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中心地位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方面，也直接表现在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上，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都市化”新模式，其影响从一开始就超出了经济社会领域，广泛地涉及到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乃至于审美趣味等方面。这可以称之为“文化的都市化”。

　　“文化的都市化”具有显著的二重性特点，一方面，它极大地改变了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模式与规模，对生产者而言，是全面改变了主体的观念、机能、技术乃至于综合素质，使其摆脱了传统的“手工劳动者”或文化生产的“小作坊”形态，成为一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家”；对消费者而言，则是为读者与观众提供了大量廉价、快速便捷、花样繁多的消费方式与消费品。另一方面，都市化了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本身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除了我们已看到的——诸如艺术创造沦为机械复制、审美消费的快餐化与低俗化、文化传播越来越依赖于资本运营机制等问题之外，最关键的问题尤在于，随着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的霸权化，还直接导致了各种非都市形态的文化传统、审美价值、艺术理想走向崩溃与边缘。例如，在传统社会中，乡村、小城镇等一直是精神生产最重要的空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与“巴、老、曹”是典型，他们都出生于小城镇，小城镇独具个性的生活方式、文化风俗与精神趣味等，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曾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正是凭借小城镇的生活积淀与精神文化资源，才使他们创造出丰富多彩、独具个性、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但在都市文化主潮的影响与侵蚀下，当代文学艺术生产已经越来越“同质化”了。以文艺与影视作品为例，其中一个最值得反思的现象是，一部作品尽管直接描写的是偏远山区或乡下，但就其主体对金钱、性、欲望等方面表现的思想、价值与态度，以及主人公在日常生活中的焦虑、痛苦与矛盾等方面看，与“都市人”并没有“质”的区别。这当然不是“都市人”与“乡下人”的现实差别俱已消失，而只能说，由于作家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地完成了自身的“版本升级”，因而无论他们怎么写和写什么，最终再现出来的只能是“都市社会的内容与形式”。所以说，如果不了解“社会的都市化”，以及它对当代文化生产的总体性影响，就不可能知道当代文学与审美活动的根本性秘密。

　　如同社会学家把大都市称作“一口煮开的大锅”一样，都市文化本身在内涵与层面上也是十分复杂的。对都市社会与文化的研究，也相应地需要从多种角度入手。在都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与精神问题，有许多属于城市社会学、都市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但另一方面，不仅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与都市人的心理、情感、感觉等相关，即使是社会科学所关注的都市精神与文化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都市个体的感性存在，而大凡一个问题，只要它在逻辑上涉及到感觉上的“愉快与不愉快”、心理上的“自由与不自由”、精神生态上的“和谐与不和谐”，就完全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纯粹的美学问题，并应该纳入到美学研究的范围中。进一步讲，与乡村、中小城市不同，大都市的重要特征是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发展水平高，但这也是有二重性的，如果说它好的一面是为都市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现实空间，那么它不好的一面则是空间更加拥挤、资源矛盾更加尖锐以及各种生存竞争更加激烈，这是大都市人对文化、精神、艺术等有更多与更强烈的需要的现实根源。中国长期以来城市化水平一直比较低，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都市社会与文化的认识与研究，所以在新世纪以来突然加速的城市化面前，我们各种理论的与实践的准备都显得严重不足。这也是与都市社会相关的各种“文明病”、“都市精神生态问题”在当下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深层原因，并直接影响到都市人自身的再生产与都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当代都市空间中迅速蔓延的“文明病”与“精神生态问题”，集中体现为都市人的精神系统、心理结构与情感领域的危机，并具体表现在个体日常的思维方式、心理体验、情感反应与感觉活动中。在理论上讲，它们可以被称为美学问题，因为美学是关于人心理上愉快不愉快、精神上自由不自由的学问；在实践上讲，它们又是典型的都市文化问题，是由于人口向城市、大都市的流动与迁徙而产生的。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控制与解决，其不良影响与后果将会迅速超越有限的都市空间，蔓延到广大的农村与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

　　在城市空间研究中，“不成形的蔓延”早已引起了社会学家的高度警觉。但迄今为止，作为强势话语的都市文化对其他社会空间的“非法入侵”，却一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文艺学、美学、审美文化学等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从审美角度研究、阐释、批判当代都市文化经验，对于正在发育过程中的中国当代都市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刘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