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上海文化地图

李欧梵教授2002年5月16日在华东师大的讲演（节选）

我所演讲的题目是“重绘上海文化地图”，这个题目是许纪霖教授出的，我到上海才知道。因为我在我的书《上海摩登》的第一章里已经重绘了一次了，这次应该是再重绘一次。

对时间的焦虑

关于都市文化的解释，甚至对都市文化的理论在西方有很多。在西方研究都市文化，大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用几本相关的理论书籍。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本雅明的，特别他对巴黎的研究，当然也有其他的书籍。我今天特别要介绍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和我个人的焦虑有关系的，换言之，当我要再重画一次上海地图的时候，我希望勾画出一幅上海人的心理的地图，或者说是文化意识中的波动，这些波动我是从一本书中得到的灵感。这本书刚好是那次请我到纽约大学演讲的Harry Harutoonion的书，书名叫做《历史的不安》，这本书是他的一本演讲集，它用相当大的篇幅来探讨一个现在已经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问题——“我生活在现在，我不知道有将来，也没有过去。”这句话是他引的一位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万说的话，他认为这句话的背后的含义非常广。佩索万是在一个散文体的小说中提出这一观念的。他小说的主人翁住在二楼，楼下大概是开店，他说在楼下看到这些都市的人，人来人往，走来走去，过着日常生活。然后他在他的二楼写作，所以他就说在一楼我看到生活，在二楼我思考生活，这两个道理是不是有什么差别呢？于是我就想到二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会里讲，什么文学是为人生啦，文学是为艺术啦等等，他的结论就是说没有什么差别，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所感受的艺术是受你所感受的人生限制的，就说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基本的思考，对于这些诗人，这些理论家来讲，有一种非常哲学性的，或者说艺术性的震惊。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他们觉得这种现代性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都市文化中的现代生活，而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和乡村中是不一样的。都市的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欧洲理论家那里，基本上是受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时间的冲突的。都市的生活本身就是时间、空间、思虑、文化等一个全部的宇宙。看了这本书后，我就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过这么一天，那种心理的感受是什么？他们当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住在英租界、法租界的人，有没有欧洲理论上所说的那种焦虑，那种对时间的焦虑？甚至于对空间的焦虑，如弗洛伊德所说在城市中失落了，你找不到你的家园，你感受到一种恐惧等下意识的问题。

现代性的压迫感

在西方的大城市，如巴黎、伦敦等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电影作品呈现的现象是一个十分令人焦虑的现象，不是一个非常平静的，非常美好的现象，这似乎同三十年代的上海表现很不同，我常常尝试在新感觉派的小说中寻找，看是否能找到一些感觉很恐怖的现象，我只找到一点点，不是刘呐鸥，也不是穆时英，而是现在还健在于上海的施蛰存先生，他今年98岁，我前几天问他能否记得他写的作品，他说他当然记得。我问他记得哪些，他说了两本书，一本是《善女人行品》，一本是《将军的头》。《善女人行品》里描写的是典型的中国妇女在都市生活中开始有些心理问题了，开始有些心理的波动出来了。为什么会出来呢，就是城市现代性的影响。那么《将军的头》怎么解释？表面上看他写的是一些唐朝的神怪的故事，但大家也知道，施蛰存也写过《凶宅》，他讲了一个人到了法租界，在法租界的外面的一个英国人住的地方发生了凶杀案。他把许多恐怖的因素用侦探小说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当时的上海，我们从文本中已经看到一些不安的阴影存在了。可是大部分作品似乎还没有展现得那么厉害，特别像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他们的小说最初表现出的是一种兴奋，一种刺激，甚至是一种昏眩，所以他描写女人、跳舞、上海的狐步舞这类东西，而其背后的心理因素非常薄弱。小说中譬如说他遇到一个尤物，揭开尤物的面纱，她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而已，描写的也是很多中国女人遇到的问题，如找爱情找不到，或很穷，或被遗弃等，而没有像《大都市》中的科学尤物。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中找不到一个科学尤物，小说中也没有神怪的、忧患的色彩，所以这使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上的问题，如果我的推测没有太大错误的话，为什么上海城市文化的现代性没有非常急迫的焦虑的时间感，这个原因我还回答不出来，只提出这个问题来。

我前几天在作协演讲时，比较了几种不同流派的小说描写的生活方式，一个是鸳鸯蝴蝶派的生活方式，一个是新感觉派的生活方式，还有张爱玲的生活方式，我用这三种小说进行比较。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似乎像侯孝贤的电影，慢吞吞的，其中的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作者的生活差不多，就是抽抽鸦片，吃吃饭，到妓女家中唱唱歌，说说笑，在报馆中写写文章，那种感觉似乎是把乡村或者说苏州文人的习气放在了上海都市中，这种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是室内的，室外的影响如声、光、化、电、摩天大楼很少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中出现，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同外界有所隔绝。他们给人的感觉基本上是很甜逸的，没有太大的心理冲突。在他们的小说中很难找到令人吃惊的心理问题。

新感觉派的小说所描写的正如我刚刚所述的，在表面上节奏非常快，特别是其中的女人，常常和男人说，“我只有两个钟头，现在时间到了，我跟另外的人有约会”，而这种女人所表现的只是一种表演，像舞台上演戏一样，不是真的，所以她说她所说的要坐最好的汽车，有五个汽缸，美国的牌子，都是从电影上学来的。其实当时上海黄包车、三轮车还很多，也有电车。这些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面都是一种抒情的存在。我觉得欧洲文学或电影里面所展现的那种焦虑感在中国文学里面并不占很高的比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中下阶层的都市生活的文化资源还是来自中国的境遇，这就是所谓里弄。大部分的中国上海人大都居在里弄，而不是什么时尚华宅。里弄的世界支撑着他们的都市文化。这和欧洲的都市文化强烈的现代性压迫感不同，因为里弄的世界不是一个现代性的世界。Harry在《历史的不安》中引用了大量来自欧洲、日本的资料说明欧洲的现代性的强烈的压迫感，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感把时间压缩到现在，而现在又是很不稳定的，让人觉得我们的生活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这种表现方法使欧洲的一些理论家对 “现在感”进行了一系列的推演。最妙的是日本的一些理论家就用了这种表现方法描述东京生活的现代性。

只有现在的都市生活

Harry教授曾多次问过我，当西方的现代性传入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否讨论过，抵抗过。当时三十年代我们根本没有现代性这个词，但现在，在全球化的阴影笼罩之下的上海已经变成了现实问题了。香港的生活就是这种态度，生活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后现代理论提倡的一些东西如历史的平面化等在香港都可以印证的，他们每天的生活看起来基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新的声光化电的世界里，他们的生活被模拟，像电影电视，无处不在的视觉广告，极为快速的生活节奏，这些对他们是习以为常的。把时间压缩到表面上没有意义的现在，真的就是都市生活吗？现在香港有人跳楼自杀，大家都会说是因为香港现在经济低迷，没有人承认是心理问题。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忧郁病，包括我的太太都有，难道不应该受到重视吗？有许多问题我们以前是不和城市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模式里，那么在没有现实感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我们的人生，如何塑造我们的人生？这现在已经变成了都市中人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我特别注重日常生活。我们现在无法用革命的话语或者社会改革的话语甚至一种资本主义的话语来面对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是所有对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兴趣的人所面临的共同的话题。

在上海要特别一些，现在大家说上海人都在怀旧，都把三十年代看成是上海最值得骄傲的时期。其原因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上海变得太快了。去年有位三十岁左右的教授告诉我，他说他突然觉得老了，进入老年了，为什么呢？上海变得太快了。我于是突然想到朱天文的小说《世纪末的华丽》中的一句话，“时间节奏太快的话，二十五岁就觉得老了”，人的自然心理的感觉、自然年龄同生活的年岁产生脱节，或者说你的内在的生活同外在接触的环境的生活开始脱节。那么这种种的脱节我们如何来面对，这就回到了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历史。

都市的历史感

我在洛杉矶住了四年，没有人用过历史这个字，洛杉矶是没有历史的，如果有历史的话完全是电影里造出来的，除了在学校历史系教历史的外，我在路上碰到的人没有人讲“历史”这个字。在香港也没有人用“历史”这个字，大家似乎觉得历史已经没有意义了，特别是在这种现代感、现在感很急促的时候，大家觉得历史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都生活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时代。问题是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对今天有什么感觉呢？这使我想到了我最喜欢的一位德国的评论家——本雅明。

本雅明和我一样，是历史感特别深的一个人，他受到我刚刚描述过的这种现代性的影响，他觉得对于历史不能用传统的办法，把过去当成一个定点，一路直线式地推到现在，然后把历史变成我们的明镜。他认为我们要进行一个历史意识的革命，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历史要从一个现实的层次上来看，如果把现实的紧迫性，都市生活的紧迫性放在一起来观察，他的一个理论就是：历史就像一个阴魂一样，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很强烈的刺激、危机的时候，以一种阴魂式的呈现表现出来。过去没有时间的顺序，历史没有时间的顺序，历史也可以说是一块块的阴魂，一块块的片段进到我们的世界中来。我们对历史的看法也是一样，不是把历史当成一种很客观的很平稳的叙事。我觉得他的看法对我有些启发，使我突然了解到上海对三十年代的怀旧的意义在哪里。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在上海的饭店里吃饭我觉得特别舒服，因为每个饭店的背后都有历史。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对历史有所兴趣，特别是中年或老年一代的人。为什么呢？这是上海人特有的东西，是上海人的回忆，一个独特的现象，我不管其真假，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启示。为什么我对上海有一种忧虑，我怕像本雅明说的，那些游魂你不抓住他，他自己就走了。本雅明用的天使的形象是背对着将来，向过去走的，他们最后会被一阵从天堂来的飓风将他们向将来吹过去，这个飓风就是进步性，我把它叫做现代性。现代性表现在上海就是高楼大厦，就是浦东，就是现在政府的新的政策，就是一定要把上海建造成国际性的大都市，就是所有的硬体。

在上海，历史到处都是，问题是将来的地产商是不是还愿意拉历史一把。现在保护历史的办法就是让它进入博物馆，把历史供在庙里，这是一个普遍的方法，特别是在香港，它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上海人应该怎样面对这些问题，特别是这种历史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如果各位能够面对自己的历史的话，我就不会焦虑了。不过现在我真的有点焦虑，因为我发现在上海的表层的都市文化正印证了我所讲的现代性，表面非常荣华富贵，问题是它的背后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