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 T. Sharp在战争刚结束的1946年发表的《为重建而规划（Exert Phoenix：A Planning for Rebuilding）》宣告规划战后新阶段的开始。而paul Goodman和Percival Goodman兄弟俩《Communitas：生活圈的意义与生活的方式（Communitas：Means of Livelihood and Ways of Life）》”一书则揭开了战后规划理论的活跃期，Goodman兄弟的著作在60年代曾是美国的畅销书，书中既发表了对规划设计的细微感觉，同时又表达了对城市社会问题的批判。此书出版后，马上成为规划界尤其是青年规划师的必读书。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对20世纪上半叶的规划理论包括“田园城市”、“广亩城市”、“当代城市”，也包括了前苏联的区域规划进行精辟的评论；第二部分则对未来的规划从三个层面回答了该书的核心问题： l）如何在规划中对待新技术； 2）如何使用城市多余资源（surplus）： 3）如何寻求规划目的与规划手段之间的正确关系。
3．3．2 而L.Keeble的《城乡规划的原则与实践（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则相对全面地阐述了当时的普遍接受的规划思想，成为战后物质性城市规划的标准版本。
3．3．3 这个时期还要提到的是H.Kitto的《希腊人（The Greeks）》和V.Gordon Childe的《人类创造自己（Man Makes Himself）》，这两部文献都从历史的角度寻找和提出了城市规划中作为城市实质的社会构成的原则。
3．3．4 战后时期的西方社会沉浸在一种和平恢复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气氛之下。从总体上看，主导的社会意识是乐观的，绝大多数的规划师们正忙于工程，象Keeble这样的规划师则在制定操作色彩很浓的系统规划。在规划物质环境方面，规划师一方面忙于工程实践，另一方面亟需形态设计的理论指导，和一套操作性很强的分析方法。大家关心的是如何设计得更漂亮、更美观，更能让业主满足，更能让业主信服。于是F．Gibberd的《市镇设计（Town Design）》和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City）》分别在1952年和1960年应运而生，并立刻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和规划师、设计师的工作手册。
3．3．5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忙得不亦乐乎的年代，还是有人在思考规划的理论问题，其中有1948年R.Glass的《规划的社会背景（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a Plan）》， 1959年R.Glass的新著《对规划进行评价的一些社会学思考（The Evolution of Planning：Some Sociological Considerations）》和1960年Donald Foley的《英国的城市规划：一个意识形态还是三个（British Town Planning： One ideology or Three）》影响较大。
3．3．6 这个时期中， Charles Lindblom在1959年发表的《紊乱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uddingThrough”）》一文的影响很大。针对战后各国编制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越来越繁琐的城市综合规划（Comprehensive Planning），Lindblom尖锐地指出，这类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大多的数据和过高综合分析水平，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一名规划师的领悟能力，实际上，一名规划师在实践中真的太累了、太综合了，而这些忙于细部处理的综合性总体规划却往往都放弃了最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Lindblom在文中呼吁，必须冲破综合性总体规划的繁文缛节，重新定义规划自己的能力作用，去达到真正能达到的规划目的。
3．4 1961～1980年
3．4．1 Jane Jacobs于1961年发表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Jane Jacobs曾被规划师们称为“原版的穿着网球鞋的小老太（Original Little Old Lady in Tennis Shoes）”。而有的学者则毫不夸张的形容她这一本对美国当时的规划界是一次大地震。这些都归结于Jane Jacobs的书中对规划界一直奉行的最高原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她把城市中大面积绿地与犯罪率的提高联系到一起，把现代主义和柯布西埃推崇的现代城市的大尺度指责为对城市传统文化的多样性的破坏。她批判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是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让政客和房地产商获利，让建筑师得意，而平民百姓都是旧城改造的牺牲品。在市中心的贫民窟被一片片地推平时，大量的城市无产者却被驱赶到了近郊区，在那里造起了一片片新的住宅区实际上是一片片的新的贫民窟。
3．4．2无论Jane Jacobs的观点正确与否，这是现代城市规划几十年来第一次被赤裸裸的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包括现代城市规划的一条条理念及其工作方法，也包括规划师的灵魂与钱袋，Jane Jacobs这位嫁给了建筑的新闻记者，作为一个“外行”，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作用。规划师在过去一直以自身的一套原则在工作，一直自诩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他们听到了外行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工作了。更重要的是，从专业理论的发展角度，规划师们过去集中讨论的是如何做好规划，而Jane Jacobs让规划师开始注意到是在为谁做规划。
3．4．3 整个1960,1970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界对规划的社会学问题的关系超越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在作者收集的这20年发表的近百部重要规划文献中，有关规划的社会学讨论占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65年Paul Davidoff发表的《规划中的倡导与多元主义（Advocacy and p1uralism in Planning）》，及其在此之前的1962年与工Reiner合著的，发表于JAIP上的《规划选择理论（A Choice Theory of Planning）》。Paul Davidoff在这两篇论文在当时的规划理论界取得了最高的荣誉。他对规划决策过程和文化模式的理论探讨，以及对规划中通过过程机制保证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尤其是弱势团体的利益的探索都在规划理论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3．4．4 除此之外，还有F.Robinovitz l967年的《政治、个性与规划（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Planning）》，Herbert.J.Gans l968年的《人民与规划（People and plans）》、1969年的《公共决策行为：规划文化（Community Design Behavior： The Culture of Planning）》，1969年A Skeffington的《人民与规划（公共参与委员会的报告）（People and P1anning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R.E.Pahl的《谁的城市（Whose City？ And Further Essays on Urban Society）》，N.Dennis的《人民与规划：桑德兰的房屋社会学（Peop1e and Planning：The Sociology of Housing in Sunderland）》和1972年0.Bell和T.Thywitt合编的一本《都市环境中人的认同（Human Ident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3．4．5 而J.Rawls在1972年比David Harvey早一年发表了《公正的理论（Theory of Justice）》在规划界第一次把规划公正的理论问题提到了论坛上。但是半年后的David Harvey的《社会公正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则把这个时代的规划社会学理论推向高潮，成为以后的城市规划师的必读书目。
3.4.6 1970年代后期，城市学中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掌门人Manuel Castells于1977年发表了《城市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正面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1978年，他又发表了专著《城市，阶级与权力（City，Class and Power）反映出60年代培养的一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在规划理论界开始占据了城市理论的制高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热血青年开始走向大学教授的岗位；另一方面，规划理论界开始摆脱Jane Jacobs对城市表象景观的市民式的谩骂，进入了针对这些表象之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质的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批判。
3．4．7但是，对城市社会学的批判不能全面概括这20年城市规划理论的全貌，尤其是指导规划操作的理论。1960年到1970年的西方城市规划实践操作中的指导理论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系统、理性和控制论。
3．4．8规划的标准理论（Normative Theory）开始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这是对上述规划的社会理论研究的直接反映。二战刚刚结束时Lewis Keeb1e曾经在1952年出版过《城乡规划的原则与实践（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一书，经过十几年的实践，Keeble又在1969年出了新版。这是一本经典的规划设计教科书，在实践中则是操作手册。它是当时物质规划状况下的标准理论。但是同年的1969年，Brian McLoughlin也出版了一本代表了新时代的经典著作《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统探索（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A System Approach）》这本书中提到的规划的标准理论已经完全超出了物质形态的设计，强调的则是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
3．4．9可以看出，1960到1970年代的规划理论中，“理性”是针对了规划过程的过程规划理论核心（Procedural Planning Theory），而“系统”针对的是规划中处理对象时的实质规划理论核心（Substance）。
3．5 1981～1990年
3．5．1 如果说1960，1970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在社会学方面是批判性的，那么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规划过程理论的理性内核和规划目的理论的系统内核。这时，规划在这三个前提下已经被看作一个理性决策过程（Rational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这似乎已经将规划的理论地位推到了最高峰了。
3．5．2 但是这种理性系统的规划理论并没有长时期地独占城市规划理论的论坛。 1977年A.J．Scott和S.T.Roweis首先发难，他们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杂志上发表了《理论与实践中的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A Reappraisal）》一文，针对大量计算机辅助的数理模型支持的理性分析，指出理性系统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内容虚无（Contentlessness）或者说是空洞（Emptiness），与其将当时的规划理性称为抽象的分析方案（Abstract Ana1ytical Concept），还不如直接将之称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Socio-historical Phenomenon）。紧接着的1979年，M.Camhis的《规划理论与哲学（P1anning Theory and Philosophy）》和M.J.Thomas的《A.Faludi的城市规划程序理论（The Procedural Planning Theory of A.Faludi）》都对理性系统的规划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责难。
3．5．3 而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商业机制远比规划官僚运作高效得多的角度，质责规划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威到底有什么？新马克思主义要求给予规划更多的控制的权力。
3．5．4 J.Friedmann对理性主义的规划理论的剖析成为当时理性主义规划理论和方法批判的经典著作。他早在1969年就开始发表此类文章。其他重要的文章还有：1980年H.S.Perloff的《规划工业后的城市（Planning the Post-industrial City）》、M. Carley《1980年代的理性技术（Rational Technique in the l980’s》、R Dunleavy的《城市政策分析：集体消费的政策（Urban Political Analysis: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1981年I.Bracken的《城市规划方法：研究与政策（Urban Planning Methods：Research and Policy Analysis）》、1982年C.Pairs编著的《规划理论的重要文献选读(Critical 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1985年M.Breheny及A.Hooper的《规划中的理性：城市与区域规划中理性作用的重要文献集（Rationality in Planning：Critical Essays on the Role of Rationality i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对这一时期的批判性观点做了系统的总结。
3．5．5 80年代后期，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展示给人们一个多元的倾向，学者逐步摆脱了1960．1970年代期间以批判和总结理性主义为重点，规划理论的探索和讨论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热点：
（1）关于城市及其空间发展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5年M.Gottdiener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D.Gregory与J.Urry合编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1986年Neil Smith的《中产阶级化，城市空间的前沿与重构（Gentrification the Frontier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 ）》。1987年Robert Fishman的《中产阶级的乌托邦：郊迁化的兴衰（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an）》、1989年William H.Wilson的《城市美化运动（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等。
（2）重新出现的关于城市物质形态设计的研究文献。例如，1985年J.Brothie等编著的《论新技术对城市形态的未来的影响（The Future of Urban Form：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和Walter L.Greese的《美国景观的桂冠（The Crowning of the American Landscape ）》。而1987年，Allan Jacobs与Donald Appleyard的《走向城市设计的宣言（Towards an Urban Design Manifesto）》影响很大，这本书不是单纯地采取了Mike Davis对城市环境的批判态度，而是以积极的态度确定城市设计的新目标：良好的都市生活、创造和保持城市肌理、再现城市的生命力。
（3）关于城市本身的意识形态和职业精神。其中最为著名的有David Harvey的《资本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这本著作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了规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地位、规划本身应有的意识形态。而1988年william H.Lucy发表的《美国规划协会的职业精神原则包含了简化了的规划理论（APA’s Ethical Principle Include Simplistic Planning Theories）》则揭示了规划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常出现的职业精神的缺乏，而过分简单化的理论，以一盖全的工作方法，都在此文中进行了讨论。
（4）对妇女在规划中的地位，作用和特征的讨论。这方面的文献都是大量集中在1992年上下发表的。例如，在1992年同年发表Marsha Ritzdorf的《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女权思想（Feminist Thought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lanning）》、Helen Liggett的《认识女性／规划理论（Knowing Women／Planning Theory）》、Susan S.Fainstein的《在不同声音中的规划（Planning in a Different Voice）》、Beih M.Milroy的《关于差异与多无主义的一些思考（Some Thoughts About Difference and Pluralism）、Leonie Sandercock和Ann Forsvth的《女权理论与规划理论：认识论上的关联（Feminist Theory and Planning Theorg：Epistemological Linkages）》。最后， John Friedmann也加入了女权主义规划理论的讨论，发表了《女权主义与规划理论：认识论的联系（Feminist and Planning Theories： The Epistemological Connections）》，他认为至少有两点是女权主义对规划理论的重要贡献，一是性别问题相对于社会夫系中的个人职业精神（Ethics）更讲社会的联系和竞争的公平，二是女权主义的方法论中强调差异性和共识性，挑战了传统规划中的客观决定论，使规划实践中的权力更加平等。
（5）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论研究，这部分中有较大影响的文献有1987年A.Faludi发表的《以决策为中心观点的环境规划（A Decision-Centred View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1988年R.Erhman的《规划：更明确的战略与环境规划（Planning：Clearer Strategies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s）》、 1 992年M.Breheny编著的《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形态（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rban Form）》， 1993年A.Blowers编著的《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而规划（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其中，同年Matt Ridley和Bobbi S.Low则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本质的社会意识联系起来，显示了其思想的力度《自私能拯救环境吗？（Can Selfishness Save the Environment）》。这样的环境学与社会学的切入远比一般茫茫地谈环境的可持续性的理论框架高明得多，也深刻得多，除此之外，这一方面近期有影响的文献还有1995年H.Barton等著的《可持续的人居：为规划师,设计师和开发商所写的导论（Sustainable Settlements :A Guide for Planners, Designers and Developers）》。同年，H.Liggeii和D.C.Pezzy合编的《专家与环境规划（Experts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1996年S.Buckingham和B.Evans的《环境规划与可持续性：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同年的M.Jenks等合写的《集约型城市：一种可持续的都市形式？（The Compact City：A Sustainable Urban Form？）》。
3．6 1991～
3．6．1 进入1990年代后，规划理论的探讨出现了全新的局面。1980年代讨论的现代主义之后迅速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对城市发展新趋势的研讨。
3．6．2 大城市全球化方面最早的有影响的课题是：J.Friedmann组织的世界大都市比较，这项研究形成的成果发表于Development and Change杂志的1986年第117期上，题为《世界城的假想（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早期发表的文献还有S．S.Fainstainl990年的《世界经济的变化与城市重构（The Changing World Economy and Urban Restructuring）》和同年Anthony KinR发表的专著《全球城（Global Cities）》。1991年Saskia Sassen也随后写了一本几乎同名的书《全球城（The Global City）》。比较两本书的内容，明显感觉到A.King的分析深刻一个层面，治学态度也更加严谨，推论演绎过程都相当规范，而Saskia Sassen的文风则比较浮华，大部分的论点，包括书中绝大多数的论据也来自J.Friedmann早在1986年发表的成果。S.Sassen的最大问题还在于把十分严肃的问题过分的简单化了（Simplicistic），带上了炒作的痕迹，但她却使全球城这个名词大众化了。
3．6．3 1994年，作者在德国发表了《论千年纪转折点上的大都市全球化》，是关于大都市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最早德文专著，在分析了当时新马克思主义和其它西方研究中的集中在单个城市而未置于全球化的全球城市网络的问题后，针对当时全球化研究中单核单轨等理论问题，提出了以两元论为基础的大都市全球化理论。
3．6．4 1990年代后半期关于大都市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出现了快速的增长。这研究世界的问题一是与规划理论的结合，二是与政策和城市形象的结合，略显单薄。
3．6．5 与全球化直接相关的研究是城市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研究，国际范围中有影响的文献有Manual Castells于1989年发表的《信息化的城市（The informational City）》和1994年他与Peter Hall合著的《世界技术极（Technopoles of the World）》
3．6．6 这两年的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除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屋建瓴的研究外，规划理论也没有放弃对规划本身核心问题的研究，其中值得推荐的文献有S.J.Mandelbaum等1996年编写的《规划理论的探索（Exploration in Planning Theory）》，1997年N. Hadmdi和Goethert《城市的行为规划：社区项目导论（Action Planning for Cities：A Guide to Community Practice）》，同年Patsy Healey等编的《空间战略规划的编制：欧洲的革新（Making Strategic Spatial Plans：Innovation in Europe）》， 1998年，Patsy Healey又出版了一本《合作规划：在破碎的社会中创造空间（Collaborative Planning：Shaping Places in Fragmented Societies ）》。而C.Greed和M.Roberts合著的《导入城市设计：调停与反映（Introducing Urban Design：Intervention and Responses）》则把古老传统的城市设计引入了一个新境地。
4后记
整理百年规划理论史纲书稿的冲动是在20年前近大学毕业之时，原因也简单，因为那个时代实在能读到的理论原著太少太少，所以自己年轻时也象文前提到的，也曾将一本著作、一个理论奉为座右铭，也曾为发现一点点的城市发展规律而兴奋不已。所以20年的收集和20年的阅读整理更为补充自身不足，锻炼自己的心志。20年来其他事都有过间断，惟此不敢怠懈。开始几年整理的成箱的卡片虽然回国时发现不幸已经失落，但在这本书即将定稿的时候，就象要这一个培养成人的孩子远行，既高兴又有些不舍；又象一个学生交上考卷时，既有一种轻松又有一些担心。
（衷心感谢在此文最后成文整理中李华、于泓、杨小迪、王兰、卢仲良、蔚芳和任春洋同学给予的帮助，更感谢我的导师李德华先生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