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租界公共娱乐区的兴起（1860－1872）（一）

发布日期: 2007-04-16      浏览次数: 2916

一、租界华人：从难民到居民 　　1843年的上海面临城市重新定位的转折，此前它只是中国沿海传统商埠的一员。此后却以首批条约口岸之一的资格，获得重塑自我形象的转机。租界的辟设，使上海在1850年代后期，已兼有欧美的远东贸易走廊重要成员的角色。1860年代的上海租界已初步形成对外贸易、航运、房地产等新兴产业；确立了以外侨租地人会为基础的侨民地方自治制度；建立了自治行政机构（工部局、公董局）。晚清上海租界成为近代城市化在中国起步的试验场，显现其作为中国首位近代商埠的魅力。 　　上海租界的这一发展趋向，与其在1850-1860年代中期经历由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居的重要蜕变有关。1853年春，太平军攻克安庆、芜湖、南京，引发长江下游难民潮的东移，江南城乡战事连绵十余年，导致上海租界华人大幅度激增。1862年达到颠峰，战事平息后又出现大跨度直落，1865年后渐趋平稳增长。是年工部局第一次正式人口统计为华人90587人，外侨2297人，合计92884人。法租界在1865年有华人55465人，外国人460人，共55925人。两租界总计中外人口148809人。1租界区顷刻出现的华洋杂居局面使三方受益，华人得以栖身，给外商送来财源，租界当局则添一笔可观、稳定的税收，华洋杂居的状况最终经1854年土地章程的修订得到确认。作为租界华人，定居租界意味着在外国武装与外国机构保护下的租界谋求身家安全，这是华人移居租界的根本动机。同时他们也必须适应以市场为谋生手段的近代城市生活方式。2 　　实践证明，选择定居租界的华人既“买”了一份洋场的“保险”，也获取进入洋场商界竞争的门票，一举两得。3进入1860年代，华商在租界的投资已拉开序幕。投资者有来自浙东、苏南地区官绅，其迁沪带动一笔可观财富。18601862年“江浙一带富绅大贾，争趋沪滨，以外侨居留地为安乐土”。4来自各地的货币使租界华人资本大增。租界当局在一次统计中发现，至少有650万两华人资本迁入上海。5租界华商早期投资以钱庄、洋货业、房地产业等居多。“租界钱店，当时均系避地官绅所开设”。 　　江南的票号昔“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但受太平军战事影响，票号结交官场，藏富于官，“迨东南底定，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集于斯者24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两”。61860年代，上海金融业重心渐由南市移至北市（即英租界）。在1863年英租界“每条大马路上都有高大的洋房兴建起来，中国行庄的数目也大有增长”，“每天都有新行庄开张、新公司成立”，“所有这些新开张的行庄都是营业鼎盛，而所有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又都是完全依靠当地的财源筹集资本的”。 　　那些忙于捕捉商机的华人，“很不方便地猬集在狭隘的街道上，他们熙来攘往，如同登在蜂房内一样，每个人由日出到日落都设法做点生意”。71862年在上海租界洋行就业的买办及其他长衫雇员，据估计人数逾万，买办成为上海人公认的士农工商之外的第五行业。8这一近代江南地区人口和财富第一次向上海的大规模汇集，成为参与租界经营活动的重要力量。 　　华人跻身租界商场的过程，也是他们逐渐改变身份过程。1844年冬法国公使拉萼尼在率团先后访问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后认为“几乎没有一个资本雄厚、有信誉的人敢和外国商人接触并愿意和外国商人建立直接的关系”。上海早期的大商业之所以掌握在几个洋行译员、买办手里，“是因为那些薄有资财的人知道，和外国人做生意，虽然表面上受到地方当局的鼓励，而实际上是受歧视的，以致如果他们进行这种活动，就会立刻被加上除不掉的污名，然后是当众受辱，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尽早要破产”。9这种隔离中外商界接触的无形屏障不出20年就在上海租界被冲开缺口。 　　1862年为应对外国轮船的挑战，上海沙船业的资本流向有所改变：部分资本转化为上海轮运业的垫支资本，部分沙船商转为轮船商。附股外资企业是1860年代租界华商又一常见的投资行为。是年旗昌轮船公司在沪成立，该公司以中美合资名义组建，创办资本号称120万两，3个月后该公司附设的扬子保险公司号称资本40万两。据说美方投资6万两，早期航运界人士郑观应和知情人马相伯均表示“全为华资”。10航运业华资流向的变动多少反映当时租界商场已有华资为主、外商挂牌（主持）的合资经营方式，这是华商在投资取向、策略上对租界环境的一种适应。在邻近租界的上海县城，1871年竟发生一起县府差官到法租界包围某中国商店的事件。“因该店曾雇佣洋商将来自汉口的货物装船转运天津”，而“恐吓它将处以严重处罚”，差官们逗留不去持续4天，“最后得了70元始离去”。11两事同属租界华商与洋商的普通业务来往，华商附股的旗昌公司成立在租界曾有隆重的庆典；而华商委托外轮运货却遭致县衙门的问罪，匪夷所思。另外，上海知县曾根据北京的有关规定，出示宣布：在沪开业钱庄必须有执照，有同业四家作联保，并将有关证明呈缴县衙门。如此繁琐的手续将使商业发展缓慢化，而徒增官府对钱庄的借端勒索。结果因“各国领事已拒绝在租界中公布这个告示”，12使租界的钱庄安然无恙。在晚清，体现近代经济制度的商业经营，在租界被视为常事，却难以为县府衙门所容忍；在沪华商的经营转向只能借助租界的庇护学步，反在华界毫无法律保障可言。这种一地两制的从业境遇意味着上海正置于文明碰撞的触点。由此，晚清租界华商的经营活动，既是在洋场参与猎取银圆的竞争，同时也身不由己地介入一场文明的较量，承担着为近代经济制度在中国的萌生提供基石的使命。中国第一批近代商人则率先从他们的行列中脱颖而出，站立起来。基于晚清上海租界与华界两种文化环境的现实反差，租界华商只能接受租界居民的身份，接受租界环境对华人传统谋生方式的挑战，别无选择。作为租界居民必须以为他人提供商品（或商业服务）来获取个人收入；不同的商品（或商业服务）由市场渠道实现以货币为媒介的等价交换；居民们分享城市消费的便利，不论华洋。由此，每个居民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市场消费的发展必然突破传统消费的等级限制；华人在租界的谋生，既获得众多商机，也必须接受近代城市的法律、秩序、公共道德的规范与约束；租界居民的谋生方式也相应率先转向个体化、多样化发展，以个人为单位，自主就业、自主消费。1865年11月工部局在工部书信馆楼面设一佣人验看所，凡西籍居民雇佣的男佣、苦力、马夫须进行注册，无雇主的佣人可自己注册。注册时须交一张照片并提供证明材料，注册费男佣银1元，苦力、马夫银50分。如调换工作再次等级时，费用减半。雇主向该所了解有关佣人的情况则应付银25分。尽管最初的7年中业务平平，但个体就业的中介服务渠道初见萌芽。同期，工部局财政税收官员也乐观地认为“中国人已不再离开租界，而且事实上，人口又在回升”。 　　13到1870年代初期，租界娱乐业的勃兴也为女性谋职自立打开门户。到1870年代妓院经营以里弄立足，规模可观。“千个里名万个堂，日斜楼上尽新妆”，14另有烟馆女堂倌，俗称“花烟灯”。书场也启用女唱书弹唱，在1872年7月《申报》刊登的《女弹词新咏》、《咏弹词女诗》中提到名字的女演员已有31人。15当华商逐渐适应租界生活，颇得安居实惠后，他们与官府的疏离感也与日俱增。1854年工部局董事会警告捕房督察员“在拘拿他认为可能有违反租界法律行为的有身份华人时，要持非常谨慎态度，并指示他在任何情况下开始采取激烈手段之前，应先通知董事会的董事，若无十分充足理由，不得侵犯有声望人士居住的华人住宅”，体现了工部局向雇员灌输以依法保护居民身家安全为职责的职业意识。工部局也应居民之请，提供业务范围的某些有偿服务。1861年10月工部局董事会讨论批准了为“华人居民的安逸和利益作出必要的安排，但条件是，较为富裕的本地居民必须支付所述建议安排的相应费用”。161871年《北华捷报》的评论认为“本地官吏对租界中成长出富有的华商地区每每感到烦恼。他们本国人每喜欢与我们外国人做邻居，这是与每一个好的中国人敌视外国野蛮人的态度不相同的。我们整洁明亮的街道，干练的警察，对县官来说经常是一种呵叱，因为他所管理的是南市污秽的河浜和破烂的僻巷”。17同期在经历连番战乱折磨的府城松江，居民已不相信官员有维持秩序的能力，成批逃往乡村。上海近郊市镇多陷于人去城空的惨状。 　　晚清上海租界华人对新生活的感触意外而复杂。1862年3月工部局提出为抵御太平军进攻的防务筹款事项，最初因方案不妥，未能获得富有华人的预期响应，遂改行“使受益最多的人出钱”的捐款原则。由华人通过的筹款方案是以房地产业主和房屋承租人为防务措施的最直接受益人，向华人租用的一切房屋征收两个月的房租，由房东、房客各半负担。“所有的房地产所有人，不分华洋，除少数例外，都同意上述计划”，“办理捐款的华人董事有把握地对委员会说，捐款数目将不少于五万五千至六万两”。在实施时委员会又“慎重地议定捐款基于自愿的原则”。结果在捐款汇集前，“委员会已经支用二万五千两，其中二万两是由几个热心公益的华人垫出的，将来归捐款抵还”。后经估算实际费用为四万四千至四万五千两左右，故拟将大约一万两余款“如投资于公债，按利率10%计算，每年产生的收入足够维修各项工事”。18在筹款方案拟订过程中，租界当局采用公开协商、合情自愿的作法，和对捐款收支的核算监督，颇得华商的好感。这对深韵中国官府摊派勒索之道华商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经历。 　　1862年的一首竹枝词称：“郎住吴山妾虎邱，避兵同泊浦江舟。相逢莫话流离苦，此时流离路尽头”。作者含蓄诉说在沪谋生的男女移民对租界生活的感受，既有庆幸又有憧憬。191860年112月，工部局收入的地税房捐中（包括补收上年欠款），外侨地税房捐占总收入的16%；华人不征地税，其房捐占总收入的29%。1862年12月英租界的华人捐税估价员对1500幢房子的估价，合计捐税金额已达银4万两。1863年，华人纳房捐达50033两。20可见1860年代中期，在租界社会这一共同体内，华人在人口上已占主体，一个可观的居民消费市场也由此迅速生成。近代城市生活以市场消费为基础，华商在租界华人社会中，无疑是引导消费推进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