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进程改变着曾经为我们所熟知和习惯的社会结构，也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和心情。都市文化的兴起和蔓延，网络、公寓、立交、霓虹灯、麦当劳、时装、玩偶、游戏、文化衫，以及形形色色的新的生活内容和各种新鲜的诱惑，对当代人特别是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泡大的新一代，产生了近乎彻底的关于生存观念的感受的冲击。而“都市”这一浸透了当代意义的、为我们口语所习以为常的文化概念，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自然而然成为艺术家籍以表达自我的天然而直接的话题。对当代都市的叙述、描绘和转达，再现当代都市人丰富、多元、偶变、趋新乃至困惑、迷乱、痛苦、挣扎的感受，以及当代都市生活状态各种自为的和自在的因素，成为在当前不少艺术家中竞相流行的符号、代码和时尚。“新都市主义专题作品展”的策划并在广东美术馆的推出，无疑为研究当代都市文化与当代人关系提供了又一个有意味的个案。此个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展览邀请了来自8个城市的23位从年龄到思维都堪称新锐的年轻艺术家，也不仅仅在于该展览涉及了时下最流行的各种媒材的、视觉的和话语的表达方式，还有一点重要的在于，该展览呈现和演绎着的关于都市文化的最前沿的思考和震撼。

一、话语方式                                          

北京艺术家王能涛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在作品中描述了这样一番图景：“密集而拥塞的人群，其中有追逐物质梦想的身影，也有沉湎于旧梦的面孔，有傲视大地的当代建筑，有沸腾的工地，高大的吊塔四处挺进。”（王能涛《作者自述》）[1]这一都市生活寻常见到的场景，像变戏法一样不断为城市增添新的楼宇、新的马路、新的店铺，以及也许是只有一面之缘、脑海里根本记不住也不可能记住的各种流动的面容。吊塔、工棚、安全帽、瓦砾、钢筋、建材批发广告以及“前方施工，绕道行驶”的告示，作为城市建设的标志性符号，犹如精灵一般不断从城市的这一片游移到另一片，从城市的边缘游移到更新的边缘，机械化的建筑工地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都市化进程的始作俑者。也正是这个原因，王能涛的作品《颠覆·大地》才这样贴切地为观众所熟悉和接受。王能涛以广角和全景的方式，展示了包括70部吊塔的庞大建筑工地、正在修理的地面和即将被改变的平原，这一不加修饰的几乎是同步传译的表达方式，坦率地成为这一展览的开场白，都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都市文化各种艳丽和忧伤的故事，无不是这吊塔和建筑工地奠定的。这种意象，有一点像传统文人画的题材必然有青天远山、小桥流水、梅影移窗和石洁兰芳之类的符号；工农兵题材必然有油井、麦浪、炼钢炉和棱角分明、神色刚毅的脸。吊塔和工地作为都市基本建设不可逾越的表征符号，它所呈现和表达的视觉内涵以及视觉意义，几乎也是不言而喻的。在王能涛的另一件作品《这个地方很好玩》中，固然还是平铺直叙的话语方式，但是由于采用不同的语汇以及表述不同的内容,已经在阐述另一种视觉文本：流动的车河、林立的大厦、城市绿化、Y型路灯等，单凭这些符号就已经远离和超越在《颠覆·大地》中还洋溢着的建设者们特有的英雄主义情愫。值得注意的是，在画面前方有意安排的未完工的立交，以及桥上抱孩子的母亲的背影。这貌似突兀却别有深意的一段插叙，使整个作品平添了更为丰富的人文的意味。当都市从钢筋混凝土中脱胎出来之后，惟有人的存在才是都市得以有意义的永恒的主题。正因为此，王能涛才有意留下这一抹背影，有意暗示“被拍下的每一个都市场景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可以言说的故事和难以名状的心情”。（王能涛《作者自述》）

直面现代都市的问题与感觉，将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的种种思考和亲身感受交融于作品，表现当代都市状态所带来的各种生存体验。这一手法同样被刘伟和雅良这两位同样属于北京的艺术家所使用。“在近年的中国城市规划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二十余座城市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发展目标，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2]这一做法尽管有一些理想的成份，但是，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既然已经迈开，在中心地区和城乡结合部就发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刘伟紧紧抓住民工和城市拾荒者这一潜台词，以记录片的方式转述他们的“忙忙碌碌、匆匆而过，在繁华的消费文化中攫取自身需要”（刘伟《作者自述》）的身影。对这一群体的田野调查，追踪其中的细节、过程和状态的东西，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跟这种感觉相类似的是雅良的《飞着去上班》，雅良同样喜欢用这种不夸张、不矫饰、不添枝加叶的平铺直叙，用行为、摄影和录像将由红色鞋垫代表的双足在快节奏地奔跑记录下来。“飞着去上班”，这是我们每天都可能在经历的争分夺秒的体验。这背后的隐语是都市生活高效率、快节奏的对时效的追求。同时，它还跟都市化不可回避的现象，诸如交通问题、住房问题、岗位竞争和生活压力等有着微妙而不可缺少的联系。对拾荒者来说，都市是一个留不住过客的天堂。而对公司职员和普通市民来讲，都市是一个只有依靠汗水和奔忙才不被抛弃的地方。

“城市风景体现在都市生活的许多层次，如商品消费、人际沟通、时尚服装、城市改造、人们的消费心态、婚姻家庭、生活习惯的变迁、卖淫嫖娼、黑社会、贪污腐败等。”[3]这么多问题和现象的存在，酝酿着新艺术发展的诸多可能性，以及新都市化视觉风景。对于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过去曾经被人们所驾轻就熟的生活面临着彻底的改观　　青砖红瓦、骑楼和四合院等古老建筑以及连同的生活方式不断退出视野；机械化、电子化和网络化进入现实的生活；社会结构、劳动关系和经济关系冲击着原有的旧观念；新的意识和物质文化走进了人们的都市生活。这一变化对于艺术来说，无疑将是一场从材料到观念的彻底变革，一方面是都市生活的变化，另一方面是都市人心态和思维的变化，传统艺术作为一种形成并完善于古典文人社会的语言，在这样的变化中，能不能转换其表达和阅读的方式，切入到对现代都市情境的解读中来，这成为当代艺术能不能把自身纳入到当代大文化语境的重要标志。

广州艺术家沈瑞筠在话语方式上显然有一些揶揄和调皮，她从自己的角度来审视和观照这变化着的都市，“不想去说理，不想去挑衅，只想去体味每一个形象、每一种线条、每一块色块。在平静中慢慢思考，细细斟酌”。（沈瑞筠《作者自述》）她的作品《意外系列》采用的都是“拍坏的照片”，信手拈来，以“蒙太奇”的手段，将与都市有关系的各种视觉符号，不经意地纠集在一起。交通标志、价格标签、邮戳、书号，还有来不及处理的便条，跟画面上主体成份的美女、酒吧、旧式楼房，以及社交场合愉快却往往有带着某种些许无奈的觥筹交错形成鲜明的呼应。都市是一个大染缸，都市文化从来都是如此多元而善变的，它以不可抗拒的包容力量笼罩在我们周围，演绎、改变和塑造着其中的一切。就连生活语汇都不得不在变化中更新和变化。“小吃店”变成了“大排档”，“干店”变成了“旅馆”，“商店”改称“商铺”，“理发店”改称“发廊”，“商业大楼”改称“商业广场”，只见草不见花的楼盘也敢称为“XX花园”，别的就更多了。比如“姑娘”改称“小姐”，“大哥”改称“先生”，“娃娃”改称“BB仔”，“汗衫”改称“T恤”，再有就是路边可以见到一般的杂货店为招揽生意取名为“精品杂货店”，真不知道杂货从何得以成为“精品”？另外还有一些新词语，早已不再是它们曾经羞涩的过去。而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诸多新鲜而陌生的不可琢磨的都市感受。如果说沈瑞筠偏重于对这种感受的瞬间的定格，那么，龚剑、龚星宇对这一感受过程的描述，显然更为序列化和富有情节。在他们的行为摄影作品《整个下午很无聊》中，表达了都市青年非常个体化的平静、慵懒、无聊和无奈的游戏状态。都市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娱乐场所，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和抹平人与人之间近乎隔膜的个体性差异。对自身此在和都市彼在的疲惫、对生活超语言领悟的茫然、对“意义”的困惑、对历史主义、英雄主义还有诸多公共性因素的逆反的消解，这其实是一种心理症候，“是一种（现代）主义成为失败现实后的美丽”[4]。固然这种状态已经偏离了某个时代曾经轰轰烈烈的壮美情怀，但是，在明快、质朴和带有日常体验式的画面中，我们还可以见到都市人自我守护式的、自我安慰式的精神的自足。

表现自我、展示自我、寻找自我、感受自我和表达自我，在李理的作品《折射》中有另一种况味。李理采用了泼辣的自我对话方式，从自我角度，对自己进行纵向深入的彻底的扫描。这种描述显然不是平铺直叙式的，而是具有深刻自省和自我解剖的。李理从“学生的时代”、“朋克的时代”、“工作的时代”、“阳光的时代”和“向往的时代”五个时序角度，实践自我对话的过程。作为70年代末出生的艺术家，李理最有理由将个人的成长履历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城市发展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中国城市新新人类是将传统道德伦理及价值观念丢弃得最彻底的一代人，自然，他们也是和传统艺术距离最远而和当代艺术最近的观众和热情参与者。他们善于用视觉语言沟通和表达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他们随日益发达的国际传媒文化成长起来。例如电视、MTV、VCD、DV、MP3以及互联网成为他们成长的背景和生活内容，流行于国际舞台上的任何以图像为载体的流行文化会对他们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5]正因为此，李理的作品中蕴涵有毫不犹豫的当代的典型性。“学生时代”的冲动、牵强和焦虑，“朋克时代”的颓废、悲情和故弄玄虚，“工作时代”的觉醒和机遇，“阳光时代”的快乐和鲜明以及“向往时代”的对“为自己而活着”的生活状态的反思，还有对单纯、乐观的心情的精神向往，对没有视觉污染和心灵污染的生活幻想。无不是通过“在周围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6]而表达出来的。海德格尔认为，要认识一个对象，最要紧并且“眼前要做的则是从现象上把形形色色的指引收入眼帘”[7]。而个体对自我的认识，似乎也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经历不断地将“本我、自我和真我”不断地加以互相之间的对照、分析和整合的过程。都市化氛围中个体记忆与个体生存状态变化的轨迹，在某种程度上同时也是都市因其存在而存在的现实状态的客观的映照。

现代派文学奠基人卡夫卡在中篇小说《变形记》中虚构了一个奇异的变形故事，主人公格里高尔·萨母沙长年累月到处奔波，身心疲惫。一天早晨，当他从不安的梦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都市生活给人带来心理和灵魂的异化，在当代哲学中也仍然被反复讨论和阐述。而以暗喻和象征的手法，表达这种关于个体自我的异化，同样为视觉艺术家所热衷，并成为一种幽默和智慧的体现。这一话语方式在江衡的系列作品《玩物猪》中得到映证。“对一个场景的假设、再现是跟它特定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客观因素有直接关系的。”（江衡《作者自述》）江衡借用了颇有玩味色彩的玩物猪的形象，展示商业化都市生活中很有典型意义的生活休闲方式，玩物猪的艳丽、煽情、媚俗但是极其快乐的表情，将花花世界中为许多人所充耳见闻乃至亲身经历的休闲娱乐的场景，以异化的图像放置在“他者”的位置上，并随后对这种暧昧的趣味进行调侃和现代性解读。这种调侃，似有所指，似无所指，且看那玩物猪憨态可掬的滑稽模样，便可以轻易地感受到其中掩饰不住的现代性的诙谐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对都市生活的关注，余极以社会学的话语方式进行客观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他的作品《洗足图志》“是对中国都市洗足女所作的社会学的一种日常经验记录”。（余极《作者自述》）在《洗足图志》中，余极无疑勾画了都市生活的某种对立的状态　　一边是城市发展起来的享乐主义的情绪，这是“人”作为“生物人”的本性决定的；另一边是由此带来的某些行业的繁荣，以及消费者和打工人的不同心态。生活在成都这一各种消费都极具风气和潜力的中国西部大城市，余极敏锐地注意到由洗脚屋牵动起来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构成当代都市文化的又一景观。“洗足女大都来自农村，为生计数以万计地遍及中国的各大中城市。她们的出现业已形成一个新的行业，她们成为新的职业女性”，“她们工作活跃于大都市的夜生活中，为人们提供特殊的女性服务，她们在为大城市提供建设性劳动的同时也大量泛滥成灾，使城市的世俗享乐主义风行不衰”。（余极《作者自述》）对于这部分的社会群体，余极以图像再现和文献梳理的方式给予了当代社会学的专题性的关注。

二、问题意识

关于“新都市主义”中的“主义”概念的由来，在此文中并不是重要的话题。重要的是，这“主义”内部的东西以及“主义”对当代都市文化解读的过程。“主义”其实是伴随着“问题”而出现的。所以，大凡“主义”总是跟“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正如哲学上诸多的“主义”，无不是因为结合了具体的社会发展状态以及社会现实问题而存在的。艺术中的“主义”也许没有这么复杂，但是它在相当程度上毕竟还跟“问题”罗列在一起。没有“问题”也就没有“主义”，这一点恐怕当艺术经历过社会生活漫长的潜移默化的精神苦旅之后，还仍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情。

“现代主义终结以及向后现代主义演变”的问题，不断被人谈起，也不断被赋予某些令人挥斥不去的凄美的文化情结。其实，当代艺术发展演变，后现代主义并不意味着现代主义的消亡。当表现主义、抽象主义、未来主义、极少主义等诸多“主义”还在继续为阐释当代都市文化和揭示当代都市问题的时候，这些“主义”便还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如果说当代艺术中的“主义”究竟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其意义也就在于此。

新都市也好，新都市的“主义”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为人所共知的事情是：都市文化给我们带来无穷便利的时候，也带来了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任前的作品《新偶像》是一个关于追星族的并非久远的传说。“这个时代的少男少女，都喜欢明星，有自己崇拜的偶像，很多人也有自己的明星梦。从成人的角度看，偶像和明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但在少男少女们看来，明星身上也流动着自己的血，是自己的理想。”（任前《作者自述》）伴随着娱乐、影视、体育、时装等各种行业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普及，翁美玲、邓丽君、李小龙、成龙、张曼玉、巩利、葛优、冯巩、伏明霞、帕瓦罗蒂、金喜善、贝克汉姆等各路中外明星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哪怕不是追星族的人们，在各种新闻炒作的影响下，对其中一些明星也都有不少的了解和关注。其实，崇拜明星，这本身并不构成问题，或者说这本身不是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当你不再崇拜偶像之后，他们中极少人还有梦想”。（任前《作者自述》）把明星作为全部或部分精神的寄托和支柱，正是这时代的不少年轻人非此即彼的无限感怀。把明星作为理想，希望成为公众人物，希望被公众所关注，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问题在于对明星的崇拜之后还有什么？任前在众多的偶像照片中，大量插入自己的照片，以艺术的方式自问自答，或许是关于明星梦的一种自我的解说，关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见到，在都市的大街小巷，不少影楼以艺术摄影和个人明星照的方式，帮助有“明星梦”的成人和孩子们梦想成真。

“洋垃圾”，这是商业社会又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在这片对舶来品始终具有或多或少暗恋情结的土地上，“洋垃圾”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隐蔽过。李郁的作品《旧货服饰目录》拍摄了“一群身穿洋垃圾的年轻人的时装照”，并以文献记录的方式旁注了这些服饰的低廉价格。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洋垃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不能说明什么，但是从穿衣人的情绪反映，李郁认为：“画面中的模特们很酷的表情和姿势，暗示他们的反叛、时髦和幸福。”（李郁《作者自述》）作为艺术家，李郁对这一现象并没有表示任何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作为出生在武汉、读书在武汉、工作在武汉的李郁，想必对位于武汉这华中重镇的“汉正街”有着无限乡情的特别情愫。“汉正街”曾经号称全国十大小商品市场，这里的各种商品尤其是服装批发，对于湖北全省乃至附近几省都有着足够号召力和影响力。服装文化带来的各种现象，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诸种对个性、对心灵、对思维方式的作用，构成当代都市文化的又一个景观。崇洋、趋异、尚美，以及追求个性化的自我设计，使这些“洋垃圾”在都市的街头巷尾始终拥有一批新锐的消费人群。

都市生活的忙忙碌碌，在某一方面带来千篇一律的职业化的语言和职业化的微笑，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个性的发展有或多或少的界定和限制。都市中的人群，特别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人们，渴望阳光、渴望休闲、渴望自我、渴望自然而然的感情以及类似唐晓芙式的自然而然的女孩。身为《城市画报》的首席摄影记者，曾忆城的作品显示了对这一问题严肃而艺术的天赋和想象。“身体在没完没了地工作，思想却在海边晒着太阳。身体在地上麻木地摆动，思想却在天上快乐地歌唱”。（曾忆城《作者自述》）在这个一切机械化、自动化、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当代都市中，人的发展往往也被界定为有一条顺理成章的固定轨迹，在这个轨迹上，一切都是可以不断复制的，新闻、情绪、日常生活，甚至美丽的女人的美丽的身体，都可以犹如印刷机一样，不断给我们带来同出一辙的版式和内容。人在发明机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的命运跟机器联系在一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机器所负累、所控制和掌握。面对机器，面对日复一日的生活，面对某些场合个性不被尊重、甚至几乎是毫无尊严地被消解的局面，人们所剩无几的私密空间、感情空间和生存空间，在这《美丽抵抗机器》的过程中坚守自己的底线。当代都市也在不断地生产新的故事：城市的故事、心情的故事、美女的故事，新的故事也象报料新闻一样再生和重新再生，还有遥远的、浅近的、故乡的、此在的、童年的、未来的，种种莫名其妙的故事和情愫，往往也会在不经意的时候爬上心头。“隔绝一切无关紧要的噪音，才听得见内心深处微小的声音”。（曾忆城《作者自述》）在不为机器所固的心灵空间，抛却都市的玩味，人们才得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原本属于自己的自我。

在当代文化中，都市化和网络化是互相影响着的一对概念。在网络文化中，“都市”明显是一个敏感而热点的词汇，笔者统计：2002年8月23日上午，在“美术同盟”网站的搜索频道有284个有关都市的站内页面，在“搜狐”搜索频道上有关“都市”网站有2951个查询结果，在“网易”网站的文化频道有34条文章在标题中使用“都市”字样，广东省数字图书馆书名检索中，跟“都市”和“城市”有关文章资料分别有26篇和452篇。都市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城市考古学、都市小说等新的分门别类更是日新月异地涌现出来。街头巷尾、大小书店中的不少时尚杂志更是紧紧抓住“都市”的话题来做文章。“网络”在关注“都市”的同时，也进入了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网吧、网络书店、网上购物、网上冲浪、网上聊天、网上搜索、网上培训（远程教育）、电子信箱等，为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喜闻乐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喻旭东的作品《网络鞋》就有着尤其贴切的意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网络的鞋子，究竟是哪吒脚下的“风火轮”？还是公主脚下的“水晶鞋”？抑或是《淮南子》中的“削足适履”？鞋子穿在脚上，好不好看由人家说，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喻旭东在《网络鞋》中便提出了这样有意思并为大家所不断思考的话题。《网络鞋》当是对当代网络生活的颇有意味的解读。网络文化铺天盖地，红色的、黑色的、黄色的、灰色的，还有若干炒作的、休闲的、无聊的、时效的诸种内容，无不跟当代都市文化有着水乳交融的亲密。要了解当代都市文化，“网盲”就意味着“文盲”，这并不是危言崇听的说教，而是都市文化的预言。在当代都市文化的诸多问题中，网上文化的问题，不能回避也不可能回避。

困惑、迷乱、茫然，诸种原本可以跟人类智慧毫不相关的情绪，在不少都市文化泡大的年轻一代中间神出鬼没、此起彼伏、没完没了。与此同时，被长一辈和老一代亲人所珍爱的概念，比如“幸福感”反而变得空洞、玄虚、遥远和游移不定。早些年流行的歌曲：“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幸福你就摸摸脸”、“如果幸福你就跺跺脚”，这歌词在当今都市的年轻人看来，当年的“幸福”似乎就是通过“拍拍手”、“摸摸脸”、“跺跺脚”就可以轻易地得到，而在如今在这都市中“幸福”却变得几乎不可思议。其实，幸福背后有很多东西，都是催人思考和玩味的东西。张濒的作品《幸福背后》恰恰切中了这一问题的脉膊。到底什么是“幸福”？金钱？美色？地位？还是跟三两知己混迹酒吧低唱浅酌？或者是“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健身） ”？在当代都市中，“二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幸福怕是永远找不到了。那么新的“幸福”在哪里呢？新的“幸福”又有多少“含金量”呢？人还需要“幸福”吗？人怎样才“幸福”？人需要怎样的“幸福”？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值得都市中的人们进行新的思考。“生活内容的丰富多彩，带给我们感受多重领域的可能性。而官能的刺激变成今天人们的主要嗜好，凡围绕男女两性有关的问题被无限制地开采、渲染，国产电视剧毫不疲惫地播放着婚外恋、第三者、一夜情、离婚大战、以及由此引发的欺骗、背叛、凶杀和争夺”。（张濒《作者自述》）面对这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幸福”该怎样回答？对个性的真、良知的善、生活的美以及生命的终级关怀，又该如何解说？与其说张濒意在唤起都市人更多的自省，不如说他是在用文化批判的艺术手法，呼唤都市人偶被遮蔽但是从来就没有失去的良知、淳美、真性和爱。

都市化过程往往伴随着环境破坏和环境再造的过程。童年的林荫小道、石板路、高屋檐、小磨房，沿街“锵菜刀、磨剪子”的召唤，以及“爆米花、老菱角、回卤的焦油果”的叫卖，各种人文的、自然的、社会的环境彻底改变。内陆一些中小城市，在向都市化理想前进的过程中，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盛传“要想富，先修路；要修路，先砍树”诸如此类的当代民谣。当城市的版图不断刷新都市人记忆的时候，许多宝贵的人文资源便也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大江东去。广州艺术家梁健华在作品《城市之窗》中，捕捉和寻找的就是这样的话题。透过梁健华的“城市之窗”，看到的是现在已经成为广州高尚住宅区和广东美术馆等文化单位所在地的二沙岛的旧模样。从前的二沙岛，曾经是渔村和沙场，这片残余于都市中的渔耕和工业区，在广州的城市扩建中被刷新和淹没。当年的情况怎样？当年的歌声、船声、沙浪和笑声，还有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渔村夕照，以及诸多也许仅仅是个人性的私密的故事，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的城市考古学家去整理和发掘。这相关话题带来的问题是，都市建设中是否要保存一些必要的资源和文化？保存哪些资源和文化？以及该怎样保存这些资源和文化？这又是一个都市文化的课题。

“城市存在于现实和虚构之中，交叠的词汇完成了城市的叙事”[8]对于都市文化的趋向，王强在作品《未来城市》中作出了若干富有悬念的虚拟。这虚拟的悬念使人想起著名电影《哥斯拉》的结尾，它使人几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片子的开头。吊塔、工棚、安全帽、瓦砾、钢筋、建材批发广告以及“前方施工，绕道行驶”的告示，还有作为新文化和新文明的载体的不断崛起和蔓延的新的都市。都市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文化，它跟当代艺术之间还将有哪些胶着隽永、迤逦缠绵的内容？其实，新都市主义对于当代都市文化的解读，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

注　释

[1] 见王能涛《作者自述》，转引自《新都市主义》作品集，广东美术馆主办，澳门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本文中所有标注的《作者自述》均转引自《新都市主义》作品集。

[2] 见张朝晖《鲜活而多样，但非确定且难以预测的风景关于新都市和新锐艺术的描述》，转引自《新都市主义》作品集，第12页，广东美术馆主办，澳门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3] 见张朝晖《新都市风景》，转引自《新都市主义》作品集，第138页，广东美术馆主办，澳门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4] 见朱其《我看到了美丽的历史喻红作品解读》，《书城》2002年第8期。

[5] 同[2]。

[6] 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第8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出版。

[7] 同[6]，第85页。

[8] 见孙晓枫《广州版图上的青春记忆》，转引自《新都市主义》作品集，第101页，广东美术馆主办，澳门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