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发布日期: 2006-07-02 浏览次数: 2816

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加快，对相关学科的发展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更高的要求。对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来说，迫切需要进行相关的历史研究，为城市化建设提供借鉴与理论参考。

　　然而，无庸讳言，我们现行的城市规划理念与工作方法，主要是在西方国家工作模式基础上，所进行的半个多世纪的创造。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西方城市发展史（特别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城市发展）规律、近代城市发展有关的经典著作及有价值的解读，结合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对比与专题研究。

　　实际上，中国城市的发展与西方也有很大的不同。与西方相比，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的形成基础不同，特色也各异，形成了独特的体系，特别是秦汉以后，在中国封建集权的体制下，从都城到地方州县以及集镇等，有着较为严整的等级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今日我们的城市规划仍然需要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观念与区域源流，以及城市的文化特色等。本文着重谈谈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面对建设性破坏迫切需要抢救性研究

　　半个世纪来，中国建筑史、园林史与城市史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不少进展，甚至是拓荒之作。例如，中国断代建筑史中的城市部分，以建筑形体史为重点，有很多有价值的开拓，这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城市形态史研究。中国城市设计如择地选址、依自然山川而灵活布局，就草木之饶而重生态基础，“万变不离中”，以轴线变化为基础的空间秩序，等等，亦自有独特的体系，有很大的继承和借鉴价值，近年来，对它们的发掘也取得很大进展，如傅熹年先生对中国宫殿建筑群平面构成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对“样式雷”图档的整理与设计方法的研究，等等。城市史研究中除了专注于对古都的研究外，近年地方城市的研究渐盛，对古村落集镇的调查也取得很大成就，这都是很可喜的现象。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历史名城也遭到了建设性破坏。……这使我自然地想起抗日战争前营造学社的一些抢救性调查研究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工作，至少我们对过去的建筑遗产相当茫然。同样，今天我们如果不去抢救，我们的下一代对这些优秀遗产也势必茫然无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仅在于一些名城中心被拆毁，还在于因缺乏古代城市规划艺术的修养，不经意的比例失衡的“高楼大厦”的建设，随时随地地破坏原有山川城池之美，例如在漓江边再也见不到从波伏山到象鼻山的烟波浩淼之感。

　　二、研究过程中要重视中国城市发展的区域性和综合性

　　研究城市史除了时间线索外，不能忽略了区域性，历史地理的空间差异。在上个世纪30年代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学说，强调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局部性与地区性对国家统一的关系，对城市发展过程研究有着宝贵的学术价值，如果我们能对一些典型地区，特别是中原、江南、巴蜀等，展开研究，借鉴地域的发展史研究，就能进一步理解都城的迁移，城市的发展变迁，对当今城镇体系研究，认识城镇分布空间格局构成的区域特色与多样性及整体个性，当亦有所启发。

　　以上所说，先论区域、城镇，物质环境的发展史无疑是关键的。但是，我们还应加强城市技术史、交通史、风俗史、思想史、文化史、军事史以及城市与区域的历史地理等相联系，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开拓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研究。

　　三、加强对近代与当代城市史重要性的认识

　　就我个人而言，过去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重要性认识是不足的。但是，近年来的一些探索使我的认识有所进展。三年前，我开始从事张骞所创建的南通博物苑百年庆典的扩建工程，随着对该地区进行调查，发现张骞对南通的现代化经营，从1895年发展纱厂开始，发掘农垦，种植棉业，兴建地域水利交通，进而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社会工程以至于城市建设等，我称之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因为它不同于租界和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逐步摸索，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城市史及世界城市史都应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待对南通作了些研究之后，我发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些城市和地区都大有研究的价值，近如苏州无锡，其它如湖北湖南，等等。这些研究可以与当前城市化研究结合起来，饶有启发。再如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今天看来就是一个最早的、全面的国土规划。至于国民政府的“黄河水利规划”，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对西北油田的勘探，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重庆北碚所经营的卫星镇与“小三峡”风景区，等等，都是近代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说到这里，必须指出，对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史更需要花大力气研究。当代城市发展的成就、经验、失策等，都应当搞清楚，不能在关键出就语焉不详。那些失策之处，既然交了“学费”，更应该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就某些意义而言，城市规划是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科学，如果总是回避矛盾，又怎能总结教训，培养下一代？今天的现实演变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科学总结，积极主动地去探索，而不是被动地，仅仅当作事务性的应付，因为这是理论建设之本。古为今用的深刻含义，亦或在此。

　　四、讲求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论

　　这样浩繁的历史研究，必然要讲求方法论。这里不能不说到梁思成先生，他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方法是先进的，即用近代建筑投影方法，先从法式研究，从建筑的构造研究起，时间上从清代逐步通过实例顺藤摸瓜，最终弄懂宋代《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结合史实，蔚成体系。1945年我在南京与我的老师徐中教授聊天，当时就这样谈起，第二年林徽因先生详细和我谈了一通，更若有所悟。今天城市史的研究更要借鉴。

　　今天，我们的工作与研究领域可以专攻一方，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城市化发展的情况下，已经迫使我们研究问题需要古今中外相融贯。基于过去的历史条件，我们的科学工作者不能不补课，一方面学习西方，一方面研究中国。我们看看中国学人，从《梁思成全集》看梁思成，从中不是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毕生成就就在于古今中外的宽阔，博而约；又，我们都知道的李约瑟，在他已经成为有成就的生物化学家之后，由于接触到中国科学史的辉煌成就，奋而致力于中国科学史的开拓。在他生前我有幸拜谒过两次，前几年还在他的研究所工作经月，我觉得1981年第一次他引我看他的建筑书柜，不少书籍上贴有他艰难地写下汉字的纸条，方方正正，一丝不苟。我对他治学之艰辛勤奋，不能不深感敬佩，引以为鞭策。

　　此外，城市史的方法论不能不涉及哲学思想。西方建筑史及理论发展与古希腊哲学以至康德思想有关，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不能不联系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

　　五、从科技与文明发展的高度认识城市史

　　几千年来，城市成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内容十分丰富而浩瀚，可惜我们并未全然了解，今天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对尘封历史进行刮垢磨光，进行科学的整理，重新闪现它的光芒。几个月前，我为《西方建筑理论史》一书写了篇序，题为“提高全社会的建筑理论水平”，与此相连的是我们要加强城市、建筑、园林的历史研究，这是时代任务，是时代的课题，同时也是城市史发展的机遇。

　　我们相信，在经济建设的高潮必然要带来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期待，并致力从事人文复兴。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技文明史》，科技与文明是并联的；P. Hall新著的《城市文明》，把城市发展放在文明创造的高度来认识，并从25个西方城市中提炼出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假说。我们今天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时期，它反映的不仅是经济的提升，还要从文明创造来认识。为什么我花那么大的力气来保护这历史文化名城，例如北京，，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历代都城建设文化的最后结晶，相当一些人并不理解其意义，因为他不真正理解这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其文化内涵。中国新的城市建设理论，除了借鉴西方以外，更不能离开从中国城市文明史，吸取营养，发扬光大。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扬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才能丰富多彩。

　　六、抓住机遇，推陈出新

　　如果说，在“文革”以前，刘敦桢教授领导下的《中国建筑史》（八稿）几乎竭尽全国之力，是通力合作的最高水平。今天，我们的研究条件则是昔日无与伦比的。这些年来考古发掘工作成果甚丰，许多地下文物重新显现，使我们对璀璨的古代文明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无论对聚落的形成、古城的遗址，如对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等。其它如相关学科的飞跃，并行发展，还有西方历史之借鉴，全国有这么多的研究机构，这么多大专院校优秀的研究生，如果我们能够合理筹划研究基金，采取合适的组织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力量，整合研究成果，我们必然大有可为。可以预期，中国遗产的整理与国际学术之交流，对世界城市建筑文化的发展将有所启示。

　　吴文俊院士在数学方面总结出“我国古代的数学中有着一种与西方古代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以及相应的途径方法”，“在我国古代，……学者们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来源于实际的种种具体问题，由此形成了中国数学发展的一种特有的模式”，文章题为“推陈出新，攀登高峰”。不仅仅是数学，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城市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也可以达到类似的境界。

　　（此文为吴良镛院士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