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文化的认证从来就是在城市与文化的互动中实现的。城市自身在变，在大多数人口已经生活在城市里的今天，最大的变化在于：普通城市的意义相对减弱，都市的意义日渐凸显。有人指出：“大都市正在赢回它十九世纪输给民族国家的统治地位。”[1]这一预言式的判断发人深省，人们将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它的真理性。事实上，都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已经日渐显露，一场争夺世界性或区域性都市霸权的角力正在城市间悄然展开。文化也在变，文化的发生与成长、文化的传播与迁移、文化的创新与演进等等，都面临着新的语境和新的范式选择；疆域界限本来就不是十分清晰的城市文化地图日渐模糊，但都市文化开始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在中心与边缘的冲突、高雅与大众的选择、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差异与同一以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貌合神离之中，城市与文化的互动衍生出当代都市文化的亮丽风景线。
     关于大都市，经典的城市文化研究者曾经颇有微词。在他们眼里，大都市是现代工业城市的代名词，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城市丧失了晚期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城市所拥有的丰富可能性；格奥尔克•西梅尔则在对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探究中概括出现代城市生活的特征：没有人情味、没有个性的官僚系统和理性的市场化程序；斯宾格勒更视自己时代的大城市为一种癌症，并预言大都市文化将面临罗马一样的命运，都市将毁于某种世界末日式的战争。[2]
     世界末日并未如期而至，都市文化在经历了现代性追求所带来的阵痛之后获得新生。在新生的都市文化面前，城市文化的经典话语显然已经失效，把握当代都市文化的脉动，观照当代都市文化的图景，必须转换视角，寻求新的理念支撑。我以为，在文化互动的语境中理解和诠释当代都市文化，可以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一、文化互动理念的勃兴

     简单来说，文化互动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冲突与融会，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从文化互动的观点看，不同文化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实体，不管是同质文化还是异质文化，都必然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文化的接触和交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维的；接触和交会的双方相互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接受者；在双向的接触和交会过程中，不同的文化通过相互解读、相互诠释，不断冲突和融合，不断改变自身；文化互动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最具有创造性和最富有活力的文化产生于异质文化的接触点、边缘地带或缓冲空间。
     文化互动理念的勃兴，源自对文化特性的重新认知。过去的文化观念往往认为，一种文化形成之后便具有了固定不变的特质，文化的展开和传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会发生文化冲突，但其结果是所谓先进文化战胜并取代所谓落后文化。按照这种文化观念，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个“自我”与“他者”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文化之间是二元对立的。比较文化研究常常感到左支右绌，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由于比较文化的理念建立在此种文化认知基础之上，它以定型的文化为对象，事先预设了一种描述固定文化的可能。
     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文化不是莱布尼兹式的“没有窗户的房子”，有机、动态、流变才是文化的基本特性，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往、对话和互动，文化的移动与迁徙是一个双向、多维互动的过程。与此相应，文化传播与交流中的一系列经典理念越来越受到质疑。比如，文化交流中的“水流效应”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存在，“水流效应”的提法是否科学？“有文化修养”和“缺乏文化修养”的当代标准是什么？“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与疆域何在？谁是文化的“中心”，谁又是文化的“边缘”？实际上，这些理念和区分正不断受到挑战，传统的文化观念所描绘的文化地图正变得日渐模糊，一幅充满动感和活力的多维文化互动图景却日见清晰。
     文化互动理念的勃兴，也源自文化研究的范式转移。面对西方社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冲突，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接触，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范式。其中，“西化”论在早期最有代表性。“西化”论建立在对文明的“挑战与响应”模式的认定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两个本来不相干的个体，西方文明的兴起对东方文明发起挑战，东方文明被动响应，结果是东方文明接受西方文明，其间是一个单向的西方化过程。在西方，有汤因比、费正清式的研究；在中国，从梁启超所说的“‘新’化”到陈独秀所说的“欧化”，再到胡适所说的“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乃至1980年代风行一时的“文化现代化”，等等，基本上遵循的是“西化” 范式。
     不攻自破的“西化”论，经修正后转移为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预设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结构，不管是斯大林式的狭义的现代化，还是西方1950年代提出的广义现代化，都是如此。“传统”的出路就是“现代”，现代化就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而“传统”对“现代”就是“东方”对“西方”，中国走向现代化也就是中国走入国际大家庭。但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一种单向的运动中依然彼此外在，互为他者；其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所主导的文化阐释也始终给人“搔不着痒处”的感觉。文化研究要求走出单纯的比较研究所设定的狭隘视域，跨文化研究应运而生，文化互动成为文化研究新的范式。
     文化互动理念的勃兴，还源自文化发展的当代语境变迁。人类正在步入全球化时代，人类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正在冲破自然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人员的自由流动和人际间的自由交往，世界正在被不断“压缩”。无所不在的全球化力量正在彻底改变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模式和人类文化生活的构成。文化的混杂性、多元性、异质性、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空前复杂地凸显出来。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日益普及，尤其是新型的媒介和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文化的流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化的这种跨越民族和疆域界限，甚至具有潜在的消解领土观念的流动性，在全球化语境中已经成为最强有力的文化特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高度复杂性和流动性，使传统的文化习得、增长和扩散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不断扩大的公共空间中，不同的文化都处在“互文语境”之中，文化互动成为每种文化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文化互动既是当代都市文化生成的动力之一，也是我们考察当代都市文化状况的方便之门。从文化互动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撩开当代都市文化的面纱，体会当代都市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把握当代都市文化的内在冲突，获取当代都市文化的新鲜理念。
     　　

     二、 都市文化的后现代转向

     19世纪末，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布赖斯游览了美国的工业城市之后所作出的评论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有的是用砖建的，有的是用木头建的。”[3]布赖斯平淡的话语流露出欧洲人对美国人的不屑，更代表着一种对现代都市的反抗，只不过这种反抗更主要地来自对封建城市或“自由资本主义”城市等传统城市的一种留恋。遍布着工厂和办公机构，按统一的模子铸造，毫无个性，没有人情味，是现代都市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现代都市一时成为传统城市拥戴者的噩梦。但是，工业文明的勃兴无情地打乱了传统城市的既定步调，现代性追求的大潮风卷残云般地荡涤着浪漫主义的悠悠思古之情。现代都市文化寻求冲出传统城市文化的窠臼，艺术家、建筑师、技术人员、城市管理者和市民所形成的合力，创造了新的城市景观，突破了传统的城市管理方法，形成了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
     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脉络清晰可辨，但这决不意味着都市文化是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运动中向前演进的。实际上，单纯的线性关系在都市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中从来就不曾存在。现代都市文化的出现是城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过程复杂而精致，既有现代对传统的反动，也有传统与现代的抗争。现代城市取得对传统城市的优势，也并不意味着现代都市文化的绝对优越性，现代都市文化顺应了工业文明的大潮流，也感染上了工业社会的流行病症，并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丰富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现代都市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孕育着一种新的反动，都市文化的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如影随形。
     都市是现代性最集中的表达。“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强力的理性化过程，带来交通和通讯现代化的技术进步（汽车、电话、打字机、电力）以及空前的人口积聚与流动”，[4]构成了典型的现代都市图景。现代性追求将城市化和工业化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工业化一时成为城市化的基本范式，城市景观因而发生急变，城市生活方式也因此出现革命性变迁。人们在技术的进步、物质生活的丰裕和对自然的成功征服中狂欢，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地图”也从此变得模糊不清，城市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成为新的问题。都市文化的后现代转向应运而生，在文化互动理念的观照下，当代都市文化的后现代特征已经依稀可辨。
     当代都市文化中最显眼的后现代特征莫过于城市建筑风格的变化，它赋予了当代都市文化一种混杂的语言和一种清新的气息。最能体现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城市莫过于拉斯韦加斯。早在1968年，罗伯特•文图里、丹尼斯•司各特•布朗和史蒂文•艾泽努尔就石破天惊地号召“向拉斯韦加斯学习”[5]，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全面的攻击。拉斯韦加斯不断向人们散发出后现代主义的气息：华丽的装饰使作为工业革命及其科技进步象征的、以单一和纯净为荣耀的现代建筑显得贫乏、空虚、无聊；折中、不对称、相互冲突的建筑风格的混杂又使“后现代主义毫无拘束地把现代主义视为其可以容纳的成分和景观之一，相互评判、对话、竞赛、质疑并且相互模仿”[6]。在“富于包容性、隐喻性和互文性”的拉斯韦加斯城里，人与城的文化互动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参观者和参与者不像现代主义受专家的支配，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更像是沃尔特•本杰明的浪荡子概念在20世纪末的体现：留心的、谨慎的漫游者玩弄着多种不同的城市含义”[7]。最重要的是，拉斯韦加斯表征出了当代都市文化的另一个后现代特征，“文字、图片、雕塑及霓虹灯混杂在一起，与现代主义的新教风格相比，这种象征主义的引入，产生了享乐主义的消费文化景观”[8]。总之，透过混杂、繁多的意指符码和戏谑的流行艺术仿真，拉斯韦加斯生产出了当代都市文化的诸多要素。
     建筑固然是都市文化的重要表现，但都市文化的深层符码更主要地体现在一个时代对都市概念的理解之中。当代都市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后现代主义将“扩张的消费文化、计算机化、操作技术、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就业方式、选择性财富积累”[9]等关键词与城市直接联系在一起。“现代或现代主义城市以棋盘式的街道布局，实用的交通网络，高耸的混凝土和玻璃建筑，界限分明的非闹市区和闹市区或东伦敦和西伦敦（后者设有金融区）为特征，后现代城市则被视为休闲地带、消费场所和‘旅游者的凝视对象’。前者是对一种理性秩序和精神的世俗表达，后者则被经验为一个去中心的，或多中心的国际性都市。”[10]
     显然，理解都市的视角已经发生转变。当代都市再也不被理所当然地主要地视为经济实体，“去工业化”倾向开始在现代都市向后现代都市的更替中蔓延，美国、欧洲的一些传统工业城市开始走向衰落，一些后现代都市逐渐形成为当代都市文化的生产者，夺取了当代都市文化的话语霸权，掌管着传统工业城市及其他广泛地区的文化命运。都市的经济功能依然重要，但对文化功能的强调已经成为后现代都市发展的主旋律。
     当代都市文化越来越带有消费文化的特征，进而引起都市生活方式的变迁。“城市脱离工业化过程转而成了消费中心，并会聚各种壮观场面、混合的符码，使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融合为一体，从而导致了一种面向后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11]也就是，“从以阶级或居住地点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转向了活跃的生活时尚化的生活方式”[12]，闲暇消费、高雅文化消费与商业消费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当代都市变成了消费的中心。
     在这点上，洛杉矶不失为又一个后现代都市文化的典型。一方面，“洛杉矶没有象征性中心成为后现代消费文化总体上的隐喻：一切都是碎裂的、混杂的、分散的、多元的，一切都视消费者的选择而定”；[13]另一方面，“作为使乌托邦变成现实的迪斯尼乐园的所在地和故乡，尽管也被视为‘二十世纪城市现代性的巅峰时刻’，但洛杉矶成了对当代城市生活进行后现代刻画的焦点和灵感源泉的代表性城市”。[14]
     都市文化的后现代转向引发了人们对新的都市环境的憧憬。在对后现代都市的想象中，混杂的邻里、开放的空间、文化、生活、商业、公务、居住、服务和娱乐等等成了城市的主要构成因素，工业区、金融区或闹市区等概念已经退隐，分散、混杂、多样等走上前台，成为当代都市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特征，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已经无从辨认。
    

     三、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全球性与本土性

     要谈论当代都市文化，全球化问题是一座绕不过的桥。全球化和城市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领域多维度的互动中彼此促进，都市成为这种互动集中表现的场所。当代都市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种互动的产物。有人指出，“全球都市文化的形成是城市变化的一个富有意义的方面。全球都市文化可以归结为全球大都市之间日益增长的共同特征，包括建成的环境、特殊的生活方式、政策手段和不断增强的商业气息”。[15]
     这种概括无疑揭示了当代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移民和旅游的增长，在日益增强的全球性文化流动中，大都市之间无论是城市环境、人文景观、生活方式，还是其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都越来越相似。也就是说，当代都市文化呈现出同质化倾向。这一倾向与都市文化后现代转向中形成的消费特征紧紧结合在一起，麦当劳快餐、好莱坞电影、CNN新闻、假日酒店、迪斯尼式的主题公园等等成了当代都市文化的通用符码，文化资本、文化人才、文化产品等大规模的广泛流动，文化发展理念和文化政策制订上的相互影响，使国际大都市之间的差别已经远远小于其与本国一般城市之间的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都市文化的同质化倾向中带有鲜明的美国色彩。美国因素如此重要，以致在当代都市文化的身份认同问题上，人们不得不一再追问全球化会不会就是美国化。东方主义也好，文化帝国主义也好，后殖民主义也好，都从一定的角度反映出了这种担忧。我的观点是，美国引领了当代都市文化的发展，美国文化的世界化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去回避它，也没有必要太过担心。我倾向于赞成这样的解释，即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剔除美国因素，全球化进程一定同样会发生并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互动的大语境中，当代都市文化的同质化倾向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它必然与异质化倾向交织在一起。这是因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全球性适应相互差别的地方条件的过程。……随着更多的文化影响其他文化并被其他文化所影响，国家、地区和地方之间加速的文化流动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混合物。在持续的文化互动过程中，世界上的文化有了更多的共同成分，文化间的极端差异得以减少。但同时，人们在当地正经验着许多不同的文化并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文化碰撞变得更为熟悉。文化全球化过程正在孕育着差别的增生、交叉的美、流徙的美和混杂的美”。[16]
     实际上，当代都市文化正在增添着更为丰富的色彩。是否具有对多元、异质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否具有建筑风格、生活方式、城市空间、社会结构、种族分布等方面的多样性，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的都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因而，从一个角度看，当代都市文化状况可以借用“马赛克”说来描述：它就像一块流动的马赛克拼图，每一块马赛克代表一种文化，各种不同颜色的马赛克没有规律地拼合在一起，每一块马赛克之间都是重合的，相互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整个拼图没有所谓中心与边缘，也没有明确的边界。
     当代都市文化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格局，关键在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去本土化文化的创造过程，这种去本土化文化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再本土化。全球文化是多种多样的再本土化文化的结合，而不是一个体现美国文化霸权的单一的文化。”[17]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互动中，地方与文化、所在地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被打破，纯粹的本土文化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文化的特征被去本土化。无疑，这是一个文化同质化的过程。但是，被去本土化了的文化又会再本土化，从而带动文化的异质化，保持着当代都市文化生态的平衡。
     全球性与本土性的这种关系使当代都市文化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推动着都市文化的进步。也正是在全球性与本土性的紧张中，旧的都市谱系被解构，新的都市谱系得以重构。在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冲突与融合中，人们对都市的认证和想象经历了多次范式转移。
     在讨论全球化对城市的影响时，人们最早提出的是“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y）概念，从世界经济和新的劳动分工与城市的结构改变、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城市秩序、世界城市的全球控制功能、世界城市与国际资本的集中和积累、世界城市与移民目的地、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工业资本主义的矛盾、世界城市成长的社会成本等方面[18]，对全球化与城市的关系做出了观察和设想，并进而对世界城市的等级体系进行了描述和认证。
     “世界城市”概念过于偏重城市与世界经济关系的解释，被注意全球化的社会秩序和控制功能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概念所超越。全球城市带有明显的后工业社会特征，控制着资本的流动和劳动力的聚散，在“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过程中控制着信息、娱乐和文化的生产。总之，全球城市是“产品的全球性和全球性产品的控制中心：一种高度典型的后现代都市”[19]。如纽约、伦敦、东京、洛杉矶和香港等，既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又是全球文化和大众娱乐以及生活时尚的“生产基地”，是典型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概念作为对当代都市的一种诠释，将注意力放在其控制功能上，凸显了全球化的同质化功能，却轻视全球化的异质化作用，忽视了全球性中所包含的“国际性”内涵。“国际性意味着属于全世界的或没有国界限制的”，其体现形式有来源广泛的消费品、不同的种族和社群以及混杂的身份认同，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东京仍然更主要的是一个日本城市，而蒙特利尔则具有相当的国际性。[20]同样重要的是，“世界城市”也好，“全球城市”也好，都忽视了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冲突和融合中传统的中心与边缘关系的消解。在此背景下，“国际大都会”（cosmopolis）作为一种新的都市理念渐渐浮出水面。
     “国际大都会”指的是全球化的、文化上具有多样性的城市带[21]，这一概念是全球性与本土性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当代都市理念的结果。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诠释各不相同，我以为恩根•伊西的看法更能启迪我们的思维。“就像我们惊异于希腊城邦或中世纪城市的兴衰更迭，将来的城市历史学家或许也会惊异于二十世纪现代都市的潮起潮落……1921年到1971年这段时期是都市的时代：一个主要的核心城市被一些经济上和社会上与之结合在一起的城市、城镇和村庄所环绕……到了1990年代，大部分美国和加拿大都市都再也不会只把注意力集中到原来的核心城市身上了……二十世纪的都市已经成为一个多中心的城市带。”[22]
     城市带正是一种都市的会聚，其中没有单一的、绝对的中心，没有明确的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全球性与本土性在其中冲突和融合，多元、混杂的文化共存共荣。这种“去中心”的城市带的出现，是一种所谓“都市的解脱”（the metropolis unbound）；而由众多城市在某一区域组成的这种城市带，又似乎重组了一个更大的都市。旧金山湾区、南加州洛杉矶地区等都带有这种特征，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极为典型，香港、深圳、东莞、广州、佛山、顺德、中山、江门、珠海、澳门等城市依次组成了一条环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带，尽管除香港和澳门外其他城市的国际性程度都还不是太高，但香港、广州和新近崛起的深圳作为其中的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所表现出的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态势，中西合璧的香港文化、以广州为核心的岭南文化和深圳正在形成的移民文化以及席卷全球的消费文化等所营造出的多元文化氛围，已经使这一地区具有了国际大都会的潜质和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香港、广州、深圳或其他城市争取成为这一地区的绝对核心的努力，可能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一厢情愿之举。
     无论是“世界城市”、“全球城市”，还是“国际大都会”，都反映出全球化对当代都市的深刻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中对都市理解的这种范式转移，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当代都市文化的发展。如何处理当代都市文化中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关系？如何面对当代都市文化发展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如何确立当代都市文化的形态结构和时空布局？如何进行当代都市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如何促进当代都市文化人才的储备和流动？如何保持当代都市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在不同的种族和社群中促成当代都市文化的身份认同？如何引导当代都市文化想象？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建立在对都市概念的理解之上。正是对都市概念理解的共识与分歧，同质化与异质化的互动和全球性与本土性的交织，演绎出了当代都市文化的精彩纷呈。
     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冲突与融合对当代都市文化的影响持续而深远。全球化过程充满着吊诡，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关系紧张而又和谐，当代都市文化的真实面目若隐若现。从文化的观点看，当代都市既是资本积累和资本调控的中心、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自由市场，也是移民的目的地、旅游者的凝视对象；既是当代价值观念的发源地、生活时尚的创造者，也是传播媒介和文化产业的基地；既是遍布着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等设施的高雅文化圣地，也是会集着主题公园、购物中心及各种娱乐场所的大众文化天堂；它虽然不一定是现代性的终结者，却是后现代性的开路人；它高扬着全球化的大旗，却呼唤着文化的本土性和多样性；……无论如何，当代都市文化传达的是与时俱进的信息，播撒的是革故鼎新的理念。
     　　
     [1]Ramesh Kumar Biswas (ed.), Metropolis Now! Urban Cultures In Global Cities, New York: Springer Wien, 2000, p. 6.
     [2]参见Richard Sennett (ed.), 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Meredith Corporation, 1969, pp.8-11.
     [3]Richard Sennett (ed.), 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 p.7.
     [4]Peter Brooker, A Concise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 Arnold, 1999, P.28.
     [5]Robert Venturi, Denise Scott Brown, Steven Izenour, Learning from Lasvega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7, p.3.
     [6]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吴松江、张天飞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
     [7]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第120页。
     [8]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45-146页。
     [9]Peter Brooker, A Concise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P.28.
     [10]Peter Brooker, A Concise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P.28-29.
     [11]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53页。
     [12]参见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40页。译文略有改动。
     [13]David Lyon, Postmodernity, Buckingham: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1.
     [14]Sophie Watson and Katherine Gibson (ed.), Postmodern Cities and Spaces,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5, p.6.
     [15]John Rennie Short and Yeong-Hyun Kim, Globalization and the City, New York: Longman, 1999, p.11.
     [16]John Rennie Short and Yeong-Hyun Kim, Globalization and the City, p.77.
     [17]John Rennie Short and Yeong-Hyun Kim, Globalization and the City, p.4.
     [18]参见Edward W. Soja,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2000, p.221.
     [19]Edward W. Soja,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p.224.
     [20]参见John Rennie Short and Yeong-Hyun Kim, Globalization and the City, p.85.
     [21]Edward W. Soja,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p.229.
     [22]转引自EdwardW.Soja,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p.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