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租界公共娱乐区的兴起（1860－1872）（四）

发布日期: 2007-04-16      浏览次数: 2310

四、公共娱乐区：闲暇消费滋长的温床 　　晚清上海租界市场的开放性、商品的互补性越大，市场的生命力就越强，社会财富的创造、积累也越快。居民谋生方式趋于个体化、多样化，必然引发竞争与合作的跨文化组合，竞争的层面则上升为近代商业信息的竞争，从业者知识素质的竞争。获取信息的能力关系到华人的生计和发展，公共娱乐区则是中西商业信息的汇集地。租界华人闲暇消费市场的培育和细化，是在公共娱乐区萌生的。 　　1860年代的租界公共娱乐区，信息消费的潜力已不可低估。1850年8月英文周刊《北华捷报》的创刊，标志着时称亚洲第四大港的上海，开始有定期连续性的新闻传播媒介。它既是侨民共享的论坛，也为之提供切实的信息资源，如辟有《学习上海话》、《一周天气综述》等专栏。601860年代初期在沪外侨，人数不过是华人的1/20，但他们客观上充当着最初传播近代商业信息的重要载体。他们中不乏身份庞杂的海外淘金客，而上海在海外是一个被传为“不论在违禁品贸易或在合法的商业方面，人们都可以冒险发财”的神秘地方。当时在沪借贸易致富的方式多样，机会广阔。“有钱的商人把他们的资金都投在造房子上，没有钱的人借钱造房子，职员、买办、邮差、佣人，所有的人都投入这个投机事业里去，并且都从中赚了钱。上海泡在黄金里”。61也有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这里创业。1862年在沪成立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利用公司制度筹资，不断发行股票、扩充资本，并引进新会计制度，施行成本核算、折旧、公积金、资本损益等崭新的会计科目和会计处理办法等，这些举措实为其1860年代后期能垄断长江航运业的重要原因。621864年外商鉴于上海贸易增长，船坞兴建，曾乐观预言：“我们不仅是住在一个巨大的商埠内，也是住在一个巨大的工业城市中。象在英国一样，许多种类的制造工程，差不多都可以在上海迅速进行”。63外侨在沪经营活动，需要华人的参与，也为他们带来示范与合作良机。晚清中文报纸的问世，意味着租界华人信息的接收与传播开始纳入近代商业运作的轨道，报纸开始走近华人的日常闲暇生活，成为他们最初的信息消费品。1861年10月由英商字林洋行业主达伦创办的创刊的《上海新报》是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由字林新闻纸行印行。64这是第一份由外侨专为华人编印的商报，历任主编有美国传教士华美德、林乐知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该报的信息来源有四个主要渠道。1）工部局布告。1860年代租界的英文《北华捷报》已是工部局施政信息的发布渠道之一。65《上海新报》问世后有国内要闻，并发表工部局的公告，公布会审公廨的判决。2）中外广告。《上海新报》广告占版面的2/3，初期以外侨告白居多，以寻求与华人做生意为主旨。初期规定所有各种告白，“自行写送本馆”，须隔天午前到报馆联系。663）英国邮寄图文资料。该报曾收到一箱印制精美的英国器物、景观图，据此编成系列的图说西物在该报刊出。4）华人来稿，如来信、竹枝词等。这四组信息来源，使《上海新报》在18611872年成为《申报》创办前上海租界唯一的综合性中文印刷传媒。1870年代近代邮政的拓展，使报纸的信息来源日益丰富、便捷。1871年6月外资大北电报公司水线在上海通报，其报房设在南京路12号。从此在上海北可经长崎、海参崴，与俄国通报；南则连香港，可与欧美通报，上海与世界各地的电信联络正式开始。671872年夏英商在十六铺致正丰街架线设局、安装电话。凡通话者每次收制钱36文，当时被视为游戏性质。68由此，上海租界的信息传递被逐步纳入多层次国际信息传播网络，为租界居民以消费形式共享信息资源创造了相对优越的条件。该报始为周刊，每期二至三版不等。后改为二日刊，自1868年7月30日起改出四版。早期依靠读者“买看”，售价初为英银4元/年。1870年租界茶馆即有以提供茶客阅读此报来招揽生意的。如福仙园茶馆。69这预示印刷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借助公共娱乐场所的渠道，走近租界华人闲暇生活。701872年7月2日，改为日刊（星期日不发）。调价为“买看一年洋银二元，买看半年，洋银一元二角五分，按日零买每张8文，并有邮寄业务，“远处另加寄费”。71其信息特色主要有四方面：1）租界要闻。如工部局发布的布告，凡内容与华人有关，均译为中文在头版的“局谕”栏刊登。会审公廨的案件处理，则在“华英案件”栏刊登。另有本埠重要社会新闻、评论、读者来信等。2）沟通华洋商情的指南。涉及内容有商品介绍、中外人士招聘求职告白、商业服务告白如教授英语、代办保险汇兑、船只搭客、招股开业等。3）介绍海外信息的园地。如报馆精心推荐的图说西物一类信息。1870年报馆收到英国寄来的一箱画图，“镌刻工细奇巧”，72遂连续介绍46种西方机械制造等方面的设备、设施、器具。4）娱乐消费的向导。该报以新奇的外国娱乐来拓展华人的娱乐视野。向华人灌输的娱乐消费新观念有新奇为趣、价格分档、贵客无性别尊卑之分。该报提供华人发表竹枝词始于1870年4月23日（即在《申报》创办的两年前）。 　　《上海新报》在诱导华商以读报为日常消遣有首倡之功，办报人启发华商对信息的接收视野应由海内扩展到海外。《上海新报》已使用“信息”这一词汇，主要指来自海外的新消息。如“外国新到信息”，“外国信息”等。该报传递信息的深层用意是藉以培养华商的读报习惯。73故强调“本行所印新闻纸尚蒙贵商赐顾者，至期来本馆取之”；“贵商如要观阅新报者，即看来本馆挂号可也”。74又称，阅报而求增人见闻，至期“士商赐顾，请留心看本年新报，方知非纸上空谈，并祈广为推毂，是所厚望”。75并注意引进一些近代消费理念，如时尚消费、消费无尊卑等级等观念，76及灌输广告意识。《上海新报》使读者每天能面对全新的信息，有丰富的享用，这种持续十年的耳目熏染，使租界华人逐渐养成读报的习惯，为后继者《申报》的传播创造相对成熟的消费氛围。1870年代初期，华人闲暇消费的另一新变动是学习英语。晚清租界华洋杂居的局面，刺激华人学习英语的兴趣。民间有“洋泾浜英语”，即以汉字为英语常用口语词汇、短句逐一注音，供华人于外侨作简单口语交流。新出版的《华英字典》以“甚有益于生意场”为号召。《上海新报》不少招聘华人合伙经营的启事都注明类似“欲请一华友能识英字英文，并晓知生意道理之人”。1860年代中期的上海，是否掌握英语，已是衡量一个人谋生能力、影响就业层次升降的要件，学习英语的消费热逐渐形成。尽管1860年代租界的英语学校大多还未步入正轨，但却及时迎合着商界青年急于补学英语，谋求职业发展的需要。1860年代租界华人信息消费、教育消费的起步，基于谋生所需，尽管两者当时还只是租界华人闲暇消费的一支涓涓细流，但却为上海华商率先插上起飞的双翅，为上海造就了一代最初具有近代知识素质、继往开来的商界人才。也对上海商界在近代城市的信息消费、教育消费中主体地位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晚清租界的公共娱乐区是营造近代城市生活必备的要件。它迎合、诱导居民得以走近、尝试以市场消费为主导的近代城市生活方式，突破传统尊卑等级束缚，接受近代消费观念。它提供了中外居民在消费领域彼此接触、了解，接纳对方、淡化隔阂的公共场所。也提供了中西文化共处对视的空间，引发华人观念、习俗发生着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的变化。 　　“夷”曾是一个带有文化排他性的字眼，随着上海被辟为条约口岸，华人对“夷”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如初期有夷人（外侨）、夷房（外侨住房）、夷场（租界）之说，通往租界的新北门被称作“夷门”。这种因夷而见己，强调华夷有别的话语，反映了传统文化心理对异类的傲视和排拒。《上海新报》在沟通中外居民的接触交流方面有独特作用。其行文用白话口语。用词浅显、恭敬，如“招请”、“延请”、“请中国先生”、“华友”、“贵客”、“赐顾”、“至期”等。它虽是外侨所办，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商报、民报，读者在阅读该报时似乎是面对一位知心朋友的指点，而不是恭听说教或训示。素为传统文化所强化的所谓华夷、官民、男女、尊卑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份报纸上却未能现身，代之而通行的称谓是彬彬有礼的统称“贵客”、“华友”等。从以身示范，到消费诱导，在沪外侨充当着租界华人融入近代城市生活的启蒙老师，使中外商民在文化观念上逐渐缩小距离。1870年《上海新报》的评论《中外两人免称夷》认为，“凡我中外商民宜放开眼界，推广胸襟，扩充肚量，视天下如一家，乃于通商大有益也”。“中外人互相来去诚千古一时之盛也”，西人宜“以礼自守、以信待人”，“华人前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今当改云四海之外皆兄弟矣”。771872年7月《申报》有《洋场竹枝词》刊出，以“洋”易“夷”；“1876年的新年竹枝词中也称“城中人爱洋场去，城外人人争入庙园”。78约在此前后，“夷”字渐被“洋”字取代，洋人、洋场的说法日趋流行，透过华人对租界的欣赏和赞美，所流露的是华人对近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与趋从。“商”在传统谋生之道中，历来受到贬抑，所谓“生意钱，六十年；庄家钱，万万年”。在前近代，客商旅沪如飘零的树叶，不易落地扎根。而在晚清租界社会，商人是主流群体。学生意几乎成为租界谋生的代称，商业意识、商人方式自然成为一种社会通行的规矩，不论华洋。外侨租地人会、工部局的组成、运作，无不体现近代商业经营的原则、策略；上海租界华商不是旅人而是居民，他们在租界建私宅、做生意、学英语，被尊称为“贵客”、“贵商”、“贵友”；租界华人中的绅士、老爷、文人、平民，无不受商风熏染，间或涉猎商场，参与商品交换。诱惑和风险并存的近代商场竞争，使华人这一租界边缘人群开始急速分化，华商是率先融入近代商界这一主流社会的华人群体，也是租界华人中最受尊敬、仰慕的群体。有了近代华商的崛起，上海租界才堪称中国近代商界的摇篮。 　　“上海”是个在近代因租界繁华而集荣耀、耻辱于一身的城市。自1870年，《上海新报》陆续刊登的竹枝词集中记录了华人“沪游”之震撼与复杂心情。署名宝玉山樵的先生起句即以“自来灯火遍街头，马去车回极畅游”，展现出耀眼惊心的洋场夜景，“如许繁华得未曾”，但收笔时却是一番回首魂销的惆怅之感：“欢场逝水，转眼空花，一再低徊，不胜惆怅”，赋诗“聊以寄恨”。79也有坦露心迹：“上海之洋场，叹异事也。西人毕至，华番咸集，此地有高楼大厦，煤灯电线”，“一游一览，实足以乱我性情”。80有些文人对纵情消费表示不宜。并借邯郸学步典故予以规劝“凭谁借与仙家枕，唤醒邯郸梦一场”。附和者视为格言，希望“登报广传，亦劝世之一助”。81。租界是文明乐土，还是化外蛮邦？租界华人的生活方式是内地人的表率，还是行为不轨者？对此，1870年代初期的租界华人往往讳言，即使是与外商共事的“华友”也多少为自己的生计感到自惭。他们在上海租界谋生，但这个地方似乎是一个有失身之嫌的陷阱。故竹枝词的作者们在赞美洋场的同时，往往要表明自己不过是个“久居上海者、居上海者、上海居人、上洋者”，似乎并不愿意自称是“上海人”。82这意味着租界华人在经历谋生方式转变的同时，脱胎换骨、重塑自身形象的漫长追寻也已经开始。 　　晚清租界公共娱乐区的兴起，温和而深刻地改变着华人的日常闲暇生活，展示了近代城市生活的一种最初示范。它既提供了系统考察上海近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影响上海近代城市化进程两支重要力量的第一轮亮相。一方面租界的近代城市生活环境使华人闲暇活动迅速突破传统时空范围，显示其闲暇消费的可观潜力，诱使中文报纸和外语学校的应运而生，为华人闲暇消费的市场化推进开辟诱人的前景。另一方面工部局在租界草创期，即以经营近代城市的市政工程、公共场所基础设施等为首要，推行依法监管，促成公共娱乐区的近代商业运作，履行其对辖区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发展的诱导、适应与规范职能。二者之间的依存互动，构成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在上海的起步，为上海近代城市化推进提供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