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
都市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是鉴别什么是都市的，什么是国家的，以及哪些是大都会现代性所特有的，这一点可以把大都会文化和由国家意识形态及文化工业所推动的一般发展区别开来。更广泛地，我们必须深入考察所说的文化（或艺术）到底只是发生在这个城市还是属于这个城市。 “大都会”概念溯源 英文的大都会“metropoli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它的意思是“母城”，即有殖民者去建立新城邦的那个原来的城市或者“城邦”（polis）。古希腊的自然资源相当有限，难以支撑大都市。而殖民则有利于限制城市的无限扩大。理论上来说，新城市和“母城”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即，每一个希腊城邦都是自治的，这就是城邦的全部含义，也是今天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城邦（polis）生活的由来。同样，源于希腊语的英文“白痴”（idiot）即指那种不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人。但实际上，在母城和它的殖民地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它们分享神祀，形成军事同盟。随着罗马帝国的出现，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等级关系进一步明晰。罗马处在由其附庸城市构成的网络中心。随着罗马的衰落和基督教的上升，这种等级制度被削弱了。中世纪欧洲的省级城市成了主教们的席位，但除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控制之外，它们仍然还有相当程度的城邦自治权。 此时，罗马仍然是中心。但是，当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在1864年描述作为一个中世纪大都会的罗马的特点时，大都会和它的附属地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显露了出来。“对于一半的基督教国家来说，罗马是一个宗教的大都会，也是一个艺术的大都会。”对此我有五点要谈。 首先，它表明，大都会在受制于某一特定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可以超越这样的权力或者国家。这意味着，它能超越自己。这就带出了我的第二个论点。当绝对权力统治着帝国的时候，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在一定环境下，人们自己可以和大都市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由联系。第三，对人、事物、知识甚至金钱来说，大都市都是一个十字路口。它和其它地方密切相关，其本身是一个非匀质的环境。第四，只有在人类经验而非其它领域内，一个城市才可能被公认为一个大都市。纽约被称作世界的文化之都，但它应该还有更多特殊性。这一称谓在视觉艺术和音乐方面可以站住脚，但对戏剧而言则并非如此。最后，大都市的身份还是它自身历史的产物，它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文化的分层。它是一个历史的沉淀物，揭示了历史上重要事件的演变痕迹，有时是自然的，有时不是。因此，对于城市来说，历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形式。所有这些都加入了一个独特的大都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 已知历史VS当代经验 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可以说始于西美尔1903年写于柏林的论文。他的论文《大都会和心灵生活》捕捉到了由现代都市带来的新颖性、奇异性以及新的自由和约束。当时的柏林不仅是日益强大的德国的大都会中心，而且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丰富着自身。作为一个城市，它经历着方方面面的巨变，不仅有工业生产方面的，而且还有商业文化和公共生活方面。他所考虑的不是劳资关系，即生产所体现的社会关系，而是个人的内在主体和赋予都市具象的客观文化形式之间的张力关系及其精神层面的结果。这是一个陌生人组成的匿名世界，人们相互看并被看。他的分析成为关于都市的伟大文学和鼓吹都市公共文化的一个起点。 西美尔对大都会生活的呼唤所隐含的是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更长更宽的街道，更大的公共广场和开放空间成为了新兴大都会的标志。尽管西美尔的参照物是1900年的柏林，但这样的新兴都市早在豪斯曼男爵的巴黎就出现了，早了一代，巴黎宽敞而且似乎无穷无尽的林阴大道和新的公共空间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这座中世纪都市的那些安逸（但不卫生）的角落被打开，产生了急剧增长的都市流动性，而这流动性又给人带来视觉上和身体上的刺激。 对大多数学者而言，这是大都会和现代都市文化的理想典范。对全新的都市生活的完全接纳使得都市学者忽视了许多人在新城市里所体验的困难。城市居民并不全是天生的漫游者。在大兴土木的建设中，贫穷者失去家园的恶劣境遇当然会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但除此以外，即使是中产阶级也会常常觉得，这座为他们营造的新城市难以使用。一种新的恐惧症应运而生，可以命名为：广场恐惧症，即对开放空间的恐惧。 根据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病医师的报告，出现了这样的中产阶级病人，他们在面对新的户外空间和空旷无人的大道时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完全瘫痪了。这种都市里的“行走能力的丧失”被一位柏林的精神病医师命名为“广场焦虑”。人们失去了那种小型的、熟悉的会面场所；新大都会的公共空间，无论是维也纳的环城大道，还是巴黎林阴大道，都是“一种新型的非地”。当人们从一座扩展得漫无边际的都市里找到解放时，另一些人则为此感到恐慌。西美尔更关注的就是大都会的痛苦；但对于习惯了大都市甚至享受着大都市的我们来说，已经失去了感受和理解“广场恐惧症”的可能。如果想要理解现代都市文化的形成和意义，我们则需要重新获得这种感受。 大多数属于西美尔传统的作家都不看重都市生活的政治经济学，而更关注看与被看的经验。另一种都市文化研究的方法集中在表现都市的主题上。从事这些研究的往往是文学和视觉文化专业的学生们，特别是电影、摄影和建筑。本雅明在这里算得上是一个灵魂人物，但我以为罗兰·巴尔特和他的符号学影响更大。在本雅明关注到表现的社会生产的同时，符号学已经是一个整体的文本帝国了。 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写作中，现代诗人庞德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性的叙事只适合欧洲村镇，而大都市，他认为天生就是属于电影的。因此，摄影看起来也和现代都市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或许可以这么说，现代都市和摄影是一同出现并彼此塑形的。 自1850年前后开始，早期摄影师就力图表现一个完美的都市——要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完美一致。摄影师们试图向资产阶级展现一个让他们为之骄傲的都市，因为正是这些人来购买摄影师制作并出售的照片集。到了19世纪末，艺术摄影者抛弃了这种美学，相反，他们表现的是一个充满碎片和补丁的都市，而不再是整体。有时他们关注的是都市的地下部分，例如“另一半如何生活”，有时候，虽然他们仍然关注耀眼的东西，但它们常常是偶然的、断裂的。例如，有人会提到纽约摄影师渥克·艾凡斯，他的摄影对象包括城市街道上的普通广告和地铁乘客的匿名肖像。 然而，单一的叙事或者影像似乎都不可能概括出一个当代的大都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单一等级。它的多元性围绕着多元的轴心，它总是在受到质疑，并不断自返。 有人认为，正是出自这样的精神，波德莱尔创造了散文诗这一次等的混合文体来描述巴黎，并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样式来颂扬日常生活的英雄主义和转瞬即逝。同样，惠特曼的大量创作也都抛弃了和他同时代、他称之为“上流社会”的诗人们的惯例。但和波德莱尔对巴黎这个理性都市的抨击不同的是，惠特曼仍然在尝试找到一种形式来捕捉19世纪中叶的纽约的杂乱无序和日常生活。 城市文化研究忽视了制度权力 当然，无论是基于已知的历史，还是当代的经验，我们都可以辨认出这种二元模式。但是，它真的可以捕捉到对大都市的体验吗？如果还不够，那又该如何处理大都市繁杂缠绕的文化和政治呢？特别是针对纽约，这里我愿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应该是适用于纽约这样的城市，但不适用于巴黎、华盛顿、圣彼得堡。正如这个名单所揭示的，那些相对地脱离了中央规划、不是被国家政府完全控制、也无需去表现这个国家的城市，就拥有更独特的城市生活模式和自我表现的力度。 马克斯·韦伯强调，当代大都市的特征源自它的市场性质，他将其定义为“不同个体能够共同进入的最无个体性的生活形式”。最能概括当代都市特征的是陌生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平淡无奇。在定期的集市中，早期的都市既有陌生人又有人际交往和物质交换。但正如波德莱尔所坚持的，当代都市令人惊讶的是在平淡无奇的都市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高贵。 市场同样是权力典型的现代形式，权力的问题十分关键。（可它在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又常常缺席。）这里的权力我以为是指制度权力。关注文本性的后结构主义者和成天鼓吹市场的新保守主义者都忽略了权力，即制度性的权力和市场中不均等的权力。我认为，作为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启发性环节，市场这一隐喻如果要继续下去，就必须避免这种盲目性。 当代都市文化的表现是不稳定的、摇摆的、暂时的停战状态，而交战的各方则是不同的由私人界定的意义，在公共空间寻求自身的合法性甚至普遍性。有人会说，这种为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努力和其失败一样都是必然的，其结果只能是大都会文化的非叙事性和复杂性。 如果再靠近一点社会经验的层面，大都会生活或许就是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发生在类似西美尔所说的那种个体的内部（或主体）认同和外部认同之间，后者部分地被更广泛文化的客观样式所决定。但现在，我要提到西美尔之前的一个人，德国社会学家菲尔狄南特·杜尼斯，他在一本写于1887年的书中提出了两个概念，对都市的现代性进行了社会学的解释：即gemeinschaft和geselleschaft。这两个概念通常被译作“社区”（community or association）和“社会”（society），这就可以进一步探索公共文化的形成和更新。都市的公共文化是社区和社会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产物。前者是同质文化的群体，是同一性的世界，用今天的话来说，人们不仅团结在政治认同之下，还有一致的利益，无论这利益是地域的还是经济的。而后者则是一个差异的世界，是不同的个人利益对权力和合法性展开竞争的空间。 那么，为不同的匀质群体提供非匀质的公共空间是关键问题之一。什么样的途径能让私人得以进入公共空间呢？私人的生活世界和相应的私人利益又如何影响更大的公共生活领域呢？公共生活的哪些部分侵入和影响了私人生活？这些关系是互惠的，而且两个领域之间的界线总是可以渗透和协商的。与这种共时关系相交叉的是历时性的和时间性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一样，都是大都会中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持续重建的组成部分。 公共文化是对差异性的肯定 在巴黎或维也纳，对都市的公共定义——或者说对当代表现的质疑好像不及纽约复杂。纽约从一开始就是属于商业和多元文化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早熟的现代。它没有经历过那种造就了“世纪末的维也纳”同时也撼动了它的文化基础的现代主义文化爆炸。更重要的是，作为帝国的首都，维也纳一直是更传统的精英文化和文化等级的中心。在维也纳，精英文化可以以某种方式代表总体文化，但在纽约不行——永远不行。我所提出的这种差异即指纽约更活跃更平等的公共文化。 对于纽约，最好从我先前试图定义的公众文化出发。我们可以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去考察这一空间里各种文化的众声喧哗，特别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流动的图景，一个文化和人、商业文化和美术的图景。这并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立，而更多的是人人都可以分享的。 基于不同的制度结构、大众、本地和商业的形式与内容的知识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而在城市公共文化里尤其如此。所有这些都在争夺中心地位，但全都失败了。在崇尚平等主义的现代都市里，文化生活被沿着纵轴和横轴一分再分——没有普遍承认的等级原则或优先级原则。 公共文化是肯定差异存在和非匀质性的一种表现，而等级形式的缺席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缺席。在宏大的公共空间和富于表现力的文化里，大都会在所有多样性里实现对自我的表现。我们愿意相信这种囊括了每个人的多样性的表现构建了集体意识和对差异的容忍。毫无疑问，正是这一原因使得知识分子对都市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富有责任感且如此着迷，即便这其实是由他们维持甚至制造的。 但是“表现”一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如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对现代都市广场的学术追求和对严肃的政治代议制的漠视，这之间的反差是惊人的，而且是有问题的。 这里我要回到理查德·塞内特。在近期的《哈佛设计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空间》的文章，指出，雅典把它的民主实践置于两种外在环境里：市镇广场（agora）和剧院（pynx）。因此公共生活包括两方面，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功用和“场所”，一个是无形式的，而另一个是制度化的。 广场刺激了市民对他者存在的重视，人们的不同需要和权利都应得到尊重。这是一个再现差异的场所，但同时又在一个集体中暗示了共同关系，它的沟通模式是视觉观察和表述。这类场所可以用来提高宽容度和对差异世界的承认。剧院则有不同功能。它使市民能聚精会神地做出决定。在那里，雅典人对城市的行动进行辩论和决策。当广场被用来认同陌生人时，剧院里的演讲者和听众则都是互相熟悉的——他们甚至坐在指定的座位上。剧院是半圆形的，因此所有人都一览无遗，而且每一论题总是和特定的个人、氏族、部落——以及他们的利益相关。这种古代的公共商议形式让普通人成为对自己言论负责的市民。这不仅是辩论使然，论坛的形式也确立了责任，并做出决定，所有这些都无法在街道上靠波德莱尔式的公共生活来维持。 开放性对公共空间至为重要 关于公共空间还有最后一点，即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它看作位于中心的公共空间。例如在纽约，我们把中央公园作为公共文化形成和自我表述的空间。这确实如此，或者说它至少在某一特定场合下是真实的。但不能因此忽略了公共文化规模更小、更有限的形式。公共文化的规模和它在多大程度上向不同群体开放同样重要，尤其是就都市的局部区域和公共设施而言，开放性（Access）更是至关重要。 这一要点是在都市社会学的新研究中提出来的，可以参见克莱恩·伯克的书《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此书研究的是1995年在芝加哥造成了超过200人死亡的那场热浪。他提出，公共生活和公共机构开放性的缺乏是大多数人死亡的原因。那么这是怎样发生的呢？第一，在这个城市的穷人区——不仅指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分散在街道上的公共生活和死亡直接相联。无法离开危险地区的人们被孤立起来，因为不能参与至关重要的社会交往，他们极其脆弱。第二，芝加哥强调的是避免公共对话所应有的质疑的一种政治文化，当然并非只有芝加哥才是这样。政治领袖们将维护自身地位的公共关系运作视为唯一的任务，一旦出现问题，这样的政治是无法识别和应对的。这样的政治不是用来解决问题，而是拒绝问题。在这场热浪中，这个城市的公共关系机构并没有对戏剧性上升的死亡数字作出相应回应，反而是对验尸官办公室给出的死亡报告施加压力。第三，新闻媒体作为大都会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对此却轻描淡写。他们没有把这作为一个普遍的公共问题。克莱恩·伯克发觉，大都会的新闻媒体针对不同的都市社区会有不同的版本。在较为富裕的城内和郊外的富人区发行的新闻，都不报道穷人区这一令人不快的死亡消息，而这些市民的政治态度原本可以影响这一事件的进程。 于是，对都市文化和表现的研究部分地和阅读文本相关，同时也和理解制度的权力以及都市空间和关键机构的开放性相关。 都市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是鉴别什么是都市的，什么是国家的，以及哪些是大都会现代性所特有的，这一点可以把大都会文化和由国家意识形态及文化工业所推动的一般发展区别开来。更广泛地，我们必须深入考察所说的文化（或艺术）到底只是发生在这个城市还是属于这个城市。何种特殊的社会构成和经验在某种特定意义上是城市的，也就是说，它们多多少少得是空间性的，而何种特殊的社会构成和经验可以使文化形式定型，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艺术。 这样，我可以提出我的最后一个论点，其实这一点雷蒙·威廉斯在他不断再版的《大都会和现代主义的崛起》中作了很好的阐释。他试图揭示1900年前后大都会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从殖民地流向帝国城市的资源，例如巴黎和伦敦）和制度性资源的发展（博物馆、画廊、收藏家、管弦乐队等等）之间的联系。这些制度性的文化资源对于艺术家和评论家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它们代表的是过去和传统。当下大都会的生活经验激励着创新。特定的都市现象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主题。威廉斯认为大都会的分裂和孤立意味着特定的艺术门类是联系的主要形式，反过来这也维持了艺术家和观众有组织的社区。其实更多的是它鼓励着学科自治。当大都会侵蚀既定权威、允许创新时，它也会创造一些后来必定要消解的事物。因此，对大都会文化的考验是，对创造性消解过程的维持能力，制造和再造它自身的能力，以及对认同它的文化表达的继承。 （作者托马斯·班德尔为美国纽约大学人文科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本文是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都市研究与上海经验高级暑期研讨班上的演讲，发表时有删节。翻译：何翔。） 《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