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都市文化”学科自足性和合法性的确立需要一系列能说明和阐释其自身性质、特征、内涵和外延的概念范畴的提炼与厘定。同时,因为它的跨学科、跨文化性质,如何确定其相关学科的范围,或者说如何处理它的学科相关性问题,避免其沦为没有边界的学术跑马场,也是需要考虑的。

一、都市文化:为何不是城市文化?

“都市文化”的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其直接的背景无疑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急剧转型。在此过程中,城市作为经济文化活动制高点的地位与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日益突出,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给人们带来巨大震惊。据有关专家统计:仅在1982到1990年8年间,全国的城市就由236个增加为456个,增长了93%;县辖镇则由2664个增加到9322个,增长了2.5倍——小城市及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①。与之相应,中国以往巨大的城乡差别急剧缩小,相当一部分乡村城市化。而这一切,都与国家决策层放弃对现代化的诸多意识形态限定,接受世界公认的“现代化”普遍标准,在生产技术和手段、产业结构方面进行适合现代生产方式的调整,广泛引进现代管理、现代金融和法律制度,加入全球性经济体系的努力直接相关。

然而我们为何要舍弃“城市文化”这个名称而使用“都市文化”这一概念来命名一个新的学科呢?表面上看,不能排除“都市”一词在大众心理中相对于一般的“城市”所具有的价值等级上的优位性。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以往的城市在文化上实际是受制于乡村、附属于乡村的,并不具有独立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品格,在强势的乡村文化或农耕文明面前,城市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地位与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以往的城市在文化上与乡村具有惊人的同质性、同构性,几乎是乡村的放大或浓缩。而且,以往概念中的“都城”/“帝都”,也只不过是等级社会单一级序中的最高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国家唯一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与今天多元化的世界中多元化的中心城市或国际大都市不可同日而语——当今城市在功能与形态上的多样化,是以往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古代城市完全难以望其项背。如果从文化的强势、弱势及其影响力方面看,以往是“农村包围城市”,今天则是“城市领导农村”。这一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其具体表现就是:能够控制资本的流动和劳动力的聚散,影响和改变世界市场的运作,控制信息、娱乐和文化的生产,成为全球文化在空间上的代表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和“国际大都会”的出现——一种新的“无地方性”的城市②的诞生。这一趋势表明,在今天,城市以及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与以往已经迥然不同。这就使得我们的城市理念不得不作出范式意义上的转变,充分意识到相对地脱离了中央规划、超越于某一特定政治权力或者国家的“都市”的意义,意识到普通城市的意义相对减弱,(中心)都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已经日渐显露,一场争夺世界性或区域性都市霸权的角力正在城市间悄然展开———“全球都市文化的形成是城市变化的一个富有意义的方面”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卫星技术、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媒介的发展、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文化流动,“无地方性”的国际大都市之间的差别已经远远小于其与本国一般城市之间的差别。据此可以说,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过去以乡村为主导为中心的农耕文明、以工业城市为主导为中心的现代文明,而是以“都市”为主导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后现代文明,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与必要采取“都市文化”而非“城市文化”来命名一个新的学科,来把握与介入当代社会总体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当代城市“去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传统意义上作为经济实体的城市的普遍衰落,强调文化功能的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国际性都市的崛起,正是“都市文化”这一新学科命名的历史依据。

简而言之,“全球化”与“后现代”才是“都市文化”成立的规定性语境,换句话说,“都市文化”的立足点正是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趋势与日益凸显的后现代构成。如若为“都市文化”给出一个狭义的界定,其对象也只能是正在成为左右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具有全球性参与的当代国际大都市及其文化。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充分意识到“都市文化”学科的前瞻性,意识到“都市文化”学科同其研究对象一样,实际上都处于动态的建构之中,但在某种意义上,其对相关学科与社会总体文化的引领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都市文化”及其学科研究都是朝向未来的。

二、都市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

如上所述,“都市文化”学科的发生语境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性,但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它的“中国性”。换句话说,考察“都市文化”的发生语境时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还有与都市文化共生的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我们的“都市文化”学科能否为全球性的“都市文化”研究提供本土经验、显示本土价值与特色的关键所在。从这种意义上看,它正是这一学科的出发点和学术动力。

如此说来,“都市文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狭义的界定,而不得不扩展到中国本土都市文化的历时性研究,回溯中国都市文化特殊的缘起与初始形态。当然,这里还是有一个必要的限定,即:将这种研究划定在现代城市的出现之后。其直接关涉到的是中国城市与外国城市的同异比较,关涉到中国城市在现代与当代的同异比较。但一旦进入这种比较,接下来的问题却是:中国的“城市文化”/“都市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对于城市的普遍性的现代理解?因为根据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视角,即近年历史学界、法学界和社会学界比较关注的“市民社会”理论,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框架考察中国城市的“现代性”,我们将不难发现,中国是否形成过充分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或者说文明,是非常可疑的。

按照“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城市的兴起与欧洲市民社会的生长是同步的——“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自治的市民社会”④,在与领主和主教等封建权力的斗争中,城市共同体争得了自由和自治的特权,拥有独立的自主权;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并通过“市民社会革命”夺得国家权力,以资产阶级为阶级结构基础的近代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并成为历史发展的重大推动力量,市民社会就不再局限于城市而日益获得“普世性”——“城市势力之大,竟能左右整个国家。”⑤而随着资本主义文化-经济机制的普遍化——现代化,现代文明终于在世界范围长成。

显而易见,由于中国实际的社会政治变迁从来缺乏针对国家的社会自主性的持久追求,与欧洲的现代城市及其文化相比,现代中国城市的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始终处于发展不充分的雏形阶段,在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中国“城市文化”/“都市文化”的特殊性,或者说中国“城市文化”/“都市文化”与西方/“城市文化”“都市文化”的差异性,大概正在这里。所以,现代中国的“城市文化”或者说“都市文化”的初始形态，其本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应该在研究中得到细致呈现与辨析。

另外,受制于现代中国城市特殊的发生形态———即“通商口岸”的生成,一般中国人对城市的理解,往往停留于新的城市景观和新的生活方式上,至于现代气息和都市气息背后潜藏的资本主义文化—经济机制与现代市民精神,人们一般缺乏认识。这就使得许多现代中国城市即使以上海之类的“通商口岸”为标准进行建设,但现代意义上的“都市文化”的价值根据和精神品格一向是付诸阙如。

由此可见,现代中国城市与“被现代化”历史的密切关系,是“都市文化”研究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三、现代都市类型与“准都市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作为现代文明/文化的发动机,现代中国城市在历史上的作用勿庸置疑。但以当代国际都市在文化上的后现代性质与普遍特征来衡量,中国的“都市文化”不如称之为一种“准都市文化”更恰当。因为一旦进入中国本土都市文化的历时性考察,我们将发现:中国现代都市的类型具有多样性,不同类型的城市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建构作用也是相当不同的。如果说,“通商口岸”代表了相当现代化(西化)的都市形态和模式,带有更多商业文化特征的话,那么,作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传统象征的京城,则表现了独特的民族性,发挥着民族认同的功能。除了这两类城市之外,中国现代都市———特别是进入当代以后,由于政治、文化、经济或地域、交通的原因,还出现了旅游城市、铁路城市、工业城市、内陆城市和边境城市等多种类型,每一种城市的功能定位、文化取向、空间秩序、建筑风格等等都是大不相同的。这一切都关涉到民族传统与现代性的取舍、现代化与民族认同的冲突等复杂的关系⑥。但以总体情形而论,基于人口聚集和空间规模的变化角度,最基本的现代城市类型,其兴起是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实施和与之相随的新兴城区的出现直接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谈论现代都市时总要提到它的工业化性质———与当今都市的“去工业化”趋势和消费性、商品化性质明显有别。但在这里有一点需特别强调:与上述普遍意义上的工业化的现代城市形同而实异,中国当代兴起的工业城市,在文化上,非常奇怪的表现为“反现代”、反城市化的或者说“去资本主义化”的特殊性———虽然城市文明在诸多方面命中注定的有一种“资本主义性质”。当1949年建国后,依据消灭“三大差别”城乡一体化的思想,依据“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的阶级论观点,以及在自然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中国走上了一条没有城市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⑦。毛泽东“一方面大力推动中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又以最高度的警觉防范现代化对于中国社会形态和价值观的‘负面’影响,他愿意中国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超英赶美),却同时希望将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科技所附带的社会后果———经济、金融和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文化、及审美意识形态等——拒之门外。”⑧这就是说,执政者的城市观是要把城市完全限制在单纯的工业化概念之中,这种“有限现代化”的治国方略导致了中国变成为单位社会——国家甚至以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计划经济的配给制供应基本上抑制了城市的消费性质,而强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干预则严格限制城市文化的发展,严重降低其丰富性和活跃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文化实际上丧失了其应有的现代特性,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与构成,作用大大降低。当代中国这种特殊的非欧美式的现代化道路,对“都市文化”的发育的影响至今犹在,这又是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殊性———在世界范围内,它却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市文化”的普遍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性———应该怎样看待和处理它与已经被世界公认的具有所谓普遍意义的现代西方“城市文化”/“都市文化”的关系,更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有意义的崭新课题。而且,这一课题必然地牵连着另一个重大的思想文化史课题———即如何看待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经验”。换句话说,将这一重大的思想文化史课题带入视野,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在借鉴与西方历史经验直接对应的现代性理论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经验,多一种具有现实感、本土性的思维视角。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独特价值和理论贡献,可能就在这里。

四、都市文化的价值设定或精神品格

勿庸置疑,都市文化研究或都市文化学科天生地具有开放性、丰富性,因为其对象本身具有多样性、丰富性。文化是多元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时代、地域和民族的不同,必然导致文化的差异、文化模式的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常说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说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并不等于说所有文化的内在价值即文明含量是相同的———那样的话,也就无所谓人类文明的进步了⑨,都市文化的研究在社会总体文化发展中是否具有建构意义、引领作用也就不重要了,其最终结果将是这一研究或学科的价值悬空状态与意义虚无,从而丧失其合法性根基。

正因为如此,虽然目前人们对全球都市文化有种种的归纳和评价,比如说,有人将其主要归结为全球大都市之间日益增长的共同特征,包括建成的环境、特殊的生活方式、政策手段和不断增强的商业气息,也有人总结出当代国际大都市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上的混杂性、多元性、异质性、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文化的多样性(包括人口多样性、工作语言的多语种化等),但人们大多忽略了这种共同特征下面的复杂层次(如地域性/民族性的构成、亚文化形态等)、多元性背后的同一性———如果要从中抽取一种共同的价值规则和精神品格的话,我宁愿称之为“都市文化精神”———它应该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能力、社会组织形式、精神产品及其享受形式等各个方面所达到的最高历史进度,是表现出人类最高文明程度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它应该是以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与权利、尊重规则与惯例等市民精神为基础。在此基础上,都市文化才会有多元化、多样性,才能有文化互动的活力与秩序、更新与平衡、创造与和谐;“都市文化”也只有以此作为学科建设的价值设定、精神之纲,才会建立起基本的取舍标准,进而实现对相关学科的有效整合,在规范与创新之间保持必要的学术张力。

同样的,考虑到“都市文化”的内在价值即文明含量所体现的最高历史进度,其在社会总体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是毋须怀疑的———“都市文化”就是社会总体文化发展的方向。从这一点上说,明确“都市文化精神”、阐发“都市文化精神”,正是积极建构和发展社会总体文化的必然选择。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0401)

注释：

①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官方网站:www.cpirc.org.cn,2001年。城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研究

②这种“无地方性”(placeless),在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全球化空间实践所造成的空间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片断化(fragmentation)以及地方特色的丧失。新的“无地方性”的城市的诞生,是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的都市发展的特征性场所,如金融街、CBD、硅谷以及遍布城市的购物中心、超级市场和快餐连锁店,以及追求着全球文化想象的“中产阶级”社区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只要身处购物中心或纵横交错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中,人的感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参见约翰斯顿著、柴彦威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另据包亚明主编:《都市与文化(第2辑)———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③John Rennie Short and Yeong-Hyun Kim,Globalization and theCity,p.77。转引自王为理:《文化互动与当代都市文化状况》,《南方论丛》2003年第1期。

④〔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4页。城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研究

⑤〔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605页。

⑥参见周锡瑞《中国城市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一文的论述,载于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9-550页。

⑦参见辜胜阻:《1991.二元城镇化战略及对策》,《人口研究》1991年第5期。

⑧李洁非:《现代性城市与文学的现代性转型》,载于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⑨关于文明与文化的概念,本文依据的是陈炎的有关论述。参见陈炎:《文明与文化》,《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