了，等级划分的标准太多了。我们经常说上海人“排外”，其实“排外”是很多地方的共性，在这个方面很多内地城镇一点也不亚于上海。在我看来，上海人的特产是“排内”，比如在上海，“上海人”和“本地人”是两个概念。“上海人”的祖籍往往是外地，但他们移居这座城市有两代以上，大都住在市区；而“本地人”则是当地“土著”，通常住在郊区。不仅市区歧视郊区，市区之间不同区域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等级甚至不亚于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居高临下。记得大学时有个卢湾区的同学，声称不找卢湾区以外的女朋友，对地域身份的强调可见一斑。
政府不断提高上海户口的门槛，也使得上海小市民获得很大的满足：你不是博士、硕士么？还不如我们下岗工人呢！不仅“外地人”难以进入上海，有郊区户口的“本地人”也遇到越来越多的户口壁垒。我有两个同学，都是上海郊区人，在上海市区读了十年博士，毕业留校之后，反而被要求将户口从市区迁回郊区。这还是因为十年前大学生户口统一迁到学校所在地；现在上海郊区的学生考到市区的大学，户口根本不迁，毕业之后再想迁到市区，难度甚至超过外地人。上海的职业转换比较容易，但户口转换又很困难，这就造成了上海的一种内部循环，它的流动是在城市内部进行的。从表面上看，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可是它在很多方面的保守程度远远超过它所看不上的内地。
《市民》：为什么上海人对身份和地位的划分看得这么重？
张闳：可能跟上海的历史记忆有关。即使是普通的上海市民，他们也曾见过各种各样的富人，同时也见过富人被剥夺。但是，被剥夺的富人依然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曾经有过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味，如所谓的“老克拉”。直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些破落了的“老克拉”，社会地位跟普通市民一样，住在破旧的弄堂里。但他们一走出门，还是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气派。虽然普通市民可能会很乐意看见富人们的落魄，但实际上对那种“老克拉”式的人依然心存敬畏，在内心深处有模仿富贵人家的愿望。
但在职业意识方面，新上海市民却并未很好地培养出来。事实上，职业意识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人们对各种不同的职业都是非常尊重的。即使是对那些服务性的行业，也不能吆三喝四。可是对一般上海市民来说，一方面把服务业看得很低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去从事这些行业。所以，造成心理上的极度不平衡。比如在一些超市里面，营业员阿姨常常对顾客爱理不理：你要找什么自己去找。他们还延续着一种“供销社”的方式。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悖论：市民看不起跟他属于同一类的人。过去有一种幻觉，认为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可能赢得尊重。但是这种机会实际上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且让人更为不平衡的是，原来同学、邻居可能突然爆发，住进了小洋楼，或者当了个科长、处长什么的。他们把这种焦虑、不平衡转嫁给了下一代，他们要孩子能够超越他们，孩子是这一代父母打破身份差异的唯一机会。
朱大可：拿张闳说的超市里的阿姨来说，她的技能几乎等于零，知识也等于零，中学后没有机会上大学，文革当中又没有受到教育。所以小市民中的这一群是被忽视的，但是他们也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在抵抗。这是小市民里面最惨的一群，同时他们的小市民趣味是最浓烈的。他觉得这个身份是跟他个人完全不符合的，觉得自己应该做更伟大的事情，但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上海小市民的这种痛苦，也值得我们同情，是一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饱经了时代的畸形。他们对社会有一种怨恨，对时代的怨恨。
“兴趣小组”并非公共参与
《市民》：有人得出结论说，石库门的天井有圈子的意味。这应该怎么解释？上海的公共参与氛围是怎样的？
朱大可：复旦的李天纲认为上海是有市民社会的，认为天井形成了类似的联盟体，或者所谓的圈子，实际上根本不是，完全是乌合之众。今天我跟你议论他，明天碰到他了，又转过来议论你，不停地变换立场。市民社会是有信念的，小市民不是这样，他只有利，没有义。
我有一次在杭州的公园里看见一群老人围在一起很热闹，以为是在跳舞或练功什么的，结果过去一看，人家在谈论毛泽东。上海的小市民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公共话题，都是一些非常私人的话题。比如去上海作协，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居委会一样。谈论的是淮海路哪一家商场打折这样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利，并不是一个公共利益。如果有的利益通过集合，可以获得公共利益，那也是现代商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但上海不是，完全只有私利，而不是通过保护公共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这样它就永远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民社会。
王晓渔：并且，有些公共参与非常可疑，比如那些“热心市民”或者“兴趣小组”的行动。有次在超市，一个营业员对两位老年顾客不太恭敬，旁边的人纷纷站出来怒斥营业员。如果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会觉得这是值得歌颂的新风尚，并惊叹于市民对公共参与的热情。可是当那个营业员迫于压力不得不保持沉默时，顾客还是不依不饶地围着她继续怒斥，路过的人也纷纷加入声讨阵营，态度之激烈仿佛当年的批斗会。作为在场的旁观者，我对那些自称打抱不平的市民就很难产生敬意，我不认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就是公共参与，何况对方并不是老鼠。
我们缺乏公共参与的传统，而公共参与需要一些基本的常识，这些常识在市民中基本还是空白。在上海，“超市里的批斗会”不算少见，也经常得到较高的正面评价，可是所谓“热心市民”未必适合成为公共参与的主体。他们也没有一个稳固的常规性的组合，就是根据一个事件，临时结盟。市民社会需要一个相对的稳固性，它不能是临时需要才建立，没了就解散。虽然有些猫友们会组织救助流浪猫等等，但也仅此而已，不过是“兴趣小组”。报纸曾经报道一些车友在半夜封闭上海的一些道路，然后飙车，这跟农民有钱了没事干，买摩托车比赛跨河沟差不多。
“小市民”的正面意义？
《市民》：上海人可以把他的个人空间利用和发挥得很好，这对市民社会有没有正面意义？
张念：这是个人生存能力的一种爆发。其实从现在来看，上海也是全中国治理得最好的城市之一，虽然这么多人口，但治理得挺好的，规规矩矩的。这是家庭治理延续到了城市治理。上海人求好的心理还是很强的。
张闳：我们讲生存空间的逼仄造成性格扭曲，但实际上，在个人生存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公共空间。现代都市广阔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改变自身形象和身份标识的可能性。比如说上街去看戏，去做客，这个时候，上海市民非常注意改变自己的形象，改造自身相对低微的社会身份。可见，前面所说的“小市民文化”在整个社会里，有时并不是主流。“小市民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是在1949年以后的事。
朱大可：上海人形象最恶劣的是文革以后，文革后期开始到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上海的空间和人口的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所以他的习性发展到了最恶劣的地步。其实90年代以后，上海人的形象逐渐在改善，因为它的空间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讲，改善是有可能的，但完全消除就没可能。
反过来讲，小市民的优点是什么呢？因为空间很狭小，上海人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他能够把很小的空间打理得非常干净非常井然有序。如果是这种地方出来的一个建筑工人，他会做得比其它地方出来的工人更精致，上海工匠的工艺会比北方的更精细。这个是要肯定的。但是，他的逻辑是一个自保性的逻辑，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而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上海人的性格总体上讲是保守的。
王晓渔：我觉得，这些因素对于建构市民社会有助，同时又有阻。在“文革”的时候，顽固的小市民意识使得他们没有完全被收编，但也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他们离市民精神非常遥远。不是说全盘否定小市民，可是关于小市民的分析，太多的是先象征性地批评两句，然后“但是……”，比如“虽然小市民很爱计较，但上海人还是很遵守条约”。我们现在要超越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已经非常有限了，它成了小市民自我合法化的一种修辞策略，上面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因为上海人很遵守条约，所以计较是难免的”。
上海市民社会：指望谁？ 《市民》：小市民要完成哪些改造，才能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
王晓渔：还要看时间。我觉得要改造小市民，个人不可能，关键在于，这会成为一个很巨大的惯性，不仅是造成他们自身的问题，还构成城市发展的巨大问题。我觉得政府应该退出某些关键的领域，其实市民社会的形成和经济的非政治化、政治的非宗教化、宗教的非伦理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社区行使的功能其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张念：现在的强势政府太一体化了。上面是强势的行政力量，底下又是汹涌的小市民力量。中间就萎缩。相对于行政之外的是城市的市民空间，或者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力量相当匮乏，缺乏文化的生长性与创造力。上海号称“小资城市”，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精神、独立精神在哪里？上海有六万的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包括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更多的时候体现为一种小市民的价值判断。
王晓渔：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上海不可能产生市民社会，只会产生“小市民社会”。小市民社会由“热心市民”和“兴趣小组”构成，他们会打抱不平或者组织一些兴趣活动，没有市民社会传统的人们常常误以为这就是市民社会，可这是一种幻象。市民社会更需要理性的市民和自治的组织，市民不仅具有热情而且具有公共参与的常识，组织也不仅关心花鸟虫鱼。我对新的上海移民抱有一定的希望，他们往往构成公共参与的新生力量。当然，如果户籍制度不取消，一切都很困难。现在虽然说每年都有上万大学毕业生留在上海，但是这个数字对上海小市民文化不构成冲击，而且还会被它改造。一定要有个顺畅的移民通道。
张闳：我认为，市民社会形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定型，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熟的市民社会需要丰富繁杂的社会分层。目前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刚刚开始，而且人们尚未认可和适应这种分化。没有分化的市民整体，就不能生成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和由这种差异带来的不同政治诉求、利益诉求、文化认同，而这种诉求和认同差异的冲突与妥协，才是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生成的基础。我觉得，政府和社区应该鼓励市民建立起健全的职业身份认同意识，并形成不同身份的政治平权观念。否则，对正在出现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利益阶层的不适应，就会形成整个社会在心理上的一种巨大的不平衡和对立关系。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冲突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是社会紧张和不安全的因素。
朱大可：几个问题阻碍了上海的国际化。第一是户籍保护。号称国际化大都市，可是国内流动都困难。大都市的一个核心就是流动。第二是文化保护。在文化上采取极为保守的苛刻的做法，也就是意识形态化。所以在上海要办一个前卫一点的画展，很困难。上海为了制造繁荣景象，就做了一些所谓的艺术节。艺术节像一个集市，人请来以后，轰隆一下就散了，完全是空架子。没有一个有根的原创性的文化。
要有完全的自由经济和自由思想、思想和言论的公共平台，以及利用这两者打造出来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不是中间收入阶层，我们现在很多人判断说中国已经有中产阶层，其实讲的是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除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之外，还要有价值理念，包括他的荣誉感、公共发言的欲望、对公共事务的激情。达到这些，才会有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原来的上海，上世纪30、40年代全国移民共同打造的上海，还比较有创造力。
大政府只能培养出猥琐的小市民，而过去租界的小政府倒是能塑造有力量的大市民。这是政府和市民的关系。而现在，精英阶层是萎缩的。除了商业以外，所有跟文化相关的阶层都是萎缩的。上海高校的知识分子，是靠吸外地的血生长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不在上海这块土地上长大，我们住在上海，但我们的根不在。我们是悬空的，靠外地的养分活下来的。这是一种寄生现象。（知识分子）要不然就是生活方式完全和小市民同质化。英国的传统离我们太遥远了，过去多少年了，早就被改造掉了。完全是幻觉。
●它培育出“小市民”的第一个品性，就是争夺——空间争夺。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认识上海小市民。
●一个棚户区的女孩，有可能会被花园洋房里的女孩看不起，但她绝对不愿意离开上海，因为在这座城市她可能遇到现代版范蠡，在其他地方只能成为“豆腐西施”。
●上海人的特产是“排内”，比如在上海，“上海人”和“本地人”是两个概念。
●在一些超市里面，营业员阿姨常常对顾客爱理不理：你要找什么自己去找。他们还延续着一种“供销社”的方式。
●上海小市民的这种痛苦，也值得我们同情，是一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饱经了时代的畸形。他们对社会有一种怨恨，对时代的怨恨。
●上海号称“小资城市”，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精神，独立精神在哪里？上海有六万的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包括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更多的时候体现为一种小市民的价值判断。
●市民社会更需要理性的市民和自治的组织，市民不仅具有热情而且具有公共参与的常识，组织也不仅关心花鸟虫鱼。
●艺术节像一个集市，人请来以后，轰隆一下就散了，完全是空架子。没有一个有根的原创性的文化。
●大政府只能培养出猥琐的小市民，而过去租界的小政府倒是能塑造有力量的大市民。
●他（小市民）的逻辑是一个自保性的逻辑，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而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上海人的性格总体上讲是保守的。
●“虽然小市民很爱计较，但上海人还是很遵守条约”。我们现在要超越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已经非常有限了，它成了小市民自我合法化的一种修辞策略，上面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因为上海人很遵守条约，所以计较是难免的”。
上海市民符号：
石库门：上海居民最传统的居住建筑。出现于19世纪中叶。当时太平军东征，上海老城内的居民和江浙难民大批避入租界，一种脱胎于传统四合院和西方联排式楼房的二层民居应运而生。后经不断完善，逐渐发展成由天井、客堂、厢房、灶披间、亭子间和晒台等组成的石库门住宅，数幢或数十幢为一排，构成分弄，又以数条分弄组成大弄。2006年7月，上海最老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大中里”开始拆迁。
工人新村：1956年上海市政府从苏联引进的居住形式，解决了上海300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当时能住进“工人新村”的都是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学者通常把工人新村看作上海在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化，还认为它形成了上海人的一种性格：制度化，比较容易被管束。
老克拉：该说法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通常指熟悉社会内幕或上层生活的人。“克拉”是英文class的洋泾浜语，早期多讲作“克拉斯”。class的本义是等级、阶级，中世纪的欧洲等级观念极强，有财产、地位的人或家族才能挤入class之列，而平民、贫民只能被排挤在class之外，因此，class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古典的、经典的。
假领：以前叫做节约领。1970、1980年代，买衣服要布票，并且还不易得到。但当时有很多零碎的布头不用布票，就拿来做成节约领。可以套在不同的外衣上，节省了布料，还可以尽情变换花色，更显得体面。
“半两”粮票：1970年代，上海的油条半两粮票一根，为了方便人们买早点，上海特制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半两”粮票，以至于当时来沪的外地人，把这当成了上海人小气的例证。
来源: 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