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嘹望新闻周刊》以“老北京的生与死”为题作为封面发行，我则把这个题目同上海的新与旧联系上了，觉得有些文章可做。

一个“老”字，把北京的历史、北京的风韵、北京的长久突现了出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把在北京的人叫“小北京”为多，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那个干部子弟就叫“小北京”，虽然在部队里、乃至在战争中“小北京”故事不断，但最终还是没有辜负“北京” 这个符号的意义。为什么把活着的人叫“小北京”为多？我的理解，是因为“老北京”虽然可以用作称呼人，但是实际的意义不大。因为“老北京”的内涵太深，用作个体不合适。“老北京”是指北京的整体建筑、北京的整体风骨乃至北京的整体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超出北京所具备的地域含义、甚至超出北京的物理指标，她让我们和元明清帝王朝代、和中华民族发展生息紧紧地相连，你说，哪一个个人能够承载这种符号所指向的责任呢？

既然“老北京”这么重要，为什么又会出现“生与死”的问题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北京的空间正在消失，而一旦老北京所依赖的物理区域不复存在，那么，你这个“老”字号还有什么意义呢？让北京“新”起来，新得和纽约、巴黎、东京的摩天大厦一样“争艳斗奇”，一样“光怪陆离”，是不是有点像老农民穿西装“不伦不类”？反过来，保持老北京的原样，院还是“四合院”，街还是“胡同街”，甚至沟还是“龙须沟”，那么生活在旧区里的百姓生活怎么改善？于是，老北京的“生”竟然要以生活在旧城区人生活质量的下降、即“死守旧区”为代价，是否有些不“以人为本”？于是，旧区改造、旧区开发、旧区批租的重任必然放在了北京现任各级政府的面前，而改造、开发和批租的结果能不能让“老北京”生和老北京的百姓“不死”相得益彰，就更是一个难题考验着北京市各级政府的能力。

与老北京的生与死相比，上海滩的新与旧似乎要显得轻松些，因为生死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而新旧好像是数量和程度差异的小事。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上海日新月异，上海越长越高，上海连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时也不无惊叹地站在东方明珠眺望浦江两岸新的美景说这里“就是中国的曼哈顿”。新固然是好，“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在伦理学上要反对，在认识论上却值得提倡。但是，新并不是永远是正确的，新在时间上可能是最近发生的，但在本质上却未必是最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远大前途和旺盛生命力。

旧固然不好听，破旧、陈旧让人滋生落日的沧桑感。但是，旧里面有文化和历史底蕴在。你到欧洲旅游，去看什么？还不是看200年、300年乃至更长时间以前造的建筑。像雅典的神庙、巴黎圣母院、维也纳的城堡、威尼斯的水城以及歌德的故居和莎士比亚的小镇等等，不都是旧里面淘出了金子。上海建城的历史虽然无法和欧洲的一些城市比，更无法和北京比，但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却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一页：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证、中国人民崛起和中国近代文化艺术繁荣的象征、中国共产党诞生、壮大以及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和民族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见证，都需要“旧”建筑、“旧”马路、“旧”氛围来支撑和烘托。可惜的是，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新建筑把旧建筑推掉了；新马路把旧马路盖掉了，新上海把旧上海打掉了。

大世界到现在还静静地躺着休息；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初创时虎虎有生气现在却自生自灭苟延残喘；石库门成批地倒下，走街串巷叫卖的小贩销声匿迹；作为散发历史绵延芬芳的有轨电车，在香港、在伦敦、在日内瓦都有，为什么唯独不在上海有一席之地？过去怕“复辟”、“回潮”、“崇洋媚外”，现在没有怕了，却连发展的新旧之别、之同也糊涂了。

由此看来，北京的生与死虽然比较悲壮，但只要解决好旧城与新城的关系，还不至于那么骇人听闻；上海的新与旧虽然比较轻松，但如果让“新”一路高歌、“旧”东逃西躲，那么结果也是触目惊心的。在北京城区发展的关键时刻敲响危险的警钟，或许能止住死亡的步履、重新迈开新生的年轮；在上海城区发展的关键时刻也拉响紧急的警报，或许也能够留住“旧”的光芒、展现“新”的妩媚，让旧和新对立统一、把上海建设得更加符合国际性特大型城市的典雅、庄重，这是我们的期待，更是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