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都市」是甚么？「都市」（urban）在七十年代以降的主流香港研究中，往往指向一个自明的所谓「社会事实」或「社会背景」──香港是一个都市社会，本文尝试分析这个「都市社会」作为一个论述构成，如何在一连串学术政治论述中出现以及衍生，而且被放在去政治化的位置，回避殖民权力与战后资本主义的关系；同时，本文重新整理八十年代以来受西方批判都市社会学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探讨香港「都市」的政治意涵，勾划出未完全形成的香港都市政治理论，并且试从香港研究，以至近年西方学术界的文化及空间理论发展，探讨本地「都市」各种研究取向及领域的可能。
香港的都市，有千奇百怪的方式去形容与理解，例如，以前不少人说，香港这个城市是个借来的地方，近年，谈论到政治争议，不少人又说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应少搞一点政治了；与其它地方相比，有人又说，香港这个城市节奏特别快，是个中西汇集的国际大都会；近年流行说全球化，香港又变成一个全球城市。
用一个较为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有关香港城市的印象及说法，都是文化呈现（representation），争论香港是否「经济城市」，或是否「全球化」，意义不大，因为不同的呈现其实背后都有各种集团、利益、制度运作，或至少可以说是坐落在特定体制脉络之中，谁在说，为何而说可能更重要，而且，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因此理解甚至进一步判断有关城市的文化呈现，需要进入环绕着有关城市呈现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但有关香港城市的说法又是如此庞杂，要有一个称得上「全盘」的阐述肯定是一个大工程，可能要写好几本书，或根本不可能。
但日常的公共话语中的香港城市，部份形成于学术论述之中，或反过来，所谓社会共识，又会影响学术兴趣与生产，故笔者在这里尝试点出几个重要历史时刻，把这些有关香港城市的说法，连系上城市研究的学术讨论，以及本地社会转变。一方面，让我们对几种重要的香港城市说法有一社会历史解读，点出其意识形态的构成，以至结构性限制在哪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看，香港的都市论述以至研究需要进一发展，其可能性又会在那里。
香港社会学的诞生：家庭、现代化、殖民转化
既然要去考察有关香港城市的论述，少不免要看香港从甚么时候开始成为「都市」（urban），在学术圈子里，谁开始提起浓厚兴趣构造香港「都市」？
首先，我想从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为故事开端，自三间书院于六十年代合成中文大学后，社会学系由各间书院相关学术背景的教员组成，早期的学者教授多以研究农村为主，香港在这些学者眼中，是个颇有「农村」味道的。
这些人当中包括来自匹兹堡大学的杨庆堃，以及六十年代来到香港的华英德（Barbara Ward）及托培理（Marjorie Topley）都是研究农村及渔民社会，他们主要透过香港，研究所谓「中国传统社会」（差不多同一时间，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台湾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其研究题目包括农民、渔民、传统习俗、宗教、地方传统艺术、传统医药等等，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研究。
这个学术现象承袭了西方人类学凝视与探寻「东方」（或传统）的学术体制，在西方学术体制与文化视野中，只有「中国」，而没有「香港」的位置，而「中国」又是传统，又属农村；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处于冷战围堵，加上国内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般外国学者难以进入中国大陆研究，故西方学者只好透过香港来研究中国，在这两个边缘地方构造出「传统中国社会」这个论述对象。
与此同时，正如刘兆佳与李沛良所说（Lee and Lau 1993: 3-5），六十年代中以前，香港极少本土社会学家，而且，多主力于教学而非研究，直至后来出现了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成立「农村研究中心」（Rural Research Centre），以及联合书院的「都市研究中心」（Urban Research Centre），前者以田野研究考察新界村落，后者则以市区为研究对象，方法则为量化调查（survey），这两个中心后来在六十年代末解散，资源用作组成后来的社会研究中心（Social Research Centre）。
香港第一个大型量化调查，亦在这个时候出现，1965年，香港政府邀请威廉斯夫人（Lady Gertrude Williams）从英国来香港，研究香港的福利状况，她的报告指出，香港政府需要整理全面而系统的数据，以规划社会服务，特别是中国家庭的结构与功能，因为她认为，所有福利问题，皆来自家庭的福利功能在现代化中被破坏与丧失所造成（Williams 1966）。威廉斯的报告完成时，社会福利署及社会服务联会已获得经费，并于1966年拨出相当数目的经费，委托了中文大学进行城市家庭生活研究，由新成立的”Social Survey Research Centre”负责，但却由美国加州大学柏克来分校教授米兹尔（Robert Mitchell）主持，共有四百多人参与访谈，除了中文大学学生外，更有香港大学及浸会大学学生参与（Mitchell 1969: ii）。
可以这么说，在学术论述中，直至六十年代中期，香港作为一个「现代都市」的形象，才浮现出来，而且，是夹杂在殖民地政府转型（开始关心社会福利），以及社会学量化研究调查、以及现代化论的移植过程中。那么，在六十年代中期，香港这个新兴城市，其现代内涵又是甚么呢？
米兹尔当时主要研究在人口增长与集中（他所界定的「城市化」）及工业化下，香港的家庭关系及生活有何特别，与传统中国家庭有何分别，至于为何要研究家庭，主要是因为社会福利的关注，根据米兹尔的理论，贫穷作为社会问题是随着家庭的福利角色减弱而生，因此，适当的福利政策，需要了解家庭关系以及家庭的福利角色（Mitchell 1969: 3）。
有趣的是，与后来的香港社会学研究者一样，威廉斯与米兹尔在报告开首，都强调香港的社会及政治稳定，对前者来说，这是任何社会政策的基础，她认为，没有这个基础，经济不会稳步发展，香港也不会像其它工业国一样循着一定的发展道路，因而任何政策讨论都没有意义（Williams 1966: 11）；而米兹尔则以此作为现代化论的基本背景，因为有这个「稳定」基础，工业化与都市化才是最主要的社会发展特征（Mitchell 1969: 2）。
但他们与后来的刘兆佳不同，他并没有打算以香港的所谓「独特」的家庭关系去进行解释，对他们来说，社会与政治稳定的香港，主要是一个背景（setting）让他可以安放现代化（城市化及工业化）的两个自变项，从而去描述家庭关系；因此，在米兹尔的论述中，还没有出现有香港特色的「都市社会」，它没有成为一个理论论述对象（discursive object），「城市」或「都市」只被理解为人口增长及集中的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地点，一个由准备接受现代化的华人家庭组成的社会，一个受殖民地政权关注的社群。
米兹尔以及其它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学者，视自己在研究一个政治社会稳定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正经历工业化与都市化，其中尤以家庭变迁为最重要焦点，这大概受着现代化论（modernization school）的影响；可是，如果把他们的研究放在香港社会历史脉络考察，这又不全是西方现代化论的生硬移植，在当时的香港，这个被设想成沿着现代化前进的「香港」，之所以被理解为「稳定」地进行现代化，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社会现实，特别对米兹尔来说，他的研究刚好在两次暴动期间，即六六年天星小轮加价引起的骚乱，及六七年的左派组织发动的反英抗暴，当时香港到底有多稳定呢？
与事实刚好相反，所谓「稳定」，与其是现实，更多是六七暴动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确认（confirmation），或是把个别历史事件普遍化，它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六六、六七的社会动乱被制服了，香港的确回复稳定的，既然能维持殖民政权稳定，「稳定」明显是香港社会及历史最重要的特征；这种意识形态的确认，加上现代化论，后来慢慢变成一种学术界的常识，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香港不少社会学界中人在整个七十年代里，开始现代都市化中的家庭关系研究。
故此，香港以一个「现代城市」作为论述对象，是诞生在后暴动年代里，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支撑着殖民地政权的稳定，或是对暴动后香港社会秩序的一次确认，但是，在这套学术论述之中，暴动时涉及的各种政治元素，包括阶级、青少年群体、左右政治派系等是被排在之外，换言之，这个城市背景（urban setting）根本被预设成非政治的，这是香港被想象成「非政治化」城市的其中一个根源。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套非政治化论述所运用的策略，充份利用了「家庭」作为工具，因为在当时主导的社会学传统中，香港被设想成由家庭组成的社会。
七十年代里，有不少相关研究在进行，在家庭与现代化研究方面，包括七十年代初至中期黄晖明的家庭研究，沿袭了米兹尔的问题意识，指出香港家庭由早期「暂时破裂扩大式家庭」，过渡到「定居型主干家庭」（settled stem family），直至「小型核心家庭」（small nuclear），这三种家庭基本上对应着「前现代－早期现代－先进现代」（pre-early-advanced modern）轴线的（Wong 1975），后来，类似的研究也在观塘新市镇中展开，并发展核心家庭大量出现，被理解为「独特形式的现代中国家庭」（unique form of modern Chinese family）（Wong 1977: 46）；1977年，李明堃亦在爱民邨进行研究，他发现香港的现代城市家庭仍然维系着颇为紧密的近亲支持关系（Lee 1981），他后来命名为「折衷式扩大家庭」（李明堃1987）；而刘兆佳在1976-77年间，进行的量化研究，虽然针对家庭关系的所谓「内容」，研究「家庭主义」（familism），而非家庭结构，但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详情下面会再讨论，Lau 1978）。可以这么说，米兹尔与黄晖明发现了香港现代都市家庭的新形式，刘兆佳则发现了新内容；同时，七十年代，以中文大学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也多以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为背景，包括研究新界农村转变，包括黄寿林与李沛良（Wong 1975; Lee 1976）。
城市－工业化与家庭结构与文化改变的关系，其实比较是一个理论预设及解释架构，多于一个非常清楚的经验事实，特别是对七十年代的香港而言，正如李明堃所言（1987），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家庭的资料根本很缺乏，很难做到与七十年代相对比，没有对比，何以知道转变？而且，表面上可能是核心家庭的组成，但是否在整个家庭生活上变得互相孤立起来？正是在这个争议下，李明堃提出他的「拆衷式扩大家庭」，即核心家庭间仍维持近亲紧密关系，他并把它归结为香港独特的城市化与城市环境的结果。
香港都市研究的第一次文化转向
从这个角度看，刘兆佳后来的工作有双重意义，它既是把这个社会学论述典范从前人的手上接过来，同时，亦是一个理论与意识形态介入，他强调的并非家庭结构，而是家庭的文化风俗（cultural ethos），他要为香港的社会、政治、文化来一个全盘解释，他从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学访谈，以及统计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的文化规范特征，这正是他说的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 familism）（Lau 1978）。
他于八十年代初整理了七十年代下半期的调查结果，提出低度整合社会－政治系统，他把现代化论与「都市化社会」再推一步，把六七暴动后的官方－学术共识承接过来，进一步理论化，透过对家庭变迁的资料及问题意识的吸纳，使香港成为一个「都市社会」──香港不只是正在稳定地经历都市化，而且已成为稳定的都市社会，因为都市化所带来的传统失落及迁移变动，协助一种新的家庭关系及意识形成，此即所谓功利家庭主义，功利家庭主义又从功能上维系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秩序，因此，它是一个有香港特色的都市社会，都市化不单并没有带来不稳，而且，它对稳定有莫大帮助，因为它为功利家庭主义提供了土壤。
因此，香港都市成为一个由本地家庭单位所构成的理论及想象空间，这些家庭单位又经历了现代化、都市化而重构了，并为都市社会系统带来了「低度整合」及「稳定」基础，受到殖民政府持续有效的管治；故此，可以说，刘兆佳透过结构功能理论及量化经验数据的演绎，发展出一套具有功能意义的都市文化，或较准确地说，是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深植在个人及家庭之上，它既不是阶级或种族的，也不属个别的政治群体，更与殖民地政权无直接关系，相反，它是突破传统家庭主义的理性文化的表现。
与芝加哥学派的生态观点不一样，「都市」没有成为一个被研究者观察的经验对象，相反，却是一个理论论述对象，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集合体，经量化及统计资料所整理出来的「文化」，这套文化论述是在特定的香港历史－社会脉络中形成，是一种殖民政治孕育而成。
由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这段学术论述构成的过程，可以用以下简图来表示：
城市化、工业化──＞家庭重构──＞功利家庭主义──＞家庭及社会非政治化──＞低度整合社会系统
刘兆佳在《香港的政治与社会》一书中，一方面指认出香港为一个都市社会，另一方面为都市社会（urban society）这个概念，立下了其理论意义及政治功能的三个方面，第一：
「香港作为一个细小的都市社会，它从几方面为一个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系统的构成作出了贡献（contribute），第一，农村部门的微不足道，使香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有明显差别，因为城市与农村部门是一个高度不稳定力量，由此而衍生的地区主义及矛盾，在香港没有引起社会的政治化与两极化。」（180）
他认为，都市社会已成香港最主要及主导的组成部份，这是一个社会事实，而它压过了农村的地区主义，使香港政治显得异常稳定，因此，都市社会是一个非政治化、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第二，香港的都市社会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地理上的流动，以及社会控制松弛，使中国家庭无法在传统原则中生根，因而，让功利家庭主义发展起来。而功利家庭主义，正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低度极合社会－政治系统的重要部份（180）。
第三，刘兆佳在该书己指出，香港市民对都市服务的需求不高，而且，都市需求本身的性质，是零碎分割的（divisive），这也使政府与广大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得以减至最小，而且是非政治化的，因此，可以由强调实用的行政部门所解决（181）。
故此，香港「都市社会」的出现在刘兆佳的论述中，既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但他不是一个文化主义者（culturalist），把所有问题归结为一种原初的文化，文化主义也正是他要批判的；然而，他从功能上理解文化，它作为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殖民政府的统治基础，也支撑着香港作为一个非政治化、稳定、整合的社会，因此，他塑造出一个香港特色的都市文化（urbanism），那可以说是香港都市研究论述的第一次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它不是西方社会科学文化转向的移植，而是在现代化论与结构功能论的措辞下，对正在转化的殖民权力的一次意识形态呼应，一个知识／权力的重构，一种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学术经验。透过对学术论述的考察，我们看到，香港被视为一个非政治化城市，香港社群被视为政治冷感等说法，有其独特的香港殖民转型背景，及意识形态的含意，后来慢慢出现的「经济城市」等说法，可以说不过是在这个论述构成中衍生出来的。
从第三世界城市到殖民权力
「非政治化城市」的呈现，当然不是唯一的，要呈现香港都市，不一定透过「家庭」以及某种社会典范才可能，香港都市社会也不一定是一个由文化规范所贯穿的整合性想象集体，它既可以是分裂的，可以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具有空间向度。
对香港都市性的另类呈现，在七十、八十年代里相当零碎，不具系统，而且似乎要在社会学著作以外寻找，其中有比较有理论的重要性的，要算是在第三世界城市（Third World Cities）的理论模式影响下，比较注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了。
第三世界城市模式(Armstrong and McGee 1985; Drakakis-Smith 1987; Drakakis-Smith ed. 1986; Smith 1996)于战后兴起，论者把包括东亚城市在内的战后后殖民城市，放在一个「中心－边陲」、「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脉络去考察，指出第三世界城市由于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所以并不是直接跟随第一世界的路线，西方已发展城市的工业化以及城市政经与文化，并不是第三世界城市的模型，其发展往往沿着边陲的依赖或低度发展的路径，其中，他们特别注意到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在第三世界城市大量出现，例如第三世界城市理论的创始人麦兹（T.G. McGee），于七十年代初曾考察过香港的小贩（McGee 1973），德卡吉斯（D. W. Drakakis-Smith）亦使用类近的模式，考察香港的房屋问题（Drakakis-Smith 1979）。
然而，香港七十年代经济增长，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更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金融城市，使第三世界模式越来越难在香港应用，而且，一些第三世界城市的特征，在香港有时是刚好相反的，例如大型公共房屋建设，在一般第三世界城市中极度缺乏，以至出现大量违建小区，但香港虽然曾经有过木屋区众多的年代，但公屋规模之庞大却又是相当罕见的，第三世界城市模型难以理解香港。
但是，第三世界城市模型的运用，使论者目光注视一些城市空间的特征，例如房屋与小贩，并开始发现殖民政权在塑造城市空间上的角色，因而于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出现一些探究国家角色的论著，包括柯斯特对香港房屋政策的整理，特别针对政府对房屋市场的介入（Castells 1986, 1988），他的论点其实是承袭雪尔弗（J. Schiffer）对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批判（1983），他们共同指出殖民政权在香港经济以至民生上，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干预。
另外在这段学术脉络里，有两位非常值得提及但又常遭遗忘的香港研究者，这便是史麦夫妇（Alan Smart and Josephine Smart），约瑟芬．史麦循着第三世界城市模式对非正式经济的关注，考察了香港的街头小贩，她敏锐地指出，香港小贩的大量出现，并不是就业市场无法吸纳的结果，相反，当时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工厂就业机会相当充足，小贩的出现是大量新移民主动抗衡无产阶级化的努力；同时，她开始注意到，香港政府在非正规经济的规管上的角色与力度相当重要，因此，政府显然高度参与形塑了非正规经济的空间以及结构，小贩经济作为非正规经济空间，需要放在抵拒无产阶级化的小贩主体，与香港政府的管治权力的斗争中理解（Josephine Smart 1989）。
史麦则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香港寮屋及公共房屋，他为香港公共房屋的出现，提出了颇为崭新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他指出，五十年代徙置大厦的出现，并不主要为了解决房屋问题，也不应直接套用西方资本主义城市理论来解释，而需考察本地的殖民政府的构成，战后由于难民增加，香港政府面对大量对房屋及土地的需求（包括来自地产发展商的利益团体），可是，土地收益是政府垄断，又是重要财政收入，故此不愿意大量供应土地，为了继续垄断地租，政府便推出徙置措施来纾缓压力，同时继续限制土地供应，以保持政府对土地价值的垄断地占取，史麦认为，只有在这个政经背景下才能理解寮屋的发展历史（Smart 1992）。
除此以外，香港有零星的城市居民运动研究，都采取类近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架构。相当有趣的是，他们与刘兆佳对都市的理解可谓南辕北辙。刘巧妙地提出都市社会的社会服务零碎分割，以配合他有关低度整合的概念，但这刚好与七十年代在欧美出现的批判都市理论的立论基础刚好相反，例如柯司特指出，资本主义城市由于要化解阶级矛盾，所以政府必需提供集体消费或相关政策，公共房屋，因此阶级矛盾会转化成以都市社会政治运动形成（Castells 1978）。八十年代初，吕大乐与龚启圣便运用柯司特等基进都市理论家的概念，分析香港的居民运动，呈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都市，他们观察当时颇为蓬勃的居民运动，得出与刘兆佳对都市服务的看法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些行动的持续性、在行动形式上的发展、活动范围的扩充，一一说明它们已不再是一堆零星的个别行动。」（1984: 2），而且，他们进一步指出，香港的都市性有着重要的阶级政治意味，例如政府对公共房屋的介入，便是一个缓和阶级不平等及矛盾的措施（24-25）。
然而，八十至九十年代，香港的居民运动并没有产生跨地域及跨阶级的大型社会运动，是否刘兆佳的观点仍具解释力呢？从这个问题出发，何国良对九十年代初居民运动的研究便有十分有意义了，他进一步探寻更具本地特色的都市政治，何国良发现，香港大部份居民运动都采取相当温和的策略：请愿、谈判、记者招待会、游行等，而不倾向采取激烈行动，而且，缺乏广泛群众动员，因此，环绕房屋的居民运动，展现出一种特别的都市政治──「礼貌政治」（polite politics）。然而，他指出，虽然如此，居民并非如刘兆佳与关信基的解释所说，都是政治冷感（Lau and Kuan 1988），他的问卷调查及田野考察发现，居民虽然对房屋问题高度关心，但在行动过程中受到许多制度性限制。
首先，居民运动所指向的房屋资源，由政府行政部门或半独立机关掌握，与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民主政治发展几乎没有关系，故此，居民行动获取的政治领袖的支持有限；同时，政府控制的地区组织（如互委会与街坊会）成为地区上最主要的利益代表；再加上居民往往依赖专业小区发展社工，其数目与重要性在大部份国家地区都是罕见的，他们的「专业」取向引导居民作出温和行动；故此，都市服务并不是本质上零碎分割，居民运动的非政治化，其实是一连串殖民政权在小区上细致的制度权力安排及运作结果（Ho 2000: 284）。
由第三世界城市模式的引入，以至居民运动的分析，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架构，进而关注殖民政权在战后的历史构成（historical formation），以及它对香港都市运动、都市性及都市文化的塑造，成为一套对香港都市的学术呈现，而这完全处于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为核心的论述以外，这正把被都市文化规范隐藏的殖民国家权力彰显出来，同时，把香港都市社会由一个被设想成均衡整合的社会学空间（由现代家庭组成的香港）解放出来，转化成一个政治经济权力支配与斗争的空间。
文化与权力
从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香港学术界的都市论述中，可以看到有两个重要的主题，第一，要谈论香港的都市性，除了功能主义式的非政治化、去脉络化的文化概念外，是否有另一种可能；第二，都市文化中的各种权力关系如何被分析，以至理论化。
从这个角度看，九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化讨论，亦是缠绕在这两大问题，虽然在历史背景上的出发点不同，但是，这可以说是香港都市论述的第二次「文化转向」。受着西方的文化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加上在过渡期与迈向九七的历史时刻里，不管在普及文化以至学术讨论里，都充斥着身份认同的问题，香港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开始被学术论述所谈及，特别是媒介呈现（media representation）作为香港的都市文化开始受关注，成为多方讨论的对象。
这方面著作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可以由梁秉钧于1995年在《今天》里策划的「香港文化专辑」作代表，它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开展出一个以身份认同为核心的讨论，当中收集了李欧梵、潘少梅、丘静美、周蕾等人的文章，主要分析文学与电影，标示出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所呈现的都市想象，与民族主义论述处于抗衡与商议的状况，呈现出边缘性与混杂性（梁秉钧1995；也斯2003）。同一时期的洛枫（1995《世纪末城市》）及阿巴斯（Ackar Abbas 1994）也属此类。
另一类是比较集中在文化政治上，《香港文化研究》出版的「北进想象」专辑（罗永生等 1995），便尝试把九十年代的文化文本，以及梁秉钧及周蕾的文化身份论述，放在一个比较政治经济背景里考察，提出对香港大都会主义的批判，以及拆解后殖民文化身份的欲望结构，简言之，他们指出，香港都市文化身份的建造，是一种大香港主义，以及正在建立一个向北进发及驯化落后中国的现代及资本主义主体。
两类文本之间有相当多的差异甚至少许交锋，但他们都共同寻找一套语言来表述香港的都市文化，虽然没有直接响应刘兆佳以至其它都市研究，但显然与刘兆佳的功利家庭主义不一样，这套新的文化论述预设了身份认同不是一种文化规范，可以透过统计问卷归纳出来的，也非存在于家庭或任何社会学的分析单位，不管是家庭，还是个人。受着文化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影响，都市文化被设想成存在于普及文化文本之中，以至是日常生活的共识之中，这是九十年代文化论述的重要贡献。
而对批判「北进想象」显然是要在这种新的文化论述中，找出一套可以谈论政治的语言，以批判殖民与后殖民权力，当中涉及性别、地域、阶级关系，换言之，即文化政治。他们同样参与建构都市文化新的论述空间，文化身份与权力已不再位于一个社会学意义下的香港都市社会，而是存于各种都市的文化呈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s）之中，这才是在香港脉络下都市研究的第二次「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这次转向是「诠释转向」（interpretative turn）以及「呈现／再现转向」（representational turn）的开端。
这里要强调的是，广义上来说，香港的都市研究出现的第二次「文化转向」，除了作为吸纳西方的文化研究、文化地理学、诠释转向、符号学等理论的现象以外（Barnett 1998; King 1996; Wilson 1998; 黄丽玲 2000 ），有其本土独特的意义，第一，都市文化与都市社会作为制度化论述被审视，而非一个社会事实，打破了自六十年代开始，视都市文化的意义作为社会整合功能；第二，论述都市的政治的多样化，开始从史麦等人的政治经济学以外的角度及语言被叙述与讨论，关注面触及媒介文化及其它文化呈现，而香港城市的殖民性亦从文化的多重呈现中得以被讨论；第三，香港的都市社会文化特性，已不在被视为一个自存的空间，而是座落在区域的政经文化关系，即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上，而且，更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讨论相关。
故此，在公共论述中，香港被视为有独特当代文化活力的城市，以至国际大都会或全球城市，亦与这里所说的第二次文化转向呼应，但问题并不是香港是否有「独特文化」、是否「国际」或全球化，而是我们采取甚么取径去理解分析这个新的论述对象。
城市经验、文化建制、都市呈现与公共文化
在这场九十年代有关身份认同的讨论中，对文化政治的讨论，都倾向于对文本（个别媒介产品）或抽象的宏观脉络（如资本主义体系），却没有放回具体的城市经验与实践，以及文化建制（cultural institutions）里考察，而这方面的研究与讨论在香港仍然处于非常零散。
事实上，在西方近年的城市研究中，有两位早期遭人忽略的理论家，重新被热烈讨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本雅明对资本主义城市文化的分析，虽有不少马克斯的影子，但其分析起点、对象以及指向的方向皆另辟蹊径，例如他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一文中，对巴黎的资本主义的都会空间形式的分析里，集中在拱廊（arcades）以及相关的奇幻空间（phantasmagoria）及视觉技术（techniques），他指出，这是布尔乔亚阶级的一种商品拜物方式，以商品在破碎的资本主义文化中堆砌出一连串的奇幻空间；在城市经验上，他集中在所谓「游荡者」（flaneurs）身上，并敏锐地指出，布尔乔亚的城市空间既捕捉各种游荡者的视线与步履，却又催动游荡者的身体与欲望（Benjamin 1978）。
在本雅明的文化史分析里，都市文化呈现与空间及群体经验辩证地纠缠一起，这与列斐伏尔强调的空间辩证有异曲同功之妙，他自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后，转向对资本主义空间的重新思考，他在运动中看到社会实践，与文化及空间意义转变；因此，他把空间概念化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突破现代主义把空间物化的观念，把空间的本体置放在三个向度思考，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呈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与呈现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三者处于辩证及历史的关系，换言之，社会实践、都市经验、都市空间意象（后两者属空间呈现）是切入城市空间生产的必经途径（Lefebvre 1991）。
吕大乐（Lui 2001: 23-45）对香港购物商场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可说是这方面的研究先驱，他回溯香港购物商场的历史的源头，发现早期香港的商场（如海港城），是一个以高档次游客及旅游业为主的，卖的货品及商场的区位，都是迎合外来者，这尽显香港作为殖民城市的性格，可是，在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殖民主义的早期购物空间里，却孕育着六、七十年代的本土及「中国」的反思，因为冷战期间香港人被隔绝于中国大陆，但在商场中，既看到陌生的外国人，又看到一个与「本地」日常生活经验无关的「中国」在商场中展示（即以吸引外国人的中国产品与形象），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经验，同时，后来的激进青年运动刊物成员，以商场中的咖啡店为聚脚点，经验着一种既具殖民性，又具本土的现代性经验。吕大乐的研究虽主要根据二手资料整理，但却开展了研究空间经验及呈现的各种可能性，包括购物商场的历史，以及当中的都市空间想象与呈现。这些都是相当初步，但极具潜力的香港都市研究领域。
自九十年代以来的全球转变，与学术视野关注文化呈现关系密切，文化象征在城市空间的涌现可以说是最令人目眩的现象，城市成为各种象征与文化经济（symbolic and cultural economy）的集中场所，城市的各种演变无不伴随文化象征。索因（Sharon Zukin）对纽约的文化产业、象征经济及城市政治经济的研究，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当代经典，她分析纽约市中心的破败的贫民旧区，如何在艺术家偶然进驻的情况下，引来资本家、政客、文化精英组成联盟的注意，动员零散杂乱的文化资源，重构城市空间，使都市空间缙绅化（gentrification），让跨国企业，特别是高级文化消费品网络进驻，使城市地产及经济以文化建制的面目再延续，及再生产社会及空间不平等与社会排除（Zukin 1995）。索因的研究有相当巨大的野心，她尝试接合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她的选材及视角，对香港特别具有意义，因为文化建制成为新近城市空间的重要部份，甚至成为地标。
事实上，有待开发的题材相当多 ，踏入九十年代末至今，东亚几个华人城市（台北、上海、北京），建造大剧院以至其它国际性文娱设施，再次成为城市的重要文化地标，香港最近准备兴建的西九龙文娱区（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它与后殖民文化政治的关系，以及金融风暴后香港政经变化的脉络，亦将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此外，空间的主题化（thematization）亦是香港城市发展象征化的一个趋势，过去各种零星的主题化空间，以及大型的迪斯尼主题公园在大屿山正在兴建，一方面可以看到本地都市空间文化的深刻转变，另一方面，香港迪斯尼公园的案例，也是作为全球主题公园（特别是迪斯尼的研究）的经验与理论比较研究的极好课题（Raz 1999; Weinstein 1992; Yoshimoto 1994; Zukin 1992）。
从理论方面，这些研究都共同指向公共文娱（public entertainment）与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从文化史角度看，这是对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讨论的延伸与批判，他对欧洲的布尔乔亚阶级的公共领域的研究，尝试确立都市作为理性文化制度的中心位置，产生出既历史又超越的沟通理性场所，然而，往后的批评者每每皆从阶级、种族、性别身份与经验角度批判哈伯玛斯的启蒙计划（Fraser 1989; Landes 1988; Negt and Kluge 1993），因此，公共领域的探讨，亦迈向更不稳定、更多元的文化政治，而且，从这个角度看，十九世纪以来众多民族国家、社会文化精英所努力建构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Hannigan 1998; Ingram 2003; Reisenleitner 2003），以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其意义已不仅是哈伯玛斯所哀叹的公共领域衰亡，当中的文化政治意涵的确是有待探讨的，而这亦是战后文化研究的开端，恰好是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的理论历史及理论背景（Williams 1961）。
故此，我们可以把九十年代初以来的身份认同讨论，放在这个脉络里考察，我们发现那游移不定、争议不绝的香港都市身份，需要放在公共文化建制的具体研究中讨论，而这里所谈及的「建制」或「制度」（institution），已非像家庭一样被想象成自然的社会制度，它是不断被论述与建构的东西，而且，其「公共」（public）这种西方文化特性，本身便是具有殖民文化及权力的含意，如六十年代兴建的中环大会堂，而近年其它的文化建制，则比较与香港在全球资本主义政经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如迪斯尼主题公园在回归及金融风暴后推动的大计，西九龙文娱区则是香港跟随各大全球城市后尘之作，对香港都市的探究，都无何回避这些研究领域及取径，从而开展不一样的香港都市呈现。
小结
香港的都市研究的历史，与英美的都市研究历史有当大的差异，一般西方论者都把二十世纪初的芝加哥学派视为开端，把现代都市文化呈现为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生态，后经历战后批判都市社会学，以及六十年代的学生及社会运动的冲击，引入了政治经济学及政治学的批判，把城市放在资本主义结构中理解，然后至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所谓文化及呈现转向，使城市被视为多元实践与论述的空间。
然而，本文指出，香港的都市研究开端却是无法轻易由西方学术理论界定与理解，它诞生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一个本土社会科学论述的开端，以及战后殖民政权转型的时期，换言之，香港都市研究并不纯粹是西方人文地理或都市社会学直接延伸，或简单的移植，而是在一个跨文化、跨语境的殖民脉络中形成。
「都市」在六十年代，透过殖民政权对现代华人家庭转变的关注，发展成具有现代化论与结构功能论色彩的都市处境（urban setting），进而成为七十年代末以后一个具有社会整合、文化规范意义的都市社会，都市社会成为一个抽离具体空间的理论对象，亦抽离于殖民历史与政治脉络的概念，但却又直截了当被设想成香港文化与社会的主体。
故此，要发展具有在地批判力的都市研究，进一步探索香港都市现代性的可能，无法不面对这个学术论述构成，以及其「知识／权力」关系，任何有意义的响应，都牵引出殖民性、文化认同、文化政治，这一直是八十年代初以来至今与都市相关的研究缠绕的问题，并且我们看到不少尝试把被抽象的都市文化，放回具体的社会空间脉络之中。
都市文化不是一种所谓「香港／香港人」的生活方式（香港是甚么的城市），而是作为一种政治生活，这里说的「政治」蕴含多重意义：
首先，它是一种面对与置身殖民及后殖民权力的斗争协商，因此，殖民地政权，及承袭前者的特区政府直接塑造了整个二十世纪的都市文化与结构；因此，香港都市研究既是后殖民研究，也是具有香港特色的殖民研究。
第二，经过西方「文化」转向的洗礼，政治不只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下的阶级关系，它是一种多向度的文化政治，「文化」在这里不再是社会制度的规范，用以黏合社会，而是多面向的文化呈现与实践，构成各种社会权力关系，既具政治经济含意，同时，亦连结上文化建制与文化象征经济，这些都是后殖民身份认同构成的重要过程。
第三，文化政治是发生在特定空间之中，都市性已无法再以非空间化的面貌呈现，因此香港都市研究有必要超越抽离空间脉络的现代化论典范，而把自身置放在各种空间生产关系之中，从宏观角度看，这一连串的空间生产，亦发生在全球及东亚区域城市化的背景之中。
第四，从学科体制上看，都市研究具有非常强的跨学科性质，在英美学术界里，主要是由于对都市文化呈现的关注，引来各社会科学，甚至是人文学科、艺术、媒介工作者对城市的关注，因而具有相当浓厚的跨学科的性质（King 1996: 2）；而在香港，回顾过去二十年的变化，这种跨学科的趋势，却在六十年代开始形成的主流社会学学术体制边缘甚至以外产生，同时，接合上九十年代的身份认同讨论，引起了文学、媒体、艺术、设计等学科的兴趣，再加上近年文化研究在本地大学的出现，因而形成了一种与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若即若离的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经验，它与转变中的本地社会学以至其它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其它学术及文化领域的碰撞与合作，仍然有待探索，其可能性仍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到，香港都市生活的政治，无法再以单一学科来处理，也只能在多元的知识系统中论述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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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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