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空间与乌托邦—— 一种都市文化批评的视角

  摘 要：1967 年，福柯阐述了异质空间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和价值，他的论述同列斐伏尔的理论共同开启了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空间转向”，对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究其根源，一方面是社会理论家在不断寻找能够适应（后）现代语境中空间问题的新方法模式及框架；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乌托邦作为空间模式及思想方法的自身嬗变。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异质空间、乌托邦与都市文化批评之间的机缘。

 关键词：福柯；异质空间；乌托邦；都市空间；文化研究

福柯 1967 年在巴黎发表的演讲《关于异类空间》（“OfOther Spaces”）中阐述了“异质空间”（heterotopia）的概念。Heterotopia 源自希腊文，“hetero”意为“其他的”、“不同的”，而“topia”意为“地点”，所以这个词从字面可译作“差异地点”。此外，Heterotopia 还有“异质空间”和“异托邦”等译法。这一概念本在医学领域应用，意指错位或冗余的器官。在福柯的阐释下，异质空间的概念在（后）现代语境中焕发出全新的理论魅力。借助它所提供的理论视角，研究者对社会空间展开“差异地学”的研究，其重点即是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具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空间。这个概念在文化批评中既可针对现实空间，也可针对虚幻的空间，特别关注的是兼有现实性与虚幻性，同时包含体验和想像的空间及其文化实践。而凝聚着众多极具差异性空间的现代都市，正处于这一视角所俯瞰的论域中心。

                                      一、福柯的异质空间与“差异地学”

    在福柯看来，（后）现代社会中的空间形态与前现代空间形态的差别在于：空间散落为众多的“基地”（site），它们之间充满了差异性、断裂性、不连续性和异质性，并且不断产生着矛盾与对抗。异质空间即是建立在“基地”基础上的特殊的空间形态与实践，包含了有别于主流社会秩序的社会关系。福柯阐述的异质空间的定义是：“可能在每一文化、文明中，也存在着另一种真实空间——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形成社会的真实基础——它们是那些对立基地（counter-sites），是一种有效制定的虚构地点，通过对立基地，真实基地与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的真实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这类地点是在所有地点之外，纵然如此，却仍然可以指出它们在现实中的位置。由于这些地点绝对异于它们所反映与讨论的所有基地，更由于它们与虚拟地点的差别，我称之为差异地点。”[1]

    在“具有差异性的地点”的字面意思之外，异质空间的涵义还有一层，即“遗忘”与“移置”[2]。由此，在异质空间理论视角的关照下，社会研究者面前所呈现的往往是非主流的、另类的、被有意无意遗忘和忽视的空间景观和社会关系。异质性的因素的存在，不仅加剧了社会空间的多样性和不可通约性，而且衍生出文化与政治、叙事与审美等诸多问题。

    福柯提出，异质空间具有六种主要特征：

    第一，没有任何文化不参与建构异质空间，但异质空间并不存在绝对普遍的形式。

    福柯将它分为两个主要范畴：危机差异地点和偏离差异地点。前者在原始社会较为常见，属于一些特权的、神圣的或禁忌的地点，保留给那些相对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处在危机状态的个体；后者则用来安置那些偏离了必须遵循的规范的人群。在这一原则中凸显的是异质空间的禁忌性。在这种特性之中，异质空间凸现着人的不同群体之间在文化规范、社会思想或者风俗习惯方面的鸿沟，它在一个文化的内部划分出属于这个文化中的特殊群体的空间。基于这一点，异质空间在批评家的研究视野当中可以用来关注和研究“离散社群”，即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下被放逐和排斥的人群，如少数族裔等类型的群体。福柯在演讲中的思路也就在这一点上与后殖民批评的若干观点互通。异质空间属于那些被社会主流秩序所压抑、排挤和损害的人群的空间，因而也时常与亚文化相关，如都市青年和同性恋者的独特实践所构建的亚文化。

    第二，每个异质空间都具有精确而特定的功能和价值，这种功能和价值将随它所在的文化的变迁而发生这种或那种变化。

    关于这一特征，福柯举出了墓园作为例证。墓园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在欧洲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墓地与城市之间地理位置关系的变化昭示了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扩张发展，同时也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城市人的文化记忆。这一原则凸显的是异质空间的移置性，即都市景观中的异质空间可能会不断地改变它与城市的位置关系，这种移置代表着城市空间与文化意识的变动，同时也揭示了异质空间的一种特殊的呈现形式：一重空间被移置到另一个与其不同的空间，两重空间秩序之间发生复杂的对话与对抗。这无疑引发了若干政治与美学问题。移置与被移置的空间都处在不断的流动状

态当中，并实践着公开或潜在的对话与对抗。

    第三，异质空间可以在同一地点中并列数个彼此矛盾的空间与地点。

    异质空间经常造成不同空间的彼此撞击，衍生复杂而多元的生活内容与文化形态。此特征所涉及的重点是在某一类型的异质空间中，可集中众多不同类型的空间景观或象征物，它们均以一种隐喻（提喻）的方式组合拼接到一起，可能在互涉中构成新的文化实践，生成新的价值与意义。以都市为例，新与旧、先锋与复古等等一系列的相对立乃至相矛盾的倾向体现在同一个都市空间之中。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诸阶段或风格都可能在现代都市中并列杂陈，共时性地呈现出来。

    第四，异质空间通常和时间的片断性相关。

    此种特征凸现了与异质空间相对的“异质时间”。异质空间和异质时间是在一个相对复杂的方式下被结构与分配的。由与时间的关系划分，异质空间存在两个极端：一是无限累积时间的异质空间如博物馆和图书馆，将知识与历史以序列的方式加以呈现；一是与节庆方式和转瞬即逝的时间片断相对应的异质空间，如游乐场和度假村。第四特征涉及异质空间的时间性特征。在某些异质空间形态中，时间的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动。时间或加速推进或倒转回溯或凝滞悬停，呈现出与异质空间相应的不同形态。例证中游乐场空间所暗示的“狂欢”和“时空压缩”的意味极易引发福柯的观点与巴赫金、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学者的理论关联。

     第五，异质空间有时必须经由特定的文化仪式或具备群体的共识才能进入。

     福柯在此列举的例证是军营、监狱或者宗教祭祀场所。有些异质空间表面上似乎完全开放，但也隐藏着挥之不去的排他性。以文化语境中的美国汽车旅馆为例，福柯认为它为现代社会中不断流动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提供了短暂的居所和落脚点。异质空间的这种特征提供了它与人之间经由文化仪式或社会准则而建立的特殊关系，即此种异质空间倾向于只对一部分人敞开，而另外一部分人则被排斥。这给论者以启发的方面有二：一是空间的呈现，二是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

     第六，异质空间对于其他空间所具有的一个功能有两个极端：幻觉性的和补偿性的。

     在这种特征中，福柯认为相应空间的两个极端是：一方面它们可以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是更具幻觉性的（如妓院）；另一方面它们要创造另一个完美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如殖民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些中间状态的空间形式，一些不断流动着的“空间片断”（比如船）。在福柯看来：船“只是一个漂移的空间，一个找不到自己合适位置的地方（place without a place），它孤独地存在着，自我封闭着，而且与此同时，还放任自己漫游于大海的无限（infinity）中”[3]。正如《癫狂与文明》中的愚人船，在人类社会之外悬置了一面进行文化系统反思的“镜子”。

    在以上六种特征的论述中，福柯论述异质空间的重要语境背景是“权力”。“权力首先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并构成自己的组织；权力是通过无休止的斗争和较量而转化、增强或倒退着的过程；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靠，它们结成一个链锁或体系，或者正相反，分裂和矛盾使他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如同它们居以实施的策略，它的一般构思或在组织机构上的具体化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条文和各种社会领导权中。”[4]在现代国家所提供的空间框架下，这些权力的关系和斗争，都参与了社会空间的建构，也终将会表现在空间的表征之上。于是，现代都市中空间形态的驳杂性，可以依靠追溯权力运作所造就的种种不均衡与异质性来得到解释。

   在本文看来，异质空间建立在实质空间的基础之上。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当主流社会权力机制在实质空间的基础上构建各种社会空间并将主流权力法则注入其中的时候，特定社会文化中的实质空间，小至教堂、监狱、医院、工厂、学校乃至人的身体，大至与国家相关的特殊政治区域如殖民地（区）或都市，都将浸染主流权力话语的秩序。但弱势者同样可以通过某些话语策略或叙事策略，在这些实质空间及它们所包含的由主流社会秩序所约束的社会关系内部开辟属于弱势者自己的空间。在那里，弱势者并没有逃离主流权力机制和话语秩序的逻辑，但他们自身的话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述和舒展。这就是弱势者面对主流话语时经常采用的策略也即一种“空间实践”，这种实践的结果就提供了构建“异质空间”的可能。如费斯克（John Fiske）以军事化的隐喻所表述的：“（现实的）场所乃是战略运作之处，而游击队员乃进入其间，将其转化成自己的空间；空间是被实践的场所。”[5]换言之，异质空间某种意义上即是相对弱势者的社会实践在主流社会的宏大叙事所建构的空间中造就的空间断裂带。由此可见，福柯的异质空间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秩序或功能的异质性以及附着在异质性之上的人文价值的差异、对立和矛盾。因此，由异质空间的视角引发的“差异地学”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地理学的研究。

二、乌托邦——一个空间模式的源头

    或许在当代社会，“乌托邦”是一个行将消失的语词，它会连同它所关涉的社会关系模式及空间想像一起去而不返。但它的幽灵将继续存在，经历（后）现代性的锤炼而转型，散落在对当下社会空间的观察和思考当中。

     最初的乌托邦是社会理想主义的一盏明灯，以其独特的精神魅力引人远眺现实社会所无法企及的“别处”。17 世纪，英国空想主义作家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首次开始使用“乌托邦”这个概念。由词源上追溯，“乌托邦”（Utopia）一词为拉丁文，源出希腊文的“无”（Ou）和“处所”（topos）两词的组合，意为“虚无之地”、“乌有之乡”。列宁曾分析说：“乌托邦是一个希腊字，按照希腊文的意思，‘乌’是‘没有’，‘托邦’是地方。乌托邦是一个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虚构和童话。”[6]所以“乌托邦”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中一般都脱不掉与空想或幻象的相关性，成为时常被批判的社会理想及空间模型。文学、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中，类似的乌托邦叙述还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莫里斯的小说《乌有乡消息》和威尔斯的《当代乌托邦》等作品之中。中国的古圣先贤孔子也在《礼记》中绘制了大同世界的理想蓝图。在对完美的社会制度和人文景观的描绘中，存在于现实社会之外的空间秩序不断在叙事中被想像并建构着。

    除此之外，在其他哲学和社会学家那里乌托邦也不断拓展和延伸着意义，其空间的意义之上增加了精神形式方面的意味，这也成为乌托邦作为空间概念的补充意义。

     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他的知识社会学论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当“一种思想状况如果与它所处的现实状况不一致，则这种思想状况就是乌托邦”[7]。曼海姆由此引申出了乌托邦概念的两种特质：（1）超越现实；（2）破坏现存的主导秩序。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样，都是关于‘存在之超越的观念（jene seinstranszendenten Vorstellungen）’，但两者又是有区别的。乌托邦观念寄希望于将来，又对现存的存在秩序取否定的态度，这样的观念原则上是无法实现的。意识形态对存在的超越或不一致，或是表现为以想像的方式去描述存在并竭力掩盖存在的真实关系，或是表现为有意识地编造谎言。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比较起来，乌托邦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另一方面，在每一种意识形态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某些乌托邦观念的因素。所以，曼海姆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7]。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乌托邦概念，在社会思想领域不断延伸着现代性的朝圣之旅。

    借助对白日梦的发现、分析及阐释，布洛赫（Ernst Bloch）的“乌托邦哲学”将乌托邦这个词汇用来指称主体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客体朝向道德至善发展的精神动力。在哲学理论的展开和应用之中，“乌托邦”在社会空间理论语境中的意义被深化了。这些观念和理论的精神，都将借助思想史附着在乌托邦的空间想像中。

    如果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观念代表了前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性的政治和美学诉求，并且浸透着欧洲殖民者的文化想像，那么福柯的异质空间则代表了由现代向后现代，由殖民向后殖民的迈进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现实及文化想像。从《理想国》到《乌托邦》到《太阳城》，再到与之遥相应和的“大同世界”，乌托邦思想家们始终把理想的政治与精神生活的图景建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显得茫远的“别处”，而别处”所处的地点纯属子虚乌有。曼海姆和布洛赫分别在知识社会学和哲学背景中重提的“乌托邦”，虽然主要指向

一种心灵状态或哲学观念，但依然透露出对于“别处”的向往。乌托邦所提供的，是现有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影子，它永远处在现有社会之外，并且在思想家深邃的精神探索中永远超越现实，成为现时代人的理想或梦魇。

    从乌托邦和异质空间之间的思想渊源来说，后者是前者的精神和视角的延续。古典的乌托邦崇尚社会理想和真理的唯一性和至高无上，而真理的对立面——谬误则呈现出非同一性和杂多。在这里，乌托邦是笼罩在希望和神圣的光环之中的社会理想，提供着现实永远也无法企及的社会空间。它尽管致力于颠覆现实社会的权力秩序，但它无法被排斥，因为它原本就处于现实的生活之外。但是在（后）现代性的语境背景不断增强的当代，社会思想家们对古典乌托邦的追求已经被多样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存在消磨殆尽，真理早已变成了非唯一的、有待生成的、不确定的和多样化的[8]。一个牢固、统一及同质化的乌托邦在（后）现代性的浸染下裂变为无数个难以通约的异质空间。在此情形下，古典乌托邦的诉求将消融和隐没在现实的社会空间之中，空间的庞杂和非同一性将不再被“真理—谬误”的二元对立框架所排斥，而是面向多元文化、多重视角和多样阐释的可能完全敞开。由此可以推断，异质空间作为一种空间架构延续着古典乌托邦的诉求，并以其对多元的文化视角和社会存在的容纳而成为古典乌托邦的（后）现代变体之一。可以说，异质空间是“后现代的乌托邦”或“乌托邦的后现代形式”。

    乌托邦可以分为两种：乌托邦和反乌托邦（Dystopia）。两者提供了在表面上完全相反的社会空间景观。从历史视角看来，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乌托邦一般均指向理想的未来，与怀旧并无关联；异质空间呈现的是在乌托邦理想尘埃落定之后凸现的现实境遇。与此相比，反乌托邦的原意则是“可怕的地方”，代表着社会理想的颠倒和倾覆，也多诉诸于对未来的想像。当代文化中，对日益发达的现代科技的忧思建构的反乌托邦空间及其叙事，成为了在（后）现代性背景下延续着的空间模型，这也可以说是古典乌托邦的（后）现代变体之一。此外，杰姆逊在其论著中曾论及乌托邦的“时间化”转向，这亦可以视为古典乌托邦的（后）现代转型之一——由无法企及的空间走向无限绵延的时间。在《晚期资本主义会的文化逻辑》中，乌托邦不再首先被视为空间性的对象而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行动。①

             表 1 （古典）乌托邦及其（后）现代变体之间的比较[9]

                                       三、异质空间与乌托邦的方法论意味

     福柯关于“异质空间”的表述，几乎可以串联起所有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社会理论家对（后）现代社会空间进行的文化阐释和批评。这个概念提供的理论原则即是对断裂性及不连续性的确信和对宏大叙事及同一表述的质疑。这种质疑和追问的精神是社会文化研究乃至艺术研究所必须的。洛枫在《盛世边缘》一书中如此评论福柯的空间理论：“福柯的理论，带出了二十世纪文化形态与哲学思维，那是一个在城市高速发展以后的时代里，空间对人类生活的主宰，在历史’不再以线性的时序顺畅无阻地推演文明的前进以

后，‘历史’走向横切的空间，不但每个地方都以不同的方式书写自己的历史，并质疑历史原有宏观的、直线式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而且在城市多元化及散射性的急速递变下，人的生活亦不断被分层及割裂。”[10]可见，异质空间在现代都市文化研究中引出的焦点问题即是：都市空间的诸层面和都市空间中渗透的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

   经由福柯的论述，可以初步了解异质空间在社会空间生成意义过程中的运作特征：第一，异质空间是特定文化中带有特殊意味的空间，代表着特殊的社会关系，并建构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第二，异质空间只有在它与其他空间（包括乌托邦）的比照或互涉、互动中才能凸现自身的特殊文化意味；第三，异质空间总是在与人的关系中凸现自身的特殊文化意味；异质空间在社会文化意义的生成和建构中呈现出异质性、混杂性、偏离性、排他性、并置性、历史性、时间性、移置性等特征。这可以从异质空间的理论阐释中依稀窥见的特征印证了福柯的论述是源自浓厚的后现代语境——其中包蕴着现代性的延伸、自省及再诠释。

   福柯认为，异质空间首先是在与乌托邦的对立中凸现其本身特征的。乌托邦属于一种并不真实的、“没有现实基地”的地点，它们可以被视为社会的真实空间投射到虚空中的镜像，他们或者以完美的形式呈现社会的理想（乌托邦），或者将真实社会的丑恶面貌以极致的形式呈现（异质空间）。由福柯的论述可知，乌托邦的精神及意义的来源有赖于通过创造认识主体对现实社会的“镜像”的反思而达到对社会的新认识。此种认识的方式也同样存在于作为视角或方法的异质空间中。

    在托马斯·莫尔的作品中，乌托邦呈现为一个与现实距离遥远的异国他乡，完全存在于语言的世界当中，与世外桃源同样在现实中无迹可寻。而异质空间似乎处在任何地点之外，却又建立在现实存在的地点之上。福柯认为由对这些异质空间的分析、描述与阅读，可以对我们身处的社会进行“差异地学”的批评，得到对社会文化的新认识。但在方法的层面，乌托邦也是不可缺少的——在乌托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存在乌托邦和异质空间的关系问题。既然异质空间可借助与现实的镜像关系而引发反思和颠覆，那么乌托邦也可提供异质空间的镜像，使后者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观照自身，制造更深一层的不连续性。

    乌托邦所具有的虚幻性、颠覆性、超越性和相对性为众多的社会研究者和文艺研究者提供了启发。在福柯那里，重提乌托邦概念的目的是为异质空间在现实与虚幻之间进行定位。就“虚幻性”而言，乌托邦作为空间概念并不存在于现实的地点之上，故而它的空间是虚幻的。如果可以将虚幻性与都市文本中的虚构与想像等问题相关联，就可涵盖艺术文本与都市的“非再现性”关系。就“颠覆性”而言，乌托邦在与现实的关系之中产生的是对现实的批判性，这与反乌托邦的颠覆性类似，因为后者是以再次颠倒的方式来呈现的社会隐喻。

    一般而言，以柏拉图、莫尔和康帕内拉为代表的政治/哲学思想家所提供的乌托邦是正面的、优越于他们所在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至少它们的构想者如此认为）。在艺术家那里，反面的乌托邦也成为想像的建构物。反乌托邦在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代表是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而在电影史上的众多作品中《时间机器》、《巴西》、《THX-1138》、《银翼杀手》、《黑客帝国》和《黑暗城市》提供的未来世界图景都同样充满着艺术家对当代社会危机的忧思。其中的多数作品，均在叙事中将乌托邦建构成为（后）现代都市，这使得乌托邦也成为阐释（后）现代都市空间的另一个可能的角度。

    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认为，乌托邦概念最初是基于一种空间联想[11](P71)，但此后这种涵义有所淡化，被哲学或心理学的意味所取代。但福柯对异质空间和乌托邦的表述则在空间与社会的语境中使这个概念的表意重点重新回到了空间的层面上。在“现实——虚幻”的向度上，乌托邦和异质空间都具有一定的方法价值和意义。而两者唯有在批评中结合起来，才能提供更加完整而有效的视角或方法

         四、结语

    空间社会学的理论主要探讨社会空间的生成、形变、义与价值。人文地理学则探究社会空间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所造就的“人文地貌”的差异。现代都市是两者都极为关注的社会空间文化的范本。在都市文化的研究方面，无论是由对都市的现实空间的研究而走向建筑和规划设计，还是由艺术再现或呈现的角度，以研究影像艺术作品中的都市而走向艺术批评，（现实的或被呈现的）社会空间中的差异性与异质性，都可成为研究的可能主题。这一方面是源于（后）代性征候在本地文化中的日益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文化思潮对社会权力机制及其历史的关注。福柯对异质空间和乌托邦的论述可视作研究者进入空间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综合研究的一条路径。

     异质空间概念在另一位空间社会理论家索哈（Soja）里被整合进了另一种更为宽泛阐释框架：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之间和第三空间。在这个阐释框架中，空间的现实性与虚幻性依然得到了充分的关注。索哈认为，第一空间是现实的实存的空间，第二空间是虚幻的、虚构的空间，介于前二者之间的“第三空间”，则是代表着现实与虚幻的交织混合状态的空间。在他看来，福柯的异质空间可以归属于“第三空间”，是第三空间中众多空间形态中的一种。第三空间的理论概括性极强，可以涵盖胡克斯（bell hooks）的“边缘

性”，安扎杜瓦（Anzaldua）的“边境”（borderlands）以及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第三类空间”（the thirspace）等概念，成为一个（后）现代空间理论中颇为宽泛的理论命名。“第三空间”及其所包蕴的异质空间作为方法可以将空间的现实性和物质性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在国族、都市、社区、家、身体等各个层面重新描绘真实的世界以及当代人的空间想像[12]。这种理论架构及其命名本身，就浸透着福柯和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等人的理论精神。

     在空间与历史的关联上，异质空间的概念又可关涉到不同都市群体的历史意识形态。现实（事实）、“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表述的历史”与“少数族群的历史经验”三方分庭抗礼这种对立同时也意味着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的对立，双方都提供了对现实的不同叙事和表述。于是，空间的问题又与历史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故而空间的文化形式即可成为历史意识形态的隐喻形式。如卡林内斯库所说，当普救论被驱除，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就在土崩瓦解之后让位于“大量异质的、局部的‘小史’（petites histories）……（后者常常具有高度自相矛盾和悖谬推理式的本性”[11](P295)。以此来思考都市空间的塑造和表述，也将是富于启发性的。

由此可见，异质空间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在学术研究中启发着研究者思考社会空间存在及意义，在各相关领域和层面都闪烁着方法的灵光。由以上数种视角相通且互相关联的理论思路可知，由空间入手阐释社会文化特别是都市文化的路径，在当代学术批评中具有一定适用性和有效性。经由空间的主题，在意识形态和历史意义方面，论者可对社会的文本进行多方面的观照、阐释和研究。而异质空间与乌托邦的理论所提供的研究视角，正使研究者立足于空间、历史社会诸理论主题的交叉路口。

注释：

① “异质空间是乌托邦的后现代变体之一”的观点来自 Heterotopia: postmodern utopia and the body politic,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20.

参考文献：

[1] 包亚明.后现代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8.

[2] Taken from the Greek, “hetero” means “Other” or “different”, and “topia” means place. Thus heterotopia literally translates  as“places of difference”. But there is another layer of meaning, one that involves the effect of misplacement or displacement. I want to retain this double meaning as I think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that difference or otherness is always about displacement. Foucault himself described heterotopias as “Something like counter-sites, a kind of effectively enacted utopia, in which the real sites, all the other real sites that can be found within the culture, are simultaneously represented, contested and inverted.”（Billingham, Peter. Sensing The City Through Television. Bristol，GBR: Intellect Books, 2000.119.）

[3] 【英】齐格蒙特·鲍曼.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