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城市文明比较研究
鲍宗豪
华东理工大学城市管理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中西方不同时期的城市文明成果，凸现的是人的知识、能力、智慧和创造，是人的进化和文明在城市文明上的反映。如果说“城市文明”的概念强调和展示的是“城市文明”演进的自然逻辑(其中蕴含着人在不同时期对城市文明的贡献)，那么“文明城市”概念突出的则是人对城市文明的自觉意识、自觉活动、自觉创造，当代中国各大城市开展的文明城市建设，体现了当代中国人对城市文明的自觉追求。
研究当代中国文明城市应有历史的纵深感和横向的比较与参照，这样才可使我们对文明城市的发端、发展定位和本质的探讨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城市文明历史轨迹的描述与比较分析，阐释中西方城市文明对当代中国文明城市建设的历史价值。
一、中国“城市”文明的滥觞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放大器”和“加速器”，城市文明的发展“聚焦”和“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对中西方城市文明的考察，不可能全面、详尽展开，只能将它置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一概要的阐释；对中国的“城市”文明，我们着重研究其起源(即发端和古代的“城市”文明)，又延伸至近现代的发展。
1. 从“城”、“市”到中国“城市”的产生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城市最早产生的国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城”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能扼守交通要冲的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墨子·七患》言：“城者，所以自守也。”“市”是商品交换之所，有大市、早市、晚市之分。《周礼·地宫》言：“大市，日昃而市，百姓为主；朝市，朝时而市，以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从中可看出古代城市的简单功能：军事防御和商品交换。
根据现有史料和考古实物证明，我国最早的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也即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从考古文化上说，大体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前2000年)；从历史上说，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朝前期，其间经历数百年之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国古书中已经有了关于这个时期部落首领建都的记载和筑城的记载，更重要的是我国考古工作者也确实发掘到了属于这个时期为数不少的城址。如在《周礼》、《尚书》、《左传》、《史记》等早期文献中，都有关于三皇五帝建都的片断记载。南宋郑樵《通志·都邑略》对其作了整理，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三皇五帝建都的地点。《通志·都邑略》录三皇之都云：“伏牺都陈(今河南陈县)；神农都鲁(曲阜)，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河南新郑)，又迁琢鹿。”五帝之都为：“少昊都穷桑(曲阜)；颛(顼)帝都高阳(河南濮阳)；帝喾都亳(河南偃师)，亦谓之高辛；尧始封于唐(河北唐县)，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山西临汾)；舜始封于虞(河南虞城)，即帝位都蒲坂(山西薄州)。”
从考古发掘来看，随着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探索夏文化等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等四大区域先后都发现了史前时期的城市遗址（注：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如：黄河中游地区河南郑州西山城址，淮阳县平粮台城址，登封县王城岗城址，辉县孟庄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安阳后岗城址等；黄河下游山东滕州西康留城址，章丘城子崖城址，城子崖以东各相距约50公里的邹平丁公、淄博田旺、寿光边线王三座城址，以及鲁西平原阳谷县景阳冈城址等。
如果我们把我国最早城市产生的时间与国外城市相比较，也是差不多的。美国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谈到国外最早城市产生的时期时这样写道：“城市，作为一种明确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在旧——新石器文化的社区中。”又说：“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城市遗址，大部分都起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推后移不多的几个世纪。”（注：参见[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2. 中国古代的城市文明
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普及应用，农业生产率获得提高，农业生产获得革命性发展，能养活更多人口，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从此古代城市开始出现并获得发展。据《春秋左传》记载的筑城活动即达68次，除5次重修外，共筑城63座。据今人对春秋时期35个国家的统计，其时共有城邑600个，其中晋91个，楚88个，鲁69个，郑61个，周50个，齐46个，宋35个，卫30个，营16个，秦14个，吴10个。如果再加上其他未统计的国家，其时城邑当在千个以上（注：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秦汉时期，随着郡县制推行，行政中心城市特别是县城镇得到大量发展。秦代时全国已设郡40多个，汉代达到103个，县则由400多个增加到1587个，郡县级城市(镇)合计达到1690个。众多商业中心城市兴起，并以商业贸易联系为纽带，形成了若干城市经济区域。秦代除了开辟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驰道外，在岭南还修筑了“新道”，在巴蜀修筑了“栈道”，从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一带修筑了“五尺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直至九原郡的“直道”等。在水运方面，不仅疏浚了鸿沟，将河、济、睢、淮四水连通起来，形成当时北方主要水运干线，而且在长江流域吴、楚、蜀也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以兴行船、灌溉之利。即便在岭南地区也开辟了“灵渠”，以沟通湘江、漓江之水运。汉代在此基础上又有发展。这样，一个全国性水陆交通干道网基本形成，大大方便了全国的交通联系和商品流通，因而在国内主要地区出现了一系列规模较大、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城市。如京师长安既是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商业中心。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我国城市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特点：(1)发展和分布重心南移——发展呈南升北降、重心南移的态势。(2)沿大运河、沿长江城市发展轴线初见端倪，东南沿海港市兴起。当时兴起的港市在长江以南者除交州、广州之外，有广东的潮州，福建的泉州、福州，浙江的温州、明州(宁波)；长江以北者有：扬州，山东半岛南部的密州，北部的登州(蓬莱)与莱州(掖县)，渤海湾北部的平州(河北卢龙)，以及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今旅顺附近)。(3)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镇”。这里所说的镇指的是“建制镇”，它是作为国家一级行政建制而设立的，镇的性质也不完全同于今天所设立的各个镇的性质，它主要是军事防务和行政管理。我国最早出现的镇是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先是魏明元帝时(公元416-423年)为了防御北方的柔然，于423年修筑长城2000余里(东起赤城，今河北省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魏太武帝拓跋焘时(424-451年)为进一步防御柔然（注：北魏时柔然族建立的政权，原在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游牧，北魏时进居阴山一带。），又在长城以外及陕北、宁夏、甘肃的要害处设镇，各镇均辖有一定地域范围，置镇将镇守，统管镇辖区的军事行政事务，这便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镇。
到了宋代，由于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城市文化水平比唐代又有了提高。据宋社宗元丰年间(公元1075-1085年)的户籍推算，当时城镇住户已超过全国总户数的12％（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3页。）。另有统计推算，北宋东京(开封)人口实际已有150万至170万之众，达到10万户的城市亦有40个之多（注：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76、82页。）。
到了元代，虽几经战乱，杭州城仍被马可·波罗视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城“周围广有百里”，“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应知此职业主人之为工厂长者，与其妇女，皆不亲手操作，其起居清洁富丽，与诸国王无异”（注：《马可·波罗行记》(中册)，冯象钧译，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70-571页。）。比马可·波罗稍晚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拨图塔于公元1325-1349年游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西亚、东欧、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各港口城市。在其《游记》中也写道：“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余见是港有大海船百艘，小者无数。”可见，13-14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的富丽仍在欧洲之上（注：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76、82页。）。到了明朝时期，据粗略估计，全国拥有大、中型城市上百个，小城镇两千多个，农村集镇4000-6000个（注：郑宗寒：《试论小城镇》，《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到了清代的184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已由唐代的大约800万上涨到大约2400万。但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反而从唐代的约10％下降为6％。主要城市除人口过100万的特大城市北京外，在江、(运)河、海岸的苏州、南京、扬州、杭州、广州、汉口、福州、佛山、天津、厦门、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人口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加（注：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76、82页。）。
3. 中国近代的城市文明
中国近代城市的文明，是伴随着血与火的暴力，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
自1840至1949年这109年间，按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大体可以分为下列四个时期：
(1)从1840-1895年，即从鸦片战争爆发至中日《马关条约》签订(55年)。帝国主义国家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攫取了大量的在华特权。其中与城市发展有直接关系的是割地、开辟通商口岸和开设租界。据统计，自《南京条约》起，至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前夕，各不平等条约规定开辟的通商口岸达43个之多。这是我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从此，在我国出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它们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中国古代城市及其体系的结构，也使一部分城市中的某些地区畸形发展起来，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一时期，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派”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也吸取了教训，从1865年开始，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福州、武汉等地开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官办的民用工厂也随之兴起，这对我国城市的发展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2)从1895-1931年，即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至“九·一八”事变爆发(36年)。这一时期，国内官办的和民办的工商业、工矿业发展有所加快，尤其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更促进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我国城市发展比较快，除了商埠城市、租界城市有所发展外，还兴起了一批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如青岛、大连、哈尔滨；兴起了一批矿业城市，如唐山、井径、焦作、萍乡、大冶、抚顺、本溪等；兴起了一些铁路枢纽城市，如郑州、徐州、蚌埠、石家庄等；兴起了一些民族工商业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但这期间也是大运河沿线城市衰落的主要时期。
(3)从1931-1937年，即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卢沟桥事变(7年)。这个时期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东北，并成立了一个“满洲国”，把东北作为侵略全中国的基地。这也是东北城市集聚区形成的重要时期。
(4)从1937-1949年，即从“七·七”卢沟桥事变至新中国成立(12年)。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使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不得不将东部沿海大批居民和工业向大西南、大西北迁移、撤退，国民党并将首都由南京迁到重庆。由于这一暂时因素的刺激，使西部地区原先一些偏僻的城市得到迅速发展，如重庆在1937年人口不过27万，到1945年竟达100万，工厂增至1500家，为战前的16倍；成都1939年人口为30.9万，至1945年达71万；宝鸡由7～8千人增至11万，昆明由10多万增至40多万；湖南衡阳也由10万人增至40万人等等。
二、西方“城市”文明的发端与发展
从古代的“城市”文明，从与西欧资本主义萌芽、诞生再到发展紧密相连的欧洲城市的发展，欧洲城市的发展推动了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一步拓展。
1.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城市”文明
古希腊（注：这里所说的古希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当时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及其概念；古希腊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所有使用古希腊语的民族都包括在内。）文明的最初发源地是爱琴海一带以及邻近的希腊半岛。那是一个由众多礁石、岛屿、半岛、海湾、港口组成的区域。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是古希腊最强盛的时期。商品生产的剩余，手工业的发达，对外贸易的开展，以及文化艺术的繁荣，都刺激了古希腊城邦的发展。古希腊的先哲们以其极高的智慧和令后人自愧不如的探索精神，对城市和城市的发展模式作出了大胆的构想。例如，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篇》中就探讨了城邦的社会、人口、家庭、伦理、贸易诸问题，另一位哲人柏拉图的名著《乌托邦》实际上是对人类理想城市的一种设计和大胆构想。这些先哲在哲学著作中有关城市的论述，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理论思想（注：沈玉麟编：《外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6页。）。
在古希腊的城邦中，最大的两个城邦是斯巴达和雅典。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巴达的历史是城邦政治演进的一大例外，它没有沿着其他希腊城邦所走的古希腊式的民主制道路，而是实行了一种被称为“专制”式的统治，由国王和贵族元老议事会统治。尽管如此，斯巴达的政治仍不同于东方式的王权专制，它的公民大会的地位有所加强，特别是5位由民选产生的监察官有权随军监督国王。社会不再像迈锡尼王国那样形成一个以国王为塔尖的金字塔，所有人在经过一系列军事训练后都可以拥有一份田产，从而上升到相互平等的地位。
古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全盛时期，已有各种类型的建筑，有元老院、议事厅、剧场、俱乐部、画廊、旅店、商场、作坊、体育场等。那时的雅典在居住方面已有公民平等的原则，居民居住的街坊呈方格网状，贫富居民混居在同一街区。即使是很有钱的富户，其住宅外观与贫者住屋也无大异，只是用地大小和住宅质量的区别（注：沈玉麟编：《外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6页。）。雅典最出色的建筑群是卫城，是当时宗教的圣地和公共活动的场所，也是古希腊鼎盛时期的英雄纪念碑。
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其基础是建立在自由、理性、乐观、世俗、人文等人类最为崇尚的理想之上的，因而具有人类文明的崇高性和元典精神。它的存在不仅对西方文明的内容和走向产生了巨大且具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成为烛照后世的伟大文明遗产，其所具有的价值已经超越时空，是每一代人和每一个民族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可以一次又一次进行挖掘并从中获得宝贵启迪的伟大文明。
古罗马文明自出现以来绵延一千余年。罗马，这个最初只是在意大利中部立足的小邦，凭借着自己的统治天才，在数百年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古代世界史上一个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并在随后400多年的时间内维系帝国的存在。在这期间，罗马人在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尤其是道路建筑艺术方面无人与其相媲美。西方谚语“条条大道通罗马”是对罗马道路建筑的规模化、网格化及其艺术的真实写照)、宗教等方面取得的文明成就是巨大的，对古典文明和欧洲文明的进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2. 中世纪的地中海“城市”文明
随着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西方社会进入了中世纪。长期以来，中世纪是“黑暗”的代名词，故中世纪又被称为欧洲的“黑暗时代”。的确，相对于希腊——罗马式的文明和文化而言，中世纪的社会是一种倒退，尚未步入文明的日耳曼（注：本文所使用的“日耳曼”指的是日耳曼语系各个民族和部族的总称，包括属于北欧和中欧的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部族。）蛮族的胜利，使达到相当高度的希腊——罗马文明中的城市生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无论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准，还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准都下降到了一个极其低下的水平，文明出现了倒退。
不过，如果仅以此评判、反映中世纪又是不公正和不客观的。还应该看到，中世纪对于古典文明而言，不仅有破坏，更有继承和发展。对于日耳曼等北欧诸民族而言，中世纪则是他们步入文明的重要时代。在中世纪开始时这些还是未进入文明行列的蛮族，到了中世纪结束前却已成为了一个个拥有较高文明水准的民族，成为推动西方文明进程的中坚力量。此外，欧洲大陆也在中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原始农耕状态发展到城市文明，从部落散居到近代国家雏形的形成。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被称为“欧罗巴”的——独特文化特征。西欧各国的疆域和民族格局也在中世纪得到大致划分。更为重要的是被今人称为“西方文明”的文明样式终显其雏形，希腊——罗马传统、犹太——基督教传统和日耳曼传统经过近千年中世纪的整合，终于形成了一种为西方人所认同的文明样式——西方文明。中世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一个造就欧洲社会和民族的时代。
12世纪以后，欧洲社会经过几百年缓慢的积攒，终于爆发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中世纪的盛期也就随之到来，城市复兴步伐加快。古罗马时期建立起来的城市，如罗马、比萨、佛罗伦萨、马赛、里昂、美因兹、伦敦、约克等相继恢复了中心城市的地位，一大批新兴城镇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欧洲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城市来生活，欧洲社会的人员流动加剧。城市管理机构——市议会和市议员制度在中世纪建立起来，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当资本主义出现后，工人阶级和城市无产者均产生于市民阶层。城镇生活还造成社会分工的加剧，出现了为满足城市生活、生产需要的各种行业、店铺、作坊乃至休闲场所，手工业者的队伍扩大，行会组织出现。这时，城市在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已远远超过古代。城市的重要性也开始日渐显现，它不仅发展成为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商业和贸易的中心，也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民主的中心。可以说，新兴的城镇是中世纪发展至关紧要的发动机……它们提供市场、生产产品，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繁荣起来（注：[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63页。）。同时，商业开始复兴，一个以经商为主的群体形成，并逐渐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导致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中世纪商业复兴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意大利的商人会远上法兰德斯，而英国的商人会到威尼斯。最先发展起来的商业借助十字军运动开通的朝圣道路，建立了新的海上通道，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开展。意大利北部城市如威尼斯等尤其在这一商业活动中受益巨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意大利在与东方的贸易中都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并确定了其在海上的霸权。
文艺复兴给欧洲的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这在意大利北部的原独立城市共和国国家，如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资本为主要财产的实业家、商人和银行家成为支配城市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力量。商业化的城市还通过在原材料、流通领域以及价格上的垄断，剥削和统治农村，使封建势力受到很大的冲击。事实上，意大利在中世纪形成的封建主义由于城市的发展而基本被摧毁，从而使意大利成为资本主义的最早诞生地。
文艺复兴使欧洲的城市建筑范式与中世纪决裂，教堂及其他宗教性建筑退居次要地位，大型的世俗性建筑成批出现，体现人文精神的建筑和街道构成了城市的主要景象。这些世俗性建筑有大型的城市广场、联排式的多层住房(公寓的前身)、图书馆、博物馆、城市园林等，显现了优越的城市环境。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罗马的城市园林，有喷泉溪流，雕像玩石，美不胜收，当时建设的几十所名园给后人留下极为宝贵的财富。
3. 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城市”文明
资本主义工业化是推动西方城市发展的最有力的力量。自18世纪中期开始至19世纪下半叶，先从英国开始，继而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接着是美国与加拿大，西欧和北美相继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在这100多年间，也是西方城市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相对于意大利和法国，英国城市发展得比较晚，但在英国首先启动工业化的推进下，英国的城市兴起与繁荣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曼彻斯特在产业革命刚开始时(1760年)，人口仅万余人，到了19世纪中叶，人口已达到40万，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工业城市。1800年，伦敦人口已超过200万，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到1900年人口达到了453.6万（注：[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下卷)，第563页。）。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米兰等都逐渐变成欧洲工业大城市。
工业文明促进了城市的文明。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的前提下，技术及新的发明被不断应用于城市生活，使得城市变得更加具有公共性，这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共市政设施的建设中。在伦敦、巴黎和柏林，城市道路不断开辟、延伸，变得四通八达起来，路灯、下水道、电灯、电话、煤气开始逐渐普及起来，城市的近现代生活开始出现了。19世纪西欧各大城市通过改建形成的格局，在后来的100多年里基本上得到延续。
18世纪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给西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以最大的推动，既带来了城市的文明，又带来了污染、贫困、犯罪、拥挤等城市病，在其后的100多年中，人们又为消除这些文明的“附属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努力着。
三、中西方文明城市的历史向度
中西方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展示了中西方城市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成果，所达到的不同文明水平；若转换一下视角，把中西方不同的城市文明看作中西方“创建文明城市”的不同篇章、不同阶段，看作中西方“创建文明城市”的古代史、近现代史，那么，我们将会从中西方“文明城市”的历史向度的比较中获得种种有益的启示。
1. 城市数量与类型比较
在数千年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在数量和种类上都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学者钱德勒在《城市发展4000年》一书中列举了不同历史时期35个世界最大的城市，其中中国有5个城市先后8次位居世界第一(表1)。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中国大城市的数量居于世界第一位。
表1 历史上的世界最大城市
城市 人口/万 年代 城市 人口/万 年代
孟菲斯 3 3100B. C 长安 80 750
乌尔 6.5 2030B. C 巴格达 100 775
巴比伦 20 612B. C 开封 44.2 1102
亚历山大 30 320B. C 杭州 43.2 1348
长安 40 200B. C 南京 48.7 1358
罗马 45 100 康斯坦丁堡 70 1650
康斯坦丁堡 30 340 北京 110 1800
资料来源：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古代、近代的城市类型主要是：都城、商埠中心、手工业中心城市、海外贸易城市。中国的手工业中心城市是明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如淞江、苏州、杭州为重要的纺织业中心城市，景德镇、宜兴、佛山为陶瓷业中心城市，自贡为制盐业中心城市。这类城市一般都具有发展某类手工业的独特的自然禀赋条件。自唐宋起，中国出现了一批以海外贸易为重要经济基础的城市，主要有广州、宁波、泉州、扬州等，其中扬州既是国内贸易的中心城市，也是海外贸易的中心城市。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发展。著名的《东京梦华录》对北宋年间开封的道路是这样描绘的：“坊巷御街，自宣德门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日许行人买卖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乃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其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注：徐康宁：《文明与繁荣——中外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比较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1000年前，也就是11世纪初，整个欧洲尚处在此较荒蛮和落后的时期，与亚洲相比，在经济发展上毫无优势可言，城市的发展也受到限制，巴黎和纽伦堡还是一些很小的城市。
在西方，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也与商业、手工业和贸易密切相关，出现了一些手工业、商业繁荣的港口城市。如前所述，从11世纪以来，威尼斯就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借海上贸易的便利，并经过几次十字军东征，威及斯成了沟通东方与西方的贸易中心，构筑了一个强大的海上商业王国。自18世纪中期开始至19世纪下半叶，先从英国开始，继而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接着是美国与加拿大，西欧和北美相继完成工业化进程，同时出现了一些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米兰等等，工业文明促进了城市文明。而中国近代社会由于始终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状态，因而没有出现工业城市，这是中国“城市”文明史上的一大缺憾。
2. 城市建筑文化比较
20世纪也许是迄今以来西方城市建筑史上最辉煌的一个世纪，也是最令人茫然的世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会在西方城市的土地上留下如此多、如此怪、如此大的建筑。因此，对西方城市的建筑，必须把它放到西方城市建筑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中去认识。西方建筑文化的不同特点，分别体现于以下三个时期：
工业革命在给西方的传统城市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促进了西方现代建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如工业化导致大量人口从乡村移居城市，使城市人口密度迅速增加，造成城市居住环境的普遍恶化；工业化的需求改变了城市的传统功能，形成了以交通枢纽(火车站、码头等)、工厂区域、工人居住区域等为中心的新城市布局。由于工业化初期缺乏政府对于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统一管理，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开发的混乱状况，包括逐渐出现了城市交通阻塞现象，城市污染严重，废物、废水等成为突出的问题。在工业化、城市化和思想观念大变革以及新技术、新材料不断出现的社会背景下，现代西方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运动在20世纪初期逐渐形成。这个运动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其大方向是试图通过采用简单的建筑设计形式达到建筑物低造价、低成本的目的，从而为整个社会服务。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城市建筑运动的兴起，有不少先驱者期望通过改变城市的建筑、设计，最终为市民大众提供价廉物美的住宅空间，解决因城市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建立一个为多数人服务的社会，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他们利用钢筋混凝土、平板玻璃、钢材等新的建筑材料，采用废弃任何外加装饰的新的建筑形式，打破了千年以来建筑为权贵服务的原则和完全依附于木材、石料、砖瓦的旧传统。作为对古典风格晚期的反叛和革新，现代主义城市建筑和设计的出现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全新的价值取向以及全新的美学标准，材料方面的拓展，钢筋混凝土和钢等的运用，使大跨度、大高度的城市建筑成为可能。这场现代主义的建筑文化革命，不仅仅局限于建筑领域，还影响到了城市规划设计、环境设计、家具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和传播设计等诸多领域。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城市建筑文化，是在继承和扬弃现代主义城市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具有鲜明的特征和个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对历史的重视，并实用性地采用诸如建筑构造、建筑符号、建筑比例、建筑材料等历史建筑的因素，以增加城市建筑的文脉性。二是重视建筑的意义及其表达。西方后现代主义城市建筑文化的理论家都认为，建筑类型和风格是传达意义的关键，类型代表了时代特征。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建筑的类型和风格形成了城市建筑发展的连续性，建筑类型赋予建筑、城市，乃至文化以文脉内容和知识性、文化性特征。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理论家都非常重视对城市建筑类型的研究。三是注重人、建筑和自然的关系。当人们在建筑地点放下一块基石的时候，就改变了地点的意义，地点变成了建筑，建筑活动因此如同现象学中提出的环境因素一样，是把差别、区别综合起来的活动。四是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城市建筑文化的城市规划理论。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不仅现代主义的城市建筑是有问题的，而且其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也是有问题的。现代主义建筑家在完全忽视城市文脉的前提下设计城市建筑，把西方城市改造成了人造的钢筋混凝土森林，造成了人和人、人和自然的隔膜，人成了人造都市环境中的一个物理因素。因此，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坚持“文脉主义”，反对按照功能划分区域以及割断文化脉和文化多元性，以城市结构的矛盾统一组合——如简单/复杂、私人/公共、创新/传统等，来规划城市，突出城市和建筑的本来意义。
中国和西方传统城市建筑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对于这种差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曾有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西方传统城市中，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等。中国传统城市主要却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而自儒家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从而，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它不重在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不是像哥特式教堂那样，人们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相反，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主宰。……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在这里占着明显的优势。”（注：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然而，中国和西方传统城市建筑的差异，并不能证明两者之间的优劣。这是因为，按照佛朗普顿的说法，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城市建筑都是依地点、依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因而都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
3. 城市形象比较
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的内外公众对这个城市的总体的、抽象的理性概括和评价，也是城市与公众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传递信息和思想的外在形式。城市形象抽象地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基本属性：历史沿革、自然风貌、文化遗产、精神传承、都市文明、经济基础、市民素质、城市风尚等等，也涉及城市的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发展模式、生活质量等。通常情况下，城市形象还体现一个城市所独具的特征和气质。
城市形象主要有城市自然景观与环境、城市发展形象、城市建筑形象、城市生态形象、城市行为形象(市民与政府)等要素构成。从城市景观来看，现代中西方城市都强调规划的完整性，规划以中轴线为中心展开，重视绿色空地等，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西方位于城市(或社区)中心的建筑大多是教堂，而中国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多是政府机关(历史上是封建衙门)。西方国家的居民大多信仰宗教，教堂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国信教人口达95％，全国有60万牧师从事宗教活动。首都华盛顿有各类教堂数十座。北京的城市中心是天安门广场，上海的城市中心是人民广场，这两个广场附近都是政府机构，是权力的中心。中国也有一些宗教活动的场所，大多分布在名山大川，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有些宗教场所(如清真寺、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佛教堂等)虽坐落在城市，但往往不处于中心地带，当然它们也成为中国信教群众的活动中心。
二是西方城市建筑大多是开放性的，而中国城市建筑大多表现出了某种封闭性。西方城市大多没有中国式的城墙，虽然在中世纪时也有许多城堡，但是城市主要是工商业活动的场所，不是军事堡垒和政治中心。大部分家庭都喜爱低矮的栅栏式的“围墙”，将自己满园的春色宣泄出去供人欣赏。而中国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俗称兵家必争之地)，建城墙可以防止兵荒马乱，维护政权稳定。中国传统家庭喜爱居住四合院，喜爱将自己的空间包围起来(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红杏不可出墙、春光不可外泄、肥水不流外田、各人自扫门前雪等)，封闭的环境适应了封闭的心理。
三是西方城市中各色人种都有，成为世界人种和文化的博物馆。而中国由于长期的封闭性，刚加入WTO，方与世界接轨，因此城市中人种的复杂性大大降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这一景观正在发生变化。
4. 城市生活方式比较
中国与欧洲城市生活方式经过漫长的独立发展，近现代又发生了交流。作为两种类型的体现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既有相同点，也有明显的相异之处。
第一，无论是古希腊城邦还是中国先秦时代的城市，都是行政和军事中心。希腊城邦立足防御目的，联合血缘较近的部族，筑城自卫。实力强大的城邦联合较弱的邻近城邦，成为一方的霸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或是诸侯国的国都行政中心、军事中心，或是地方的行政中心，城市生活富有政治的、军事的色彩。政治上的统治者居住于城市的中心。古希腊政治首脑居住在市中心附近宽阔的林荫道两侧，不同职业者按尊卑等级安排在不同的城市区位上，商人和工匠聚居在他们工作的被称为“市”的地方，城墙之外居住着下等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特别是诸侯国的国都，统治者居住的宫殿都位于城市的中心，其他则按照职业分工和城市区位功能分为手工业作坊区、一般居民居住区、商业区和旅馆区等等。
第二，与匮乏的经济相适应，城市生活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禁欲主义色彩。古罗马城市生活方式本来就有奢华的一面，由于日耳曼贵族的入侵，罗马城市玉石俱焚。尽管自9世纪城市生活开始复兴，但由于中世纪的主导价值观念被包含禁欲主义的希伯来文化所取代，因此欧洲中世纪城市生活方式具有了较强的禁欲主义色彩。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之后，也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带有一定程度禁欲主义倾向的生活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旺盛的生活需求。但是，当时中国城市在生活条件、生活质量上要优于欧洲城市。中世纪后期，落后、黑暗的欧洲城市生活开始复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贸易、市民和市政府。由于在这种城市里实行城市居民的自治，市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自由结社，对公共生活领域的关心，发育出了市民社会，从而形成了城市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从这一点看，中世纪晚期所形成的城市虽小，但具有新的质，为形成近代城市生活方式提供了容器。
第三，中国由于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严重抑制了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率低于总人口增长率。公元8世纪的唐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到184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反降到5％左右（注：王振复：《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288页。）。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走上了依附性现代化道路，城市与城市生活方式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的格局，即表现为富有近现代色彩的欧洲文化登陆沿海一带的口岸城市与基本停滞于传统生活的广大农村的二元结构。“就城镇本身而言，不仅形成古风淳淳的内地传统型城镇和凉风习习的口岸城市的二元结构；而且，同一口岸城市，也往往形成新老城区、华人社区与洋人租界对比鲜明的二元结构。”（注：胡焕庸、张善余编：《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255页。）
在近代欧洲，由于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推动，城市化迅速发展。而这些国家的侵略与扩张，又为其本国的城市化加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城市生活方式出现一些鲜明的特点：高收入、高消费导致的生活条件优裕，分期付款的超前消费形成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中间阶级主要是技术与专业知识分子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体，体现出平民化的色彩，在反战、倡导和平和绿色环保行动中成为重要角色。欧洲城市闲暇与工作发生历史性倒转，闲暇时间大大超过了工作时间，因此欧洲城市生活方式中闲暇生活与闲暇消费成为其重要特色。
四、中西方文明城市的历史价值
中西方城市文明的比较研究，对我们揭示中西方城市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对当代中国的文明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中西方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展示的不仅仅是中西方城市发展的特点、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反映了中西方的城市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不同时期所拥有的文明，所达到的不同文明的水平；中西方城市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对中西方城市文明的认识必须尊重其发展的历史规律。
对中西方城市发展的比较，我们之所以用“城市文明”的概念而不提“文明城市”，正是尊重中西方城市文明演进规律的一种表现。因为“城市文明”与“文明城市”是两个指向不同的概念。“城市文明”指的是城市所达到的文明水平，所体现的城市文明程度——这种文明程度可以是以“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为突出象征的城市文明；“文明城市”则是以“文明”为根本标志的城市，是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标志，整体文明水平较高的城市；以整体文明为标志的城市在古代与近现代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就是在当代中国，明确提出“文明城市”的概念也有一个过程。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而且强调：文明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强调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明确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显然，提出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是当代中国城市文明演进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当代中国城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是当代中国城市公民对理想人居环境、理想城市的追求。
(2)中西方城市文明的特色，集中体现于城市建筑风格上。中西方各具特色的城市建筑都是依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发展起来的，具有不同民族的风格。遗憾的是随着西方建筑文化的东渐，如果说在近现代还以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为本，那么到了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的景象正在成为我们的视觉困惑；在各大城市大搞“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各种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罗马建筑风格、哥特式和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中国大城市中崛起；城市的个性、特色和风格正在缺失。缺乏个性和特色的城市是不能成为文明城市的。
(3)中西方的城市文明虽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但城市文明的发端均以商业文明为标志，推进城市商业文明的主要因素是城市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商业文明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文化艺术，则是中西方文化艺术家为人类城市文明而创造的灿烂绚丽的精神文明。城市的精神文明使城市脱俗于一般的商业文明、手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使城市文明与人的(自身)文明合二而一，使城市文明回归人本身，城市的思想精神、文化艺术印证着人的创造，体现着人对推进城市文明的智慧与力量。
(4)中西方不同时期的城市文明成果，凸现的是人的知识、能力、智慧和创造，是人的进化和文明在城市文明上的反映；人一旦意识到人的文明对城市文明的巨大力量，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便是要重视“文明城市”的建设；如果说“城市文明”的概念强调和展示的是“城市文明”演进的自然逻辑(其中蕴含着人在不同时期对城市文明的贡献)，那么“文明城市”概念突出的则是人对城市文明的自觉意识、自觉活动、自觉创造。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既是对人类城市文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对当代中国“城市文明”的推进已进入到一种自觉意识、自觉创造水平的判断，体现了党和国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通过文明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与市民文明素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追求。文明城市建设将人类的城市文明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21世纪的文明将迎来新的城市文明的世纪。
《社会科学》20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