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完美都市的乌托邦式意图
都市美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在理论美学研究中，把美学研究视为对理想“美”的形态、性质的研究，这样的一种研究思路越来越显出局限性。美学研究早已超出单纯地对“美”的研究，但中国的都市美学观念则有所不同。
都市美学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牢牢地和都市之“美”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似乎它的定位即应当为城市规划提供“美”的创意蓝图。以服务于都市建设为目的的都市美学研究观念也许无可非议，但这恐怕不是都市美学研究的全部意义。
学术研究的首要意义应当是认识，而后才是评价和功用。某媒体曾经发表过一张照片，画面是在某个大都市的公园里，有几个乞丐模样的人躺在草地上睡觉。这张照片给人的直观印象当然就是有碍观瞻，不够文明。这也是摄影者和媒体发表这张照片的意图：呼吁政府管管这些乞丐，清理一下城市环境。更有同情心的人们和社会学家还会进一步探讨如何救助这些没有住房的人们。无论是关注市容还是关注穷人，这些做法和想法的意图都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当然是正当的。
但是，都市美学研究不能停留在建设一种完美都市的乌托邦式意图上，更重要的是必须提供深度认识：完美的都市乌托邦想象对于都市文化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乞丐、流浪汉、小偷等等亚文化群落的存在，对于都市形象建设而言的确是一种缺憾。但任何人都明白，没有哪个城市能够真正把这些社会边缘人群完全改造和吸收。因此，除了有限的救助和管理外，人们为了整顿市容、创造一个美好的都市环境，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人群迁移、阻拦到视线之外。都市乌托邦的想象就建立在这种鸵鸟式思维的基础上。
更具诱惑力的大都市图像
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程特点之一是在极短时间内大量农村人口爆发式地涌入大都市，而与此同时，大都市仍然以户籍等手段顽强地坚守着原住居民与移民之间的身份壁垒。在这种特殊的都市社会形态中，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便成为都市文化和都市美学研究必须关注的突出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对大都市的想象变成了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具诱惑力的图像，吸引着无数农村的、小城镇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寻梦者。他们来到大都市，并非仅仅是来觐和归顺都市文化，还有因为身份差异而造成的认同危机。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初期，最吸引寻梦者的都市当属刚刚发展起来的深圳等地。对于外来者而言，这些大都市还只是声色和淘金之地，都市和自己的关系主要以是否能够成功地立足和发展事业为标准。
90 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重新崛起引领了新的都市想象的发展。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把时髦而浮躁的上海与怀旧想象中的旧上海进行对比，从而为上海构造了另一种文化特色与审美形象。随着张爱玲热和怀旧热的兴起，上海的形象定位逐渐清晰，讲究品位和西方时尚的“小资”文化成为上海文化的标志。随着文化品位逐渐成为大都市形象的重要内涵，中国的都市文化和审美形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正是在这个阶段，身份冲突凸现了出来。一个来到上海寻梦的人，他遇到的认同障碍不再仅仅是户籍和方言，还包括时尚和文化品位：是否能够区分真假LV挎包?是否了解各种名称的鸡尾酒?是否欣赏爵士乐和歌剧?是否能够在交谈中不露痕迹地插入英文词语?
一个社会中有品位不同的各种文化群落，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当把某个文化圈的趣味标榜为一个都市的文化标志时，不同文化群落的认同矛盾造成的文化冲突就在所难免了。近年来，在各个城市的地方政府、商业和主流文化圈都在争相宣传自己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形象时，在网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城市之间相互攻击谩骂的现象。这一现象所显示的地域认同心理是一种传统的社会心理现象，来源于过去乡土社会中地域之间的隔离和疏远。
在同一个都市中生活的不同文化群落，相互之间因文化认同的差异而形成的隔阂乃至冲突，对于人们所想象的整合而统一的都市文化形象构成了潜在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学研究者所构造的乌托邦式的都市文化形象，实际上是对都市文化内在矛盾差异的遮蔽，因而也是对都市美学研究视野的遮蔽。
承认文化多元性乃至杂多性
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乃至杂多性，这是当代美学与古典美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
2003 年，百老汇音乐剧《猫》在上海演出数十场，近年又到中国许多大都市巡演，获得了文化精英们的一片喝彩。剧中的猫们的世界其实就是现代都市中普遍存在的亚文化社会的一个象征。故事的中心场景是一个夜总会外面的垃圾场，在这里活动的猫群中，许多猫的身份是歌女、小偷、强盗、流浪汉等社会下层，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偷窃、打架等等，充满叛逆色彩。剧情的视角深入到这个垃圾场的生活内部，描写了不同猫的性格、身世、经历和命运，描写了猫的哲学和生命追求，直到猫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在剧的最后，以猫的方式向处于高高在上地位的“人”发出呼吁，希望得到理解和交流。这个结局的主旨可以看做是对另类文化的同情理解，也可以被当做一种非主流都市美学来解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欧洲自启蒙运动发展起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们的都市美学脱离了主流文化乌托邦的偏见，开拓了一种更为开阔、宽容和具有交往理性色彩的多元文化视野。
在中国当代的都市文化建设中，有一个特殊的非乌托邦美学个案，就是广州。该城市自80年代大规模建设以来，形成了多种文化杂陈的形态。赞赏者誉之为“平民化都市”，反对者则贬之为杂乱无章。其中又以“城中村”最为典型地表现出文化的杂多性：这里是本地乡民、外来移民乃至小偷、“飞车党”等形形色色的人杂处的地方，而又往往与大学、商业区、高级写字楼毗邻。
都市美学不去寻求美的理想而要破坏它，这对于熟悉古典美学观念的人们来说很难理解。但这的确是都市美学面对文化冲突时代的现实所需要作出的抉择。都市不是一种恒定的实体对象，而是一定时空文化的汇聚和结晶点。都市美学需要关注的不仅是都市的实体之美，更重要的是都市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和杂多而旺盛的活力。
总而言之，都市美学研究的应当是活的都市文化而不是死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